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闰土的立方时空 闰土寄语网友:带着思考看世界,没有人可以蒙蔽你,除了你自己,没有人可以伤害你,除了你自己,没有人可以改变你,除了你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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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014-10-20 12:55
    低利率仍将持续

    【财新网】(专栏作家 贺安卓)金融危机导致经济增速放缓以及通胀率大幅下滑,仅这一点就可以解释利率为何如此之低。实际利率通常反映经济的实际增长水平,而名义利率和实际利率之间的差距是对通胀预期的反映。

    然而,这种过于简单的解释让人半信半疑。如果将实际通胀预期当作通胀预期的晴雨表,或者将央行的通胀目标当作一个代理指标,至少对于美国、英国、德国甚至法国来说,实际利率都处于历史低位,尽管这些国家的债务占GDP的比例已接近或高于100%。这意味着,要么市场参与者预期这些国家未来的经济实际增长率接近于零,要么我们需要另外一种解释。

    当物价乍看上去还不明显偏高时(请记住,利率极低意味着债券价格极高),经济学家管用的“伎俩”是回到供需基本面上来,物价过高有可能是供应缺乏或需求过高的反映。

    人们或许会认为,由于很多国家的负债已达到史上新高,因此发达国家向市场释放了巨量的无风险国债。然而再进一步观察后会发现,尽管这些债务的供应量巨大,但很多都不能属于无风险类别。经济学家里卡多•卡巴雷罗(Ricardo Caballero)和艾曼纽-法赫利(Emanuel Fahri)的研究报告显示,2007年的时候,美国国债、美国政府机构债券和某些美国私人部门发行的资产支持债券(ABS),以及德国、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国债都可以被定义为“安全”债券,当时这些债券约占全球GDP的37%。然而五年之后,依然可以被视为“安全”债券的只剩下美国、德国和法国的国债了。在这期间,美国国债占全球GDP的比重从9.2%大幅提升至15.8%,德国和法国国债亦如此。然而,这并不足以弥补被剔除出“安全”类别的债券减少量,“安全”债券整体占全球GDP的比重从37%下滑至20.6%。

    即使不仅仅关注安全级别最高的债券,目前世界经济出现的某些结构性转变(例如,从资本密集型行业转型为资本密集程度大幅降低的互联网应用和服务提供商)可能最终也将导致债券市场供应短缺。例如Facebook和Instagram需要的资本比30年前的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A)和柯达公司(Kodak)要少得多。

    从需求来看,被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定义为“谜团”(conundrum)和被伯南克解释为“储蓄过剩”的现象,在金融危机发生后并没有真正消失。人口结构的变化(老龄化),某些新兴国家被认为储蓄过度,甚至居民的行为变化(例如有些人不想重复过度负债这一触发金融危机的错误),都有可能导致对“安全”资产的需求过度。另一方面,很多国家的央行买入“安全”资产也推升对此类资本的需求。尽管美联储有可能在未来几周退出量化宽松(QE)政策,但日本央行和欧洲央行则可能从美联储主席珍妮特•耶伦(Janet L. Yellen)的手中接过QE指挥棒,因面临经济疲软和通缩压力。

    此外,所谓“受控制的”投资者(比如养老基金)可能会迫于规则和监管的压力而去购买“安全”资产,尽管他们本不愿意那样做。事实上,一国政府的债务负担越重,就越有可能使用金融抑制工具,以确保利息负担维持在低水平。

    以上所有论据都有利于“安全”债券的实际收益率长期处于低位的环境。这足以让此类资产具吸引力吗?恰恰相反,即使这些资产看上去似乎是保值的好去处,但当实际利率为零时,其“存置成本”(cost of carry),或经济学家所谓的“错失投资机会的成本”极高。更不用说,当实际利率跌至负值时,购买力所遭受的损失。■

    作者贺安卓(Andreas Höfert)为瑞银财富管理首席经济学家,欧洲区首席投资官

  2. 2014-10-20 12:49
    欧洲本地首例埃博拉患者显著好转

    据新华社10月19日消息,经过近两周的治疗,欧洲本地首例埃博拉患者、西班牙护士特雷莎·罗梅罗的病情已显著好转。其家人代表梅萨19日说,罗梅罗最近一次埃博拉病毒测试结果呈阴性。

    梅萨说,据罗梅罗的主治医生反映,目前这位患者的血样中已经找不到埃博拉病毒,但她仍需接受第二轮测试,以确认健康状况。为此,她还要留院至少观察3周时间。

    据悉,罗梅罗目前已不再需要吸氧,但她的身体仍很虚弱。

    马德里卡洛斯三世医院没有披露太多有关罗梅罗治疗过程的信息。外界只知道医院在治疗中使用了源自其他埃博拉康复者的血清。

    现年44岁的罗梅罗在医院护理一名从塞拉利昂转运来的埃博拉病毒感染者时意外染病。本月6日,她被确认感染埃博拉病毒,入院后病情一度恶化。为防控传染,与罗梅罗有过密切接触的人已被隔离观察,但他们尚未出现任何埃博拉病毒感染症状。

    罗梅罗是西班牙国内收治的第三例埃博拉感染病例。此前两例均为在非洲感染埃博拉病毒的神职人员,两人被送回马德里后因医治无效先后去世。(新华社记者  谢宇智)

  3. 2014-10-20 12:43
    下调增速底线 预留调整空间

    【财新网】(专栏作家 沈建光)今年全球经济最显著的特征便是发达国家货币政策面临的多重拐点。

    例如,美国依靠几轮量化放松后经济率先好转,美元持续数月走强。但受制于复苏的不确定性,近日欧美股市大幅下跌,加息时间可能推后。欧洲方面,由于面临越加严重的通缩风险和内部协调困难的窘境,欧元区“日本化”趋势恐难避免。日本安倍经济学遭遇到上调消费税以来的最大挑战,未来日本央行扩大量宽规模、以及是否再次上调税率和结构改革措施等将成为考验安倍经济学能否有所成效的关键点。

    总之,明年中国面临的海外经济与货币条件比较复杂,在此背景下,中国或许仍将是不少投资者相对理想的资金安全港。正如早前中资股在全球范围内引领行情,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全球投资者重新进行资产配置会给中国股市带来难得的机遇。当然,前提是未来一段时间中国经济下滑风险可控,要做到这点,关键在于稳增长政策不要放松,稳外贸与支持改善型住房需求的政策切实落实。

    具体来看,美国方面,近一个阶段,美国经济数据出现了一系列令人鼓舞的迹象:二季度修正GDP环比增长4.6%,9月份失业率下降至5.1%,经济增长与劳动力市场出现改观,导致美联储启动QE稳步退出,美元指数应声上涨。自5月以来,美元指数经历了一波强势行情,其在5月8日下探年内新低78.91之后,随即开始强势反弹,而10月3日,美元指数更是一度涨至86.74的年内新高。高低之间,涨幅达到9.92%。

    然而,对待强势美元,笔者认为,这种行情恐怕难以持续。实际上,美国经济虽然有所起色,但主要得益于量化宽松政策推动的资产价格上涨,经济数据也是好坏参半。相反,笔者并未看到美国结构性改革的实质进展,例如,美国生产效率提升有限,高消费、低储蓄没有明显改观,制造业占GDP比重仍处于下降趋势,医疗负担沉重更加恶化等与危机前表现相似。

    换言之,如今美联储货币政策问题仍旧不少,耶伦的政策思路越来越向格林斯潘时期靠拢,货币政策被寄予过高期待,结构性改革实际上进展缓慢,这导致未来美国经济能否进入新一轮上升周期存在不确定性。鉴于此,笔者很难相信,美国经济可以承受过紧的政策环境,强势美元已经到头,加息时间最早也要到明年年中以后。

    特别是近日美国悲观数据纷至沓来更加作证了笔者判断。9月零售销售由正转负,环比下降0.3%;9月PPI环比下降0.1%,创去年8月以来首次下跌,加大市场对通缩担忧等等,悲观经济数据也引发了美国资本市场恐慌,股市连日下跌,周三美三大股指惊现崩盘式暴跌近3%,直至耶伦主席在G30会议上表示全球经济放缓,金融动荡的风险仍在,她仍对美国经济复苏有信心之后,美股尾盘跌幅才有所收窄。

    当然,欧洲情况似乎更加不妙。10月14日,德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跌至0.856%,创下有记录可查的历史性低点,作为体现投资者对欧元区长期风险溢价与通胀预期的重要指标,笔者不禁担忧欧元区有重蹈日本经济“失落的十年”的风险。

    实际上,据笔者观察,当前已有诸多经济指标显示欧元区有步入“日本化”的趋势,包括经济疲软,通缩严峻等等。例如,欧元区消费物价指数在9月继续放缓,仅有0.3%的同比增长,且连续12个月低于1.0%。增长方面,二季度整个欧元区经济环比增速为0,基本停滞。特别是早前相对较好的欧元区经济火车头德国如今来看经济也遭遇重创,8月出口额萎缩5.8%,创2009年1月以来最大跌幅,反映出德国经济的黯淡景象。

    除了周期性原因以外,供给端的变化对欧元区增长的影响其实更加值得担忧。例如,欧元区国家正面临着日益严重的人口老龄化问题,而人口老龄化曾是日本经济深陷“失落的十年”的重要原因;欧元区劳动力市场体制僵化,失业率高企与劳动力闲置共存;欧元区的高福利和高税收毫无疑问也将削弱了欧洲的竞争力;此外,许多欧洲国家公共部门庞大而效率低下,影响了劳动生产效率。

    更为严重的是,相比于日本,欧元区经济体受制于区内政治体制、决策环境、财政及货币政策的灵活性有限等因素,政策空间似乎更小。如财政政策方面,欧元区刚刚走出债务危机最差的时刻,且财政联盟之路仍任重而道远,短期内政策空间有限。货币政策方面,虽然欧洲央行准备推出“量化宽松”,但预计在德国央行的阻挠下,也必将小心翼翼。倘若如此,欧洲“量化宽松”的效果会相当有限。而供给端的瓶颈,需求端刺激缺乏足够的手段之下,欧元区经济的“日本化”恐难避免。

    除此以外,海外经济动荡还体现在日本经济超预期下滑,显示安倍经济学带领经济复苏之路并非顺畅;地缘政治风险加大,包括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局势扑朔迷离等等,都让未来海外经济面临更多不确定因素。

    可见,未来一段时间海外经济不确定性较强,这对中国而言既是机会也是挑战,相信不少投资者会重新进行全球资产配置,将中国作为资金安全港。正如,早前一段时间,中资股曾出现一轮全球领涨的行情,上证指数今年上涨12.9%,好于欧美日等发达国家,便一定程度上佐证了笔者判断。毫无疑问,中国应该珍惜这一难得的机遇期,提振国内低迷的经济和资本市场。同时,笔者认为,还要防范海外经济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特别是外需面临的挑战。

    从近期公布的数据来看,虽然出口从8月的9.9%上升到9月的15.3%,进口更是扭转了8月下滑2.3%的颓势,在9月实现了7.2%的同比增长,反映了贸易向好局面。但在笔者看来,亮丽贸易数据之下也有隐忧,考虑到近期全球经济增长前景进一步黯淡,出口数据造假也在9月重新上升,出口强劲数据能否持续面临考验。同时,进口增长细项数据显示进口反弹更多是由于加工贸易影响,意味着国内需求仍然相当疲弱。

    与此同时,最新数据显示,9月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2.7%,虽较8月回升4.2个百分点,但仍为近18个月以来次低。9月PPI同比下降1.8%,持续31个月处于通缩区间。鉴于此,笔者对未来中国经济前景仍然保持谨慎,建议积极政策持续,特别是早前稳外贸与对改善型购房需求的贷款优惠需要切实落实,必要时降息降准,以保证四季度经济企稳。而从长期来看,通过采取稳增长与调结构并进的方式,在海外经济风险加大之时,确保中国经济不会硬着陆,有助于提振全球投资者信心。

    此外,笔者建议,明年可以考虑把增长底线定在6.7%,预留海外风险和调结构的空间,这样的判断主要是基于未来几年要实现十八大提出的到2020年GDP翻一番的目标而考虑的。当然,目前来看6.7%目标仍低于当前市场的普遍预期,但由于其并非预期目标而是政策操作底线,若大部分时间增长在目标以上,宏观调控政策便可以减少动作,为改革创造相当大的空间。而一旦目标有跌破风险,也可迅速行动,而市场预期一致,也会有力地避免延误最佳政策时机。如此则目标清晰,无论从操作层面还是引导预期层面,都能起到不错效果。■

    (作者为瑞穗证券亚洲公司首席经济学家)

  4. 2014-10-20 11:34
    利比里亚总统向全世界求援抗击埃博拉

    据新华社10月19日消息,利比里亚总统约翰逊-瑟利夫19日呼吁全世界伸出援手,帮助西非国家抗击埃博拉疫情。

    瑟利夫在英国广播公司世界新闻节目里说,埃博拉疫情让世界处于危险之中。疾病没有国界,埃博拉在西非给公众健康、经济和社区带来损失,并且正在影响世界其他地方。

    这位女总统呼吁,抗击埃博拉疫情需要各国努力,希望各国为此提供紧急资金援助、医疗援助或派遣防治专家。

    谈到埃博拉疫情对利比里亚的影响,瑟利夫说,在过去6个月里,埃博拉已使利比里亚停止正常运转。“病毒传播得如此迅速,主要是因为缺乏必要的紧急救援及医疗力量,”她说,“已有两千多名利比里亚人在此次疫情中死亡。”

    世界卫生组织16日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全球因埃博拉病毒死亡人数已超过4500人,累计确诊、疑似和可能感染病例可能超过9000例,受埃博拉病毒影响最严重的依然是利比里亚、塞拉利昂和几内亚三国。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办公室9月16日宣布,全球抗击埃博拉行动半年内需要总额9.88亿美元的援助。(完)

  5. 2014-10-20 11:15
    从不能说到能说

    张钊维 | 文

    今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刚刚出炉,其中一位是巴基斯坦的马拉拉。这个现年17岁的高中少女,因为争取家乡女性与儿童受教育的权利,曾经遭到塔利班的追杀。2013年,她在联合国发表演说:“为此我站在这里,一个女孩,于人群之间。我不是为自己说话,而是为那些无法让人听到他们声音的人说话,那些为自己的权利抗争的人。为他们能有和平居住的权利,他们能受到尊严对待的权利,他们能享有平等机会的权利,他们能接受教育的权利。”

    值得注意的是,马拉拉象征在迈向现代化道路的后进国家里,女性的自觉、蜕变、勇敢与承担,往往是社会即将发生深刻变化的先声,特别是那些受过教育的女性的觉醒。

    在上世纪80年代初,引领台湾社会与政治变化的,除了男性所主导的党外运动、环保运动与劳工运动,还有像“妇女新知”这样的团体。她们让传统父权与大男人主义的台湾社会认识到“她者”的真实存在,以及“她者”所能发挥的作用。这对台湾30年来社会与政治的脱胎换骨,走向更多的平等、多元与包容,绝对有着强大的潜移默化作用。

  6. 2014-10-20 11:12
    日本女阁僚因政治资金丑闻辞职

    据新华社10月20日消息,日本经济产业大臣小渊优子因涉嫌卷入政治资金丑闻,20日早间向首相安倍晋三提交辞呈并得到批准。

    小渊当天早上前往首相官邸,就本人所涉政治资金问题向安倍汇报并提交了辞呈,安倍当场接受了辞呈。这是安倍2012年12月第二次上台以来首次有阁僚辞职。

    小渊所涉政治资金丑闻时间跨度大,问题点大致可分两类,一是其政治后援团体在组织观剧会等活动时有收买选民之嫌,涉嫌违反“公职选举法”;二是其政治资金收支报告显示有多处漏记收支、政治资金公私混用等问题,涉嫌违反“政治资金规正法”。据日本媒体初步统计,收支不一致的资金高达数千万日元。

    受此丑闻影响,小渊连日来在国会受到在野党追责。安倍政府和自民党内多数意见认为,小渊所涉政治资金问题严重,无法搪塞,为避免丑闻进一步发酵,小渊尽快辞职能减轻对安倍内阁的负面影响。

    今年40岁的小渊优子是前首相小渊惠三的女儿,被日本政坛视为政治新星,也是安倍9月改组内阁的招牌。此间舆论普遍认为,小渊辞职是对安倍政权的重大打击,还可能对安倍内阁其他“问题阁僚”的进退引发连锁反应。

    安倍今年9月改组内阁时,为标榜重视女性地位,新内阁共有创纪录的5名女性阁僚,但这些女阁僚纷纷成为政权“地雷”。除小渊优子外,法务大臣松岛绿也因涉嫌违反“公职选举法”受到国会追究和在野党检举。总务大臣高市早苗、国家公共安全委员会委员长山谷惠里子则被指与极右排外团体关系密切。18日,高市等3名女性阁僚分头参拜了靖国神社,引发内外舆论质疑和指责。

    日本共同社19日公布的民调显示,受内阁丑闻等因素影响,安倍内阁支持率跌破5成,降至48%。(新华社记者  冯武勇  刘秀玲)

  7. 2014-10-20 11:09
    抗辽神剧杨家将

    张明扬 | 文

    此文谨献给抗辽英雄杨六郎同志逝世一千周年。

    1014年,中国人民心目中最著名的抗辽英雄杨六郎在边关去世,享年56岁,素有爱国传统的国人没有理由不去深深缅怀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

    我们可以在小说和评书《杨家将演义》中缅怀。在那个民族危亡的大时代中,野心勃勃的辽国占据了大宋的东北和华北,狼牙棒武装到牙齿的百万大军亡我之心不死。天佑中华,大宋有一个号称“杨无敌”的名将杨业,麾下还有人称“七郎八虎”的八个勇猛儿子,其中最厉害的当然是六郎杨延昭。

    在《杨家将演义》的历史世界中,杨业是和岳飞同一层级的盖世英雄,带着八个儿子本可直捣黄龙,奈何因著名大奸臣潘仁美设计陷害,兵败金沙滩。不仅杨业撞李陵碑而死,八个儿子也几死伤殆尽,只有六郎一人顺利脱险,后来成为杨家第二代的领军人物,在抗辽事业上取得了比父亲更大的成就。他还养了一个生猛的儿子杨宗保,找了一个更生猛的儿媳穆桂英,大破了中国战史上著名的“天门阵”,还生了一个天下无敌的孙子杨文广,将抗击外敌的精神薪火相传,最终一举实现了灭辽的壮志,逼得萧太后自缢。总之,传说中不可一世的辽帝国是银样镴枪头,除了没被手撕,在杨家将面前其实不堪一击。

  8. 2014-10-20 11:06
    纯情理想主义者

    刘柠 | 文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对日本社会民主党前党首、众议院议长土井多贺子(Takako Doi)的悼词中,称其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长期致力于中日友好,做出了重要贡献”。在目前的情势下,中方对一位日本政治家如此高调地“盖棺”,可谓破例。

    当然,即使忽略两国政治博弈因素,土井多贺子也是值得大书特书的政治家,是少数被称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而全然问心无愧者。

    1928年11月30日,土井多贺子出生于兵库县神户市,父亲是执业医师。1949年她毕业于旧制京都女子专门学校支那语学科(后改制为京都女子大学外国语学部中国语科),是当代日本极少数中文专业出身的政治家。毕业那年,偶然听了同志社大学田畑忍教授题为“和平主义与宪法第九条”的演讲,土井多贺子深受触动,遂插班法学部三年级,接受田畑教授的指导;后又升入大学院法学研究科,直至1956年毕业。其后先后在三所大学担任讲师,讲授宪法学。

  9. 2014-10-20 11:03
    德国的良心

    吴秀杰 | 文

    “我承认,我需要故事来理解世界”,德国当代著名作家西格弗里德•伦茨(Siegfried Lenz)曾这样谈自己的写作。从1951年发表第一篇长篇小说,到2011年出版最后一本短篇小说集,60年间他笔端流淌出来的故事,不光帮助他自己去理解世界,更是为世人了解战后德国打开了一扇窗口。据伦茨作品德语出版人的保守估计,他的作品至少被翻译成了35种语言,在全球范围内发行量达到3000万册,其中三部被改编成电影,观众数以百万。

    伦茨1926年出生于德国东普鲁士(今天波兰的艾乌克市)的底层社会,父亲早逝,母亲离家,他从小由祖母抚养长大。1943年他被征入海军在丹麦服役,战争结束前不久逃入英军战俘营。战后,他在汉堡大学攻读哲学、英语和文学专业,从此一直居住在汉堡,汉堡也成为他笔下很多故事的背景地。

  10. 2014-10-20 11:00
    3Q大战终审:一份懂互联网的判决

    吴飞|文

    2014年10月16日,最高法院对360诉腾讯垄反垄断纠纷上诉案公开宣判,驳回360提出的全部诉求。

    3Q大战始自2010年2月,腾讯推出“QQ医生”安全产品,此后奇虎360推出“扣扣保镖”对QQ软件进行去广告拦截等修改。2010年11月3日晚,腾讯提出在装有360安全软件的电脑上停止运行QQ,要求用户“二选一”,停止兼容360安全软件。经工信部介入协调,两家企业恢复兼容。

    与此同时,两家公司的市场战争迅速转为法律战,双方分别提起不正当竞争和反垄断三场诉讼。其中腾讯诉360的两个不正当竞争案件,腾讯分别在北京二中院和最高法院终审获胜,并获赔500余万元。而10月16日的宣判,即为3Q大战的最后一只靴子。

    2012年11月,360向广东高院起诉,指控腾讯滥用在即时通讯软件及服务相关市场的市场支配地位,并索赔经济损失1.5亿元。

    2013年3月20日,广东高院作出一审判决,驳回奇虎公司全部诉讼请求。360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诉。同年11月,最高法院接连三天开庭审理此案,在将近一年之后,做出了终审判决。

    一份懂得互联网的判决

    此案宣判适逢今夏我国反垄断行政执法机构刮起“反垄断执法风暴”之后,行政部门开出不少创纪录的“天价”罚单,震动中外。随着这份被称为最高法院反垄断第一案和互联网反垄断第一案的判决作出,我国的反垄断执法进入一个新阶段。

    相较于反垄断行政机关的重拳处罚,最高法院这份判决书可谓无为胜有为,它没有开出新的判罚,却进行了最为全面充分的说理,可称之为中国反垄断执法史上讲理最透彻法律文件,虽然中国不是判例法国家,但这份判决对于未来中国反垄断案件的指引,对于反垄断执法标准的积累,必将有重要意义。

    这份多达74000多字、110多页的判决书,对反垄断司法实践中,关于相关市场界定、市场支配地位认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认定理论与方法等方面的法律适用,既谨守了中国立法的安排,又考量了中国互联网市场发展的现状。既有法律适用,也采用了经济分析,作出了卓有成效的探索。

    判决对于假定垄断者测试的适用性,对于界定市场的手段和目的价值,对于市场支配力量的认识和评估,对于反垄断诉讼的举证责任分担等问题,均详加论述。不仅仅论述一般的常规认定办法,也提出了新市场环境下的合理安排、合理思路,作出了很多具有司法能动性质的判决创新和突破。

    中国互联网发展时间不长,产品市场交叉重和,竞争动态而激烈,市场地位旦夕变化,这些特点都被判决书一一论及。通览这份100多页的文书,不难感受到我们司法机关的判决质量在急遽提升,对于反垄断,特别是互联网反垄断这类新课题,作出了努力和贡献。可以说,这是一份严格守法,又开拓进取,很接地气,懂得互联网的判决。

    反垄断对国人是新议题,涉及法学和经济学领域的知识,不仅一般公众难以理解,不少评论人士也多一知半解。判决书向社会各界澄清了反垄断相关问题的诸多方面,全面展示了最高法院对互联网反垄断司法实践的主要观点,必将对未来互联网领域的反垄断案件,乃至整个中国未来反垄断司法实务,构建明确的指引。

    市场份额高不等于垄断

    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案件主要考虑相关市场界定、市场支配力,以及对市场支配力量的滥用等问题。但就社会公众而言,最为关注的问题或只有两个:其一,腾讯在即时通讯市场这么大的份额,是不是垄断?其二,腾讯针对360要求用户“二选一”,是不是滥用行为?对于这些疑问,最高法院判决一一加以解答。

    一般而言,市场份额越高,持续的时间越长,就越可能预示着市场支配地位的存在。依照我国《反垄断法》第十九条规定的市场支配地位推定规则,经营者在相关市场的市场份额达到二分之一的,可以推定其具有市场支配地位。

    判决书认定,在2010年,以中国大陆地区用户的有效使用时间、使用频率计算,腾讯在中国大陆地区个人电脑端即时通信服务市场的份额均分别为89.3%和80.2%,与其最接近的竞争对手阿里旺旺的市场份额则分别为4.4%和6.8%。在移动端即时通信服务市场中,2012年8月开始,以每月有效使用时间计算,被上诉人在中国大陆地区移动即时通信的每月市场份额均超过90%。

    但判决书并未呆板教条地适用推定,“尽管如此,市场份额只是判断市场支配地位的一项比较粗糙且可能具有误导性的指标。”高市场份额并不当然意味着市场支配地位,特别是在创新竞争、动态竞争明显的互联网即时通信领域。

    最高法院明确提出,依据市场份额进行的垄断推定并不绝对,可以被推翻。

    这一论断符合互联网市场平台化竞争日趋白热化,竞争格局日渐多元化,创新较为活跃,市场竞争比较充分的实际情况。须知,互联网经营者为在市场竞争中站稳脚跟,需要在质量、服务、用户体验等方面持续创新,产品创新周期较短,获得的市场优势地位随时可能被取代。

    因此,最高法院提出,除市场份额外,还需要从相关市场的竞争状况、被诉经营者控制商品价格、数量或者其他交易条件的能力、该经营者的财力和技术条件、其他经营者对该经营者在交易上的依赖程度、其他经营者进入相关市场的难易程度等方面,对被上诉人是否具有市场支配地位进行考量和分析。

    这其中,最为重要的考量指标就是其他经营者进入相关市场的难易程度。最高法院在认定事实的基础上指出,实际上,即时通信服务市场经营者进入的门槛较低,且进入该市场的途径多样化。每年都有大量的符合行政许可条件的境内经营者进入即时通信领域,且不少经营者在短时间内就迅速建立起足以支撑其发展的市场份额。

    对互联网环境下的市场竞争的特殊性,最高法院并不陌生,互联网竞争存在高度动态的特征,相关市场的边界远不如传统领域那样清晰,在此情况下,不能高估市场份额的作用,应更多关注市场进入是否存在障碍。

    在此基础上,最高法院明确提出,即时通信领域的竞争格局正在日渐多元化,创新较为活跃,正处于蓬勃发展时期,市场竞争比较充分。腾讯并不具有市场支配地位,也没有证据证明这一结论。

    最高法院判决论证环环相扣,显示出司法部门适用法律上的能动智慧。这些论述和论断也与各国反垄断司法的实践相通。正如在美国诉苏菲企业(U.S.v.Syufy Enterprises)一案中,法官提出,竞争的本质就是要分出胜负,就是要淘汰失败的一方。重要的是,是否存在重大的市场准入障碍。虽然具有较高的市场份额会让人联想到垄断,但如果市场准入很低,或被告不能控制价格、排除竞争,就不会被认定为垄断。

    “二选一”有其背景,并非滥用行为

    社会公众对于腾讯作出的用户“二选一”行为是否构成反垄断法禁止的限制交易行为,具有很大的争议。

    最高法院认为,从腾讯作出“二选一”的背景入手,并考察了腾讯这么做的动机,认为腾讯这么做,不具备排除、限制竞争的明显动机。

    其一,腾讯实施的“二选一”是专门针对360实施的。最高法院认为,这一行为实质上是腾讯限定了QQ软件的使用环境。虽然这一限制可能对消费者使用造成不便,但即时通讯和安全软件市场均充分替代,这些软件具有高度替代选择,QQ软件并非必需品,这种不便对消费者利益并无重大影响。

    其二,从动机上看,“二选一”的目的不是为了排除潜在的竞争对手进入即时通信服务市场,而是就360专门针对腾讯实施不正当竞争行为作出被迫回应。最高法院提出,腾讯做法值得“特别应注意”的背景是,360及其关联公司专门针对腾讯QQ软件开发、经营扣扣保镖软件,实施不正当竞争行为。

    其三, “二选一”行为仅持续一天,其影响是极其微弱的,并未显著排除或者限制安全软件市场的竞争。

    判决书认定,“二选一”之后,腾讯在即时通讯上的主要竞争对手MSN、飞信和阿里巴巴等的用户数量均有较高增幅。以月覆盖人数计算,其中MSN较上月增长61.93%,飞信较上月增长9.95%,阿里巴巴较上月增长5.15%,均显著超出前三个月平均变化幅度。尤其是MSN,单月实际增长2300多万人。

    最高法院认定,“二选一”结果并非压制市场竞争,恰恰相反,该行为带来了更活跃的市场竞争,并未导致排除或者限制竞争的明显效果,不构成反垄断法所禁止的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

    无论是反垄断始祖《谢尔曼法》,还是别的反垄断法律,都认可这样的事实:一个企业因高超的技巧、优秀的产品、效率的提高,或者仅仅是基于意外事件而具备了上述条件,此时该企业的行为并不属于反垄断法上禁止的垄断行为。

    最高法院在判决书中提出,“反垄断法所关注的重心并非个别经营者的利益,而是健康的市场竞争机制是否受到扭曲或者破坏。”这几乎就是反垄断法经典格言——“反垄断法保护的不是竞争者,保护的是竞争”的中国版本。■

    作者为泰和泰(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

  11. 2014-10-20 10:38
    法律如何适应高速变化的互联网行业

    胡凌|文

    3Q大战反垄断案终于落下帷幕,最高人民法院详细地对即时通信市场的界定和腾讯是否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进行了阐释,维持一审判决。互联网行业是一个高速变化的行业,尽管该案处理的是2010年的个人电脑软件不兼容纠纷,但在今天互联网公司们早已开始转战移动互联网和移动设备终端,未来则会出现更多的信息终端(可穿戴设备、汽车)和服务形式,新市场有待开拓。终审判决表明,反垄断法在面对高科技企业纠纷时应保持克制,通过监管不正当竞争行为的举措能更有效帮助互联网行业有序发展,而更多的纠纷则需要交由创新本身得以规避和解决。

    最高法院的判决思路仍然是按照传统反垄断法逻辑展开:首先以相当的篇幅对即时通信市场的界定进行阐述,特别是QQ聊天软件与其他信息服务之间的可替代性问题,并纠正了一审法院认为相关地域市场为全球市场的判断,对中国大陆市场进行了更加具体细致的分析。接着从市场份额、相关市场的竞争状况、被诉经营者控制商品价格、数量或者其他交易条件的能力、该经营者的财力和技术条件、其他经营者对该经营者在交易上的依赖程度、其他经营者进入相关市场的难易程度等因素对腾讯是否具有市场支配地位进行分析,认为尽管QQ软件的市场份额较高,但在一个高度竞争的即时通信市场上并不具有胁迫用户的能力,也就谈不上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总体而言,最高法院判决既深度关注个案中的市场划分方法,又为一般性的互联网企业的反垄断认定提供了思路。

    法律和经济学者关心如何将反垄断法基本原理适用于以双边甚至多边市场交叉补贴为特征的互联网行业中,以及是否能够提出某种新型理论。但为了便于普通读者理解法律争议如何出现(这毕竟首先关乎他们的利益),仍有必要对3Q大战的逻辑进行回顾,并让我们稍微转换视角,观察像反垄断法这样的法律能否适应变化中的互联网企业模式和形态。

    我们熟悉的个人电脑作为流行的多功能信息设备兴盛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并主要伴随着全新Windows操作系统的出现得以普及。Windows作为诸多桌面软件的开放平台及其本身的漏洞都容易引发个人电脑的安全问题:一旦某些有价值的软件或服务账号通过木马和恶意软件被盗,对该服务的发展将是一个打击。这催生了像瑞星、奇虎360这样的安全软件行业,帮助用户进行防护。但像腾讯这样的基础软件企业希望自己开发安全服务(集成在由一个QQ号登陆的聊天软件客户端中),不仅能保护自己的软件,也试图帮助防护和管理整个桌面。不同的安全软件在开放桌面上的冲突在所难免;在其他软件领域也不断出现类似的不兼容事件。在这个意义上,360的扣扣保镖将QQ软件的广告屏蔽更接近某种不正当竞争行为,最高法院在今年2月已经对此进行了确认。本案的争议问题就多少可以简化为:如何在一个开放而管理松散的桌面(平台)上进行竞争或不正当竞争,以及这对于创新和消费者福利是否有影响。

    关注法律和互联网行业特性之间的相互影响可能更有助于理解终审判决的意义。首先,3Q大战的实质在于争夺一个不安全的信息环境的防护权力,并获得从该种权力衍生出的环境管理权。不论这在移动互联网时代是否能派生出像应用商店服务之类的巨大价值,安全本身对消费者而言都是一种不言自明的利益。终审判决确认了QQ即时通信软件与管理软件打包安装和集成的合理性,认为后者能够帮助提升前者的价值。但安全问题作为3Q大战的导火索却一直被有意无意地忽视,只有当一个能够妥善处理运行于其上的软件关系的强力安全平台出现,此类纠纷才可能完全避免,苹果的iOS系统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其次,平台化的商业模式越来越成为互联网企业追求的目标,它可以帮助整合资源、引导流量、占据终端入口、获得大量广告和增值收入,并为更加精确地分析用户数据打下基础。这必然要求通过一站式登录获得各种互联网服务,也意味着将各种过去和未来的服务不断集成在一起。大部分服务仍然是免费的,很难用传统的搭售行为来解释;除主要的基础服务外,很多服务只是用于某种潜在的防御性策略,市场份额不大。因此最高法院确认腾讯的集成行为并未导致安全软件市场份额显著下降,或对其他竞争者产生排除或者限制竞争的效果。这种分析对其他互联网企业同样适用。

    有意思的是,尽管腾讯主张互联网竞争实际上是平台竞争,但最高法院在承认这一点的基础上坚持在本案中不过多引入应用平台的因素,以免放大其他网络平台对腾讯形成的竞争约束,弱化其实际市场力量。这种就事论事的态度在某种程度上避免了涉及更为复杂的平台经济学,在缺乏实证研究和证据的情况下是明智的。但平台作为新型竞争的形态已经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其中的法律问题仍然有待于深入研究。

    第三,网络效应是人们经常提及的通信软件的特性之一,并容易产生普通用户受制于免费基础服务的直觉。但在最高法院看来,QQ聊天软件并非用户的必需品,用户离开QQ仍然可以使用其他通信工具和他人进行联系,并通过数据证明网络效应带来的黏性可能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强烈,也证明了这一领域实际上存在着异常激烈的竞争。但事实可能是,对个人用户而言,即时通信软件的转换成本会比较高,这不像从一部电话换到另一部一样容易,因为用户的关系圈子并不会轻易集体搬迁。微信能够取代桌面通信工具实际上借助了手机的通讯录;在个人电脑时代就没有这样容易(强行导入某一通信工具的通讯录会被认为是不正当竞争)。承认个人电脑时代的网络效应本身无损于得出如下结论:创新是以意想不到的方式颠覆了原先的服务,成功取代前者,并不需要法律进行干预。

    最后,谈及创新,一个关键问题是逐渐形成的平台是否影响了创新。一个形成了有效汇总流量入口的平台足以和众多开发者共享使用权,共同分析大量用户数据,降低了开发者自行创业的成本。特别是考虑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学习编程,一个基础平台的出现有助于推动大规模创新和就业。

    双边市场是区分互联网经济体和传统经济体的主要特征之一,互联网企业通过广告或增值收入补贴免费的内容吸引用户。平台型网络企业拥有更为多元的服务和投资领域,甚至扩展到像金融、教育、交通、家居这样的传统行业,通过降低信息成本更加有效地利用物理世界中的竞争性商品和服务。在这种趋势下,即使平台企业拥有一个免费基础服务,也很难一下辨识基础服务对诸多新服务市场地位的影响。能够肯定的是,消费者事实上正在从激烈的竞争中获利,平台企业不过使竞争变得更加高效。

    本文基本结论是,像反垄断法这样的重型武器应当较少地在一个快速发展的行业中使用;相反,法院应当更多地承担起事后规制不正当竞争的责任,这对混乱的中国互联网市场至关重要;这也同样需要法院深入理解平台竞争的实质以及新经济的核心——作为生产资料的数据。3Q大战揭示了平台型企业崛起和碰撞的瞬间,又在移动互联网时代暂时沉寂下来。也许起诉腾讯更加合适的主体不应当是同为互联网企业的360,而是像出版社、电视台、唱片公司这样的传统行业,因为后者对不同生产方式的差异可能更为敏感。即使360公司在本案中获胜,它也同时在挖整个互联网行业的墙角,最终也会给自己带来麻烦,新近的米时科技起诉360在移动终端上的垄断就是一例。■

    (作者为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12. 2014-10-20 10:35
    监管层报告:中国商业银行负债结构失衡

    【财新网】(记者 李小晓)从2008年到2012年,中国金融机构总体负债金额呈逐年上升趋势,由2008年的542844亿元增加至2012年的1024067亿元。

    存款是中国银行业主要负债

    报告指出,中国金融机构总体仍然以吸收被动性负债资金(存款)为主,截止2012年底,金融机构被动型负债占全部负债的89.6%,主动型负债(债券、同业负债、国外负债等)只占10.4%。

    从存款占负债的比重来看,五大行近六年来始终在80%左右,其中建设银行和农业银行比例最高,平均达到87%;而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则维持在较低水平,平均为77%。

    报告指出,中国商业银行的负债中,存款占据了大部分,原因主要有几点:首先,中国家庭由于教育和养老等需求保持较高储蓄率。其次,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GDP持续以8%左右的速度增长,中国家庭的收入也随之增加。鉴于中国目前的金融市场并不十分健全,能获得稳定预期收益的投资工具不多,这就为银行提供了充足的资金来源。

    报告还对比了外国主要银行,其中渣打银行存款占总负债比例为60%左右,明显低于中国。

    在美国,大银行主动型负债比例远高于小银行,因为大银行日益把主动性负债作为满足贷款需求和应急的重要短期资金来源,而小银行受规模限制只能依赖于一般存款。“中国正好相反,大行存款规模过大,发展主动型负债动力远小于其他商业银行。”报告指出。

    大小行存款结构差异

    报告指出,中国不同产权制度下的商业银行存款来源差异明显,国有商业银行的存款来源中,居民存款占比与企业存款占比差距不大;股份制商业银行中,企业存款占比远远高于居民存款。

    在国有商业银行中,除了农业银行外,负债来源都比较均衡,企业存款与居民存款占比重差距较小。“由于企业存款利率比居民存款利率低、活期利率比定期利率低,银行为了降低存款成本,也会加强对于企业存款和活期存款的吸收。”报告指出。

    在居民存款方面,四大国有银行居民存款所占比重近年来都有所下降,“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存款有活期化的趋势。”报告称。

    相比之下,股份制商业银行与国有银行相比,成立时间较短,网点少,覆盖面小,在吸收居民存款方面较弱,因此大多为企业存款。例如,光大银行企业存款占存款比重近三年来平均为80%左右,但近年来逐年下降。华夏银行和浦发银行该数据为65%。

    报告也指出了企业存款的弊端。“企业存款多以活期存款为主,会在短时间内大量进出,不够稳定,虽然银行可以使用协议存款的方式来保证企业存款稳定,但会相应增加存款的利息成本。”

    因此,如今中国股份制银行也在加强居民存款的吸收,从而获得相对稳定的存款。

    银行负债不是越多越好

    报告对比了金融机构负债增长和GDP增长的速度,结论是中国负债规模的增长速度远大于GDP的增速。很多学者从货币供求角度来解释,认为中国M2/GDP过高主要是由于银行资金使用的低效及银行资金的大量闲置造成的,大量银行存款脱离实际生产领域及银行贷款使用效率低下亦是原因。

    报告指出,“由于银行盈利主要来自各项资产,而扩大资产所需要的资金又通过负债提供,因此银行总是尽力扩大负债规模。然而负债并非多多益善,负债所需的资金被运用之前不仅不会给银行带来任何收益,反而会使银行付出一定成本。”

    非理性负债扩张有两方面弊端,一方面是随之增加的成本会影响银行经营目标实现,造成浪费;一方面是会加剧银行的经营风险。

    “银行只有把负债吸收的资金通过合理贷放或投资,使资产收益在抵销负债成本并扣除税收后还有一定净利润,其经营活动才是有效的。”报告指出。

    报告结论认为,负债结构的严重失衡对中国商业银行的经营无疑会产生很大消极影响。首先,会使银行在资金筹措中处于被动地位,失去自主决定债券规模的主动权;第二,被动性负债的不稳定性影响着银行对负债资金的运用,特别是中国银行定期存款的定活两便性质使银行经营的稳定性受到很大削弱。第三,存款为主导致中国银行筹资的外部空间受限,很难超越现有分支网络所覆盖的地理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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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2014-10-20 10:32
    唯有法治赐予人民普遍安全感

    【财新网】(专栏作家 王涌)如果国家法律不能保护公民的私人财产,会招致怎样的后果?亚当•斯密在《国富论》里早就论述过,他说:“如果不幸,国家专制,君主暴虐,人民财产随时有受侵害的危险,那么,人民往往将财产藏匿起来。这样,当灾难一旦临头,他们就可随时把它带往安全地方”。

    中国的情形虽不及亚当•斯密的描述那般严重,但也相当严峻,因为所谓的灾难尚未来临,中国的富人就已经大规模地转移财产至海外了。中国正在经历第三次大规模的海外移民潮。据统计:“个人资产超过1 亿元的企业主中,27%已经移民,47%在考虑移民”。除了欧美加澳,那些太平洋上的岛屿,因为是离岸法区,有完备的保密制度,也成为中国富人的财富隐匿地。

    转移和隐匿财产的动机,一是财产来源不合法,二是中国的法治不健全,即使合法的财产也可能被非法的掠夺。目前,所转移的财富的总额尚无精确的统计,但肯定是一个天文数字,应当占到国民生产总值的相当比例。粗略估算,近三十年中国移民约2000万人,其中约100万的投资移民,以投资移民平均标准每人80万元计算,转移的资产超过8000亿,加之腐败官员或富豪的其他隐蔽渠道的资产转移,总额应超过1万亿元,甚至2万亿元,并且还在逐年增加。

    这对于中国经济的打击甚大。按亚当•斯密的论述:“在生活比较安定的国家,有常识的人,皆愿用财产来求目前享乐,或未来利润”,中国富人所转移和隐匿的财富,本应是在中国境内消费和投资的,必然推动中国经济发展,却飞了。

    当然,中国富豪转移财产,有一点积极作用,尚可平息一下我们的愤慨之情。如果他们是以人民币换成外汇了,倒是可以减轻国家外汇储备过大的负担,因为与其让外汇烂在央行,或去购买美国的垃圾债券,还不如让中国富人去国外挥霍。但如此安慰之说,不过是一种令人心酸的无奈而已。

    他们为什么转移资产?因为从现实和长远看,私人财产的风险在中国真实地存在着。在宏观上,由于法治化的稳定的政治权力结构的缺失,政治走向仍然具有不确定性,一旦社会矛盾加剧和爆发,政治航向仍然可能向极左偏转,对私人财产的尊重和保护将缺乏政治基础;在中观上,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困难比预想的严酷得多,可能重新引发货币贬值,进而导致私人财富的缩水,甚至加剧国家与民争利;在微观上,诸多恶法和陋法的存在,必然会成为权贵掠夺民众财产的隐蔽工具。

    问题的关键显而易见地摆在我们面前,法治是健康的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模式的必要内涵。如果中国能在未来十年经济和社会平稳发展阶段中,抓住黄金机遇,在法治建设上有真正的实质的进步,奠定坚固的法治基石,那么,中国社会经济的面貌将豁然改观,未来将充满光明,即使再坏也坏不到哪里。

    最近有人反问:在法治脆弱的社会,例如中国过去三十年,为什么经济也可以有大的发展?原因在于:一方面,中国突然转向市场经济,该政策本身即释放出巨大的生产力;另一方面,在投资保护方面,虽然法治薄弱,但腐败起到了一定的替代作用,企业家将一部分利润给政府官员,以此购买保护,构成了特定时代的发展模式。

    但该模式的问题日益严重,腐败掠夺了较大比例的社会财富,在经济发展的马车的上增加了巨大的负担。腐败的金额通常用于奢侈消费,而非社会再生产,“朱门酒肉”型产业因而红火发展,从而扭曲社会的经济结构。更严重的是,高额的腐败金额最终是从劳动者身上掠夺的,导致劳动力价格被严重压低。

    当然,由于中国的人口红利时代即将结束,劳动力价格必将提升。如果依然是腐败而不是法治为企业家提供保护,高昂的腐败金额必将压缩产业利润,最后导致产业利润稀薄,投资萎缩,百业萧条。

    当前,中国已经开始史无前例的反腐斗争,但这只是对腐败的清算。如果清明而公正的法治不能建立起来,企业家仍将向官员支付保护费,腐败将绵绵不绝,中国政治将逃不脱周期律:腐败——清算——再腐败——再清算,中国社会将逃不脱沉沦和动荡的厄运。

    法治如何给企业发展和财富积累以保护和安全感,取决于法律体系的两个重要维度,一是司法审判的独立,目前正在开展的司法改革将以此为突破口;二是法律规则的丰富和明晰,这却在司法改革的方案中被忽视了。2010年全国人大宣布,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建成,但立法机构是站在一个钢精框架前,宣布“法律体系”竣工了,中国的很多法律是相当简陋的,存在着大量的空白。法律规则越匮乏,司法的自由裁量权越大,它就必然要成为商品,在市场上寻租。所以,如果不能提供充分的法律规则,就不可能解决中国的司法腐败问题。司法改革应当通过建立判例制,解决法律规则的及时供应的问题,让民众对司法审判结果有相对确定的预期,获得安全感。

    建设法治的未来十年是珍贵和关键的十年,是修筑防洪堤坝的十年,是与时间赛跑的十年,是实现中国梦的法治战略布局的十年。如果未来十年法治建设失败或懈怠,中华民族的未来必将充满太多的风险和变数。

    中国的经济发展可以在三十年内跃居世界第二,但中国人却建不成法治国,这是让人于心不服的。其实,法治建设的成败,主要取决于一代政治家的见识、真诚与胆略。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即将召开,破天荒地以“建设法治中国”为主题,也彰显了新一代政治家的见识、真诚与胆识。人民拭目以待。■

    作者为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14. 2014-10-20 10:29
    以法治开拓改革新历程 ——纪念《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颁布30周年 访著名经济学家高尚全

    财新记者 杜珂

    10月20日是《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下称《决定》)颁布30周年纪念日。当年,《决定》顺应时代潮流,明确指出:改革计划体制,首先要突破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它提出一个重要论断:“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在当时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飞跃,为当时的市场化改革获取了合法性,也为8年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的最终确立埋下了重要伏笔。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名誉会长、著名经济学家高尚全参加了《决定》的起草工作,也参与了随后一些中央全会报告的起草工作,亲历了“市场经济”的提法在中央文件是怎么艰难地破茧而出,也见证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如何一步步成长起来。

    回看《决定》,在当时计划经济思想仍然根深蒂固的历史情境中,它还不可能直接提出“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而且策略地承认“就总体说,我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即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而不是那种完全由市场调节的市场经济”;计划与商品经济的关系,也引发了持续的争论。但是,它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史上的里程碑意义是不可忽视的,它以富有智慧的表达方式,在当时的经济体制改革中纳入了尽可能多的市场因素。

    今日,我们纪念《决定》有着怎样的时代意义?《决定》留下了哪些宝贵的精神财富?带着这样的疑问,财新记者拜访了高尚全先生。高老年过八旬,但仍密切关注着中国改革进程,在关键时刻常常挺身而出,积极建议献策,表现出“虽千万人吾往矣”的风骨。透过他娓娓的讲述中,不难明白,应对时代挑战,不断打破旧的教条,是《决定》为后人留下的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

    财新记者:10月20日是《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颁布30周年纪念日。对于这个决定,邓小平当年有很高的评价。他说“是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邓小平还说: “这次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好,就是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我看讲清楚了。过去我们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没有前几年的实践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写出来,也很不容易通过,会被看作‘异端’。我们用自己的实践回答了新情况下出现的一些新问题。”你当年参与了《决定》的起草工作。在你看来,邓小平所说的“新话”最主要的有哪些?

    高尚全:30年前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是我国第一个关键性、综合性的改革设计。邓小平所说的“新话”最主要的体现在提出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提出了市场的概念,提出了实行政企职责分开,正确发挥政府机构管理经济的职能等十大内容,突破了理论上的长期困扰,使全党全国人民拨云见日,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犹如明珠一颗,尘尽光生。

    要知道,上个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的改革虽然一度打破了极左的禁锢,并开始了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积极探索,但是,对社会主义建设到底应当怎么进行,应当确立一个怎么样的经济体制,并没有完整明确的目标和蓝图,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都是在实践当中通过不断的摸索、试错。目标的不明确,使得“左”的思想屡屡兴风作浪,干扰改革探索的步伐。《决定》深刻总结了建国以来左倾错误造成的教训和“文革”结束后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成败经验,摒弃教条,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准确归纳了改革的性质和改革的任务,就是要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对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一系列相互联系的环节和方面,改革那些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具体管理制度。

    财新记者:这些“新”为什么会被看作“异端”?从后来的实践看,是不是“异端”?

    高尚全:以“商品经济”这个提法来说,当时是有很大争议的。当年,根据小平同志的意见,中央成立了由胡耀邦、赵紫阳、胡启立、胡乔木、姚依林、田纪云同志组成的文件起草领导小组。从1984年5月开始,组织了一些同志对文件的起草展开研究和酝酿。我参加了《决定》的起草工作。

    在起草过程中,我提出,改革就是要为迅速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扫清道路。从我们改革试点的实践经验来看,什么时候我们比较注意发展商品经济了,什么时候经济就比较繁荣。哪个地方重视商品生产了,那个地方经济就比较有活力。这是我经过多次调查得出的结论。包括广东,就是因为先搞了商品经济,才有了活力,老百姓的日子就比较好过。所以,可以这样总结,在“只有社会主义可以救中国”这句话之外,还要加上一句“只有发展商品经济才能富中国”。但是,我的意见提出来以后,起草小组就有人不赞成把商品经济写入《决定》。主要担心是什么呢?害怕社会主义跟资本主义混同起来,怕变成资本主义。我认为,这种担心是没有必要的,为什么呢?第一,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是在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的条件下发展的,和资本主义是有区别的;第二,商品经济和计划经济并不是对立的,商品经济越发达,生产的社会化程度越高,就越需要在宏观上加以指导。

    我多次建议在《决定》草稿中写上“商品经济”的概念并阐明上述理由,但是,反对的同志认为。最多只能写上“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尽管反对的声音不小,持反对意见的同志的级别也比我高,但我坚持认为,既然有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就必然有商品经济,所以写上是不会错的。在“商品经济”概念多次被否定的情况下,我建议以中国体改研究会和中国体改所的名义召开一次理论研讨会。1984年9月初,在北京西苑饭店召开了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理论研讨会。有近20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在会上,我首先提出,应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概念,这是当前改革要求在理论上的一个关键性突破。经过大家的讨论,会议很快就取得共识,提出了一些突破性观点:“商品经济是个必然的途径,和资本主义制度并无必然联系,不是资本主义的特有范畴”,“商品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一个必经阶段”,“商品经济同计划经济不是对立的”。9月7日,我向中央提出对经济体制改革几个理论问题的看法,主要观点是:当前的经济体制改革要求在理论上有一个关键性的突破,这就是要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概念。现在,明确提出这个问题的条件已经成熟了。

    在起草《决定》第五稿后,草稿下发中央各个部门、各个省市自治区征求意见,各个部门和地方都认真展开了讨论,并提出了修改意见。比如,当时国家体改委提出,文件在讲到过去的经济模式时,必须明确它是限制商品经济发展、排斥价值规律的。在讲到改革要建立新的模式的时候,应当明确提出我们的经济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1984年7月。马洪组织社科院工经所的周叔莲和财贸所的张卓元等学者起草了《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我国商品经济的再探索》这篇文章。文章初稿完成后,分送中共中央、国务院领导同志和几位老同志看。几位老同志都同意马洪论述的观点。《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我国商品经济的再探索》一文从4个方面论述了为什么要把承认社会主义是商品经济作为搞活经济,推动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的基础和前提。

    10月2日,耀邦同志主持文件起草领导小组开会,修改的主要内容如下:

    把原稿第四部分“改革计划体制,自觉运用价值规律”的题目,改为“建立自觉运用价值规律的计划体制,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明确指出:改革计划体制,首先要突破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明确认识我们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的计划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和生产社会化不可逾越的阶段。

    《决定》在计划经济思想仍然根深蒂固的环境当中,用智慧的表达方式,在经济体制改革当中契入了足够分量的市场因素,不仅为当时的市场化改革获取了合法性,更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的最终确立,埋下了重要的伏笔。

    从后来的实践看,这些当然不是什么“异端邪说”,而是根据城市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农村形势发展,对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做出的战略性突破。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党中央就明确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当中需要对自身体制不断进行改革完善,并将此作为党的一个重要的工作重心。

    此后,十四大提出 了“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十四届三中全会确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要使市场在国家调控下发挥基础性作用”。

    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了“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我们对市场经济的认识在不断深化。

    财新记者:《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还有一个突破,提出了实行政企职责分开,正确发挥政府机构管理经济的职能,从政企职能分开的角度,提出了转变政府职能这个到目前为止仍然十分重要的改革命题,启动了转变政府职能这一长期的改革进程。在你看来,《决定》关于政府职能转变的“新话”“新”在何处?

    高尚全:在当时的认识水平下,根据当时的实践检验,《决定》归纳了政府机构的主要职责:制订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战略、计划、方针和政策;制订资源开发、技术改造和智力开发的方案;协调地区、部门、企业之间的发展计划和经济关系;部署重点工程特别是能源、交通和原材料工业的建设;汇集和传布经济信息,掌握和运用经济调节手段;制订并监督执行经济法规;按规定的范围任免干部;管理对外经济技术交流和合作,等等。虽然这些总结在现在看来,政府管制的内容仍然过多,但是,在当时的条件下,能将政府职能从统辖一切事务缩小到《决议》表述的几个范畴,实在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决定》对政企分离的要求没有官话套话,而是十分明确地提出具体要求:实行政企职责分开以后,要充分发挥城市的中心作用,逐步形成以城市特别是大、中城市为依托的,不同规模的,开放式、网络型的经济区。在推进这种改革的时候,有必要提起各城市的领导同志们注意,城市政府也必须实行政企职责分开,简政放权,不要重复过去那种主要依靠行政手段管理企业的老做法,以免造成新的条块分割。城市政府应该集中力量做好城市的规划、建设和管理,加强各种公用设施的建设,进行环境的综合整治,指导和促进企业的专业化协作、改组联合、技术改造和经营管理现代化,指导和促进物资和商品的合理流通,搞好文教、卫生、社会福利事业和各项服务事业,促进精神文明的建设和创造良好的社会风气,搞好社会治安。《决定》的朴实文风和切实要求,为转变政府职能这一重大历史性的改革命题作了极好的注脚。

    此后,转变政府职能一直是中央不断强调的改革任务,一直到十八届三中全会,对政府职能转变的要求,放到了“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角度做出了进一步的改革部署:“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也就是说,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就必须排除政府对市场的过度干扰,同时又需要政府做好服务工作和保障工作,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并提供有效的社会保障。因此,以法律的形式界定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并用法律程序、法律规则矫正政府随时可能出现的越位、缺位和错位,就显得至为重要。

    财新记者:今年10月20日,十八届四中全会召开。弹指一挥间,从市场经济的战略性突破到今日的法治国家的建设,历史又到了一个关键点。从这30年改革取得的重大成就和有待解决的问题来看,今天又需要做哪些战略性的突破?

    高尚全:习近平同志指出,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活力之源,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30年来的改革开放所取得的重大成就,主要是体现在它推动我国实现或正在实现的五个方面的重大转变。

    第一,改革开放推动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变。“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作为改革开放的思想内核,为我国的发展进步提供了不竭的思想理论活力源泉。

    第二,改革开放推动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从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我们党的伟大创举,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奠定了经济基础。

    第三,改革开放推动中国从闭关锁国转向全方位开放。改革推动了开放,开放也在倒逼改革。一些长期难以突破的顽疾在这个过程中被顺利克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因而得到进一步完善,经济社会迸发出更大活力。

    第四,改革开放推动国家从人治走向法治。改革开放推动我国全面走向法治社会,必将进一步增强经济发展的活力。我们应对清醒地看到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任务非常繁重而艰巨,十八届四中全会对此作出了重要决策。

    第五,改革开放推动我国人民生活从贫穷落后转向小康。改革开放给人民生活带来巨大改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将一步步变为现实,极大地调动了人民群众投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创造性,为我国的发展进步带来了无穷的活力。

    中国的改革虽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前期单边突进的改革遗留的问题越来越成为拖累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的障碍,而且,经过30多年的改革发展,随着生存型阶段向发展型阶段的转变,我国需求结构开始发生明显变化,新的需求和旧的体制的矛盾也日益凸显,新老问题同时并存,影响改革的深化。目前仍存在的矛盾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型与市场化改革不到位的矛盾。二是社会公共需求转型与公共产品供给短缺的矛盾。三是政府作用的发挥与政府自身建设和改革滞后的矛盾。四是依法治国的理念尚未能完全落实。

    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充分发挥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作用,正确发挥政府的作用,明晰政府与市场的不同职能,加强政府公共服务,以建设法治政府为导向,落实放权、限权、分权。■

  15. 2014-10-20 08:33
    美紧急医疗小组防控本土埃博拉疫情

    据新华社10月19日消息,美国国防部发言人19日表示,国防部长哈格尔已下令组建一个30人的应急医疗援助小组,以应对美国国内的埃博拉疫情。

    国防部发言人柯比在当天发布的一份声明中称,该小组将由5名医生、20名护士和5名医疗培训人员组成。这个小组不会被派往国外,仅限为美国本土的医疗机构提供紧急援助。

    柯比表示,组建这一小组是以防万一的谨慎措施,目的是确保国家为防控疫情扩散做好迅速反应的准备,以便有效和安全地应对出现的埃博拉感染病例。他说,该小组的援助措施包括:提供重症监护护士和熟练应对传染病的医生,以及进行紧急传染病相关培训。

    到目前为止,美国已确诊3名埃博拉患者。美国首名埃博拉患者为来自利比里亚的输入型病例,已于本月8日死亡,曾护理过他的两名女护士相继被确诊感染埃博拉病毒。(新华社记者  穆东)

  16. 2014-10-20 08:30
    盘点改革开放后七次四中全会

    【财新网】(记者 林韵诗)今天,十八届四中全会在京召开,主题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的七次四中全会,一般而言,每次会后都会公布一份全体会议公报,一份与全会议题相关的决定文件,还会通过若干中央委员会成员的人事调整。

    从会议主题看,过去七次四中全会多次为党建定调,1994年、2004年、2009年三次四中全会都是以加强党建、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为主题。1979年的十一届、1999年的十五届四中全会,分别力推农业发展、国企改革,1985年的十二届四中全会则通过了“七五”计划建议,并明确中央领导机构成员新老交替原则。

    今天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是中央全会首次将“依法治国”作为议题。

    人事调整也是四中全会的一大看点。按照惯例,除了常规的增选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四中全会还会撤销个别中央委员或中央候补委员的职务,并由新人补上。

    例如,1999年的十五届四中全会,撤销了许运鸿中央候补委员的职务,并开除其党籍。许运鸿原为浙江省委常委、宁波市委书记,第十五届中央候补委员,2000年因滥用职权罪获刑10年。

    2004年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撤销了田凤山的中央委员职务,并开除其党籍。田凤山曾任黑龙江省省长、国土资源部部长,第十四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五届、十六届中央委员,2005年因犯受贿罪被判无期徒刑。

    特别地,1985年的十二届四中全会上,包括叶剑英等131位老同志请求分别不再担任中央委员会、中顾委、中央纪委三个委员会的职务,并获同意。全会给叶剑英和黄克诚写了致敬信,以全会的名义表达全党同志对其崇高敬意和亲切问候。

    在十八大后的反腐风暴中,十八届中央委员会已有七名成员落马,包括两名中央委员蒋洁敏、李东生,五名中央候补委员李春城、王永春、万庆良、陈川平、潘逸阳。目前,李春城、王永春、蒋洁敏、李东生、万庆良均已被开除党籍。

    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央委员会委员出缺,由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按照得票多少依次递补”。目前,十八届中央候补委员中排名第一、二位的分别是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和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王作安。

    从时间、地点看,历届四中全会都在北京举行,会期一般为4天,但1985年、1989年的十二届、十三届四中全会分别只开了1天、2天。除了十三届四中全会提前到6月召开,其他历届四中全会都在9月中下旬举行。即将举行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是改革开放以来召开时间最晚的一次。

    从参会人员看,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均出席会议,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均列席会议。其他列席人员则不断变化,在改革开放早期,中央机关和地方党委负责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列席会议,到了2009年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十七大代表中部分基层党务工作者、基层党员和从事党建研究的专家学者也获邀列席。

    ●十一届四中全会 关键词:农业发展

    时间:1979年9月25日至28日 ,共4天

    人员: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189人,候补中央委员118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华国锋,副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陈云、汪东兴,中央政治局其他同志,出席了会议。另有16名中央机关和地方党委的负责同志列席了会议。

    成果:讨论通过叶剑英代表党中央、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讨论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

    人事调整:全会通过协商和无记名投票,增补王鹤寿、刘澜波、刘澜涛、安子文、李昌、杨尚昆、周扬、陆定一、洪学智、彭真、蒋南翔和薄一波12人为中央委员;选举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赵紫阳和中央委员彭真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十二届四中全会 关键词:中央机构新老交替原则

    时间:1985年9月16日 ,共1天

    人员: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188人,候补中央委员129人;列席会议的有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130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121人,不是上述三个委员会成员的中央党政军机关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的主要负责同志40人。

    成果: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草案)》;讨论确定了进一步实现中央领导机构成员新老交替的原则,同意叶剑英等一部分老同志分别不再担任中央三个委员会成员的请求。

    人事调整:

    全会收到了一批老同志分别请求不再担任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候补委员、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的信,并同意他们的请求。

    不再担任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的64位同志是:

    叶剑英 邓颖超 徐向前 聂荣臻 乌兰夫 王震 韦国清

    李德生 宋任穷 张廷发 于桑 马文瑞 王谦 王六生

    王金山 王恩茂 王鹤寿 白栋材 朱穆之 任仲夷 刘震

    刘华清 刘志坚 刘明辉 刘复之 许家屯 孙大光 孙国治

    李锐 李化民 李启明 杨易辰 肖全夫 汪东兴 张震

    张爱萍 张铚秀 陈伟达 陈国栋 林乎加 周子健 郑三生

    赵守一 赵苍璧 胡立教 洪学智 袁宝华 钱学森 钱瑛

    高厚良 黄华 黄新廷 康克清 梁必业 梁灵光 蒋南翔

    韩先楚 覃应机 鲁大东 谢振华 廖汉生 谭友林 谭启龙

    谭善和

    不再担任中顾委委员的36位同志是:

    李井泉 肖劲光 何长工 傅钟 万毅 王必成 王尚荣

    区梦觉 方志纯 帅孟奇 冯铉 刘晓 李达 李贞

    李卓然 李楚离 杨尚奎 杨献珍 张苏 张令彬 张启龙

    张维桢 范式人 林铁 周扬 周里 奎璧 钟汉华

    钟期光 袁任远 夏衍 钱之光 郭化若 黄欧东 詹才芳

    魏文伯

    不再担任中纪委委员的31位同志是:

    黄克诚 王从吾 李昌 马国瑞 蔡顺礼 王凌 王尧山

    王鹤峰 毛铎 朱绍清 刘英 刘汉生 严克伦 李耀

    吴信泉 张海峰 陈坦 林一心 金昭典 段云 饶正锡

    徐深吉 郭建 唐延杰 黄民伟 曹广化 曹幼民 彭儒

    谭申平 蹇先任 戚元靖

    ●十三届四中全会 关键词:人事变动

    时间:1989年6月23日至24日 ,共2天

    人员: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170人,候补中央委员106人。列席会议的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184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68人,有关方面负责同志29人。

    成果:审议并通过了李鹏代表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关于赵紫阳同志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中所犯错误的报告》

    人事调整:撤销赵紫阳的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会委员和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第一副主席的职务;

    选举江泽民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增选江泽民、宋平、李瑞环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

    决定增补李瑞环、丁关根为中央书记处书记;

    免去胡启立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

    免去芮杏文、阎明复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

    ●十四届四中全会 关键词:党建

    时间:1994年9月25日至28日 ,共4天

    人员: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182人,候补中央委员122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有关负责同志列席了会议。

    成果:集中讨论了党的建设问题,并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

    人事调整:增选黄菊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决定增补吴邦国、姜春云为中央书记处书记。

    ●十五届四中全会 关键词:国企改革

    时间:1999年9月19日至22日 ,共4天

    人员: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189人,中央候补委员147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和有关方面的负责同志列席会议。

    成果: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人事调整:增补胡锦涛为中央军委副主席,郭伯雄、徐才厚为中央军委委员;

    撤销许运鸿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职务,开除其党籍。

    ●十六届四中全会 关键词:党建

    时间:2004年9月16日至19日 ,共4天

    人员: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会委员194人,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152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和有关方面负责同志列席了会议。

    成果: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

    人事调整:同意江泽民辞去中央军委主席职务,决定胡锦涛任中央军委主席;徐才厚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增补陈炳德、乔清晨、张定发、靖志远为中央军委委员。

    决定递补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艾斯海提·克里木拜、王正伟为中央委员会委员;

    决定撤销田凤山中央委员会委员职务,开除其党籍。

    ●十七届四中全会 关键词:党建

    时间:2009年9月15日至18日 ,共4天

    人员: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194人,候补中央委员163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和有关方面负责同志列席了会议。党的十七大代表中部分基层党务工作者、基层党员和从事党建工作研究的专家学者也列席了会议。

    主题: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

    成果: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17. 2014-10-20 08:27
    机构预测:三季度GDP增速将放缓至7.2%

    【财新网】(记者 李雨谦)三季度GDP同比增速将于明日(10月21日)发布。参与最新一期财新调查的12家金融机构经济学家,预测三季度GDP同比增速将较二季度回落0.3个百分点,其预测均值为7.2%。

    其中,最高预测值为7.3%,最低预测值为7%,中位数为7.2%。

    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认为,经济下行压力不减,三季度GDP增速将放缓。房地产投资迅速下滑,新开工项目有限导致投资动力不足,制造业通缩压力加大,7月以来融资放缓,而去年三季度GDP增速基数较高,今年三季度GDP增速或将下探。■

     

     

  18. 2014-10-20 08:01
    俄外长说西方制裁目的是改变俄罗斯

    据新华社10月19日消息,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俄独立电视台19日播出的访谈节目中说,西方制裁的目的是改变俄罗斯,而不是为了调解乌克兰危机。

    拉夫罗夫说,对俄实施制裁的西方国家毫不掩饰这样一个事实,即实施相关措施的目的不是为了乌克兰。“他们的真实目的是强迫俄改变在一些关键性和原则性问题上的立场、接受西方的立场。这是上个世纪上个时代殖民主义的惯有思维方式”。

    拉夫罗夫说,当今世界正在形成多极世界秩序,不可能允许一国或一个国家集团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他国。没有其他力量中心的支持,当今世界包括战胜恐怖主义和传染病在内的许多问题不可能得到解决。

    拉夫罗夫说,俄美两国关系相当复杂,有大量的双边问题,许多方面早在乌克兰危机之前就陷入死胡同,之后又受到危机的严重影响。

    他说,俄与欧洲彼此都离不开对方,双方是邻居,有几个世纪的共同历史。俄不止一次拯救欧洲。只有当西方政治家开始从全球的角度进行思维时,俄与欧洲的关系才能建立起来。

    拉夫罗夫坚信,西方伙伴首先是欧洲政治家和商人意识到了目前这种惩罚俄罗斯方针的危害性,这一方针想改变俄罗斯,但不会带来任何结果。

    他明确表示,俄不会接受西方为取消制裁提出的任何标准和条件。

    今年3月以来,美国和欧盟因乌克兰问题对俄罗斯实施多轮制裁,使俄国防、金融和能源行业均受到影响。俄总统普京10月2日说,西方国家对俄制裁不会阻止俄成为更强大的经济强国。(新华社记者  胡晓光)

  19. 2014-10-20 07:58
    广汽丰田2015年将推首款纯电动汽车

    【财新网】(记者 李雪娜 朱世耘)广汽丰田明年将推出名为“领志”的首款纯电动汽车。在 10月18日举行的中期规划发布会上,广汽丰田总经理小林一弘如是表示。

    广汽丰田的中期规划是,到2020年,汽车产品阵势将扩充到10款以上,覆盖中国所有主流细分市场。此外,产销数量将会以每年超过10%速度增长。广汽丰田2013年的年产销量为30万台,在销产品种类包括凯美瑞、逸致、汉兰达、雷凌等。

    此次中期规划发布会上,广汽丰田重点提出新能源汽车的发展目标。据小林一弘透露,广汽丰田未来自主品牌将以新能源车、节能车为核心,主推HEV混合动力和EV纯电动车。名为“领志”的首款纯电动汽车将于2015年面世。

    改装车方面,除现款混合动力凯美瑞•尊瑞外,明年将在中级市场导入其他车型的混合动力版。凯美瑞混合动力版于2012年推出,目前累计销量超过1万台。

    为了更好推行实施中期规划,广汽丰田将全面实施丰田新全球架构战略。该战略为丰田汽车于2012年启动,核心内容包括全球技术开发和采购资源共享,以降低成本和缩短产品研发时间。

    小林一弘在会上表示,广汽丰田未来每一款新车型将遵守两大原则:一是最大限度实现本土化开发,二是搭载丰田最先进环保技术。“中国汽车市场竞争日益激烈,同时又面临环保和安全等一系列课题亟待转机的大环境下,我们必须采取行动,未来将推出更多电动汽车产品。” 小林一弘说。■

  20. 2014-10-19 20:34
    中国公司独揽墨西哥高铁投标 国际公司全退出

    【财新网】(记者 路炳阳)由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铁建 601186.SH)为主组成的招标联合体,日前在墨西哥一条高铁工程项目中成为惟一竞标者。

    上述中国铁建招标联合体由四家墨西哥本地企业和四家中国企业组成,项目整体打包,包括铁路基建工程和新造客车,共43亿美元,其中中方四家企业为:中国铁建、中国铁建国际公司、中国铁建墨西哥公司和中国南车股份有限公司(601766.SH,下称中国南车)。其中中国铁建三家公司负责高铁基建工程项目,中国南车负责新造高铁客车项目。

    该项目于2014年8月15日在墨西哥发标,10月15日为递交招标书截止日。招标书使用西班牙文,标书显示,该条高速铁路全长210公里,连接首都墨西哥城和克雷塔罗州的中心城市,标书要求,工程必须在2014年内开工建设,2017年投入运营。

    据接近中国南车的人士对财新记者表示,起初,包括中国铁建联合体在内的日本三菱、法国阿尔斯通、加拿大庞巴迪以及德国西门子等多家公司都对该项目表现出浓厚兴趣,但是多家国际公司认为其时间过于仓促,无法在墨方限定时间内递交标书并开工,遂对此写信要求,延迟投标时间,后被墨西哥交通部拒绝,国际公司便全部退出了本次招标。中国铁建招标联合体遂成为本次招标唯一投标人。

    该项目将于11月3日开标,墨西哥交通部称,他们将在11月3日就铁路建设项目作出决定,宣布是否接受中国公司提出的计划。中国南车相关人士对财新记者表示,中国企业极有可能在本次招标中成为最后中标人,届时中国高铁海外市场将实现零的突破。

    十多年前,铁路客运在墨西哥几乎完全停滞,只有少数的旅游线路。据了解,该高速铁路建成后,墨方希望能够达到300公里的最高时速,计划每天运送2.3万名乘客。

    自培尼亚(Enrique Peña Nieto)当选墨西哥总统以来,已在高层会晤场合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见了三次面,中墨关系明显加强。在9月28日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同墨西哥外长梅亚德(José Antonio Meade Kuribreña)共同主持中墨政府间常设委员会(下称“中墨常委会”)第六次会议上,双方着重加强合作的内容包括高铁、高速公路等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以及能源、农业、科技、旅游等领域。■

  21. 2014-10-19 20:31
    最新民调显示安倍内阁支持率跌破5成

    据新华社10月19日消息,日本共同社19日公布的最新民调结果显示,受内阁丑闻、景气信心下滑等因素影响,安倍内阁支持率跌至48.1%,比9月份上次调查下跌6.8个百分点。

    这份于18日、19日进行的电话民调结果显示,安倍内阁的不支持率从上月的29%骤升至40.2%;安倍领导的自民党的支持率也从42%下跌到36.9%。

    民调显示,高达84.8%的日本民众没有感觉安倍经济政策带来了景气恢复,显示民众对“安倍经济学”的疑虑在不断升高。此外,65.9%的民众反对从明年10月起将消费税率从现在的8%提高至10%,赞成按既定日程提高消费税率的民众只有31%。对于安倍政权视为经济“起爆剂”的赌场合法化计划,63.8%的民众表示反对,大大超过赞成的比例。

    相关调查还显示,对于日美政府在新防卫合作指针中间报告中提出将防卫合作扩大到“地球规模”,47.3%的民众表示反对,超过赞成者所占38.4%的比例。

    日本媒体19日报道,被曝涉嫌政治资金丑闻的安倍内阁经济产业大臣小渊优子预计将在今后几天引咎请辞。作为安倍改组内阁的明星阁僚,小渊请辞将给安倍政权带来沉重打击。(新华社记者  冯武勇  刘秀玲)

  22. 2014-10-19 20:27
    金正恩接见金牌运动员及其教练

    据新华社10月19日消息,朝中社19日报道,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日前接见了在仁川亚运会和世界锦标赛中获得金牌的运动员及其教练,祝贺他们取得优异成绩。

    在仁川亚运会和在今年体操世锦赛及摔跤世锦赛上获得金牌的运动员及其教练参加了会见,金正恩与他们一一握手,并代表朝鲜劳动党、朝鲜政府和所有朝鲜人民再次对这些运动员表示祝贺和感谢,感谢他们勇夺第一,维护祖国的尊严和荣耀。

    金正恩说,选手及教练们通过仁川亚运会及最近的世锦赛,证明了党要把朝鲜建设为体育强国的构想的正当性和生命力,选手在赛场夺金的消息给千万军民的心中注入了必胜的信念和乐观的精神,激励他们在建设富强祖国的斗争中不断革新、创造前所未有的奇迹。

    金正恩当天为运动员和教练举办了宴会。朝鲜人民军总政治局长黄炳誓、朝鲜劳动党中央书记兼国家体育指导委员会委员长崔龙海等也参加了会见。

    朝鲜本次派出共273人的代表团参加仁川亚运会,参加足球、游泳、射箭、体操、田径等14个项目的角逐,共获得包括11枚金牌在内的36块奖牌,位列奖牌榜第七位。(新华社记者  陆睿  郭一娜)

  23. 2014-10-19 18:33
    韩朝军方在韩国军事分界线附近发生枪战

    据新华社发布客户端消息,据韩国联合通讯社19日报道,韩朝军方当天在韩国京畿道坡州地区军事分界线附近发生了枪战。

  24. 2014-10-19 18:30
    陈启宗直言

    主持人:财新传媒总编辑 胡舒立

    嘉 宾:恒隆集团董事长 陈启宗

    在香港的富豪圈里,恒隆集团董事长陈启宗是一位活跃分子,除了经商、做生意,搞慈善,他的身影还经常出现在各种社会活动和论坛中,发表看法,建言献策。潘石屹曾在微博里形容他“左上口袋永远插着七八支笔和一个小录音笔”。陈启宗性情十足、心直口快,时常将“炮火”对准各类他看不惯的问题。最近他在就家族慈善基金“晨兴基金会”向哈佛大学捐赠3.5亿美元一事接受媒体访问时直言,“在内地行善,有时会自讨麻烦”。而这一感触源于他早年捐助故宫修复建福宫的不愉快经历,建福宫修复完毕后却于2011年被曝光成为全球顶级富豪们独享的私人会所,从而引发轩然大波。

    陈启宗是个典型的香港“富二代”。父亲陈曾熙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创建恒隆集团,主营地产开发。此后,他与李嘉诚、李兆基、霍英东等一代新富,共同缔造了战后香港的商业繁荣。1986年,陈曾熙去世。令人不解的是,他没有把数额庞大的财产分配给妻儿,而是以信托的方式成立了陈曾熙基金会,信托委托人也非家里人,而是跟随他多年的部下。

    陈启宗被视为香港楼市的“模版”式人物,他旗下的恒隆集团是香港第二大专注房地产业的公司,因投资上海恒隆广场、港汇广场等项目,在内地声名远播。他也曾亲历香港楼市过山车般的几起几落,他和其家族的经历对警示内地的房地产发展,弥足珍贵。

    不久前,前香港行政长官董建华率领数十名香港工商界人士访问北京,受到习近平主席的接见,陈启宗也在其中。对于目前香港面临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问题,他又是如何看的呢?

  25. 2014-10-19 18:27
    专家反思:可能低估了埃博拉

    据新华社10月19日消息,埃博拉疫情不仅仍在西非肆虐,近来还走出非洲,西班牙和美国都先后发现了本土感染者。这一情况引起许多专家反思,此前几个月里人们是否低估了疫情?初期的疫情防控力度是否不足?

    此次疫情在西非已持续约5个月,但直到七八月间才开始引起广泛关注。世界卫生组织在8月28日发布的《埃博拉响应路线图》提出,在6至9个月内阻止埃博拉病毒在受疫情影响的国家传播,防止国际扩散。该路线图预测,埃博拉病例的累积数量“可能超过2万”。

    但很多研究人员认为,这个预测过于保守。比如美国《科学》杂志网站曾报道了一些研究人员的预测,其中瑞士伯尔尼大学的克里斯蒂安·阿尔特豪斯认为:“如果利比里亚的埃博拉疫情照目前形势持续到12月1日,该国累计病例数会超过10万。”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9月份发布的一份报告甚至预测,在最坏情况下,到明年1月20日,仅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两国的病例数就可能达到140万。

    近来,随着疫情的持续发展,与世卫组织有关的研究人员正在以各种方式修订预测。一篇署名“世卫组织埃博拉响应小组”的论文于9月23日发表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论文提到,根据预测模型,如果疫情照目前情况发展而防控措施不变,到11月2日,仅几内亚、利比里亚、塞拉利昂三国的患者总数就会超过2万人。这与世卫组织8月份没有“阶段性截止时间”的预测数字相比,显然更为严重。

    10月14日,世卫组织助理总干事布鲁斯·艾尔沃德表示,埃博拉疫情仍在西非地区持续蔓延,如果未来数月内疫情响应措施不能升级,疫情重灾区每周新增病例数可能会在今年12月初达到5000例至1万例。“每周可能新增5000至1万例”这一表态是迄今世卫组织给出的最严重的预测结果。

    世卫组织于本月17日更新的疫情数据显示,截至10月14日,几内亚、塞拉利昂、利比里亚、尼日利亚、塞内加尔、西班牙、美国这7个国家共有确诊、可能感染和疑似病例9216例,其中4555人死亡。但正如世卫官员曾多次表示的,鉴于西非疫区国家的卫生设施普及率低,民间应该还有不少漏报病例,真实的病例数字应该会更高。(新华社记者  黄堃)

  26. 2014-10-19 13:27
    乌克兰政府改革驶入迷宫

    【财新网】(驻基辅记者 王昭阳)过去一周,在基辅发生两起引人瞩目的“群体事件”。13日,几百名现役军人聚集于总统官邸窗下,高喊“退役!”“退役!” 记者问他们,是何种诉求?看上去不过18、19岁的兵们回答:每月军饷12美元、秋凉后没有暖和军衣;有人超期服役已过两、三轮,欠的军饷尚未补发。到傍晚,来了一群爱国人士,对他们破口大骂;之后人群渐渐散去。

    14日,又有数千人盛大游行。这回打出的是激进“右区”黑红双色旗;要求议会立即通过法律,将二战时与德军合作的“乌克兰解放军”定为民族英雄;并将该军队成立日定为全国法定节日。这一回,很快出现五彩缤纷的全武行,仿佛又回到年初Maidan革命。浓烟滚滚、钢盔云集、铁链铁棍飞舞、尖叫声口号声夹杂起伏。僵持数小时,警方保持节制但坚定弹压。有50多名闹事者被捕、十几名警员受伤。之后示威无疾而终。

    惯于渲染乌克兰负面新闻的俄罗斯媒体,预测第三次Maidan革命很快又要发上。事实上,一般的街头百姓,并不欣赏更不赞同这种预测。对本周上街闹事者,不论出于何种诉求,普通大众不抱同情。整个社会气氛,同一二月非常不同。大伙儿已经倦了。

    停战基本奠定;议会即将改选。多数人盼望恢复正常。短暂经济困难,大众能够谅解。但有一个问题,比若干激进分子的游行,更让人担忧。那就是:政府官员贪污腐败的总体格局,基本上没有改变。

    去年11月发动的大游行、大示威,后来一发而不可收。最炽热的民怨燃烧点,不在于爱欧洲或恨俄国,其实全部聚焦于此处。正是出于这个原因,亚努科维奇被逼走之后,很少有人对他施以同情。新政府对反贪腐、改体制有明确承诺,这亦是多数基本群众 (东部亲俄派除外)对之接受、容忍的大前提。

    3月后,有若干位在革命中形象突出、反腐诉求高亢、历史干净的“公民活跃人士”,被推上部长一级高位。他们包括:接任反腐专署总监的塔吉娅娜.车诺维尔;接任经济部长的巴弗洛.什列米塔;接任公共卫生部长的奥列.穆西;接任外交部长的安德烈.德希吉亚;接任央行行长的斯捷潘.库比夫。在新政府内,这几个位置一度被称为 “Maidan名额”。

    迄今,出于种种原因,上述几位无一例外都已离任;或者被解职、或主动辞职。

    作为新政府元首的总统波罗申科和总理亚采纽克,不在此列。这两位同“旧政府”都不无瓜葛,而且各自拥有强大人脉和体制内背景。

    而群众寄予最大希望的,是上面那几位同旧体制全无牵涉,背景干干净净的“新人”或“Maidan人”。是什么原因,导致他们做不下去,或者不愿再做下去了呢?

    10月初,在一场丑闻中默然卸任的前公共卫生部长奥列.穆西表示,在他执掌过七个月的公共卫生部,凡涉及设备采购和资源分配,都有一套高度熟练、隐密、盘根错结的“潜规则”分赃机制。作为一名在庞大官僚网络内毫无背景人脉的新部长,他无力穿透、更谈不上撼动这个灰色利益链。问题根源并不在于某位最高主管,而是厚厚的一大群可称为“地头蛇”的中层僚属。苏联结束20多年之后,形成一套高度固化、重叠复杂、既非传统苏式集中管理,又非欧美式权责透明的运转体系;形同黑洞,深不可测。政治意识形态并非主要问题。

    穆西还说,他任部长期间,80%的时间精力被迫用来签署永远签不完的公文,或主持毫无结果的会议。记者问他:倘若不签又如何?前任部长回答:很简单,若是不签,整个部就停止运转。他还说:或者慢慢混入官僚内圈,熟悉种种“潜规则”;这亦不可避免意味著同流合污,参与利益分赃;或者,就是得罪他们整体,这可能又意味著:所有你想办的事,都办不成。

    其他几位卸任的“Maidan名额”新部长们,或者实在缺乏经验和能力,或者情况同穆西大同小异。在“走欧洲道路”的高谈阔论之下,一直存在着如同海底山脉一般的冰冷现实:这是演变扩展20多年的当下乌克兰行政体系和官僚-寡头体系。理顺这个体系,让它合理化、公正化,谈何容易?相比之下,扬起一面面蓝色欧盟旗,或者用IMF援助的钱买坦克去东部打仗,都是太轻松的一件事。■

  27. 2014-10-19 11:28
    56万辆速腾召回打补丁引维权潮

    【财新网】(记者 朱世耘)10月17晚间,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以下简称质检总局)网站发布消息称,针对新速腾后轴纵臂断裂问题,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一汽大众)与大众汽车(中国)销售有限公司宣布自2015年2月2日起,在中国召回新速腾汽车56.3万辆,进口甲壳虫汽车17.5万辆,免费为召回车辆在后轴总比上安装金属衬板。此项召回,招致了众多汽车技术专业人士和车主的不满。

    后轴断裂加“补丁”

    此次在中国召回涉及的车辆包括2011年5月至2014年5月生产的新速腾汽车,2012年4月24日至2013年7月17日生产的甲壳虫汽车。今年年初,有车主通过媒体反应,新速腾在经过坑洼地段后,车辆的后悬架连接纵梁(即后轴纵臂)会发生突然断裂的问题,轻则导致车辆无法行进,重则可能导致失控,新速腾“断轴门“自此开始。大众汽车公司声称金属衬板会使悬架的临界纵向负荷增加,如后轴纵臂发生断裂,金属衬板可以保证车辆的行驶稳定性,并会发出持续的警示性噪音。

    “这种加装可能会导致新的安全隐患。”一位汽车传动专业人士向财新记者表示。从费用分析,在一汽大众授权经销商店更换可能发生断裂的后悬挂系统需要5000元左右的费用,成本在2000-3000元左右,加装金属板则在800元左右。56万辆新速腾仅更换成本则相差近10亿元。与此同时,造成新速腾后轴纵臂断裂的原因目前尚未公布,但是有舆论认为其与新速腾使用扭力梁非独立悬架有关。今年5月,在未改款上市、调整价格的情况下,一汽大众为2014款新速腾重新装配了多连杆独立后悬架。这与此次召回的新速腾生产日期的截止时间正好相符。

    另据德国媒体《明镜》报道,与中国同步召回的还有北美和德国市场。其中大众在美国召回44.265万辆,加拿大12.6万辆,德国1.55万辆。召回产品涉及2011-2013年生产的捷达汽车和2012-2013年生产的甲壳虫汽车。大众汽车发言人表示:“轴是安全的。”应对召回,将不会更换新的后轴,而是采取替换已损坏的后轴零部件的方式。

    老车企与新车主

    “现在已经到了一个消费者主权的时代,但主机厂还在消费高增长时代的市场红利。未来厂商们将面对越来越顶真的消费者,还采用十年前的做法是不行的。”嘉之道汽车咨询CEO徐锦权向财新记者表示。

    新速腾“断轴门”事件始于今年年初,7月中旬一汽大众官方微博的一份回应则将此事推向了高潮。该回应称,新速腾后悬架断裂的问题是“极个别”现象,经过诊断评估,认为“并非设计和制造过程中出现的批量问题”。同时,针对“将速腾的后悬架个案问题扩大化”的“个别不明真相的用户和媒体”“保留追求其法律责任的权利”。

    此举一出,“断轴门”的车主投诉不降反升。据媒体报道,质检总局缺陷产品管理中心“汽车产品缺陷信息采集”系统中从8月3日-15日,累计收到投诉473条,其中与速腾后悬架相关的投诉为242条,占投诉总量的51.16%。

    8月14日,质检总局正式宣布启动对一汽大众新速腾后轴纵臂断裂问题的缺陷调查;9月,216名北京新速腾车主联合通过法律途径维权。

    在整个“断轴门”发酵期间,一汽大众通过为发生断裂的车主修理和更换独立悬挂等多种方式试图平息事件,但是许多更换了悬挂的车主,仍将“退车”作为维权的核心诉求。

    期待第三方及法律维权

    “不是每一件事情都能有质检总局出面的。”徐锦权表示。关于加装金属衬板是否能够解决断裂问题,舆论众说纷纭。第三方权威检测机构的缺失,令各方评价都缺少公信力。同时,也令消费者在维权道路上只能听凭厂家举证,或依靠政府部门。

    目前,“速腾车主维权群”正在各类社交平台上不断建立,其诉求主要包括更换悬挂和退车。赵占领律师向财新记者表示,如果车主对此召回计划有异议,可以通过三条途径进行维权。

    首先,向质检总局申请对召回方法是否解决安全问题进行鉴定,确保召回方法可以解决问题,消除安全隐患。第二,按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进行起诉,其中购车6个月之内的车主,将可以举证倒置,由生产者或销售者举证证明产品没有问题或召回措施可以解决安全问题。超过6个月的车主,则需自己举证,由于汽车产品专业性较强,车主自己举证则相当困难;第三,可以通过各省消费者协会提起公益诉讼,目前尚未有这样的例子,各地消费者协会也想在这方面有所作为。

    一汽大众速腾在中国汽车市场A级车领域长期处于销量领先的地位,被市场称为“神车”。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数据统计,2014年1-8月,速腾销量为20.8万辆,月均均超2万辆。■

  28. 2014-10-19 11:00
    需要澄清“法治”思想误区

    【财新网】(专栏作家 郑戈)说起法治事业,中国也是有一本陈年旧帐的。吊诡的是,关于人治、法治之优劣的前两场大辩论,都发生在列国竞逐、战乱频任的失序时期。

    第一场是在春秋战国时代,法家之崇法治(读作以法律来治理百姓),目的在于富国强兵,实现统一天下的霸业。

    第二场是在清末民初,立宪派诸君鼓吹法治,意在救亡图存,助华夏重生于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之林。显然,在这两次思想交锋中,支持法治者都赋予了法律以它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法律是使人类行为服从于规则之治的事业”(朗•富勒:《法律的道德性》),它适宜于在一个外患消弭、内乱止息的和平环境中,实现权力与权利之间的良性互动,以及符合正义原则的社会秩序之养成。

    古典共和主义的近代奠基者马基雅维利一方面在《君主论》中讲授阴险狡诈的帝王术,试图帮助佛罗伦萨摆脱罗马教廷和法国的侵扰;另一方面又在《论提图斯•李维的前十书》中演绎共和国中公民自治的技艺。这种论说结构可说是极具深意的。这种深意被他本人在《兵法》一书中一语道破了:“国之大事,在法与戎。”法律与国家能力(包括军事实力)是相辅相成的。只有在一个有能力保护自己疆土和国民的国家,实现法治之下的国内公正秩序才是可能的。

    中国的立宪先贤们也早就认识到了国权稳固与法治昌明之间的次第关系。康有为和梁启超在光绪年间鼓吹宪法,呼吁引进西方的议会民主制度。但在经历了立宪失败、革命兴起、走向共和、军阀割据等历史变故之后,都转而强调稳固国家主权的首要性。

    在1913年的《拟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中,康子开篇即哀叹:“中国危迫甚矣!非空文之宪法所能救也。”他开出的药方是逆“主权在民”这一“国际标准”而行的“主权在国”。当然,这个国不再是“家天下”的专制之国,而是“天下为公”的共和国。

    但“天下为公”并不意味着人人可以瓜分(清帝逊位之后,中国出现的正是这种群雄逐鹿、瓜分天下的局面),而是主权统于国家,人民经由法律途径参政议政。先于时代的思想总是无处安放自身的,康子心目中可以再造秩序、传承文明的统一国家,久久未能建立。

    以至于到了1948年,梁漱溟先生在《中国政治问题研究》中仍沉痛地说:“------老秩序早被推翻,但新秩序却建造不成。现在情形落于一种‘秩序饥荒’时代,至今所以还要谈建国,正为此。”

    新中国的建立为“建国问题”给出了答案,以至于梁先生在1950-1951年间写作了《中国建国之路》,充分肯定了中国共产党实现“全国统一,国权树立”的功劳。

    建国是实现法治的必要条件,但却不是充分条件。法律有赖一个强有力的政权来加以确立和施行,但一个强有力的政权却未必选择确立和实施法律之治。在经历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中国,向现代法治国家的转型更是必然经历许多迂回曲折、辗转反侧。

    实际上,纸面上的现代法律自清末修法以降就逐步建立起来了,到1940年代已形成一套以“六法全书”为核心的比较完备的体系。但新中国的建立,恰恰是以破除这个“旧法统”为先声的。

    从现实政治的角度来看,这很好理解。当法律被一个已经在战场上被打败的政权作为谈判筹码,试图用它来束缚胜利者手脚的时候,斗志昂扬地准备破旧立新的新政权领导人当然会不屑一顾。

    1949年元旦,已经输掉辽沈战役、在淮海战役和平津战役中败局已定的蒋介石发表《新年文告》,以“不中断法统”、“不违反宪法”等五项条件作为国共和谈的前提。毛泽东针锋相对地连续发表《论战犯求和》和《关于时局的声明》,指出蒋介石的目的,是要“确保中国反动阶级的反动政府的统治地位,确保这个阶级和政府的‘法统’不致中断”,并将“废除伪宪法”和“废除伪法统”作为国共和谈八项条件中的第二、三条。随着人民解放军的节节胜利,谈判议题当然很快烟消云散。

    1949年2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废除国民党六法全书与确定解放区司法原则的指示》,揭开了废除“旧法统”的序幕。为新中国奠定宪法基础的《共同纲领》,更在第十七条明确规定:“废除国民党反动政府一切压迫人民的法律、法令和司法制度,制定保护人民的法律、法令,建立人民司法制度”。

    应当看到的是,新中国的开国元勋中很少有人看重法律的价值。毕竟国基初立,百废待举。尤其是向农民承诺的土改,恰恰是需要通过打破旧法统确立的财产权关系才能够实现的。何况法律教育和法律职业从来是需要投入大量时间和金钱才能够进入的,非工农所能染指。因此“旧法人员”显然不属于“工农联盟”的成员,是需要被改造而不是倚重的对象。

    建国后的头三十年,大规模的社会改造运动使得法治议题未能被排上议事日程。最终导致的悲剧性教训,在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重大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已经得到总结:“种种历史原因又使我们没有能把党内民主和国家政治社会生活的民主加以制度化,法律化,或者虽然制定了法律,却没有应有的权威。”

    如今,中国共产党试图实现自身的转型,将自己的角色从革命党转换为执政党。而法治作为在现代社会实现长治久安的不二选择,自然成了政治改革(实际上是宪制改革)的主旋律。

    其实,依法治国的主导方向自改革开放初期确立后就没有改变过,只是中间颇多曲折。1999年的宪法修正案在第五条中增加了法治条款,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不过,当深受反右、文革之害的那一代领导人和知识精英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之后,那个“无法无天”的年代竟被一些别有用心者加以浪漫化,借以鼓动群众,捞取政治资本。因此,在十八届四中全会即将承前启后,确认法治立国的方略之际,澄清某些思想误区、在一些最基本的问题上形成共识是极有必要的。

    一些有影响的学者通过摊薄民主和法治的内涵,而人为将两者建构为相互冲突的制度安排。他们一方面用精英主义的法治(读作法律人之治)来讽刺平民主义的民主(读作暴民做主),另一方面又用唱红打黑式的“民主”来嘲讽“重形式、轻实质”的法治。

    实际上,如果我们把法治理解为使政府和人民的行为都服从于规则之治的事业,则民主也早已被纳入到这一事业的版图之中。当代成熟民主社会的民主实践不再是鼓励人民“超越法律”,而是引导人民依循法律创制政府、参与政治并监督政府。

    一些法治怀疑者理解的民主,大体还是七五宪法中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和大辩论”之类“人民群众创造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新形式”,而不是“法治国家”语境中依循规则而展开的选举、咨询、公共参与、批评建议、监督、检举等民主活动。

    其次,一些知识精英将法治理解为一套“治理技术”,而没有考虑到法治对“治理者”本身的驯化和约束。这种工具主义的法律观符合传统法家的治理理念,却与现代法理型社会的观念类型格格不入。

    实际上,法治不仅关系到如何去“治理”社会,更关系到治理社会的权力如何获得正当性,并形成稳固的权威。古希腊史家希罗多德曾这样描述人类社会的政治现实:“强者为所能为,弱者受所必受”。此后的政治哲学传统,一直围绕着如何使权力向善这一核心问题而展开。

    经过无数次试错之后,现代文明世界普遍接受法律对权力的约束和引导。法律不仅是一套具有一般性的规则系统,更蕴含着一种体现自然正义的纠纷解决原理。当“治人”者与“治于人”者之间发生纠纷的时候,一个中立的裁断者,一套事先确立的规则,一种对双方而言都体现公平的程序,都是法治的题中应有之义。

    有趣的是,当法治在中国尚处于鸿蒙初开状态的时候,一些学者就照搬了西方后工业化、后现代社会的问题意识和批判话语。他们虚构出在我国政法实践中未曾出现过的“律法中心主义”和“法院中心主义”图景,并将社会团结瓦解、道德滑坡、“核心价值观”缺失等问题归咎于这一虚构图景。

    实际上,律法中心主义(或“法条主义”)和“法院中心主义”,是西方社会(尤其是美国)一批具有批判精神的法律学者对其本国法秩序状态所做的概括。我把这些社会称为“后法治社会”。

    在这些社会,法治之网早已铸就,司法权日益扩张,法律职业人士主导着国家的公共话语。众所周知的事实是,我国所面临的问题截然不同。即使是“能动司法”这种貌似中西通用的概念,在我国所指的也是司法机构作为一盘棋中的一枚棋子,与其他党政部门通力合作,共同参与到“摆平、搞定”的事业之中。

    由此可见,将这些概念套用到中国,基本上错置了问题意识。需要承认的是,法治不是包治百病的万能药,只是比它的替代方案更稳妥、更经得起考验而已。

    中国在政治现代化的道路上已走过了一个多世纪。辛亥革命推翻了旧王朝,打开了走向共和的大门;新文化运动瓦解了“旧礼教”,赋予人民自由;毛时代的土地改革和移风易俗冲破了旧等级秩序,实现了“人人平等”;改革开放激发了人民的创造力,导致了中国的经济腾飞。这些代价惨痛的成果,如果没有法治作为保障,都会轻易流失。

    如今,我们又站在了一个紧要的历史关头。国本已固,法治当行。■

    本文来自微信公号三剑客(isanjianke)

  29. 2014-10-19 10:57
    杨洁篪同美国国务卿克里会谈

    据新华社美国10月18日消息,国务委员杨洁篪18日在波士顿同美国国务卿克里举行会谈,双方就发展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

    杨洁篪表示,去年6月,习近平主席同奥巴马总统成功举行安纳伯格庄园会晤,两国元首就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达成重要共识。一年多来,中美关系在许多方面取得了新的积极进展。中美双方要相向而行,加强战略沟通,增进战略互信,深化合作,妥处分歧,把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原则落实到两国关系方方面面,体现在实际行动上,确保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并共同为世界和地区和平、稳定、发展作出积极努力。

    杨洁篪表示,中方欢迎奥巴马总统下个月赴中国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并访华,愿同美方一道,做好各项准备,确保两国元首会晤取得积极成果,进一步推进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中美双方还要加强沟通与协调,使这次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取得预期成果,推动区域一体化进程。中美双方应加强在亚太事务中的合作,促进该地区稳定与繁荣。

    克里表示,展望未来,美中两国可以并且能够合作的领域很多。美方愿同中方一道,加强沟通、对话、合作,超越不同和分歧,不断充实美中新型大国关系内涵。奥巴马总统非常重视下个月对中国的访问,希望利用这一重要契机,同习近平主席进一步探讨加强两国合作。美方愿同中方配合,推动这次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取得成功。

    双方还就中美经贸和两军关系、合作应对气候变化和埃博拉疫情,以及朝核、伊朗核、伊拉克、阿富汗、反恐等问题交换了意见,杨洁篪阐述了中方原则立场。(完)

  30. 2014-10-19 09:56
    依法治国与国家治理现代化

    高尚全 陆琪 | 文

    ●现代国家层级、功能繁杂,权力的运行分解授权给诸多的部门和人员,保障国家及其经济社会的有效运行必须有章可循,有法可依,有法必依。但当前有关法律的缺失以及其他约束公权力运行的法律的疏漏,执法过程粗放不规范,不仅造成了大量的执法争议,也影响了人民群众对法治的信心,要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必须补足依法治国的这项短板。

    ●对“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三者的有机统一”不能庸俗化地理解为在个案当中原本应当独立司法的司法机关要服从当地党组织的指示、要屈从于当时当地的某种“民意”,而是要在每一个个案当中严格遵循法律的规定,坚持司法的独立和公正。

    ●在特殊的历史条件背景下,突破陈旧的法律框架的确能使改革突飞猛进,但在当下法律体系初步建立的情况下完全忽视法治环境,不仅不能带来改革的迅速推进反而会造成公平的缺失以及各种挂羊头卖狗肉的侵害群众权利的假改革泛滥。

    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以研究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为主题。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次中央全会当中,第一次将法治作为全会主题。这个消息不仅引起学界的热切回应,也使全社会都感受到党中央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大决心。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法治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的基础条件,十八届四中全会以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为核心议题,顺天应民、正当其时。

    从人治走向法治是巨大的历史进步

    依法治国,是对我国历史经验进行深刻总结和反思的结果。我国是有着数千年漫长封建历史传统的国家,坚定走依法治国的道路,从人治走向法治,这是巨大的历史进步。早在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同志就强调指出:“为了保证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但在改革开放初期,关于人治还是法治仍然经历过一些争论和辩驳,随着改革的推进和法治理论的逐渐厘清,依法治国逐渐成为全国人民和领导层的共识。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依法治国更是逐渐发展成为党的重要治国方略。

    1997年召开的党的十五大第一次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郑重地提了出来。十五大报告把过去“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提法改变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极其鲜明地突出了法治的理念。

    1999年3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对宪法进行了修改,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了“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民主,健全法制,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保证人民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力”的目标。

    2004年,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把“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新增为宪法的重要条款之一,实现“人权入宪”。

    2012年党的十八大强调,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要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作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2012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会上指出,“全面贯彻实施宪法,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首要任务和基础性工作”;“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宪法的权威也在于实施。”

    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依法治国作为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三个需要有机结合的重要因素之一,明确提出:“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以单独的一个篇章详细阐述推进法治中国建设,首次提出:“建设法治中国,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三中全会《决定》以极大的篇幅详细论述了落实依法治国所必须的维护宪法法律权威、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等等。

    2014年2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次会议通过了《关于深化司法体制和社会体制改革的意见及贯彻实施分工方案》。习近平总书记在这次会议中特别强调,凡属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这次会议还要求加快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加快形成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体制,促进社会公平正义。2014年6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司法体制改革试点若干问题的框架意见》、《上海市司法改革试点工作方案》和《关于设立知识产权法院的方案》。这次会议的内容意味着司法体制改革启动了完善司法人员分类管理、完善司法责任制、健全司法人员职业保障、推动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设立知识产权法院等一系列司法改革,为巩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治基础提供了契机。

    回顾十四大以来的法治脉络,90年代后期至2003年是我国推进依法治国的第一个高峰,突出表现在法治理念的深入人心和“依法治国”作为重要治国方略在党的重要文件中的体现以及《宪法》与时俱进的修改。此后,法治建设进入了较平缓的发展阶段,新的《公司法》、《物权法》等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息息相关的基本法律相继出台,初步构建了完整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但在法治实践当中,各种权大于法、侵害公民权利的状况时有发生,人们称之“严苛立法、普遍违法、选择执法”,权力扭曲法治造成许多老百姓“信访不信法、信权不信法”,全社会法治信心受到冲击。这种状况也凸显了国家治理能力、治理体系与社会经济持续发展脱节的矛盾。

    十八大产生的党中央新的领导集体总结了过去几十年来国家治理方面的经验教训,尤其是近十年来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再次将“依法治国”作为治国理政的重要方略,并明确提出要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这是中国在法治道路上的新的里程碑。

    依法治国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从内容上看是包括国家各种行政制度、决策制度、司法制度、预算制度、监督制度等领域的现代化;从目标上看是要为市场经济、和谐社会、民主政治、优秀文化以及良好生态提供有效的制度支撑;而从其运行的规律来看,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的本质就是通过严格的法治防止公权力的越位、缺位和错位,并以法治保障公民的权利对公共事务的有序参与,有效表达,在对公共事务的处理进行合法性程序监督的基础上,再附加舆论监督的城墙,既防止公权力的滥权和懒政,也防止私权利的滥用和民粹的煽动,进而实现经济社会环境的和谐发展。

    与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相比,我国长期封建历史中形成的统治管理模式的特征是管理主体的孤立、管理维度的单一、价值追求的分裂和最终结果的分野。传统的统治管理模式的管理主体仅仅是公权持有者,这种权力的来源还往往不是来自于民众的选择,更多地是来自于武力的强权或世袭的血统,所以是“孤王”、“寡人”以及他们的“爱卿”或“奴才”构成的对立于被统治对象的统治集团;在管理维度上,则是“民可使由之”、“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这样单向的命令和施压;在价值追求强调统治的稳定和秩序而非民众的福利;它的最终结果是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张力的不断扩大最后分崩离析导致社会的混乱,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地出现大面积权力寻租带来的灰色双向互动并导致潜规则盛行。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首先需要管理者和被管理者在价值观和利益上的高度统一,也就是说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的基础是有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党和人民选择的政府,这就意味着《宪法》的落实至关重要。我国《宪法》开宗明义“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因此落实《宪法》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的基础,而落实和实施《宪法》同时也是依法治国的重要内容。

    其次,现代国家层级、功能繁杂,权力的运行分解授权给诸多的部门和人员,保障国家及其经济社会的有效运行必须有章可循,有法可依,有法必依,但当前有关法律的缺失以及其他约束公权力运行的法律的疏漏,执法过程粗放不规范,不仅造成了大量的执法争议,也影响了人民群众对法治的信心,要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必须补足依法治国的这项短板。

    再次,必须依法保障人民群众的言论表达权利、保障媒体的舆论监督权利,这实际上是落实《宪法》权利的内容。之所以单独着重提及,是因为言论自由和舆论监督是实现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由传统的单向施压走向双向互动的一个重要转变通道,晚清及军阀混战时期老百姓“莫谈国是”,而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当中新闻媒体却是“无冕之王”,当前我国的言论环境、舆论环境还缺乏法治的保障,要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必须尽快推动《新闻监督法》这样法律的制定和实施。

    最后,独立、公正的司法是实现权力与权利平衡的关键,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能够实现现代化的保障。法律区别于道德的最大特征在于法律具有明确的评判和惩戒机制,权力脱离规章制度的约束如果得不到惩戒,遭受侵害的权利得不到救济,那么这种国家治理与传统高压统治就没有区别,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中独立、公正的司法就是悬挂在公权力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保障公权力的公正运行。同时,独立、公正的司法还可以避免在权力依法合规合理运行的情况下,权利主体以弱势为由的无事生非,防止民粹的产生。

    从十五大报告正式提出将“依法治国”作为治国基本方略到至今,十几年来,党的各项文件对“依法治国”的重视程度只高不低,但我国的法治建设状况仍不够理想,乃至十八届四中全会要专门以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来作为中心议题。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是法治进程当中从理论层面到实践适用都存在阻碍进步的瓶颈尚待突破。

    第一,党的领导与法治限权的关系

    法治的核心在于限权。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是掌握和行使绝大部分公权力的执政党。因此,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进程当中,限制公权力的过程,实质上也是规范和约束党和政府的权力的过程,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进程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要全面规范和约束各级党组织和各级政府的权力范围和权力行使方式的过程。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一个重要的方面是通过规范和约束各级党组织、各级政府的权力范围和行使方式,避免行使权力的特定组织和个人以党的名义滥权,改善党的领导,并最终加强了党的领导,进而克服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里的现代化过程中的弊病。由于这个话题的敏感性,长期以来,大部分人谈法治的时候不提对执政党履行执政权力的规范和约束,但如果不从逻辑上而仅从表面上去理解和执行加强党的领导,就出现小平同志批评过的状况:“加强党的领导,变成了党去包办一切、干预一切”,结果与依法治国背道而驰。以法治的方式规范和约束党的权力不是削弱党的领导,而是改善党的领导,最终目的正是加强党的领导。

    党的领导与以限权为核心依法治国二者之间的关系是相互促进,而不是矛盾的。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就是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党是依法治国的倡导者,党同人民一起制定法律,党又必须自觉地在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活动,真正做到党领导立法、保证执法、带头守法,那种认为党的权力不受任何制约,“把领导人说的话当作法,不赞成领导人说的话就叫‘违法’,领导人的话改变了,‘法’也就跟着改变”的作法是错误的。因此,法治的概念,是民主和法制相结合,是同人治相对立的。

    第二,党的领导与独立司法的关系

    长期以来,虽然《宪法》明确规定了法院和检察院独立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但是独立司法总让一些人闻之色变,似乎司法一独立,党的领导就会被削弱,于是不断地出现要求司法“服务大局”、要求律师“讲政治”等令人侧目的言论。实际上,无论是从理论还是从事实出发,独立司法都有利于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不独立才会削弱党的领导。独立司法在制度层面上的意思众所周知,它的核心目的是保障法官、检察官等司法人员能够仅遵从法律的规定而不被权力等因素扭曲,确保司法本身的公正并使人们确立司法公正的信心。司法机关据以作出裁决的基础是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我国的立法过程就是党领导人民把人民的意志和要求变成党的政策并通过人大立法程序上升为法律的过程,法律是经过实践检验和法定程序上升为国家意志的主张。因此,法官、检察官、律师严格遵照法律行使权力或权利,就是从根本上坚持党的领导,法治才是最大的大局,独立司法加强了而非削弱党的领导。从近些年的事实来看,要求司法服从于某个领导认为的大局、服从于某个地区党委政府的特殊要求,其结果是制造了冤假错案,严重地破坏了法治。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次会议对司法改革作了全面部署,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加强地方各级法院的独立性,这是完全正确的,是迈向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一步。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三者的有机统一”,是国家治理现代化需要实现的目标,也是社会主义法治整体健康运行的结果。对“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三者的有机统一”不能庸俗化地理解为在个案当中原本应当独立司法的司法机关要服从当地党组织的指示、要屈从于当时当地的某种“民意”,而是要在每一个个案当中严格遵循法律的规定,坚持司法的独立和公正。惟其如此,才能实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的要求,才能真正实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三者的有机统一。

    第三,司法公正与舆论监督的关系

    互联网的兴起使舆论环境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司法公正尤其是个案的公正因其矛盾的集中和激烈以及中间可能夹杂着的腐败因素自然成为网络舆论关注的热点。一些律师群体通过微博、微信等自媒体将他们认为是枉法裁判的案件以及公检法机关侵害当事人权益的行为诉诸于网络舆论。客观来看,这种做法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权力对司法的扭曲,但在个别案件中,舆论也会对司法的客观公正造成一些负面影响。因此,如何保障舆论监督在促进司法公正的过程中发挥积极的作用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内容,是防止独立司法产生负面作用的重要手段,也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应有之义。

    捋顺司法公正与舆论监督的关系必须在明确法律界限的基础上解放思想,司法机关应当接受舆论的监督,独立的司法也需要舆论的监督,国家甚至还应当制定法律来保障舆论监督的权利。与此同时,司法机关尤其是法院又要保持自身的专业性和独立性,在坚持独立司法、司法中立的基础上不随意为舆论所左右。此外还必须认识到,那些发起舆论监督的律师并非法治的敌人,相反,律师是全面推进法治最重要的力量,是最希望实现法治的群体,由律师和律师群体发起的舆论质疑和监督更具有专业性,更值得重视,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所有舆论监督和质疑中提出的意见都是正确的。

    第四,体制改革与依法治国的关系

    毫无疑问,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体制改革的重大内容和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次会议指出:“凡属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在整个改革过程中,都要高度重视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过去在法治不完善、法律体系不完备的情况下,改革缺乏系统法律框架的约束,基本上是以经济效益最大化为导向,有的甚至直接突破了当时的法律和政策,比如小岗村村民用血手印约定共同承担刑责。在特殊的历史条件背景下,突破陈旧的法律框架的确能使改革突飞猛进,但在当下法律体系初步建立的情况下完全忽视法治环境,不仅不能带来改革的迅速推进反而会造成公平的缺失以及各种挂羊头卖狗肉的侵害群众权利的假改革泛滥。

    要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所讲的“在法治的框架内、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有效推进改革”的要求,处理好体制改革与依法治国的关系必须在两个方面有所加强,一是要加强中央决策的效率,对必须要立法铺垫的改革事项能够迅速作出决策并推进立法,避免迁延,当然立法本身要科学不能只求速度,十八届三中全会成立的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为此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二是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充分发挥市场主体和司法机关的作用。部门立法主导的法律、法规构成的现有法律制度体系在哪些方面阻碍经济的发展、阻碍创新和进步,市场主体了解得最及时、体会得最深刻、掌握得最全面。如果那些阻碍经济发展、阻碍创新进步的各种行政法规、部门、地方规章以及红头文件都需要中央去清理,那显然是不现实的。在部门利益的格局下,也不能寄希望于各地方和部门的自我清理,只有赋予广大市场主体对行政法规等这些抽象行政行为完整的诉权,使市场主体可以通过司法途径以诉讼的方式废止各种制造玻璃门的抽象行政行为,才能使体制改革在法治的轨道上迅速推进,使市场主体发挥出最大的活力,创造最大的红利。■

    (作者高尚全为著名经济学家,前国家体改委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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