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闰土的立方时空:大老虎到底是谁? 闰土寄语网友:带着思考看世界,没有人可以蒙蔽你,除了你自己,没有人可以伤害你,除了你自己,没有人可以改变你,除了你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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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014-04-21 09:31
    世卫组织拟制定防控病毒性肝炎新决议

    【财新网】(记者 任波))继4月9日发布第一份关于丙型肝炎感染者筛查、关护和治疗指南后,世界卫生组织(下称世卫组织)拟于五月份在世界卫生大会上推动各成员国讨论制订出一份覆盖病毒性肝炎的新决议。

    据了解,这份新的公共卫生框架协议有意推动各国参照防控艾滋病的经验,由政府牵头增加投入,建立一套由政府、NGO、病毒感染者、医界等共同参与互动的国家行动计划。亚太扑灭病毒性肝炎联盟(CEVHAP)呼吁亚太地区国家政府支持这一决议的制定和执行。

    CEVHAP常务理事、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肝病研究中心主任贾继东告诉财新记者,无论是死亡人数、还是疾病负担来看,亚太地区的病毒性肝炎的负面影响都是全球最重的。但亚太地区只有少数几个国家的政府投入资源来保证病毒性肝炎的有效防控。从世界卫生组织最近的政策调研来看,26个国家政府中只有8个设立了专门负责病毒性肝炎的部门或机构。在中国负责病毒性肝炎预防和治疗的政府部门分布在不同的机构中,尚缺乏能够统一协调和动员各方资源的机制。

    而中国被称为肝炎大国,虽然近年来由于计划免疫有效实施,乙肝病毒携带者的新增人数呈下降趋势,但乙肝病毒表面抗原阳性的病毒携带者总量仍达9000万人之多。贾继东告诉财新记者,根据抽调数据推算,这其中已经罹患慢性乙肝者至少有2000多万人、肝硬化患者数量约50-100万人、肝癌患者约为30万人。

    病毒性肝炎如果不得到及时、妥当的救治,就会转化为肝硬化、肝癌,大大增加个人和社会的疾病负担。

    贾继东指出,根据一些抽样调查的结果、以及他多年的从业经验,可以负责地说,中国有大量已经罹患慢性病毒性肝炎的患者未能及时检查,不知身患疾病。而即便已经进入治疗程序的患者,也有很大一部分人没有得到妥善而合理的治疗。

    世卫组织4月9日发布的《丙型肝炎感染者筛查、关护和治疗指南》即提出了九项重要建议,其中包括增加接受丙型肝炎感染筛查人数的方法、减轻肝炎感染相关损害的建议以及关于如何选择和提供适当的慢性丙型肝炎感染治疗的建议。

    “很多人有时几十年都不知道自己感染了丙型肝炎,”世卫组织人类免疫病毒/艾滋病司(全球肝炎规划就设在该司)的政策、战略和公平问题高级顾问Andrew Ball说。“世卫组织发布该指南,旨在强调有必要向广大公众提供关于肝炎的更多知识和教育。提高对丙型肝炎相关风险的认识以应对对服务的需求,提升实验室能力和临床服务,从而使更多的人得到检测、治疗和治愈。”

    世卫组织公布上述指南的同时,还介绍了更有效和更安全的口服抗丙型肝炎药物,并且预期在今后几年中有望推出更新的药物。“目前大多数有需要的患者负担不起丙型肝炎治疗。眼下的挑战是确保有需要的每一个人都能获取这些治疗药物” ,世卫组织基本药物和卫生产品司高级顾问Peter Beyer说。

    贾继东也向财新记者表示,应该响应世卫组织的倡导、借鉴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验由国家层面采取积极有效的公共政策来有效对抗慢性乙型和丙型病毒性肝炎。其措施应包括在保护病人隐私和平等教育和就业权益的前提下鼓励病毒性肝炎的筛查,还应该由政府高层机构强力推动和医药厂商之间的谈判有效降低药价,同时不断完善医保和新农合报销政策,使更多的慢性肝炎患者得到合理、有效、可支付的治疗。

    “经验已经表明,需要采取多管齐下的策略来提高治疗的可及性,包括要建立对治疗的需求。”Peter Beyer说。■

  2. 2014-04-21 08:04
    雅安善款支出近四成 数机构未披露用途

    【财新网】(记者 蓝方)“4.20芦山地震”已过去整整一年,民间赈灾的善款使用情况究竟如何?

    2014年4月20日,中国基金会行业信息服务平台——基金会中心网对全国219家参与赈灾的基金会所募集的17亿捐款去向进行了汇总盘点,发现透明公开已成中国公益界的大势。

    在芦山赈灾中,中国政府首次放开大型赈灾的公募权限,并未指定专门的善款接收机构。公信力和透明度,成为各家基金会竞争慈善资源的关键词。根据基金会中心网统计,接收社会捐赠款物金额前三名的基金会分别是壹基金(接收捐赠3.8亿元)、中国扶贫基金会(接收捐赠2.7亿元)、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接收捐赠1.3亿元)。

    在地震72小时后,基金会中心网即与多家基金会发起成立“中国基金会4.20救灾行动自律联盟”。据基金会中心网统计,在数量上仅20%的42家自律联盟成员,最终获得的社会捐赠总额占整体219家基金会的76%以上。获得社会捐赠前十名的基金会中有八家是自律联盟成员。基金会的透明度同其所接收的捐赠额具有正向相关性。

    从善款的支出来看,目前各家基金会总共支出款物6.45亿元,占总收入的38%。其中,基金救援阶段的善款支出约为39%,包括搜救、转运伤员等行动的开支,也包括调配饮用水、方便食品、药品、搭建急救帐篷、简易安置房等费用。

    另外61%的支出,则集中在灾后重建阶段。其中有超过1亿元用于基础设施建设,主要对因地震受损的住宅、校舍等进行重建,恢复震区正常生产生活;超过1000万元用于为受灾地区教师提供综合培训,为各类受灾人群提供技能培训;另有近1000万元用于提供心理援助,为地震灾区妇女、儿童等提供心理辅导等。基金会开展的各种各样项目,在硬件、软件的各个方面助力雅安地震灾后重建。

    基金会在通过自身团队执行这些重建项目的同时,也通过多样的渠道参与雅安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基金会中心网统计,超过8000万元的款物通过资助其信任的伙伴机构来执行,超过3000万元的款物捐赠给慈善总会执行,超过2000万的款物捐赠给政府有关部门执行,超过1000万的善款捐赠给红十字会执行,超过1000万的善款捐赠其他社会组织执行等。

    值得注意的是,在募集捐赠500万以上的43家基金会中,还有4家机构拨付款物的额度为零。据了解,款项为零是指尚未通过公开渠道获得该基金会已拨付善款的详细用途和具体金额,并不代表该基金会一定没有支出。

    其中,中国初级卫生保健基金会和中国光彩事业基金会募集款项排名前十,均未详细披露其捐款去向。财新记者多次询问得知,中国初级卫生保健基金会募集的一亿善款中,目前已有2000万元已拨付用于“重建项目”,但具体信息并未在其网站上公示。中国光彩事业基金会则在其首页的一条新闻中透露,所募集的资金将全部用于芦山县思延乡的红心猕猴桃产业发展。■

  3. 2014-04-21 08:01
    牛津学者:中国可多管齐下缩小贫富差距

    【财新网】(记者 张环宇)“中国和谐社会的构想集中在那些社会底层人群身上,政府可以做的更多。”牛津大学圣艾德蒙学院牛津中国经济学术教育委员会(OXCEP)主任约翰·奈特(John Knight)称,中国可以运用税收、转移支付等手段缩小贫富差距。

    4月20日,奈特在北京大学参加国际中国研究联盟(ICCS)首届年会时称,中国并不是惟一一个收入增长不平衡的国家,但当前情况恶化速度比较快,所以引起了中国领导人的担心。

    在他看来,中国其实可以更多地利用税收的手段,比如遗产税和房地产税,对社会财富进行再分配。

    其次,社会保障体系在农村和城市之间仍然存在分割,比如户口制度的存在,限制了人口自由流动。奈特认为,中国仍然需要广泛的社会保障体系改革,以求把更多的人纳入一个共同、进步的框架之中。

    对就业者来说,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应该获得相同的机会,不能因为户籍歧视等因素的影响,失去改善收入状况的机会。

    对于不同地区的收入不平衡,奈特认为,这种状况的改善需要中央政府出手,通过转移支付的手段,让收入差距逐渐缩小。

    在改革过程中,一些人可以低于市场价购入国有资产或者获得廉价贷款,这些人快速地实现了资本积累,这些因素都造成了贫富差距的扩大。奈特认为,中国需要更为严格的监督和监管机制,减少权力寻租行为的出现。

    他指出,在计划经济时代,家庭财富十分有限,家庭与家庭之间的收入相差也不是很大。最初,基尼系数的提高是中国领导人有意为之。在改革初期,只有这样才能提供必要的刺激,但到后来,基尼系数增长过快,政府开始意识到其负面影响,又开始在政策方面做出一些调整,试图平衡不同群体的收入水平。

    在他看来,中国高速发展的经济和劳动力供给的放缓意味着,未来几年,农民工的收入会持续上涨,这会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中国收入增长不平衡的状况。不过,随着农民工受教育程度逐渐提高以及大量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缩小收入增长差距仍然是中国政府最为迫切的任务。■

  4. 2014-04-20 22:31
    报告称农村主要靠民间借贷满足资金需求

    【财新网】(记者 丁锋)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主任甘犁指出,中国农村家庭对正规信贷的需求要超过城市家庭,但信贷可得性却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4月20日,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与中国农业银行战略规划部联合发布了《中国农村金融发展报告2014》。

    甘犁在发布会上指出,农村正规信贷可获得性低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农村家庭虽然需要资金却没有向银行申请,而是靠大量的民间借贷满足其需求。

    报告指出,中国农村正规信贷需求十分旺盛,有借贷需求的家庭比例达到19.6%,但他们的正规信贷可得性仅为27.6%,低于40.5%的全国平均水平。正规信贷需求是指家庭向正规金融机构申请的需求,如银行、信用合作社等。

    进一步分析显示,在未能获得银行贷款的72.4%的农村家庭中,有62.7%的农村家庭虽然需要资金但是没有到银行申请,只有9.8%的家庭向银行提出申请贷款但是被银行拒绝。

    “主要原因是他们需要资金,但是没有去申请,觉得有困难,觉得可能拿不到,相当的程度是因为对金融市场不了解。”甘犁说,大量未满足的借贷主要是靠向兄弟姐妹和其他亲属的民间借贷来填补,从民间金融组织借的情况比较少。

    不过,目前在低收入阶层和极端贫困家庭中,正规信贷获得额有明显的回升趋势。报告认为,普惠金融政策是低收入阶层的信贷获得额没有进一步下降的原因。

    关于农村土地流转现状,报告指出,与2011年相比,2013年土地闲置家庭占比与土地闲置面积占全国总面积的比重都分别上升了1.5个百分点。由此可见,农业土地的闲置率与闲置面积都在增加。越来越多的农村家庭选择将土地出租,并且土地出租的规模也在不断扩大。到2013年,租出的土地面积占全国总面积的比重已达11.3%。

    “我们发现,在土地流转程度不活跃的情况下,土地闲置率接近20%,而在土地流转非常活跃的情况下,土地闲置率仅为13.5%。由此可见,土地流转对于提高农业亩产值,降低土地闲置程度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甘犁说。

    他还提到,农村土地的抵押能够显著提升正规信贷可得性,以工商业经营贷款为例,若土地能够抵押,则抵押后估计获得贷款的概率将比目前获得的贷款比率增加18.3%。

    此外,报告发现,中国农村就业人口的非农化趋势非常明显。在农村就业人口中,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的比例为56.6%,从事非农业生产活动的比例为43.4%。

    农村家庭收入结构也进一步验证了这种趋势。报告数据显示,中国农村家庭总收入均值为36560元,其中农业收入仅占21.7%,各类非农收入占比高达81.3%。而在非农收入中,工资性收入为17764元,占总收入比例为48.6%。■

  5. 2014-04-20 10:01
    蔡江南:大医院急剧扩张有悖医改方向

    【财新网】(实习记者 郑丽纯)中国自2009年提出新医改方案已有5年,基层医疗服务体系薄弱状况仍未解决。

    4月19日,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卫生管理与政策中心主任蔡江南在健康界2014医疗投融资论坛上引述数据称:三级医院份额在2009年后仍持续增长,2011年门诊人数较2005年相比增幅近126%,同期,未定级医院数量则绝对减少逾三成。

    上述现象,业界称之为“倒金字塔结构”。该结构正是2009年医改方案意欲破解的难题。蔡江南曾参与新医改方案制订过程。

    所谓“倒金字塔”,指本应流向基础医疗的医疗资源和服务向大医院集聚。在2009年新医改之后,政府资金对社区医疗、县级医院等加大投入,然而这一状况并未缓解,反而有加剧趋势。

    蔡江南在论坛上引述另一组数据称:2005年至2010年间,800张床以上规模医院数量增幅最快,达202%。500张床位以下规模医院数量增幅最慢,为13%。

    其间我国还出现了多个万张病床数量规模的医院,蔡江南称为“巨型航空母舰”。

    新医改方案提出,要建设结构合理、覆盖城乡的医疗服务体系。实现该目标,要坚持非营利性医疗机构为主体、营利性医疗机构为补充,公立医疗机构为主导、非公立医疗机构共同发展的办医原则。

    然而国家卫计委去年公布的一组数据显示:占55%医院数量份额的公立医院,床位数占了86%,门诊量占了90%,住院量占了88%。“这是绝对压倒优势垄断”,蔡江南说。

    现实之所以和目标背道而驰,蔡江南认为,医疗资源行政化垄断仍是症结所在。

    蔡江南称:破解难题须多管齐下,公立医院改革、多元化办医、落实医生多点执业与鼓励医生开办诊所等措施,应同时推进。

    他说:打破资源行政垄断,应让社会性非营利医院逐步占据医院的主导地位。同时要解放医生,让大多数医生逐步成为自由职业者。■

  6. 2014-04-20 08:01
    宋国青:采取非常规办法扩大股权融资

    【财新网】(记者 丁锋 王力为)如何在高储蓄率、高杠杆率环境下推进金融改革?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宋国青建议,可借用“带电操作”的概念,不搞停电改革,而且还要“带电抢修”,途径之一是要扩大股权融资。

    4月19日,宋国青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成立二十周年庆暨中国宏观经济与金融论坛上作出以上表述。

    他指出,中国金融改革面临着一个数量上的急迫性,即中国不断上升且仍看不出明显下降趋势的高储蓄率。

    按相关数据推算,2013年中国国民净储蓄约20万亿人民币;14000元的人均国民净储蓄达到美国的两倍。

    另一方面,近年来企业利润增长率放慢显著,目前已经低于经济增长率;以往企业用利润补充资本金,现在资本金的来源在下降。“所以,杠杆率是眼看着没有办法往下走。”宋国青称。

    在这样的环境下,金融改革怎么办?宋国青称,可以借鉴上世纪80年代“带电操作”的概念,“就是不能停电搞改革,现在不但不能停电,而且还得提高电压,还要带电抢修。”

    他建议,可以采取提高直接融资比例的办法,因为中国2200亿元的股票融资总额仅占国民储蓄的1%左右。即使按照股票市值算,也只占10%左右。

    “一方面股市融资规模太小,另一方面上市又排大队,上市后溢价还特别高,所以,股市是严重的供不应求。”

    宋国青建议,解决这个问题可能需要采取一些非常规的办法,类似曾经的股权分置改革中的对价机制。“花钱买一条路”,不受限制地让发行新股。

    他认为,现在需要采取“交买路钱”的特殊办法把门打开。“股市(规模)再不扩大,萎缩下去,在一定程度是要命的。”“要钱(还是)要命,我看还是交一点钱,买个路过去就算了。长期看这(股市不扩大)是真要命的事情。”

    “现在把股市的融资渠道扩大,原则上来说就是要萝卜卖萝卜价、白菜卖白菜价,是价格的问题”,需要市场在比较长的时间里,给出公平的定价。

    他建议,企业、股民,包括证监会代表政府,应该坐下来就这个事情谈判。“大家坐在一起,只要有共同利益,就能找到一些分配机制:怎么样照顾各个方面的利益,在蛋糕做大的同时,在分配上找到一些合理的机制。”■

  7. 2014-04-20 07:37
    易纲:资本项目开放兼顾便利和防风险

    【财新网】(记者 王力为)央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易纲表示,怎样尊重人们的财产、怎样尊重人们最起码的经济活动的自由,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要尽量地可兑换。

    4月19日,易纲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成立二十周年庆暨中国宏观经济与金融论坛上指出,中国现在的经济复杂程度和量级与过去不可同日而语,每年有4万多亿美元的贸易量,如果加上服务贸易、旅游、留学,量级更大。

    “我们在最大限度地增加中国居民的方便程度,增强中国企业的竞争力。如果不这么做,每一个交易都要经过批准,批准的过程中可能产生腐败和寻租,中国企业的竞争力就会下降。”易纲说。

    在最大限度地便利企业和个人的同时,易纲强调,要加强国际收支统计,加强对跨境资金的监测,“使得人们感觉不到监管,但同时又能够管住”,从而达到既方便又能防范风险的目的。

    对于汇率改革、利率改革、资本项目开放等金融改革的顺序,易纲说,确实存在一个顺序问题,但在具体执行中会考虑政策的搭配。

    不久前,人民币兑美元的日波幅从中间价上下1%扩大至2%。

    虽然波幅翻倍,但人民币汇率的波动率还是非常小的:不仅小于可兑换货币,如美元、欧元、日元等;也小于新兴市场国家货币,包括印度卢比、俄罗斯卢布。

    “所以,我觉得适当地扩大人民币的弹性,是有好处的。”易纲说。

    此外,易纲还指出,中国金融业存在经营模式趋同的问题,商业银行都是按照一个模式经营,没有发展出自己的特色。所有国有商业银行都愿意做大做强,所有的城市商业银行都要在外地开分支机构。

    易纲称,希望对内对外开放引进的民营资本和外资,使商业银行今后的竞争是差异化的竞争,使得他们之间将来有所互补。■

  8. 2014-04-20 07:34
    樊纲:资金期限错配背后是机制错配

    【财新网】(记者 丁锋)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长樊纲表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投资的基础设施项目不一定都是坏项目,问题在于资金期限错配。

    “期限错配背后是机制错配。体制不改革,这些问题也很难解决。”4月19日,樊纲在出席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成立二十周年院庆“中国宏观经济与金融论坛”时如是称。

    他认为,中国当下宏观经济和金融风险的问题,是过去十年中两次经济过热的后遗症。一次是2004年至2007年全世界范围内的经济过热。彼时,中国的外贸增速动辙达到30%、40%。第二次是为应对2008年金融危机采取的刺激政策带来的经济过热。

    樊纲称,这两轮过热带来两个问题,一是产能过剩以及与其密切相关的金融风险,“银行的存量盘不活,增量不多,资金紧张”。二是2009年以后大规模政府投资产生的地方融资平台贷款。

    他指出,地方融资平台参与的基础设施项目不一定是坏项目,但是有些需要通过长期的股份制的办法来建设,比如西方的铁路很多都是股份制;有些项目需要用长期债券来支撑,而不是用短期银行贷款支撑。

    “从这个道理来讲,经济中的问题体现为金融风险,金融体制的不健全又产生了经济过热问题。这提醒我们,必须要通过经济体制改革来逐步消化这些后遗症,使以后不再发生这些问题。”樊纲强调。■

  9. 2014-04-20 07:31
    余卓平:氢燃料电池技术已成熟

    【财新网】(见习记者 朱世耘)4月18日,财新记者从同济大学汽车学院院长余卓平处获悉,同济大学与上海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上汽集团)研发的新一代氢燃料电池车将于今秋上路进行全国巡游。目前氢燃料电池的技术已经成熟,缺乏配套设施是其市场化的最大阻碍。

    “氢燃料电池技术已经可以产业化。”余卓平对财新记者说。早在170年前,英国物理学家格鲁夫爵士,第一次成功地实现了电解的逆反应并产生了电流。这正是今天氢燃料电池的基本原理。简单说,氢燃料电池是由极板夹着极薄的电解膜构成。在电解膜一侧的阳极上,氢气被铂催化剂分解为电子和质子。质子可以穿过电解膜,与空气中的氧生成水雾排出;电子则统统被电解膜拦下,集中起来生成电。电流在燃料电池中储存下来,从而带动电动机驱动车辆。

    因为氢燃料电池使用铂作为催化剂,因此成本问题一直被人诟病。余卓平表示,通过近十年的研究,国际上氢燃料电池的成本已经大幅下降。根据今年年初美国能源部发布的《燃料电池技术市场报告》显示,美国燃料电池产业总体上正在逐步进入正轨,并开始实现盈利。美国普拉格能源公司(PLUG)所生产的燃料电池(1.8千瓦至10千瓦系列)成本已经从2008年的1.8万美元/千瓦下降到2012年的1-1.1万 美元/千瓦。余卓平介绍说,80千瓦燃料电池的功率与一部传统轿车的功率相当。随着技术进一步提升,未来氢燃料电池里铂的用量将与普通内燃机轿车的用量一样,而生产规模加大则会进一步摊薄成本。

    “目前最大的问题是缺乏加氢站,氢运输等配套设施。” 余卓平说。据了解,预计将有10辆上汽氢能轿车参加即将于今年9月开始的全国巡游,但因为只有北京和上海具备给车辆加氢气的条件,其他的地区只能采用车载液化氢气罐来进行移动加氢,上汽需要逐一联系途经的地方政府,以获得对方的同意。

    “纯电动车续航100公里就可以,应该被应用在短途交通上,长途则应该使用混合动力或是燃料电池车。新能源汽车的发展应该是一个综合系统,而不是按照某个明确的路线图来走。” 余卓平就当前纯电动车大热的现象评价说。

    因为缺乏政府补贴,目前国内大规模投入从事氢燃料电池研究的只有上汽集团与同济大学。2010年上海世博会期间,上汽集团首次公布了其燃料电池轿车的战略规划:到2013年,生产50辆轿车供公司管理人员上下班使用;到2015年,实现燃料电池汽车产业化,在北京、上海、大连等试点城市上市销售,计划生产数量为1000辆。

    至今,上汽集团已陆续投入超过10亿元人民币,专门研发氢燃料电池车的团队超过100人。在20号开幕的北京车展上,上汽集团将发布一款上海牌插电式氢燃料电池轿车。

    “这次上汽氢能轿车的巡游,一方面是为了在各种工况下做长途拉练测试实验,另一方面则是为了引起社会对燃料电池的关注。” 余卓平不无担心的说,“世界对燃料电池的研究从未停歇,如果不加强力量,我们和国际的差距将越来越大。” ■

  10. 2014-04-19 22:01
    阿里车品觉:大数据安全难以监管

    【财新网】(记者 吴红毓然)4月19日,“大数据安全不是靠监管,监管不了。A数据很安全,B数据很安全,但A和B在一起就可能不安全。”阿里巴巴副总裁、数据委员会会长车品觉表示。

    车品觉是在国家发展研究院二十周年庆校友分论坛“大数据与互联网金融”上做出上述表示的。他指出,对于大数据安全难题,目前可能的解决办法是技术性的。比如,在加密的环境下,通过分布式系统验证数据,或有可能解决安全问题。

    车品觉指出,在大数据应用早期,并没有完善的安全措施,“都是在裸奔”。他表示,今年用了很多时间去健全这类安全架构。

    “大数据也有盲点。”车品觉指出,在实践中,当数据很大的时候,盲点不是一个问题,有时确实需要放弃一些数据。但他同时强调,数据商业化运营的闭环要小,不要想着太大。

    车品觉指出,在实际运用中,做业务的人不知道数据怎么用,而做数据的人不知道别人怎么用,两个环节中间存在很大障碍。“我们不认为大数据是,有一个问题出现了,要找数据来解决;而是我们通过运用很多数据,来解决很多问题。”■

  11. 2014-04-19 21:34
    李朝晖:腾讯通过并购的方式创新

    【财新网】(记者 刘冉)腾讯投资并购部副总经理、腾讯产业共赢基金执行董事李朝晖表示,对于在金融领域的布局,腾讯不会照搬阿里巴巴的模式来做,“我们有不同的策略,最愚蠢的方式就是一直以竞争为目的。如果我们认为有很好的资本回报我们才会去做。”

    李朝晖4月19日在“2014杜克-财新全球领导力论坛上”发表上述观点。

    谈及创新问题,李朝晖坦承,腾讯没能成为世人眼中创新的代表,反而经常会被人贴上“山寨”的标签,被指责常去复制别人。但他表示,像美国的互联网巨头公司,如谷歌、Youtube等也经常通过收购来获取最新的技术和产品。“我们紧跟着谷歌的步伐,我之前在谷歌工作过,很多互联网公司通过并购的方式实现创新。”李朝晖强调,这也是腾讯的模式。

    李朝晖解释,在5年前,互联网行业的竞争力非常低,比如你想做一个网站,门槛很低,而现在则不同,对技术、人才的要求越来越高,而竞争才能促进创新。一个创新的产品,很难复制,所以腾讯只能去收购。

    李朝晖认为,并购过程中有两点非常重要,一是看问题的高度,二是需要有批判性的思维,并且做并购决策时一定要快。

    对于外界认为腾讯窃取其他创业型公司核心技术和产品的指责,李朝晖回应到,在中国互联网公司都在学习行业领先企业,比如百度学习谷歌,阿里巴巴学习亚马逊,腾讯也在学习别的企业。而到了华尔街,没人说阿里巴巴抄袭了亚马逊,因为阿里巴巴的规模比亚马逊还要大。

    李朝晖还认为,年轻创业者的创业环境还有待改善,需要政府给予更大的支持。他举例,目前创业者在中关村地区的房租过高,租金甚至高于发达国家的科技创新地区;而创业者在创业两年之后,是否还能找到合适的工作。这些问题都影响了年轻人的创业激情。■

  12. 2014-04-19 21:31
    周其仁:按计划搞城镇化规划行不通

    【财新网】(记者 汪苏)受已出台的国家城镇化规划和制定中的京津冀一体化规划等激励,如河北保定等许多地方都提出了自己的“发展大计”,纷纷规划“组团”、“园区”。不过,4月19日,“2014中国城镇化高层国际论坛”上,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指出,按计划搞规划行不通。

    周其仁表示,虽然中国城镇化过程还有几亿人进城是“有把握的事”,但这些人去哪里,到哪个城市,“是没有把握的”。然而,现在所有城市都认为,“人会到我这里来”。每一级政府都在发动,相信只要上基础设施,就能把企业把人招过来。这在上世纪90年代末以前基础设施极为短缺时代是可以的,但目前早已行不通。投资讲究的是回报率,不同的城市差别很大,投资最后去到哪里,是市场选择。

    过去的城镇化实践可以提供一些借鉴。“江苏昆山、苏州‘五普’到‘六普’之间,人口增长了40%,但同属江苏的镇江,人口只增长了7%,中心城区人口还在减少。”周其仁说。

    国家发改委城市与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李铁也在分论坛“新城新区发展研讨会”上表示,由于地方竞争,实际上很多新区不会达到规划规模,造成投资浪费,甚至“鬼城”。

    周其仁称,人口如水无定势,城市最后会怎样星罗棋布,“我们对此知之甚少”。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搞中央计划,如果地方政府把规划理解为计划,“会输得很惨”。

    那么,如何面对这种不确定性,怎么去处理,怎么去规划?周其仁认为,要靠体制,形成好的决策过程和治理结构。城镇化离开政府不行,但政府要尊重市场,“市场就是让大家分享信息”。

    他指出,现在有的地方政府依然把规划理解为“计划”,这是不正确的。城市规划绝不是自上而下的设计以及领导的旨意,而是一个各方参与的平台。职能部门、开发商、金融机构、投资者、设计师、民众,都要参与进来,并且要通过立法程序,是一个辩论、博弈、平衡的过程。这个好的治理结构,总结起来就是“法治下的市场经济”。■

  13. 2014-04-19 18:01
    余永定:资本账户开放要加快汇改

    【财新网】(记者 王力为)社科院学部委员余永定表示,制订政策要讲求实际,中国央行在汇改步伐上“太小心”,与资本项放开之间的政策处理有待改善。

    在4月19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20周年院庆“中国宏观经济与金融论坛”环节与外管局局长易纲等的对话中,余永定表示,资本项目放开的问题,就好像有个水坝,水坝已经有了窟窿,水在往外涌。“我们用十个手指头堵这个眼,11个眼怎么办?用脚趾头,21个怎么办?”

    “现在要防危机,对外开放更应该谨慎。现在希望通过开放资本项目引入竞争机制,但是怎么解决套利、套汇等实际问题?”

    他认为,人民币国际化推进的过程,其实隐含着一个资本开放的路线图。过去央行说,希望通过人民币国际化的方式,来推动资本项目的自由化。“这些说法有一定道理,但是当你在制定政策的时候要讲求实际。”

    他称,(货币政策)三难的问题依然是重要的问题。现在核心的一点是,汇率与短期资本项目放开,这两个之间关系怎么摆?“这里面非常清楚,你要么就是继续维持资本管制,要么就让你的汇率能够充分浮动,在这种情况下可以允许开放资本项目”,从而外部冲击可以通过汇率变动加以抵消,同时保持独立的货币政策。

    余永定称,“应该说央行对这一点非常清楚,但是央行似乎是受到一定的压力。”

    他表示,当时与易纲等一起讨论外汇储备问题时,外储规模是4000亿元人民币左右,现在是4万亿了,这对中国经济增长,甚至政治、外交,各方面的负作用越来越大。

    他称,央行说得非常清楚,没有任何理由再进一步增加外汇储备,但央行太小心。比如汇率问题,既然说没有多少波动,“那就不该再干预。”

    “这不是央行的问题,是整个决策体系的问题。”汇率改革的步伐完全应该迈得大一些,在此步伐越大,资本项目开放的步伐也可以迈得更大。

    “我希望经济学家别老顾着央行,应该给央行提意见,有时候他可能希望你们提意见,它不好说,我就提吧。” ■

  14. 2014-04-19 15:31
    光伏政策落实的路有多长?

    文|红炜

    4月16日,北京第一家个人屋顶电站建设者任凯说:“光伏补贴终于到账”。从2012年10月26日国网发布《国家电网关于大力支持光伏发电并网工作的意见》当天下午(11月5日按要求再次正式递交)递交个人屋顶3KW光伏发电并网申请到获得发电补贴款,任凯终于走完了一个完整的商业过程,地球则已自转了537圈。国之首都,天子脚下,各项分布式光伏政策的落实需要走多少天?任凯的经历倒是一个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数字说明。

    并网申请接受期为23个工作日。2012年11月5日正式递交并网申请,12月5日任凯在微博中写道:“拿到了电研院的《接入系统报告》和项目接入确认单。从递交申请到批复共23个工作日,比程序多3天,完全可以理解。”

    并网验收期15天。2013年1月10日任凯递交《分布式光伏电站并网验收和调试申请》,1月25日国网北京公司对这一项目验收、并网成功。

    脱硫电费获取晚了22天。日常生活中电网公司是按月收取消费者电费的,但任凯与电网公司签署的《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低压发用电合同》约定“暂时按脱硫电价0.4元计费,半年结算一次”。由于个人发电如何开具发票问题,使得本该于2013年7月25日收到的脱硫电费实际8月16日才收到。

    补贴电费获取晚了265天。理论上补贴电费也应于2013年7月25日发放,由于补贴电费如何落实、是否扣税等问题,实际到款日是2014年4月16日。

    以上的统计,由于对口径的理解不同,带来判断不同是完全可能的,但那一定是五十米与一百米的对话,最重要的是,无论站在那个角度大家希望中国光伏好的愿望却是一致的,不会在细微之处费神也是一定的。

    当前,光伏业内无不质疑今年8GW分布式光伏电站建设目标的实现问题。其实,这本来是个不可多得的投资机会,用老百姓的话说“有钱不赚是傻子”,面对现实,笔者只好说有钱不能赚是有问题。任凯用了537天,对分布式光伏电站发展中的主要问题作出了一个数字说明。

    不能按时获取补贴电费,对于任凯来说,是3KW电站千元的收益问题;对于中国已建成并网的15GW光伏电站来说,却是一个巨大的收益问题;对于实现国家35GW“十二五”光伏发展计划的光伏电站投资人来说,收益的不确定,意味着商业模式的不成立,更意味着国家计划的不能按时完成!

    任凯对于这一现状是宽容的,中国人对于改革中出现的问题也是宽容的,但这种宽容并不有利于加速改革。市场经济的基石是契约精神,国家制定了分布式光伏发电补贴办法,在现实中则已转变为执行部门与交易对方的商业行为,按照契约精神,对未履约行为,应当依据市场的约定俗成收取每日万分之五的罚款。提出这个要求是典型的围棋中的“无理棋”,但提出要有这种意识却是加快中国改革步伐的关键。

    无论对现状如何不满,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中国迅速成为世界强国却是不争的事实,中国已经把不满变成了动力;无论如何艰难,甚至用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来勉励自己,任凯经过537天拿到补贴也是不争事实。这537天,在告诉哪些想要在北京建设个人屋顶电站的后来者应该干什么的同时,也让后来者清楚地知道政策的执行部门又进步了多少天。

    鲁迅说:“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变成了路。”只是任凯作为第一个走的人一定比后人更艰辛。4月17日,“365光伏电站投资与金融峰会”上,能源局有关领导告诉参与实现国家计划的投资者们:建设光伏电站,并网没有问题,短期内补贴落实没有问题。我们是否可以判断:如果任凯再走一遍,他一定用不了537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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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伏,分布式,补贴

     


     

  15. 2014-04-19 15:01
    柳传志:中国改革需要智库

    【财新网】(记者 王力为)联想控股董事长、执行委员会主席柳传志表示,中国的智库,要注意宏观、微观的结合,注意培养了解中西方文化的研究人员。

    在4月19日的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20周年院庆上,柳传志表示,改革开放以来翻天覆地变化,有老百姓,包括企业届工作者的努力,但“确实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皮就是大环境。“宁长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是40年前的一种主要想法。“在那种大环境下,哪能有什么企业家?”

    他表示,大环境的变化得益于1976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把一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大环境,变成社会主义建设为主题的大环境。“但是再往下怎么能走?”智慧的领导人提出改革开放,摸着石头过河,“不断在实践中总结教训,在开放中扩大眼界”。

    他称,上世纪80年代,林毅夫到大陆时,核心研究的问题就是,在中国社会体制下,到底应该往哪个方向走?怎么走?

    因此“中国领导人需要好的参谋、好的智囊;而老百姓也需要开阔眼界,知道中国需要怎么走,我们自己应该怎么走。所以中国需要智库。”

    他认为智库的任务是,弄清楚国家需要智库研究什么,怎么去研究。此外,“怎样让决策者认可你,愿意跟你们沟通”,以及怎样在老百姓中有更大的影响。

    柳传志认为,北大国发院作为国家重要智库,注意了宏观、微观的结合,注意培养了解中西方文化的、宏观的研究人员。

    他表示,在中国,商学院、经管学院,绝大多数是培养企业工作者和政府具体工作人员的,培养对大形势、国家体制、战略方向的机构很少。因此国发院有“特殊的地位”。■

  16. 2014-04-19 12:34
    经论研究院院长:去中心化改革决定中国潜力

    【财新网】(记者 王力为)经纶国际经济研究院院长欧威廉(William Overholt)表示,中国经济的等级感、从属关系需要改变,治理结构改革有助于中国避免日本式制度僵局。

    在4月18日的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20周年庆典论坛上,欧威廉表示,政府和经济主体之间的关系应该不断演变。佛山这座城市,不是经济特区,没有特权,人均GDP却能达到15000美元,其经验值得其他城市借鉴。

    他认为,这得益于城市治理越来越去中心化,充分发挥下辖区域竞争的作用。政府与百姓走得很近,有很多的对话、很多反馈。政府对于百姓的需求反应也很积极。

    “政府和当地社会主体关系良好的城市,可能看到改革加速,表现可能将持续优于层级化严重的城市。”

    “政商之间的关系也需要转变,”欧威廉认为,如果今天党委书记对企业家说,“我需要100万元人民币的资金,企业家的反应基本会是,这笔资金要多快到位?”在未来,这种关系会逐渐改变。”他称。

    中国也在面临向服务型经济的转型。在欧威廉看来,制造业为主体的经济有非常严重的阶层性,而服务型经济的阶层性不那么明显。

    他举例称,世界上最好的几个酒店集团,都是几个特定国家所拥有的。这并不是一个个偶然,而是因为这些国家服务业的发展、文化比较好。中国的经济文化,也需要完成从一个产业经济向服务型经济的转型。

    关于(民主)制度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欧威廉称,贫穷国家——如印度、菲律宾等——的民主制度事实上阻碍了经济发展。“他们的顶层制度非常好、非常科学,但是底层非常混乱。”

    但日本这一发达国家遇到的经济停滞,在他看来主要是因为“制度僵局”,并非金融体系的崩溃。日本有一个非常庞大、集中的大型企业(财团)群体,只有经济治理的民主化改革才能打破这一僵局。

    他解释道,二战后,日本、韩国等国大部分人齐心协力发展国家,整个体系在人们有高度忧患感、甚至恐惧的情况下高效运作,一定程度上与中国文革之后的情况类似。

    但在70年代之后,日本逐步出现庞大的机构体系,韩国这方面的改革则相对成功。

    他表示,如果中国能充分借鉴日本的经验,可能未来会有一些波动,但可以避免日本的困境继续前行。

    本月初,欧威廉接替沈联涛,出任香港智库经纶研究院(Fung Global Institute)院长。■

  17. 2014-04-19 12:31
    28家IPO企业预先披露

    【财新网】(记者 杨璐)4月19日凌晨,证监会网站更新了28家IPO企业的预披露名单,其中主板16家,中小板4家,创业板8家。值得注意的是,主板预披露的16家中有8家企业从中小板更换上市地。目前,已过会的27家企业上市发行不存在障碍。

    财新记者查阅此前公布的名单发现,本次28家预先披露的企业中,14家企业为更新了财务数据后再度进行预披露的企业,14家企业为此前已反馈过意见后首次进行预披露的企业。

    根据证监会19日最新公布的数据,目前在审的排队企业共606家中,主板165家、中小板226家、创业板215家。其中,已通过发审会的企业有27家,其中主板2家,中小板7家,创业板18家。按照发审会工作上限,初审中的企业到核准发行需要3个月时间,预披露阶段的企业至少1个月时间才会进入审核阶段,也就是预披露到核准发行需要4个月时间。

    同时还公布了中止审查的企业有40家,主板11家、中小板13家、创业板16家;其中,中止审查的企业中有6家为主动申请中止的,其余34家均为发行人主体资格存疑或中介机构执业行为受限导致审核无法继续。34家中止审查的企业中,14家企业由平安证券保荐,20家企业由北京天银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同时,仅有一家公司主动申请终止审查,河南天丰节能由于上市申请材料财务造假在IPO自查阶段被查出后已被证监会处罚,保荐机构光大证券。

    4月15日,知情人士向财新记者透露,本次预披露的企业需要符合下述几个条件,首先为更新财务数据的企业需要上报企业的最新财务数据;其次企业要上报IPO募集资金的差异说明,已更新财务数据的IPO企业,无论募集资金是否变化,均需出具保荐机构盖章的专项说明。

    此外,一旦预披露将不能变更上市地,因此若要变更,需报送经发行人和保荐机构盖章的变更拟上市地的专项说明。

    4月18日,证监会新闻发言人表示目前发行审核工作的口径以16日官方微博发布的内容为准,即“目前还没有召开首发企业的发审会,相关工作进展略晚于前期预计的工作进程。随着企业补充材料工作陆续完成,具备条件的企业将按照正常程序推进后续审核工作。发审会召开前五天,将公布上会企业名单和会议日期等。”

    由于上述28家企业均为存量IPO企业,因此符合此前的审核顺序,即受理材料、反馈意见、预先披露、初审会、发审会、封卷、核准发行。按照最新的发行审核流程,受理即披露,随后反馈意见、初审会、发审会、封卷、核准发行,证监会本次安排28家IPO企业预先披露后,将立即安排初审会。

    4月18日,证监会发布新修订的IPO发审委管理办法,与此前发审规则基本一致,只是调整了一些审核步骤。修改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发行监管部在正式受理后即按程序安排预披露,反馈意见回复后、初审会前按规定安排预披露更新;第二,鉴于已要求保荐机构建立公司内部问核机制,在IPO审核中不再设立问核环节;第三,首发见面会安排在反馈会后召开。

    年前,由于本轮新股发行改革方案中的老股转让规定引发股东套现风波,这次更新材料中需要着重说明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同时,IPO企业可自主选择上市地。证监会通过一份监管问答,允许企业选择上市地时,可以在沪深市场之间自主选择,不与股本挂钩;证监会将按沪深两地均衡审核首发企业。

    此前,发行部相关人士告诉财新记者,在审企业需要根据证监会修订的一系列配套政策更新材料后,即可走预披露程序。同时,按照行政许可一个月的征求意见时间,4月22日征求意见结束。目前,发审会重新工作的各项准备工作接近尾声。4月11日,证监会新闻发言人表示,证监会已完成对《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老股转让办法等文件的制定、修订工作,并完善有关信息披露规则。

    同时,为落实“小国九条”,证监会正在抓紧制定关于落实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等规定。所谓“小国九条”,是指去年国务院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工作的意见》(下称《意见》)。针对这一《意见》,证监会正在制定新股发行中需要落实的相关措施,目前已经基本起草完毕,还没有正式发布。

    近日,证监会主席肖钢在出席2014博鳌论坛时也指出,新股发行并没有停,只是因为企业集中发年报而自然停止,等上市公司年报陆续出来,就会按照程序走了。

    新股改革意见公布后的首轮发审会,将按照接轨注册制后的新股改革意见,对财务指标、盈利能力等实质内容放权给中介机构把关,着重信息披露是否真实的审核取向,还是会延续此前对企业盈利做判断的实质性审查,都将体现在重启后的发审会上?这将受到市场的高度关注。

    2013年12月13日,为落实新股发行体制改革意见,中国证监会对预先披露问题也作了相应调整--受理即披露,预先披露材料应与企业首发申请文件一并提交。其中,已提交首发申请但尚未通过发审会的企业,应向审核部门提交财务资料在有效期内的预先披露材料并相应更新申请文件,其后方可履行后续审核程序。

    本周四前提交材料的企业则属于上述更新情形。按照原审核流程,企业在预先披露后,将进入初审会、发审会、封卷、会后事项审核、核准发行等环节。

    初审会是整个发审流程的风向标。初审会参加人员包括发行部的处长、预审员以及发审委员,且每名发审委员都要发言,并被记录为工作底稿。

    初审会结束后,发行部门以书面形式告知保荐机构需要发行人及其中介机构进一步说明的事项,并告知发行人及保荐机构做好提请发审会审议的相关准备工作。发审会前,发行人以及保荐机构无需根据审核部门意见修改已提交的发审会材料和预先披露材料。

    截至2014年2月20日,证监会共核准52家公司发行新股。其中,48家企业已完成发行并上市,4家公司暂缓发行。■

     

    IPO,预披露,28家IPO企业预先披露

    IPO,预披露,28家IPO企业预先披露

    IPO,预披露,28家IPO企业预先披露

     

  18. 2014-04-19 12:01
    重庆380万农民工转户 官员称压力不大

    【财新网】(记者 汪苏)2010年全面启动的重庆农民工户籍制度改革一直备受关注。4月19日,重庆市发改委规划处副处长甘红在由国家发改委城市与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办的“2014中国城镇化高层国际论坛”上表示,重庆已完成转户380万人,未给财政带来很大压力。

    论坛特别设置了“全国发展改革试点经验交流会”。甘红分享称,至2013年底,重庆农民工整体转户100万户,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从2008年的28%提高至2013年的40%。所需成本约4000亿元左右,但大部分不需要一次性集资,可以长期平衡,且由政府、用工单位、农民工个人三方各承担三分之一。政府主要承担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投入。据测算到每年100多亿左右。改革成本总体可控。

    甘红告诉财新记者,目前随着存量部分基本解决,每年新增转户在10万-30万人,财政负担已大为减轻。

    重庆市2007年即在九龙坡区试点户改,此后重庆成为国家统筹城乡改革试验区。2010年,户籍制度改革全面启动,但此次改革仍主要面向重庆籍农村居民。重庆对于主城区、远郊区县以及乡镇设置了不同的落户条件。重庆籍农民工在主城区工作满五年、远郊县工作满三年即可落户,乡镇则全面放开。

    甘红表示,目前主城区、远郊县、乡镇落户数分别约为100万人、100万人和180万人,形成3:3:4的基本格局。

    国家发改委城市与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在总结材料中认为,重庆户改已经让地方实实在在看到了过去专家们口头鼓吹的“好处”。2012年春年前后,许多沿海地区企业面临“用工荒”,而重庆企业的农民工返岗率达到97%以上。“重庆市对这奇特现象一开始也不理解,仔细调查后发现,原来是‘户改’”。

    不过,户改至今,难度较小以及能带来显见收益的措施基本都已实施,“投资、买房、人才”是取得户籍的快车道。本省本地农民的市民化则能使政府获取土地等收益,并可在省内统筹资金。外地农民工成为城市最不愿意接纳的人群,。

    国家发改委城市与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李铁也在交流会上表示,推进城镇化面临的挑战越来越严峻。比如,户籍制度改革虽然订立了总方向,“但是据我们了解,没有哪一个城市愿意放开农民的户口让他们进城,特别是放开外来农民工的户口”。不过,他仍然相信,目前原则性的国家政策在地方因地制宜实施后,“会发生实质性的变化”。■

  19. 2014-04-19 10:31
    我理解的自由

    【财新网】(专栏作家 汪丁丁)我这一代人,在六十岁的时候,人生的体验足够丰富,以致我比我年轻时有了更深切的感受,于是我在2013年9月出版的《新政治经济学讲义》序言的结尾写了这样一段文字:“自由,是整体之事,我们一起成长。我们的‘成长’,定义是:有能力欣赏更自由的人生。”

    请注意,自由是整体的一种性质。没有人能孤立地获得自由,因为每一个人都生活在社会之内,George Herbert Mead称为“社会自我”(social self)。William James深入观察人们的自我意识,然后询问:我似乎总是通过一系列“我的”来定义“我”。如果我完全脱离我周围关系最密切的那些物和人,当真就很难说清楚“我”是谁。

    人生永远同时处于“物质-社会-精神”三维之内,于是人的生活问题无非是来自物质生活的、社会生活的和精神生活的问题。物质极端匮乏的时代,我们感慨生活不自由,因为有柴米油盐温饱问题的紧迫感。市场化改革三十多年,我们已不再有柴米油盐的紧迫感,不过仍在感慨生活之不自由,伴随着中国社会迅速转型并因此而远比西方更激化的学业职称婚姻子女养老诸问题的焦虑感,又由弥散于我们生活中的普遍焦虑而引发的,是我们日常生活的情感枯竭——人与人之间深层情感交流的日渐枯竭。

    于是有各种修身养性的工作室和讲习班流行,让我们在无休止的忙碌中有一刻停顿,谓之“灵修”,其实是短暂的精神生活。根据老黑格尔的阐述,精神自由,这是人的本质,也可以用梁漱溟“人禽之辨”的语言来表达:心为形役,是谓“禽”。形为心役,是谓“人”。我推测黑格尔不懂古儒家的修身之道,不能如梁先生那样有一番更精微的阐发:身形越忙碌于对外部世界的征服,它对心灵束缚就越紧迫,从而心灵就越不自由。所以,修身之首要原理便是转入“静”的境界。静以通天下所感,颜回谓之“同于大通”。Hannah Arendt也有深切感受,她用难以翻译为英文的拉丁文来表述这一心灵转向:我们从忙碌的世界抽身而出,从“生命行动”(Vita Activa)转入“生命沉思”(Vita Contemplativa)。

    黑格尔的意思是,只有通过精神生活,人获得最终的自由。克里希那穆提的演讲文集,其中一个中译本于是有了“最初的和最终的自由”这样一个令人动心的标题。同于大通的境界,《庄子》(大宗师)里有一段描写,孔子询问颜回怎样才可达到,颜回答曰: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为“坐忘”。迟至宋代,朱熹仍懂得“半日静坐半日读书”的道理(不无争议)。东方养生,千万法门,皆以“静”为入门之要旨。秦焚书,仅留农、树、医、卜之书,故中医保存着修身养性的传统。民初西学兴,主心性的中医传统被主身形的西医传统取代,破败凋零,命悬一线,仍在等待中国人寻求心灵自由的时代之降临。

    心性求自由而身形沉沦于现世,这是古往今来精神探索者必须求解的一道难题。例如,梁漱溟自述毕生努力求解的,只是人生(心性)问题和中国(现世)问题。他为中国问题奔走几十年,直到晚年才返回来求解人生问题(《人心与人生》)。

    确实,就心性而言,最终的自由,不需要向外诉求什么。所以,我常说,精神生活的特征是“自足”。既然如此,为何自由是整体的性质呢?根本原因在于人类兼有心性与身形——施特劳斯(Leo Strauss)所言的“介于神与兽之间的存在”。所以,要让心性追寻自由,必须让身形对心性的束缚有所松动(参阅梁漱溟“礼记大学篇伍严两家解说合印序”)。

    我仍从梁漱溟先生的千年预言开始铺叙。他在上世纪上半叶预言,下一个时代人类将进入伦理时代,那时拯救人类的,是儒家学说,再下一个时代,人类将进入宗教时代,那时拯救人类的,是印度佛学。梁先生的作品,常引发诸如胡适先生和张东荪先生这样的学院派学者的批评。不过,梁先生自承是行动家而非理论家。故而,我们不应让理论家的批评遮蔽了梁先生表述的实践感受。在我的感受中,梁漱溟的实践感受,针对人生问题与中国问题,具有格外重要的意义。梁先生性情如此,他总是以生命的全部力量投入于人生问题(早期为修行而拒绝结婚)和社会问题(“以出家的精神办乡村教育”)的求解。在这样的碰撞中迸发出来的任何观念,注定了是重要的。

    在我的理解中,梁先生所言的宗教时代其实是精神生活主导的时代,而梁先生所言的伦理时代其实是社会生活主导的时代。我理解的社会生活,实质上是人与人之间的深层情感纽带。如前述,在物质生活超越了温饱阶段之后,我们最感痛苦的是深层情感枯竭。在何种程度上,这一状况源于人与人之间的竞争关系或与竞争相适应的私有产权制度,我不能跟随我喜爱的伟大的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而轻易有所论断。虽然,古人有“义利之辨”,其中一派人士论证,追逐名利越久,心性迷失就越深,他们依据的是“性相近而习相远”这一经验法则。又虽然,演化经济学家Samuel Bowles在《经济文献杂志》(JEL)发表过一篇著名文章,“内生偏好”,他相信市场经济足以熏陶和塑造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偏好。我推测,有更深层的原因让我们的深层情感随着物质生活的发达而枯竭。

    不论如何,我相信,温饱阶段之后社会生活的主题是深层情感交流。这一主题,纽约新社会研究学院的阿伦特讲座教授Agnes Heller表述为“emotional involvement”,与“development”和“justice”共同构成“美好生活”(good life)的三个维度。亲身经历过奥斯维辛和古拉格,右的和左的极权统治,她自称是“反思型的后现代主义者”。

    凯恩斯的“剑桥小圈子”不仅有著名的罗素和维特根斯坦,还有著名的伦理学家莫尔(G.E. Moore),他的名著是《伦理学原理》。这部作品说服力太强,以致多数读者从来不读第一章以后的内容。莫尔在结尾的时候对人类未来的伦理生活有所憧憬,他认为友情将成为美好人生当中最重要的因素。这也是柏拉图的见解,诸种情感当中,灵魂相伴的人们最感慰藉的,莫过于友谊。

    与利益无涉的纯粹友谊,由这样的深层情感纽带结成的社会网络,今天被称为“精神共同体”——各种共同体(communities)的蓝图,或者,“乌托邦”。例如,这是我的感受,多年来我们在朗润园里结成的社会网络,不论它有怎样的名称——学术共同体、教育共同体、教育科研共同体……,它的基本性质是情感的。任何社会关系的基本性质,按照结成社会网络的纽带的性质可以分为三类:货币的、权力的、情感的。

    或许因此,学生们喜欢朗润园。我感激那些最初营造了朗润园文化的朋友们,因为,朗润园完全可能如其它校园一样绝望地纠缠于权力关系或货币关系从而让我们的身形疲于奔命。此处,“文化”应定义为人们相互之间的行为预期。朗润园里人们相互之间的行为预期,很少是争权夺利的。于是,朗润园成为青年们心目中的一方净土。这样的文化氛围,使自由成为一种现实可能性而不再仅仅是一种逻辑可能性。显然,在货币、权力、情感这三类社会纽带的性质里,只有情感是可能让身形对心性的束缚有所放松的,从而心性可能获得最终的自由。让我再次阐述我的自由观:自由是整体的性质,不是个体的性质。换句话说,只有当一群人共同成长的时候,他们每一个人才成长为自由的。

    人际交往的质量,周国平这样刻画:“使一种交往具有价值的不是交往本身,而是交往者各自的价值。高质量的友谊总是发生在两个优秀的独立人格之间,它的实质是双方互相由衷的欣赏和尊敬。因此,重要的是使自己真正有价值,配得上做一个高质量的朋友,这是一个人能够为友谊所做的首要贡献。”他的另一段文字也深得我的欣赏:“社会是一个使人性复杂化的领域。当然,没有人能够完全脱离社会而生活。但是,也没有人必须为了社会放弃自己的心灵生活。对于那些精神本能强烈的人来说,节制社会交往和简化社会生活乃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正因为如此,他们才能够越过社会的壁障而走向伟大的精神目标。”

    那么,二十年来,这是一群有着怎样品格的人?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在朗润园里营造着以精神共同体为理想形态的社会网络。我更喜欢将这类问题留给读者,由他们的观察,得到他们自己的解答。

    我愿意在这里解释的,是我理解的朗润园文化基因——即有能力持续复制朗润园内外的人与人之间行为预期的一组要素:(1)人品与学品兼顾。如若不坚持这一原则,以中国社会的道德状况和中国目前的学术生态,不过十年,朗润园最初的那些文化品格必定消失。当然,我们不能确保每一位加盟朗润园的员工都兼有令人满意的人品和学品。Martin Nowak 2006年在《科学》杂志发表了一篇报告,标题是“三分之一定律”。他是哈佛大学的“明星教授”,这篇报告大意是说,如果生存策略A在任一种群当中稳定地成为唯一策略,如果生存策略B比A更自私,那么,当这一种群的个体采取策略B的时候,会感受到来自种群的歧视压力,从而不得不转而采取策略A,但是如果有三分之一以上的个体采取策略B时,B将迅速取代A成为稳定的唯一策略。三分之一定律意味着,如果朗润园全体成员的三分之一以上采取了更自私的行为模式,朗润园将迅速变得与其它校园无差异;(2)传统与创新兼顾,后来我从德鲁克自述中找到了类似的原则。德鲁克毕生思考的管理原则——个人的、组织的、社会的,在他早年研读柏克著作时已有萌芽,那就是在变革与连续之间保持平衡,称为管理的艺术。朗润园既有的学术传统是经济学和管理学的,如若我们迅速且剧烈地转向其它诸如社会学、政治学、或文学、史学和哲学这样的学术传统,那么,不过十年,朗润园的基本学术优势就将消失。另一方面,朗润园的学术传统必须保持足够的开放性。UCLA的人类学家Robert Boyd和UC Davis的种群生物学家Peter Richerson 1995年在《Ethnology and Sociobiology》发表了一篇研究报告“why does culture increase humanadaptability?”根据这篇报告,在任一种群里,如果个体只有两种可选策略——单纯模仿(例如沿袭传统)和独立探索(例如开辟新的研究领域),那么,探索者和模仿者各自的适存度随模仿者数量的增加同时上升到某一阈值之后,模仿者的数量就会迅速下降而探索者的数量稳定地上升。大致而言,独立探索策略在种群中的占比应在三分之一的水平上;(3)以公共政策基础(policy foundations)为主要研究领域。由于最初来到朗润园的那些学者的人生体验与知识结构,我相信,未来十年或在更长远的视野中,朗润园的学术优势仍是公共政策基础研究。但是,朗润园学术传统的演变,保持既有格局之外,还要或多或少预测二十年之后社会科学的基本格局。受限于篇幅,只能概而言之。首先,人类社会重大危机与公共政策的关系越来越密切而不是越来越疏远;其次,未来二十年,技术与政治,一如既往,是塑造公共领域及公共政策基础研究领域的两大因素;第三,融合着微观行为视角与宏观秩序视角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随着计算技术和成像技术的迅速发展(能力)和普及(成本),在经济学和政治学(与公共政策基础研究关系最密切的)这两大领域里,先后凸显为主流,并且正迅速向人文(目前主要是历史和语言)与社会科学的其它领域扩展;第四,后现代社会科学研究具有强烈的跨文化冲动,因为西方学术界不再满足于或不再可能满足于西方中心主义的视野。在人类文明演化的最长远视角下,中国似乎是两河流域文明之外唯一延续至今的文明。因此,中国与西方相互构成真正的“他者”,在思想史上多次成为相互对照的镜子。

    朗润园二十年,我和这里的朋友们一起成长。可是,中国是大国。对大国而言,社会转型期十分漫长,以致超过了任何具有奇里斯玛魅力的领袖人物之自然寿命。所以,韦伯政治社会学关于奇里斯玛人物与官僚化趋势的论述,与中国社会转型格外地相关。奇里斯玛(charismatic)魅力人物,依照中国历史能够提供的案例,大约每五百年之内只出现一次。可是目前这一次文化转型期,至少需要两百年才可能完成。奇里斯玛人物开创的伟大事业,于是只能由平庸人物来继承,关键是,对平庸的社会治理者而言,最符合理性的治理模式就是将奇里斯玛时代的一切生活细节加以制度化,当然,这也就是韦伯所言的官僚化趋势。大势所趋,韦伯对资本主义的前景十分悲观,称之为“理性铁笼”。德鲁克深受柏克著作的影响,毕生思考这样一个社会治理基本问题:怎样在创新性与连续性之间保持最佳平衡?对德鲁克而言,这是管理学的核心议题。围绕这一核心议题,他展开了现代管理学的全部内容。注意,是管理学家或社会治理者必须面对的核心议题,而不是奇里斯玛人物必须面对的核心议题。

    我们在一个转型期漫长的社会里生活,我们必须面对上述的管理学基本议题。换句话说,过于强调制度化,将迅速扼杀朗润园的生命力。另一方面,完全没有制度,朗润园将陷入混乱。在变革与连续之间持续平衡的艺术,是朗润园朋友们无法回避的核心议题。

    长期而言,朗润园立足之基础还必须包括独具特色的教育——教学相长,不仅有研究生教育而且还应有本科生教育。朗润园的教育主旨,应以学术判断力的培养为核心。其实我可以写得更长一些,如果我的文字不如此枯燥的话。无奈,止笔于此。■

    (本文为作者为朗润园(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BiMBA之所在)20周年撰写的纪念文章,题目为编者所加。)

  20. 2014-04-19 09:31
    北京承诺拒小升初入学途径不明者升学

    【财新网】(记者 任波)教育部正在推动各地严格按照《义务教育法》实现小升初免试、就近入学。北京教委4月18日据此公布了2014年义务教育阶段入学办法,小升初政策有所调整。以往体现特权入学的共建生指标被取消,这是新政内容之一。

    北京市教委新闻发言人李奕称,今年小升初入学办法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即实行非常严格的计划管理。此举意在减少人为干预。

    兑现学区制

    北京小升初入学目前实行学区制。但除根据划片情况电脑派位入学外,以往一共还有推优(优秀学生优先进行第一次派位)、点招(部分优质校提前考试内定高分学生入学指标)、特长生、共建生(优质校给予提供资助的共建单位部分入学名额)、条子生(关系生)、对口直升(直接招录特定地区的学生)、民办校、寄宿制学校等途径。这些人为干预空间很大的招生方式都饱受诟病,它们先于大派位收生,越来越多地挤占了派位生进入优质中学的机会。

    教育部和教育部办公厅今年年初先后发文,要求各地招生应严格坚持免试、就近原则,真正落实学区制,并首次提出明确的指标要求。即到2015年,划片入学的初中比例应超过90%,划片入学的初中90%以上的生源应为就近入学;到2017年,两个指标还要升到95%。

    要完成教育部的任务,就必须设法扩大电脑大派位学生的比例,削减其他途径的招生规模。北京的政策是在这一背景下推出的,名称为《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关于2014年义务教育阶段入学工作的意见》。

    入学途径全程追溯

    所谓严格的计划管理,是各学校未经批准不可擅自调整招生计划,要求各区县按照学龄人口数量、小学毕业生数量和中小学校办学规模等制定小学、初中招生计划并报市教委备案。

    李奕介绍,北京市今年的重要调整,在于首次启用了两个网上入学服务系统,即全市统一的小学和初中入学服务系统,两个系统工作原理相近,均纳入电子学籍管理系统。这也是北京首次通过这样一个系统,将信息采集、入学过程、学籍形成三个阶段的信息管理进行同口径对接,并和教育部以及各省系统实时联网。

    所谓同口径对接,据李奕解释,是运用这套系统时,一旦学生入学到位,信息就通过网络直接导入学籍系统,无需像以前一样要经过人工手动整理录入的过程。这样,每一个孩子的入学途径都会有全程的痕迹记录,整个也不会受到外部的人为干预。“前后完全一一对应,整个过程记录可监控”,他说。

    根据李奕的介绍可知,上述所谓学生入学的途径只能是获得北京市教育部门承认的入学途径,否则就无法录入系统,也就意味着无法获得学籍升入初中。

    在除大派位以外的入学方式中,点招和条子生始终并非教育部门正式承认的入学途径。 李奕则透露,今年还将把共建生这一入学方式取消。

    据海淀区教委发展规划科科长史怀远解释,这就意味着今年的小升初学生信息在录入系统时,无论是点招、还是共建,只要是未经教委承认的入学方式都无法获得学籍。

    设防暗箱操作

    至于这些学生是否有可能利用其他正规指标如特长生升学,史怀远表示,特长生指标均需对社会公示,而且只有教委承认的示范校才有招录特长生的资格,招录指标也会经过严格的审批。

    北京的上述入学政策文件还强调,要杜绝违规操作。措施包括:坚决禁止公办学校单独与社会培训机构联合或委托举办各类以选拔生源为目的的培训班;坚决禁止学校私自招生;坚决禁止在义务教育阶段入学工作中组织任何形式的考试、测试和面试选拔学生,严禁将各种竞赛成绩、奖励证书作为入学依据;坚决禁止初中校违规在小学非毕业年级提前招生。

    在回答财新记者提问时,李奕表示,有关义务教育阶段入学工作的实施办法,将由各区县教委制定细则,报区县政府批准后向社会公布实施,各区县教委将及时公布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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