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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12-13 10:38

马光远:这个时代,不配拥有伟大的思想和未来

这个时代,不配拥有伟大的思想和未来
文 / 马光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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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我在研读美国供给学派的领军人物乔治·吉尔德的《重获企业家精神》。在这本书里,吉尔德认为:经济增长的关键其实很简单:有创造力的人拥有了资金。经济停滞的原因也一样简单:富有创造力的人的资金被剥夺了。经济增长的关键是个人财富,而不是集体或者国家的财富。他同时认为,经济思想中的一个根本性的错误是大大高估了物质资本形成的和其他经济量化指标的重要性,严重低估了开创性创造所具有的决定性、根本性作用。在他看来,“财富不是一堆商品,而是一种观念流。”财富是一种观念流,这也许是美国供给学派最重要的学术贡献。金融危机八年以来,全球走不出危机的关键,就是思想的停滞和匮乏。

2008年以来人类对金融危机的应对,总体而言是一个极其沮丧的故事。人类在拥有炫丽的技术和金碧辉煌的经济学大厦的情况下,仍然对金融危机束手无策,除了货币放水,再也想不出任何有效的办法。宽松货币政策释放出来的大量货币进入资本市场、房地产等领域,推升了资产价格泡沫。这使得社会的富裕阶层可以通过货币泡沫化解财富缩水的危机,而中低收入阶层的财富大幅度缩水,成为牺牲品,整个社会出现了严重的撕裂和分化。

2014年,有44%的美国家庭认为自己属于中产阶级,这个数字在2008年是53%。2014年,18到29岁的美国人中有49%认为自己属于社会下层,而2008年只有25%。德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情况相仿。愤怒的阶层在全球蔓延,特朗普踏着愤怒者的肩膀和情绪成为美国下一任总统。但相比上一次大萧条,希特勒的上台以及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目前的情况似乎还不算太坏。

不管过程如何沮丧,人类经历的任何一场危机最终都会结束,任何一场大的危机也都会留下丰厚的思想遗产。我研究了每次大危机人类在思想领域的波动和变化,你会发现,每一次危机,都会引发对自由市场愤怒的声讨,以及政府干预主义的又一次回归。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在本次危机爆发后就一直认为,这场危机事实上意味着“自由市场的坠落”,在他看来,走出危机的选择之一,就是市场自身失去了修复的能力,政府必须出手干预才能让经济恢复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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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否定了市场法则及放弃对市场的信任

斯蒂格利茨的观点在很多国家都大行其道,很多国家都将希望寄托在政府的干预,每个国家都在事实上否定了市场法则或者暂时放弃对市场的信任。然而,八年来各国干预的结果,除了释放出来的天量货币继续推升资产价格泡沫,危机以及危机引发的问题仍然没用离我们远去,而且因为过度的干预而产生了更多的问题:欧美过度的干预让政府声誉破产,中国等新兴市场的过度干预让经济更加扭曲,每个国家都在为应付危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回顾历史,任何一次大的金融危机,都会引发人们对政府和市场在经济生活中边界的大讨论,但一百多年以来的历史演进的事实一再昭示,尽管自由市场有其天然的缺陷,是一种并非完美无缺的资源配置方式,但其他的资源配置方式则表现更差,这是为什么在思想和政策领域,人类社会坚守市场经济的最重要的理由。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缺乏自由市场传统和理念沉淀的国家,除了根深蒂固的大政府的路径依赖之外,每一轮的危机都会给已经退出很多领域的政府以重新介入市场的理由,而不完善的市场机制并不能和政府进行对等的抗衡。这一次危机,对中国最大的危害,就是好不容易形成的对市场的共识被破坏,大政府又大行其道,修复这种伤害恐怕需要很长的时间。

相信市场,还是相信政府,是相信企业家,还是相信政府官员,这个不是问题的问题成了当下中国最焦虑的话题。张维迎在《市场的逻辑》中深刻地指出,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最重要的变化,是企业家人才从政府和农业部门中脱颖而出,并且成为中国配置资源的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这一变化是中国两千多年以来前所未有的,这是中国繁荣的源泉。张维迎的这个论断,事实上已经为中国财富增长的历史和现实已经证明。中国财富创造的路径无非有两个:一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越来越发挥更大的作用,一是在市场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企业家队伍的。可惜的是,一场危机,很多共识又被颠覆,很多改革正在走向危险的歧途。

中国最终靠什么走出危机?

中国经济目前最大的问题,不是政府没有办法解决问题,而是办法太多!政府过多的办法和智慧其实抑制了企业家的积极作用,让他们无所适从,让他们成了旁观者而不是问题的解决者。我一直认为,中国经济的根本问题,绝不是经济数据的下滑,而是我们对危机的反思出现方向性的错误,对危机的应对导致政府干预主义的再次勃兴。对于我们这么一个市场理念极其匮乏的国度,这种思想上的反复有时是致命的。其实,平心而论,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数字放到全球并不差,可是为什么企业和企业家的精气神为什么如此?大家对中国经济的信心下滑比经济数据下滑更为严重?根本原因就在于,很多30多年来的共识被颠覆。特别是,政府为了稳增长而扭曲市场,企业家的作用被弱化,企业家越来越不知道应该如何判断中国经济的未来,这是核心和关键所在。

这是一个干预主义横行的极其平庸的时代,我们的确不配拥有伟大的思想和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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