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体 登录 申请加入
2013-03-04 19:42

政治斗士与敌手:1960年代中苏边界关系——对中苏边界问题的历史考察(之二)

在中苏之间7000余公里长的边界上,实际存在着条约线、苏图线、实际控制线三条界线。在中俄国界形成的历史过程中,这种状况潜在性地构成了中国与苏联之间的三笔领土帐:其一,中国在与俄国签订的19个条约中被迫割让的154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其二,3.5万多平方公里的争议地区。其三,沙俄通过武力非法占有的17.1万多平方公里的唐努乌梁海和江东六十四屯。[1]这几笔账长期存在,客观上成为影响中苏两国关系的一个不安定因素。

1930-40年代,从苏俄政府与中国政府谈判解决沙皇俄国侵略中国造成的历史悬案始,中国历届政府从未正式对外宣布承认过中俄之间签订的割让中国领土的条约和协定,但是也从来没有正式对外宣布过不予承认。[2]这等于在实际上承认了这些条约和协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0年代中期,中共中央在着手处理中缅边界问题时,确定了解决边界问题的指导方针,其中规定,已由旧条约确定了的国界,应按国际法的一般原则处理;按照一般国际惯例对待过去签订的有关中缅边界的条约。[3]这 实际上就改变了新中国建立之初对此类旧条约不承认、也不否认的方针,而采取了事实上予以承认的态度。此方针对于解决中国与其他邻国,包括与苏联的疆界问 题,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因此,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并未正式对外宣布承认不平等的中俄界约和涉及边界条款的中俄条约,但在客观事实上已经遵照国际法的 有关原则,承认了这些界约和条约,接受了中国原有领土的法律地位。条约线是中国政府基本确认并遵守的中苏边界线。从这个意义上说,中苏之间的第一笔150 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账”已经销账了。

在1950年代中苏关系友好时期,中国政府也未提出过与苏联之间还存在有几笔领土账的问题。[4]对于中苏领土争议问题和边界纠纷,中共中央始终坚持了谨慎、宽容和谦让的宗旨,以及和平协商解决问题的方针;苏联方面采取的也是讲友好、讲团结的态度。[5]1958 年中国启动调查中苏边界问题的步伐之后,尽管中苏两党分歧加深,冲突不断,但是在强调继续加强同苏联团结合作的党的总方针的指导下,在进一步加强中苏两国 友好团结和互助合作的舆论宣传氛围中,有关中苏边界的历史和现实的调研工作仍然继续平和地进行着。中苏国境上蜿蜒着一条和睦的边界线。[6]

事 实上,如果在中苏同盟继续牢固、两党两国关系继续友好的基础上按照这条道路走下去,中国政府随着边界调查摸底的深入,俟条件成熟后,应该可以找到与苏方各 自都能接受的结合点,达成某种共识,进而采取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领土争端问题。但是进入1960年代后,随着中苏两党关系由分歧加深到实际破裂,两国关系 逐渐恶化,中苏之间的界务纠纷开始逐渐被政治化,事务的发展最终走向了它的反面。本文根据所掌握的国内外档案文献材料,着重考察了此阶段中苏边界关系的发展脉络,分析了双方边界关系的变化情况与中苏两党政治斗争起伏的联系,及其与中国外交战略调整的关系。

 

政治论战:中苏第一次边界谈判

 

1960 年初,中国面临的经济困难局面,使毛泽东不得不从更为务实的角度去考虑同赫鲁晓夫的关系,暂时搁置意识形态论争,确立了对苏让步方针。由此,1960年夏 季以来逐渐显露的中苏关系缓和的迹象,以第二次莫斯科会议为转折点,至1961年后期止,上升为中苏两党两国关系中的一种主色调。[7]1960年8月中苏边界冲突事件肇始后,随着双方关系进入短暂的缓和期,中国方面在处理与苏联之间的边界纠纷和摩擦、乃至小冲突时,态度还是积极的,平和的。

 

解决中苏边界问题指导方针的变化

 

1960年4月,周恩来出访尼泊尔,在4月28日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当有记者提问:“苏联与中国是否也有几段边界没有划定”时,周恩来回答说:“在地图上有些不大的差别,很容易和平解决。”[8]但是此话说出不足两个月,中苏两党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发生了激烈冲突,7月赫鲁晓夫单方面宣布撤走在华苏联专家,8月份在新疆博孜艾格尔山口即发生了中国牧民大规模越界,遭到苏联边防军武装驱赶的事件。[9]中苏边界纠纷升级为一场冲突。8月17日,苏联驻华大使馆参赞苏达利柯夫向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罗贵波递交苏方就此事件指责中方破坏苏联国界的照会,罗贵波声明说:“你们认为中国公民和牲畜所在的领土是苏联的领土,而我们认为,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10]22日,罗贵波又在对苏驻华大使馆所作的口头声明中,进一步使用了“争议地区”的术语,提出:“我们请求苏联方面立刻采取有效措施将自己的边防部队从上述有争议地区撤出去,不要对我方的畜牧业工作人员进行武力威胁”,“因为这个地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11]

在对苏让步方针的指导下,8月22日和9月21日,中国政府曾两次主动向苏方建议举行谈判,解决中苏边界问题,在解决之前,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12]8月28日周恩来于接见中共各省市委统战部长时并谈道:“边境挑衅是可能的,但不能设想动武。我们可以把坏事想足,但不能超过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两党两国的关系总是会雨过天晴的。”[13]此时,中苏双方关于边界问题的交涉,还是围绕着有争议的领土问题进行,虽然外交部已组织编写了有关中苏国界条约及其相互关系的文件,具体罗列了这些界约与中国的失地情况,[14]但是,周恩来在10月国务院的会议上仍然强调指出:“如果大家都开始算遥远的历史账,那么世界就要大乱了。”[15]

1961 年10月苏共二十二大提出的新党纲被中共认为是修正主义性质的。此后,在中国国内经济状况逐渐好转的情况下,中共从维护阿尔巴尼亚党入手,开始着手与苏共 进行新一轮意识形态斗争。中苏关系缓和的局面结束。1962年新疆中国边民外逃苏联的伊塔事件、中苏在加勒比海危机和中印边界战争期间的外交较量,不同程 度地影响了中共中央对中苏关系性质的认识,影响了两党继续务实地寻求共同利益,求同存异,保持关系的基本稳定。特别是毛泽东把中共党内反省三年来政策失误 时显露的否定“大跃进”、人民公社、总路线的倾向,当作是对赫鲁晓夫关于中共国内政策批评的呼应,进而重新检讨与苏关系问题,警惕国内外修正主义分子勾结 起来进行颠覆活动。与此同时,国际左派队伍的形成使中共领导人认为,中共作为共运领导中心的条件已具备、时机也已成熟。中共做出了中苏两党矛盾已成为敌我 性质、赫鲁晓夫已成为资产阶级代言人的判断。毛泽东最终调整对苏方针的基调,改以妥协、让步、缓和关系为主为以主动进攻、做针锋相对的斗争为主。[16]中共开始与苏共进行关于国际共运总路线的大论战。中苏两党关系的破裂实际成为定局。

在 这种背景下,中苏之间的边界斗争也随之出现了一个随着中苏两党政治斗争起伏而波动的形势。两党意识形态上的分歧与斗争,日益在两国边界事务中反映出来。有 的中苏边界省份的地方领导机构开始指令中国渔民在有争议的岛屿上捕鱼,并让他们告诫苏联边防军人:这些岛屿是属于中国的,破坏边界的不是我们,而是你们。 要求“无论如何不能让我们的渔民离开这些岛屿”。[17]1962年伊塔事件发 生,中苏边境地区的平静和安宁从此不复存在。尽管中共中央确定了“不进不退、不主动惹事、后发制人”的边防斗争方针,但同时也提出:我们在军事上要有所警 惕和准备。修正主义是什么坏事也能干得出来的,我们要估计到修正主义可能搞各种阴谋破坏,甚至干出冒险的行动。对于修正主义可能挑起的边境军事冲突,我们 要有必要的警惕,做到有备无患。[18]根据以后中国政府的声明,1960年至1964年9月,由苏方挑起的边境事件达1674起。[19]而 据苏共领导人日后的指责则是,1962-1963年期间,苏联边界经常受到侵犯,有时还出现粗暴的挑衅事件。1962年中国方面破坏边界近5000次,到 1963年,闯入苏联领土的不仅有中国公民,还有中国军人。自1963年5月起,在苏中边界东段,中国边防军和个别中国公民向苏联边防军进行挑衅。这一年 发生的苏中边界事件就有175起。[20]

1963 年3月初,《人民日报》社论首次公开声明,中苏之间还存在有不平等条约的问题。这一论题的提出,反映了中共中央对苏方针的基调转变为在意识形态上主动进攻 和以斗争为主之后,中国政府解决中苏边界问题的指导方针也相应发生了重大变化。4-5月间,面对渐趋紧张的边界局势,中苏两国政府互发照会,商定于翌年2 月在北京举行副部长级边界谈判。[21]9月27日,中国外交部照会苏联政府,正式提出了不平等条约问题。11月19日中国外交部的照会又进一步指出“整个中苏边界有很多问题需要讨论”。[22]而苏共中央则在翌年2月召开的全会上申明,苏联政府倡议就中苏边界某些地段明确划分一事进行磋商的出发点是,中苏之间不存在领土问题,中苏边界是历史上形成的,而只是需要确定其中某些地段。[23]至此,中国的边界谈判思路中包括两项议程:意识形态色彩的不平等条约的论争和有争议领土的具体事务的磋商,已是明确无疑;而苏联的谈判设想依然是就事论事,即讨论边界走向中的某些个别问题。

这 样,在中苏两党意识形态论战如火如荼、两国边界摩擦和边防斗争趋向紧张的气氛和形势下,1964年2月25日,以中国外交部副部长曾涌泉为团长的中国政府 代表团与以苏联边防军司令员济里亚诺夫上将为首的苏联政府代表团,在北京饭店举行首次会晤。苏联方面提出,关于“某些地段的苏中国界线的走向问题”的磋商 开始了;中国方面则表示,“关于边界问题”的谈判开始了。[24]由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苏两国第一次边界谈判启动伊始,即以显露出两国谈判思路上的原则性分歧。此后至8月15日止,双方共举行了8次全体会议,10余次团长会议,30多次顾问专家会议。[25]

 

谈判桌前的历史旧账之争

 

中 国代表团的这次谈判活动是在毛泽东的亲自关注和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从谈判方针到具体做法,都要请示周恩来,重要问题还须请示毛泽东。中方确定的谈 判方针是:肯定沙皇俄国同清政府签订的界约是不平等条约,以分清历史是非;为照顾现实情况,同意以这些条约为基础谈判解决边界问题,条约割去的领土不要求 收回,但条约规定属于中国而被沙俄和苏联占去和划去的领土原则上要无条件归还中国,个别地方归还有困难,可通过平等协商进行适当调整。[26]

而毛泽东为中国代表团确定的谈判底线则为,历史上的中俄边界条约是不平等条约的问题必须提出,只要苏方承认这一点,那么,3.5万平方公里的争议领土中方可以都不要了。[27]这 一底牌的把握,在毛泽东来说,应该是出于这样一种考虑,即先就边界问题与苏方开始谈判,缓解边境紧张局势,以保证他计划之中的那场政治大革命顺利启动;与 此同时,根据苏联难于认同“不平等条约”定义的估计,挟意识形态大论战的政治激情,坚持对苏方针以斗争为主的基调,把不平等条约问题作为原则条件,辨明历 史大是大非,以对国人有所交待并充分暴露赫鲁晓夫的反华嘴脸。

不出毛泽东所料,谈判开始后,苏联方面对于“不平等条约”的提法反应极大。苏联政府指示其代表团:如果中方将提出更广泛的领土要求,或者将尝试对现存的苏中边界条约提出异议,并将其作为不平等条约的话,那么,代表团应该驳回这些要求,同时向他们表明这些要求是毫无根据的。[28]毕 竟,就莫斯科来说,从成熟的法制观念出发,如果这次谈判达成的协议是建立在“不平等条约”基础上的,那么该项成果将是不牢靠的。尤为重要的是,接受了中方 的这一立场,就意味着中国拥有在未来重新审理两国边界问题的权利,由此,一旦两国关系恶化,其便成为中国要求收回被割让领土的法律依据。这不啻于授人以 柄。

此 时作为谈判对手的中苏双方,不仅都带有维护国家利益的敌对情绪,而且也继续担当着意识形态辩护士的角色。2月26日第一次全体会议召开,中苏双方围绕中俄 界约的性质和谈判的基础这两个问题进行了交锋。中国代表团坚持认为,与当时的中苏边界有关的19个条约都是不平等条约;强调列宁时期就宣布废除中俄之间的 一切不平等条约,放弃沙俄侵占的所有中国领土;并表示,中国政府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出发,为巩固和加强中苏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仍然同意以这些条约为基 础,确定两国东部和西部所有边界线的走向,界约规定属于谁的就归谁所有,解决存在于边界两个地段的所有问题,缔结关于边界线的新条约。苏联代表团则主张在 条约线的基础上,以历史形成线和实际控制线为依据,就某些地段苏中边界线的走向问题,共同讨论和制定出双方一致同意的文件;表示坚决不接受“不平等条约” 的论断;还强调说,自签署这些条约之日起,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内,边界线已经被牢固地确定和保留下来,没有任何一方提出过重新划界的要求。苏方指出:苏联是 旧俄条约和协议的法律继承人,同样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是旧中国条约和协议的法律继承人;呼吁中国代表团研究具体问题,而不要展开政治辩论。同时声明说,苏联 代表团将研究关于共同重新划分所有边界线和签署有关边界的新条约的问题。[29]

在 3月5日的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中苏双方进一步阐述了各自的立场。中方代表提出了沙俄侵占中国154万多平方公里领土的问题,但表示中国政府不要求收回;又 特别强调说,中苏之间仅存在一条边界线,即条约线,苏方应承认存在“不平等条约”这一历史事实,并在此基础上彻底解决中苏边界东、西段的所有问题,而非仅 确定某个单独地段的边界走向;会谈结果应签署一个新的条约。苏方则明确提出“三条线”论,即条约线不是惟一基础,历史形成线和实际控制线也是谈判的基础; 否认154万平方公里的领土问题;认为此次谈判的任务是明确某些边界地段的走向;会谈结果应是签署一个“描述确定地段边界线走向的双方议定书”。[30]

在这次会议上,苏联代表团虽然按照所收到的莫斯科关于“不能把事情演变成政治辩论”的指示行事,[31]却 还是为中国方面154万平方公里领土问题的声明而震惊。他们认为,在外交谈判中,苏方代表还是第一次正式地听说这样的话。济里亚诺夫当即表示,苏联代表团 受命在条约线的基础上,根据历史形成线和实际控制线来准确界定中苏国界线某些地段的走向问题,不能同意中国代表团关于“不平等条约”的提法。[32]在 苏方看来,中国方面提出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其一,苏方如果承认只存在一条由条约确定的边界线,那么,沙俄政府和苏维埃政府时期形成的边界线及实际控制线 内的3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就自然是中国的了。其二,苏方如果承认了以往条约的不平等性,这些条约即成为无效条约。苏方由此认为,北京赋予了自己这样一种权 力,即假如它认为有必要,那么莫斯科就应当把150多万平方公里的俄国领土归还给中国。这是苏方所绝对不能接受的。由此进而得出结论:北京采取的是让双边 关系保持永久性对抗、中苏边界线保持军事对抗的方针。[33]

3月16日和 27日,第三、四次全体会议举行,中方论战的火药味愈加浓烈。中国代表团提出了另一项指责:苏联在苏维埃时期“蚕食”边界线中国一方的土地。曾涌泉指出: 苏联违反条约所确定的国界线,不恰当地利用中国人民对苏联的信任和友谊,以及利用长期以来中国在7000多公里的中苏边界线上总共只有200多名边防军人 的情况,将很多中国领土占为己有。激愤地斥责说,“不要求你们归还面积为154万平方公里的领土,这已经是非常的宽宏大量了。除了这些领土之外,我们再也 不会容许你们侵占一寸中国的土地了”。“占领我们的领土吧,假如你们有足够的勇气!你们可以挺进到北京并占领它;你们可以挺进到广州并占领它”;“但是你 们永远都休想我们会承认你们的非法侵占是合法的”!曾还在第四次会议结束发言时说:纵使苏方不同意在中国提出的条件下妥善解决边界问题,中国“也要恢复” 自己“对于被占领土的历史权利”。[34]言词已然带有了几分威胁的成分。

对 苏方来说,中国代表的言论表现出极端的意识形态斗争的作风,苏方仿佛从中看到了包含在“不平等条约”论题中的圈套。以此,苏联专家预测说,今后,北京就会 宣布苏联不是社会主义国家,否认自己的“宽宏大量”,即便是依照中方的条件解决了问题,他们也还是会利用政治定义对“不平等条约”的论题做出新的解释,以 要求归还“被侵占的领土”。而曾的威胁性话语,更令苏方认定,关于“不平等条约”的论题,可能就是对150多万平方公里领土的觊觎。[35]

但另一方面,曾涌泉又在第三次会议上建议双方交换按各自理解标出边界线的地图,即之在第四次会议上宣读了交换边界线地图的具体意见。[36]一时间,中国代表团好像停止了在历史长河中的遨游,回到了现实问题之中。此后,中苏代表团在4月18日的第五次全体会议上互换了地图。[37]双方将所标的边界线加以对比,显示出了3.5万平方公里的争议地区。[38]此前只是中国单方面看法的争议地区问题,第一次被摆上了谈判桌,成为谈判双方必须面对的现实。[39]尽 管这必然使磋商对话又转变成一场尖锐的辩论,但是交换地图一事本身却是谈判进程中促进边界局势、乃至双边关系恢复稳定的一个具有积极意义的步骤。毕竟在整 个20世纪,到1964年中苏双方开始边界谈判为止,两国还不曾有过这种交换活动。它令双方代表团关注的目光从“不平等条约”的抽象问题转向了争议地区的 具体问题,显露出使谈判走出死胡同的可能性,从而为实际解决边界走向问题奠定了基础。[40]至此,谈判的进程出现了两个层面,即非理性地指控苏联的意识形态论战层面和理智、务实地渴望解决具体问题的层面。

中方的这种举措正符合苏方的愿望及方针,莫斯科迅速对此务实迹象进行回应,表示原则上同意中方以条约线为谈判基础来进行全面谈判和彻底解决中苏边界问题的主张,[41]做出了向中方的谈判方针靠拢的重要让步。5月初,济里亚诺夫飞返莫斯科,向国家领导人汇报代表团的意见:必须在分析研究边界全线走向问题上,以及在根据边界条约准确界定边界全线问题上迎合中国方面。5月9日,莫斯科即做出了“准确界定边界全线并在目前生效的条约的基础上签订新的边界条约”的指示。[42]此后,谈判呈现出某种良性发展的趋向。5月末,双方代表团各自成立了工作小组,着手讨论边界线的走向问题。中国方面将“不平等条约”等政治立场上的争论暂时搁置一边,转入了比较务实的工作小组会晤。[43]

根 据所交换的地图,中苏双方首先从东段边界线入手进行讨论,并就绝大部分走向达成了一致,即同意以黑龙江、乌苏里江为界的地段,以两江主航道中心线为界。主 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的400多个争议岛屿和约600平方公里争议水面划归中方,珍宝岛等岛屿均归属中国。额尔古纳河以现行主河道中心线为界,苏方控制的 200余平方公里岛屿(苏界外领土)划归中国。对满洲里附近的陆地边界线,以及黑龙江、吉林两省同苏联的全部陆地边界线,基本达成协议,稍有调整。双方只 是同意先将黑瞎子岛的归属问题挂起来。总之,整个东段边界除个别岛屿归属未定外,基本上都已达成协议。[44]苏方并已起草好了除黑瞎子岛之外的整个东段边界线的协议,准备签署。[45]如此,中苏东段边界问题实际上基本解决了。对西段边界,双方只是初步陈述了各自的论据,没有做进一步的讨论,故未形成共同见解。[46]这样,苏方事实上的让步举措,打破了谈判的僵滞局面。

就中苏东段边界来说,苏联方面做出这种让步的基础在于,其国内有关文件等资料过去已有明文规定,在可通航的国境河流上以主航道中心线为界。[47]但是现在,苏联政府并没有因为苏中关系的现状而推翻此项认识,这就在解决边界具体问题上,迈出了迎合中国的一步。尽管这一让步在中国方面看来是“苏方在我攻势下,已开始节节退却”。[48]由 于中苏双方在边界磋商问题上暂时搁置原则分歧,苏方实际做出了重大让步,谈判取得了初步成果,出现了签署边界协议,解决东段边界问题的可能性。于是,谈判 桌上乐观、缓和之气氤氲。7月1日,中方工作小组组长、代表团副团长、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司长余湛向苏联代表团提出了到北戴河疗养地休息一两周的建议。随 后,苏联代表团及中国代表团部分成员便踏上了去北戴河的路程。[49]

 

毛泽东7月10日谈话及其影响

 

就 在谈判室中透进一丝曙色时,7月10日,毛泽东接见日本社会党人士代表团,同他们讨论了苏联占领日本千岛群岛等问题。在谈到“苏联占的地方太多了”时,毛 泽东说:“一百多年以前,把贝加尔湖以东,包括伯力、海参崴、堪察加半岛都划过去了。那个帐是算不清的。我们还没跟他们算这个”。“外蒙古的领土,比你们 千岛的面积要大得多。我们曾经提过把外蒙古归还中国是不是可以。他们说不可以”。“有人说,他们还要把中国的新疆、黑龙江划过去。他们在边境增加了兵 力。”[50]事隔一日,7月12日,参加这次会见的日本人在香港,就与毛泽东 谈话的情况发表了答记者问。次日,日本三个主要报纸都详细报道了毛的这次谈话,强调说,中国领导人支持日本在千岛问题上的立场,毛泽东表示支持日本关于归 还领土的要求,并提及中国与苏联之间的领土问题,说毛泽东在支持归还日本北方领土要求的同时,从历史的角度批评了苏联。8月1日,日本报纸还发表了周恩来 与日本社会党人士会谈的内容。在这次会见中,周恩来声明说,支持日本关于归还领土的要求是中国的一贯政策。[51]这是中国最高领导人第一次公开对外提出中苏边界问题,不仅激起了国际上的重大反响,而且直接影响了中苏边界谈判的结果。

一方面,当20天后谈判重新开始时,毛泽东谈话的精神已重新武装了中国代表团成员的头脑。在7月30日第七次全体会议上,中方代表再度转入积极攻势,摆出了控诉对方的架式。谈判充满了政治斗争的气氛,150万平方公里领土的“大清单”问题贯穿会谈始终。[52]“不平等条约”问题重新成为胶柱鼓瑟的基点。

另一方面,苏方在毛泽东谈话的刺激下立场也转趋强硬。8月15日,双方举行了最后一次全体会议。苏方代表要求将谈判改到莫斯科继续进行,同时改变了先将黑瞎子岛的归属挂起来的态度,提出以解决该岛问题为解决东段边界其他岛屿等归属问题的先决条件。[53]谈判至此已难以再维持下去。

在 会议的总结发言中,曾涌泉根据毛泽东的谈话内容,又增加提出了第三笔领土账,即唐努乌梁海的问题。曾指出:1944年,在中国进行抗日战争的艰难时刻,你 们背着中国人民将面积为17万多平方公里的唐努乌梁海纳入了苏联的疆域。难道你们以为中国人民忘记了这个重要问题吗?!并警告说:你们现在在边界调集了军 队吧?你们是不是在预谋进行侵占新的领土的军事冲突?坦率地说,假如你们敢于走这一步,将不会有什么好结果!我们奉劝你们悬崖勒马,不要使事态发展到无可 挽回的地步。如果你们顽固地坚持你们的错误立场,拒绝在不平等条约的基础上解决边界问题的话,那么,不排除我们可能会考虑采取解决问题的其他途径,不排除 我们将会尝试恢复我们的历史权利。你们认为我们有要求收复澳门和香港的权利。我们也有要求收复被沙俄侵占去的领土的权利。[54]其时,尽管中国代表团仍然希望在这次谈判中就此前已达成的协议草签文件,苏联代表团却已失去了迎合的兴趣,坚持将磋商移师莫斯科。8月22日,苏联代表团回国。[55]

中国方面态度的突然转变,彻底激怒了莫斯科。当苏联代表团开始着手苏中西段边界谈判的筹备工作[56]时,9 月2日,《真理报》转载了毛泽东与日本社会党人士会谈的内容,同时配发长篇编辑部文章:《评毛泽东同一批日本社会党人的谈话》,严厉驳斥说:毛泽东与日本 议员的“这次谈话暴露了中国领导人迄今不敢大声谈论的目的和立场”,“中国领导人现在甚至不想掩饰自己的扩张野心了”,苏联“面对着的是一个野心勃勃的、 露骨的扩张计划”,毛泽东的论点实际就是“要求重新分配领土”。文章还提出警告:“重划世界地图的任何企图”都“可能导致”“及其危险的后果”。表示“最 坚决地谴责中国领导人的扩张主义观点”,苏联的边界是由各族人民在民族自决权的原则基础上形成的,苏联“各族人民无论什么时候都不允许任何人侵犯他们自己 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57]9月15日,赫鲁晓夫也利用会见日本议员代表团 的机会,以尖刻的口气回应毛泽东说:俄国的沙皇进行了掠夺性的战争,那么,中国的皇帝又干了些什么呢?中国各个朝代的帝王,是并不逊色于俄国沙皇的掠夺 者。中国的帝王侵占了朝鲜,占领了蒙古、西藏和新疆。赫鲁晓夫声称:如果谁把战争强加于我们的话,那么,我们将会全力以赴地与其战斗。我们拥有足够有力 的,可以说是无可限量的战争武器。如果侵略者胆敢发动战争的话,那么,他们注定是要灭亡的。“我们制造了保卫自己国家、保卫民族、保卫各国人民和平的最先 进的武器。我们非常清楚这种可怕武器的全部毁灭性力量,我们希望永远不要使用它”。“然而,如果别人进攻我们的话,我们将使用自己手中拥有的一切武器来保 卫自己的边界。苏联的边界是神圣的,谁胆敢侵犯它,谁就会遭到来自苏联人民的毁灭性打击。”[58]

莫 斯科摆出的这种强硬姿态反过来又极大地刺激了毛泽东,使他感到了战争的威胁。此后毛多次在会见外宾时询问:“赫鲁晓夫会不会打我们”?“派兵占领新疆、黑 龙江,打进来,甚至内蒙古”,“有可能没有可能”?尽管这时毛泽东认为苏联大规模进攻中国还不大可能,但是在他看来,与美国的威胁相比,苏联的威胁似乎更 为现实,也更加紧迫。因此他明确表示,“我们要准备”。[59]

至此,中苏双方继续进行磋商的条件显然已经失去。10月13日,中国方面最后通报说,代表团前往莫斯科的时间“不适当”。[60]次日,赫鲁晓夫下台,苏联领导人更迭,两国边界谈判最终搁浅。

实 事求是地说,毛泽东7月10日的谈话客观上起到了破坏谈判进程的作用,一度使中苏两国关系陷入了紧张之中。事实上,当5-6月中苏边界谈判沿着具体审理边 界线的道路逐渐推进,双方已就东段边界绝大部分走向达成一致意见时,中国方面可以有三种选择:一是搁置不平等条约问题,将黑瞎子岛的归属问题挂起来,签订 协议,基本解决中苏东段边界问题。二是僵持在现有立场上,但将谈判继续维持下去。[61]三是施加压力,在出现签订具体协议的可能时,让苏方承认“不平等条约”问题。毛泽东选择了第三种方略。

9、10月份,毛泽东在向外宾解释此事时说,这并不是一定要苏联把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归还中国,而只是说这是不平等条约,关于这样的问题还多呢。中国现在是“采取攻势,说些空话”,使赫鲁晓夫“紧张一下”,“其目的是达到一个合理的边界状态、边界条约”。[62]事 实上,毛泽东的这种解释未必合理。中苏双方的谈判工作小组就解决东段边界问题达成协议草案的情况,已预示了签署合理的边界条约、形成合理的边界状态的前 景。如此,还有什么必要让赫鲁晓夫“紧张一下”呢?借日本人谈日苏领土争端之机提出算中苏领土账的问题,中国代表团据此进一步把第三笔领土账唐努乌梁海问 题也摆到桌面上,继续加大压力,以此刺激赫鲁晓夫、使之精神紧张的做法,实际恰恰违背了毛泽东所说的目的,其直接结果是破坏了磋商的缓和气氛,使初见合理 边界状态的谈判成果流产了。因此,毛泽东的这种解释,不过是为缓解苏方对其谈话的强硬反应而做的权宜说辞。

考察毛泽东设立“只要承认不平等条约,争议地区皆可放弃”的谈判底线的本意,其实只是要同苏联就边界问题进行谈判,以此减轻边境冲突的紧张度,而并不要求谈成。[63]为了保证他自己设计的反修防修政治大革命的顺利启动,赫鲁晓夫这个靶子不能到,不能造成中苏一团和气的局面,尤其不能让苏方在谈判的旗帜下,制造改进中苏关系的假象,以欺骗人民。[64]就 此角度评估,毛泽东所确定的这个谈判门槛看似很低,实则却是难以逾越的障碍,因为,对于以国际法原则成熟处理领土纠纷的苏联政府来说,其必定是无法接受的 条件。中国的谈判代表团及其领导人没有真正领会这一底线的内涵,致使毛泽东对边界谈判第二阶段转入降低政治斗争调门,解决具体问题的方针不满,认为在原则 问题上,刘少奇、周恩来等人有再度与苏联修正主义进行调和的倾向(曾涌泉在文革开始后即被揭发为是刘少奇的人而被打倒)。于是以对外谈算领土账的方式,于 刺激赫鲁晓夫的同时,也触动一下中央领导层中含有这种妥协情绪的人。另外就是,既然苏联方面坚持不认同“不平等条约”的说法,那么,中国方面也无须急于同 苏联就边界问题达成协议,让谈判持续进行,以通过示意边界军事冲突的前景,保持对苏联某种程度的压力,进而维持中苏关系一定的紧张度,利用紧张局势的压 力,调动国内一切积极因素,激发起群众对所谓的中共党内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代理人的义愤及投入这场运动的政治热情。

此 期中苏边界摩擦不断升级,边界问题的提出,是1960年代初中苏两党意识形态分歧加深、斗争加剧,关系恶化的结果。而中苏边界谈判的开始,使中苏关系的内 核发生了变化,或者说是一个转折——此时的中苏关系已注入了更多的国家利益冲突的因素。两国之间原来以意识形态为主的斗争,由此开始逐步向以国家安全利益 为主的斗争转化,并且加入了军事冲突的新的因素。从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中苏两国关系的基础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在国家关系所依据的标准中,过去以国际主 义、国际共运意识形态为主,这时,国家利益的分量加重了。

但 是应该看到,中苏第一次边界谈判的破裂,主要的还应该是意识形态斗争作用的结果。中苏两党大论战造成的思想上的敌对情绪,导致中国在确定谈判立场时重翻已 经按照国际法承认了的旧界约的老账。既表示不要求苏方归还被沙俄割占的中国领土,又坚持要对方接受“不平等条约”的提法,以进攻、好战的姿态,争所谓的正 义、原则。这种做法,突出反映了意识形态斗争对边界事务的影响。

事 实上,在中苏领土旧账问题上对国人有所交待的更为合理的方式,应该是加强国际法的教育和宣传,以此疏导民情,而不是坚持要分清历史是非,胶着于意识形态、 政治斗争的胜负高下。从中国国际战略环境的角度考虑,根据周恩来曾有的思路,不纠缠历史旧账,以求和缓的目的搁置政治争议,务实地争取及早和平解决边界问 题,更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其不仅有利于平息中苏边境的紧张局势,稳定中国的周边环境,而且还有利于边境省份经济的发展、边民生活的安定,以及改善中国的 国际形象。坚持要求苏方承认条约的不平等性,带有威胁意味地表示苏方如果不接受中方的立场,中方就将考虑改变对边界问题的态度,换言之就是要明确地对苏联 提出领土要求,而且不排除诉诸武力的可能,这只能引起对方的猜忌,促成中苏之间军事对抗的升级。如前所述,苏联正是在中国提出不平等条约问题后加强与蒙古 的军事合作,并且于1964年边界谈判破裂后,以中国有收复国土的意向为由,开始加紧向远东地区增兵的。[65]由此,中国周边战略环境实际上进一步恶化了。

不 过这次谈判虽然最终流产,但双方毕竟相互交换了地图,具体讨论了边界走向等问题。苏联方面还做出让步,同意以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主航道、额尔古纳河主河道中 心线为界,解决岛屿、洲渚的归属问题。这即化解了东段边界大多数边界线走向的具体问题,为后来中苏两国签署相关文件奠定了基础。1991年5月16日中苏 国界东段协定签订。该协定确定了中苏国界东段绝大部分边界线的走向,[66]其内容实际与1964年中苏第一次边界谈判时双方工作小组达成的初步协议草案基本相同。其中也没有关于“不平等条约”的字样。[67]只是遗憾的是,这一协定的签署由于人为的原因晚了近30年,其间还发生了中苏边界流血冲突和珍宝岛的局部战争。中苏关系彻底恶化,两国最终走上了相互敌对乃至政治、军事对抗的道路。

 

反目成仇:中苏珍宝岛武装冲突

 

进入1965年后,中苏两党围绕莫斯科3月会议和援越问题展开了新的冲突。斗争的中心,前者涉及国际共运的领导权问题,以此次会议为标志,国际共运正式分裂。中苏两党关系藕断丝连,到1966年3月中共中央拒绝参加苏共二十三大,[68]两 党组织关系中断。后者则关系到谁能掌握对越南问题的主导权。中国不能容忍苏联控制对越南问题的发言权,因此在援越问题上实际排斥苏联,双方在援越物资从中 国过境等问题上矛盾冲突不断。而勃列日涅夫执政后调整对越政策,改脱身为插手,加强援越,特别是武器援助,使得苏越关系趋向紧密,苏越结盟的前景使中国南 部处于一种新的不安全的状态中。

当中苏两国在中国的南部边疆,通过援越抗美暗中进行争夺越南盟友的较量时,苏联开始加强援助蒙古,继续增强苏中边界地区的军事部署,构建起了对中国北部核心区域的军事压力态势。而中国国内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则渲染出了浓重的反苏氛围。

这 样,中苏第一次边界谈判破裂后,随着边界问题的愈益政治化,领土纠纷作为一种新的军事冲突因素,成为两党两国领导人决策中的一个砝码,直接影响到两国关系 的前途。随着中苏边界冲突逐步升级,1969年爆发了珍宝岛武装冲突,两国关系趋向紧张,一度濒临战争边缘。中苏双方在边界问题上,从谨慎克制,逐渐发展 到主动反击、军事对峙,由此,两国关系也完成了由盟友到敌人的转化过程,进入到敌对阶段。

 

从谨慎克制到主动反击

 

1966 年1月,苏蒙签订了为期20年的具有军事同盟性质的“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与中国边界长约4500余公里的蒙古国,事实上对中国华北、东北、西北三个方向 构成了军事威胁。从中蒙边界的二连浩特经张家口到中国首都北京的直线距离只有560余公里,苏军战略军团的当前任务纵深则可达700余公里,完成当前任务 的时限为10-14昼夜,而中蒙边界地区地势平缓,尤其便于苏联机械化部队的前进及展开。苏联部署在其国土纵深的洲际导弹和靠前部署的中程导弹可以攻击中 国全境;部署于远东战区的远程航空兵如从中国“三北”方向入袭,作战半径可达长江一线。[69]

这 一情况与苏联向苏中边界地区增兵的现实相结合,使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进一步感受到苏联对中国的军事压力,开始明确做出主要针对苏联的备战部署。1966年 3月16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华北局会议上作的报告中提出:一旦有事,“华北可能是敌人的主攻方向,华北要作为主战场”。“备战、备荒,具体到华北来说, 就是要建立战备体制”。[70]毛泽东则在 是月末接见日共中央总书记宫本显治时,于提到准备美国人从东海岸,上海、广州、青岛、天津等地方打进来之后,着重谈了苏联进攻中国的问题。毛说,我们要 “准备修正主义来打,打进满洲,东三省,打进新疆,中央突破,从外蒙古打进北京”。又指出,苏联“在外蒙古设立了原子弹、氢弹阵地,运来了原子弹和氢弹, 驻扎了两个师。在中亚西亚的新疆那一边的哈萨克斯坦增加兵力。在赤塔以北的伯力、海参崴增加兵力”。并表示,还要“准备美苏合作,瓜分中国。以淮河,陇海 铁路为界,苏联占领北边,美国占领南边”。[71]

1968 年8月苏联武装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在6个小时内出兵占领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一事件对中国的影响非常大,可以说它直接促成了毛泽东下决心调整中国的对外 战略。8月23日日《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苏联现代修正主义的总破产》,公开给苏联戴上了“社会帝国主义”的帽子,[72]这即为毛泽东的外交战略调整做出了革命理念、社会心理及逻辑上的铺垫。

与此同时,中苏边界冲突也逐渐升级,次数、范围、形式和规模都发生了变化。从1964年10月至1969年3月,由苏方挑起的边境事件达4189起,比1960年至1964年期间增加了一倍半。[73]中 苏东段边界黑龙江上的吴八老岛、乌苏里江上的七里沁岛和珍宝岛的冲突最为激烈,成为边境冲突的焦点。1966年至1968年初,中苏双方在这些地区的冲突 由口头争辩发展到相互推搡和斗殴,直至苏军以棍棒殴打中国边防人员。1967年秋,中国军人穿便衣,偕同大量民兵,用棍棒把登上吴八老岛的苏军赶了出去。 翌年1月,苏军动用装甲车在七里沁岛上冲撞中国边民,撞死、压死中国边民4人。是年末至1969年初,苏边防军频繁出动装甲车、卡车运载携带武器的军人登 上珍宝岛,拦截、殴打巡逻的中国边防军人;1969年2月7日还发生了苏军用冲锋枪向中国巡逻队方向点射,进行威胁的严重事件。[74]中苏边境的紧张局势进一步加剧了。

面 对这种形势,中国在解决边界冲突的决策上可以有几种选择:一是采取克制态度,维持现状,中国部队不进入有争议岛屿,只与苏方进行外交政治斗争,争取不使边 境冲突升级,不与苏联进行武力对抗。二是维持棍棒武斗的形式,避免交火。三是准备用武力打击阻挠中国边防军上岛的苏军,并不惜发生严重的武装冲突乃至热 战。在文革极左思潮烘染起的全国上下强烈的反修氛围和反苏激情中,毛泽东选取了第三种方案——以武力反击苏联。余下的问题只在于时机和地点的选择。珍宝岛 反击战方案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提出来的。

事实上,中国对于苏方 不断挑起的边界事端,的确有一个从忍让到反击的发展过程。七里沁岛流血事件之后,1968年1月24日中央军委电示沈阳、北京等有关军区,加强中苏边界东 段边防警戒的重点部署,边防部队要严格遵守针锋相对,后发制人和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并要求边防部队注意选择政治上有利的时间、地点和情况,事先做好 准备,多设想几种可能,拟定行动方案,有重点、有计划地打击苏军的挑衅,力争做到“不斗则已,斗则必胜”。同时强调边防斗争主要是搞好政治、外交斗争,边 防上每一行动都要考虑全局,按政策办事,严格执行请示报告制度。[75]这样,从1968年初到1969年初,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对冲突程度的严格控制及调整下,中国边防军在苏联挑起的一系列事端中只是做出有限的反应,始终采取了忍让和克制的态度。而最终选择于1969年3月初在乌苏里江珍宝岛地区对苏实施军事打击,可以说有以下几种考虑:

其一,时间的选择。1968年10月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决定在适当的时候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在1969年春着手筹备召开“九大”。[76]鉴于中国共产党的历次代表大会都要制定和宣布新的大政方针,提出新的任务和方向,因此,就毛泽东的思考来说,选择在“九大”召开前对苏实施打击,对于进一步突出反修防修方针,通过边境事件强调团结,消除严重的派性,稳定国内局势最为有利。

其二,地点的选择。一方面,珍宝岛在1964年中苏第一次边界谈判达成的协议中已被划归中国,估计苏方不会为此岛屿做出过分强烈的反应;一方面,该岛又是苏军自1947年以来控制了二十多年的岛屿,[77]在这里进行反击比其他岛屿造成的影响要大。总之,既要引起反响,造成某种紧张局势,又要有一定的安全系数。以此,选择在珍宝岛作战最为有利。

其 三,对苏联反应的估计。中国方面做出此时对苏实施军事打击的决定,应该还建立在一种对局势的估计之上,即认为苏联不会这时为此对中国发动大规模进攻。如珍 宝岛事件之后周恩来在一次会议上所说的:苏联在最近不可能对中国发动大规模侵略行动,因为它的东部地区尚未开发,还没有为进攻行动建立起可靠的基地。[78]

其 四,不排除毛泽东还有一个考虑,就是要继续干扰苏联在国际共运中行使领导权。1969年3月17-22日,共产党和工人党大会筹备会议即将在莫斯科举行, 这次会议决定将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延期至6月5日召开,并为6月的会议起草了文件:《在目前阶段反帝斗争的任务和共产党和工人党以及一切反帝团体的一 致行动》。[79]毛泽东就是要破坏这个会议,给苏联捣乱。

这 样,到1969年1月25日,黑龙江省军区提出了珍宝岛地区反干涉斗争的方案,设想以3个连左右的兵力参加该地区的斗争,以一部兵力上岛潜伏,并在珍宝岛 附近的公司边防检查站设立指挥所。对此,沈阳军区基本同意。2月19日总参谋部、外交部予以同意。总参在给沈阳军区和黑龙江省军区的复电中要求要选择重 点,预有准备地坚决予以自卫还击,速斗速决,不予纠缠。周恩来还强调对苏边防斗争“既要掌握好进行政治斗争的边防政策,又要准备好重点进行自卫反击斗争以 为后盾”。毛泽东同意予以反击,并批准了总参报告的行动部署。中共中央也同意选择珍宝岛作为自卫反击的重点。[80]至2月末,中国方面已对在珍宝岛地区进行反击战问题做了周密的安排。

终于,3月2日,中苏两国边防部队在珍宝岛上爆发了两国之间第一次边界武装冲突。15日,双方又进行了更大规模的激烈战斗。17日,苏军再次出动坦克和步兵上岛,试图拖回被炸毁的坦克,在中方炮火的猛烈攻击下,被迫撤走。三次战斗,双方均有伤亡。[81]

 

中苏双方的反复较量

 

珍 宝岛事件之后,莫斯科迅速采取回应步骤:第一、抢先提出抗议:3月2日事件发生之后,苏联即向中国提出了“抗议照会”。第二、召开记者招待会:3月7日, 苏联外交部新闻司长和边防军总部副司令举行记者招待会,向记者具体描述了3月2日冲突的情况。第三、发动示威:苏联领导人号召群众进行针对中国的示威游行 活动。第四、向西方投诉:3月11日,苏联驻西德大使拜会西德总理,通报苏中边界武装冲突的情况。第五、准备采取“集体行动”:在3月17日举行的华约成 员国高峰会议上,苏联要求就谴责中国侵略苏联的问题达成协议,要求东欧国家给以兄弟般的援助,即要求他们派兵到发生冲突的苏中边境地区,用集体行动对付中 国。第六、进行核威胁:3月15日晚,莫斯科电台谈到中苏边界事件时说:“苏联的核导弹是强大的,可能造成千千万万人的悲惨命运。”随后,接连许多日,莫 斯科电台的晚间节目都大谈苏联的核力量如何强大,中国核力量如何“不济”。[82]第 七、提出亚安体系的构想:5月29日,《真理报》发表评论,谴责中国在亚洲制造麻烦,点名要一些东南亚国家建立“集体安全”。接着,在6月5日至17日召 开的莫斯科75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上,勃列日涅夫发表讲话指出:中共领导人“已由对和平共处的批评转为策划武装冲突,采取破坏和平事业的政策”;警 告说:“想用武器作为语言来同苏联谈话的企图必将受到坚决反击”;并首次提出了要建立“亚洲集体安全体系”的意见,[83]其目的之一即是要以此遏制中国在亚洲扩张势力。

同期,中国方面也做出了异乎寻常的反应,中心意图就是利用这次事件做文章。

其一,珍宝岛战斗之后,中国在首都北京和全国城乡组织了大规模的群众示威游行,强烈抗议苏联侵犯中国领土珍宝岛。在3月4日至12日不足十天的时间里,参加示威游行的军民已达4亿人次以上。[84]《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则以《打倒新沙皇!》为题发表社论,将苏联领导集团与老沙皇画上了等号。[85]

其二,1969年3月15日毛泽东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听取珍宝岛地区战况汇报时指出:让他打进来,就使我们动员起来。大敌当前,动员准备一下有利。我们是后发制人。还说,让敌人沾点面子,他占了牡丹江,外国人就知道了。[86]毛泽东并在看完一份关于珍宝岛事件的报告后说,中苏交战“给美国人出了个题目,好做文章了”。还说由于中苏分裂,美国由打“两个半战争”缩减到打“一个半战争”了,美国将根据中苏各方的利益来考虑并决定自己的外交取向。[87]1969 年2月毛泽东就交给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四位元帅一项研究国际形势的任务。四位老帅在周恩来的安排下,从6月7日至10月进行了近20次战略务 虚讨论,向中央提交了《从世界看一棵珍宝树》、《对目前形势的看法》等书面报告。报告全面分析了中美苏三大力量之间的矛盾斗争,提出中美都各以苏修为敌, 苏修不敢同时进行两面作战,不会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陈毅还提出了从战略上利用美苏矛盾,打开中美关系的设想。[88]

4月1日至24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由林彪在经与毛泽东讨论确定[89]的 中共九大政治报告中宣称:毛主席指出:“一个反对美帝、苏修的历史新时期已经开始。”中国同美帝、苏修划清了界限。号召:所有受到美帝、苏修侵略、控制、 干涉和欺负的国家和人民联合起来,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打倒我们共同的敌人!强调决不可以忽视美帝、苏修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的危险性。要做好充分准备, 但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90]以此将中苏珍宝岛冲突的文章做大,既使美国彻底明白中苏关系已进入战争的边缘,又向他发出信息:苏联和美国对中国构成了同等威胁,而事实上苏联已被视为更主要的敌人;中国不会主动在印支战场上挑起对美国的战争。[91]

其 三,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针对苏联的战备高潮。九大林彪政治报告强调要做好充分准备,准备美帝、苏修他们大打,早打,打常规战,打核大战。4月28日毛泽东 在九届一中全会上提出“要准备打仗”,并说:小打就在边界上打,大打,我主张让出点地方来。他进来了,我看比较有利,使他陷在人民包围中间。[92]这也就通过党的代表大会向全国人民发出了“准备打仗”的号召。

其 四,与此同时,对苏方提出的协商要求不予回应,实际为毛泽东把文章做大准备时间。3月21日,柯西金试图通过中苏热线电话与毛泽东或周恩来联系,遭到中国 接线员的拒绝。22日凌晨,中国外交部苏东司负责人通知苏方说:从两国当前关系来说,通过电话进行联系已不适用,如果苏联政府有什么话要说,可通过外交途 径向中国提出。[93]几天后,3月29 日,苏联政府发表声明,主张“恢复于1964年在北京开始的协商”,中方没有做出回应。4月11日苏联政府又照会中国政府,提出4月15日就在莫斯科开始 “协商”,并在第二天公布了照会。4月14日中国政府告诉苏联政府:“我们是要答复你们的,请你们稍安毋躁。”直到5月24日,中国政府才做出回应,发表 声明,重申中国历来主张通过谈判解决边界问题。[94]其后,苏联方面再于7月26日提出举行苏中高级会谈的建议。[95]中国方面则又无反应了。

中 国对苏联的请求长时间不予理睬,以及中共九大号召打倒苏修、要准备打仗的做法,不仅进一步刺激了苏方强硬派的神经,而且令苏共领导人满腹疑团,不知中国的 动机、目的究竟何在。他们认为毛泽东已抱有向西方寻求援助的意图,指责中国试图与帝国主义国家如美国等国进行政治调情。中美联手抗苏的前景使苏共领导人忧 心忡忡,开始加大对中国的压力,以迫使中国接受谈判。

一方 面,对中国实施核威胁:《真理报》8月28日发表编辑部文章,提出:“如果战争在目前条件下爆发,使用现有技术、毁灭性武器和现代发射工具,那么哪一个大 陆也不能幸免。”几天后,《消息报》又发表在二战时期任苏联后贝加尔方面军司令扎哈罗夫元帅的文章,说“粉碎关东军的历史经验,令人信服地和明显地证明, 任何侵犯苏联远东边界和损害它的盟国——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的企图,无论来自哪一方面,都必定遭到可耻的失败。”同时,莫斯科还试图征得 美国方面的认可,8月18日,苏联驻美国大使馆代表询问其美国同事,如果苏联打击中国的核设施,美国会采取什么态度。[96]西方国家报刊也不断传出消息,说苏情报人员向美国试探对中国的核设施“动外科手术”的可能性。[97]

一 方面,对中国实施军事报复:苏军决策层紧急向中苏东段边界大批调运军队,在苏中东段边界增援兵力基本到位以后,避开苏军运输力量较弱的东段边界,选择便于 其机械化部队运动,后勤补给线短并通畅,而中方防守兵力相对薄弱,且交通不便、鞭长莫及的苏中西段边界的新疆方向,进行军事报复行动。8月13日,苏联出 动飞机两架,坦克、装甲车数十辆,武装部队300余人,侵入中国新疆裕民县铁列克提地区,对正在巡逻的一个排的中国边防分队发动突然袭击。中国边防军寡不 敌众,除一人被俘外,其余全部阵亡。[98]

在这种局面下,中国方面做出了两种反应。一是铁列克提事件发生后,毛泽东做出了大规模战争可能爆发的判断。8月28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发出“命令”,要求边疆居民和驻边疆部队充分做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加强团结,共同对敌。[99]中国的战备工作也开始进一步超出常备规模,从政治、军事上进入了突击性高潮阶段。[100]二 是希望降低边界一线军事紧张形势的危险程度。毕竟,中国在珍宝岛边界冲突之后大做文章的政治目的大于军事目的,珍宝岛事件本身的政治意义也大于军事意义。 如此,使两国处于战争边缘的紧张关系缓和下来,同时摸清苏联对中国发动战争的意向,这对中国更为有利。于是,中国接受了苏方关于举行高级会谈的建议。

9月11日,周恩来与柯西金在北京举行了著名的机场会谈,双方达成了签订一个关于维持边界现状、防止武装冲突、双方武装力量在边界争议地区脱离接触等四点临时措施的协议。[101]会谈中,周恩来指出苏联要对中国的核设施动外科手术的问题,表示如果苏方这么做,就是侵略战争,中国将坚决抵抗到底。[102]柯 西金则提出了在铁路和航空交通、高频电话通信等方面联系正常化;建立和发展双方的经济联系,扩大贸易往来,签署当年并次年的贸易议定书,确定目前五年计划 (1970—1975)期间双方经贸合作方式;以及研究互派大使等建议。周恩来答复说,将就这些建议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汇报。柯西金同时还以苏联政府的名义 请周恩来向毛泽东转达希望两国关系正常化的愿望。[103]

两 国总理口头协议的达成,以及苏方表露的与中国缓和关系的迫切心情,使中国领导人隐约摸到了莫斯科不想使事态扩大的思考脉络,暂时松了一口气,态度又强硬起 来。9月11日晚7时柯西金刚飞离北京不久,中国外交部就电话通知苏联驻华使馆:次日将发表的经双方商定的关于两国总理会谈的消息文稿须做一些改动,删去 “会谈是有益的,是在坦率的气氛中进行的”一句。不久,苏驻华使馆参赞叶利扎维金就此事向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询问缘由,乔向上一指,暗示没有最高层的同 意,就是国务院总理也不能处理这样的问题。[104]对于柯西金提出的改善关系的诸项建议,中国方面也基本没有响应。

而苏联方面也通过柯西金与周恩来的会晤摸到了中国的脉搏,感觉到了中国对苏联进行先发制人的核打击的深刻担忧。面对中国态度不稳定的情况,莫斯科决定继续利用核威胁的手段,对中国施加压力。9月16日,伦敦《星期六晚邮报》刊登了记者维克托·路易斯的文章。[105]该文突出报道了克里姆林宫的两个动向:1、在讨论轰炸中国罗布泊核试验场的可能性问题;2、在计划建立一个能够呼应莫斯科“拯救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的中共替代领导机构。文章并指出,后一点由于不久前苏联对捷克的入侵,使这种威胁变得非常现实。[106]

莫 斯科的这一信息发出后,中国方面迅速做出了反应。事隔两天,9月18日,周恩来即秘密致函柯西金,建议双方都承担互不使用武力、包括不使用核力量进攻对方 的义务。26日柯西金密函答复周恩来:建议“实行严格的监督以遵守苏中两国间的空中界线”,并建议签订一个互不侵犯、互不使用武力国家间的专项协定。[107]这 就等于在两国关系最紧张的时候,做出了苏联不会大规模进攻中国、不会对华使用核武器的正式保证。虽然此函没有确认机场会谈达成的四点措施的协议,没有提争 议地区和双方武装部队在争议地区脱离接触的问题,但柯西金还是通报说,苏联方面已指示边防军维持边界现状,避免使用武力。同时,中苏双方商定从10月20 日起在北京举行关于边界问题的外交部副部长级谈判。[108]

然 而,机场会谈的口头协议和柯西金在秘密信函中做出的承诺,并不能消除苏联在中苏边界陈兵百万的实际压力,尤其无法清除其对华实施核打击和扶植反毛政权的威 胁在中国领导人心中投下的阴影。面对即将来临的谈判,以及党内关于苏方利用和谈烟幕对中国发动突然袭击的疑虑,毛泽东对中苏之间可能发生的战争做出了过火 反应。由此,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一方面先向莫斯科出示橄榄枝,以期暂缓紧张局势。10月1日毛泽东在会见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崔庸健时指出: 中苏分裂,美国高兴。我们是不希望打的。[109]通 过朝鲜方面向苏联发出希望缓和中苏边境冲突的信息。10月6日,经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修改、毛泽东批示同意,周恩来复函柯西金,强调中苏边界谈判开始后, 应首先就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等五项临时措施达成协议;并指出:中苏边境局势的和缓和中苏边界谈判的举行,将为解决两国关系中的其他问题提供有利条 件。[110]一方面又采取应急措施,避免 在苏联的突袭中陷入被动。在中苏边界谈判开始前,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和中共中央的统一部署,在京的一些党和国家领导人、大批党政机关及其干部家属被“战备疏 散”到外地。10月17日,林彪做出《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袭击的紧急指示》,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次日,黄永胜等以“林副主席第一号令”名义正式 下达了林彪的《紧急指示》。[111]全军各部队进入一级战备,从中央到地方都处于临战状态,中苏边境地区的中国军民更是剑拔弩张,《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实际已成为一纸空文,两国的同盟关系走到了尽头。

 

转入对抗:中国联美抗苏与中苏第二次边界谈判

 

面 对苏联的战争威胁,毛泽东最终做出了打开中美关系僵局的重大决策,调整中国的对外战略,改对美苏两面作战为联合美国集中力量对抗苏联。与此同时,勃列日涅 夫在羽翼丰满之后,结束了以往由赫鲁晓夫确立的寻求与美国平起平坐的外交总路线,逐步将苏联的对外战略调整到自己的轨道中,于1971年苏共二十四大上提 出了一整套外交方针,对美展开了咄咄逼人的全球攻势。苏联势力的扩展严重威胁到了美国的全球利益及自身安全,尼克松政府试图借助中国的力量,扭转与苏争霸 中的被动局面。这样,共同的国家安全利益为中美联合抗衡苏联提供了基础和前提。中美关系出现了缓和的转机。随着中美关系的解冻,中国开始联美抗苏,中苏两 国关系最终转入政治、军事上的对抗阶段。

 

毛泽东联美抗苏战略的实现

 

1970年初,中美双方开始进行高层接触,为实现和解做准备。1971年7月和10月基辛格两次秘密访华。通过多次会谈,中美之间虽然仍存在着严重分歧,但是已更加突出了双方共同的立场——都反对霸权,即苏联的扩张主义;都承诺要使双边关系正常化。[112]双方并摸清了各自对苏联威胁的认识,不仅明确了在反对苏联的霸权问题上两国具有共同的利益,而且事实上还通过讨论印巴冲突时达成的支持巴基斯坦反对印度的一致意见,[113]迈出了联合起来间接对抗印度背后的苏联的第一步。美国方面由此基本消除了对中国的猜疑和担心。中国方面则从基辛格关于美国不要求中国停止援助越南、在军控问题上不会迫于压力提出反对中国的方案,以及准备不断向中国通报关于核问题情况[114]的承诺,增强了坚持援越抗美与寻求中美和解同时进行的信心。

翌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上海公报》的发表标志着两国之间实现了和解。1973年1月27日巴黎和平协定签字,越南战争结束。中美双方都着手进一步落实联合抗苏的战略构想。2月初,尼克松批准美国向中国出售包括4架飞机等装备在内的8套定位导航系统(Inertial Navigation Systems)。[115]据 笔者目前掌握的材料看,这应该是中美之间在军事上初步合作的开始。此后不久,美国国防部特别小组即着手进行中苏冲突的个案研究,设想由于中国威胁对苏联的 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实施核打击,苏联发动了一次摧毁中国核能力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在使用核武器打击了中国的核设施之后,苏联军队开始从蒙古和苏联的 中亚地区进行地面会合作战,并威胁要进攻中国的东北。中国向美国方面寻求帮助。美国准备使用携带核弹头的部署在关岛的B-52战略轰炸机、从中国空军基地 起飞的战斗机,以及航空母舰舰载飞机和北极星导弹。该小组并提出几种可供选择的方案:如打击中国境内被苏联控制的机场、苏联部署在中国境内的核能力,以及 苏联侵入新疆的军队,等等。[116]中美军事合作的构架,实际已经确立。

1973 年2月基辛格第五次访华,再次向中国领导人强调双方所面对的共同威胁。毛泽东则在2月17日会见基辛格和1974年1月5日会见日本外务大臣大平正芳时, 分别提出了“一条线”及“一大片”的思想,认为中美两国“只要目标相同”,就可以“搞一条横线”,即把从中国、日本经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欧洲到美国 一线,及这条线周围一大片的所有国家团结起来,共同对付苏联的扩张。[117]从而对外明确提出了“一条线”和“一大片”的联合反霸战略。

1973年3月,侵越美军开始撤出越南南方。5月1日,中美双方在华盛顿和北京互设联络处,两国共同朝着正式建立外交关系的目标迈进了一大步。时隔半年,1974年2月22日,毛泽东即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明确提出了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策略思想。[118]他 说:“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美国、苏联原子弹多,也比较富。第二世界,欧洲、日本、 澳大利亚、加拿大,原子弹没有那么多,也没有那么富。但是比较第三世界要富”。“第三世界人口很多。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 丁美洲是第三世界。”25日毛泽东又对外宾补充他的观点说:“中国属于第三世界。因为政治、经济各方面,中国不能跟富国、大国比,只能跟一些比较穷的国家 在一起。”[119]

4 月10日,邓小平出席联合国大会第6届特别会议,在发言中第一次向全世界完整地阐述了毛泽东的这一新的战略策略思想:“从国际关系的变化看,现在的世界实 际上存在着互相联系又互相矛盾着的三个方面、三个世界。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和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是第三世界。处于这两者之间的发 达国家是第二世界”。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加强团结,并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就一定能取得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斗争的新胜利。“在欺负人方 面,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超级大国尤为恶劣”。如果中国有朝一日“变成一个超级大国,也在世界上称王称霸,到处欺负人家”,侵略、剥削人家,“世界人民就应 当给中国戴上一顶社会帝国主义的帽子”,“打倒它。”在国际论坛上公开表明了毛泽东划分“三个世界”思想的主旨,即建立最广泛的国际反霸,特别是反对苏联 霸权主义的统一战线。[120]1975年 1月周恩来在全国人大四届一次会议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也阐述了毛泽东划分“三个世界”的思想,谴责美帝和苏修“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剥削者和压迫者”,重 申“要联合世界上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四届人大通过的宪法还加入了“反对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的侵略政 策和战争,反对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等内容,进而赋予毛泽东划分“三个世界”,建立重点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国际反霸统一战线思想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事 实上,这时仍将美苏两霸并提已只是一种形式上、宣传上的需要,美帝国主义在其中仅起陪衬作用。正如毛泽东对基辛格所说的:中美要共同对付苏联,有时我们也 要批你们一回,说“帝国主义去你的吧”!不讲不行呢。[121]

中 国调整外交战略,确立联合美国抗衡苏联的战略目标之后,中苏两国在进行政治和军事对峙的同时,仍然都希望避免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由此,双方一方面着手恢 复正常的联系渠道,1970年10-11月,双方根据周恩来与柯西金在北京机场达成的协议重新互派了大使、恢复了年度贸易谈判,两国领导人政务载波电话联 系也已恢复;[122]一方面开始举行新的边界谈判,以把握和控制边界问题这个导致军事冲突的最敏感因素。

这样,1969年10月至1978年6月中苏两国第二次边界谈判在北京举行。由于苏方拒绝讨论“机场会谈”达成的协议草案,不承认中苏边界存在“争议地区”,[123]甚至否认双方所达成的谅解。[124]两国代表团就涉及中苏边界的中俄历史条约的平等性问题、争议地区问题等等,开始了新的斗争。

 

做表面文章的中苏第二次边界谈判

 

于1960年代末开始的这次谈判与1964年的第一次边界谈判相比较,气氛上已由中方的单方面控诉,变为中苏双方的控诉。内容上也增加了新的东西,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第一次谈判期间,面对中国代表团的控诉,苏联代表团只是强调和坚持受命只就现存的边界线讨论边界走向问题,不承认条约的不平等性及条约线是中苏边界谈判所 依据的唯一基础。而在这次谈判中,苏联开始着力强调中国历史上的扩张主义,列举中国历届政府在中苏边界东、西、北段的扩张情况。转而指责说,瑷珲条约和北 京条约还只是部分归还了俄罗斯被清朝人占去的领土。

2、在此 前的边界谈判中,苏方没有涉及国际法问题,而这次谈判则从国际法的角度与中方进行了辩驳。指出:联合国宪章、1955年万隆会议宣言、1969年维也纳国 际条约法公约和1978年各国继承法公约都确认了现有国界线的可继承性、不可侵犯性和不可违背性原则。1978年的各国继承法公约并确认了边界的稳定性。

3、苏联政府在1969年6月13日的声明中,表示要以现行边界条约为基础来讨论关于核定个别地段边界线走向的问题,中苏双方谈判的一个基点在某种程度上达成了一致,但是谈判开始后,双方争执的着眼点又转入了具体划界文件是某个条约还是该条约的换文等问题。

到1978年6月中苏第二次边界谈判结束,双方始终未能达成任何协议。[125]但是谈判毕竟持续未断,虽然没有任何实质性进展,两国边界上也没有再发生武装冲突。

事 实上,中苏边界谈判长期没有进展是必然的结果。由于中美两国的化敌为友,中苏双边关系这时已转入中美苏三角外交的轨道,其中注入了更多的战略利益因素,三 国之间的利益走向和政策制定日益卷入一种互动状态,构成了一种战略三角关系。其间,美国试图既通过联合中国的力量牵制苏联,又随时摆出与苏联缓和关系的姿 态制约中国,以此加强美国对华关系的主动权。令毛泽东不断担心美国要“踏着中国的肩膀跑莫斯科”,“将苏联这股祸水”引向东方。[126]苏 联也试图通过对中国打出和谈的旗帜,争取时机,稳定东欧局势,巩固并扩展其在中东及亚洲的地盘,增加同美国进行争夺的资本;同时,坐在谈判桌前向美国打中 国牌,以干扰中美关系的发展。而中国响应苏联举行边界会谈的建议,除了谋求解决中苏之间长期悬而未决的边界问题,缓和两国间的紧张局势外,更重要的则是利 用谈判桌对美国打苏联牌,以利用苏美矛盾,促进美国与中国关系正常化的步伐。谈判期间,在中国代表团于双方会晤后的每次讨论中,周恩来最先询问的不是谈判 的情况,而是美国方面有何反应。[127]以至于苏联方面认为,中国坚持其解决边界问题的立场,是要随着其与帝国主义战略关系的推进而加大对苏联的压力,是将苏中关系当作某种政治交易所,在这个政治交易所里,中国方面可以根据整个国际政治局势的变化而增加或减少赌注。[128]

其 实,中美两国通过进行军事合作,构筑起了一种“准同盟”性质的战略安全关系。这种双边关系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成为维系中美双方交往的纽带。实际上,在 中美苏三角外交中,中国本有可能作为一种制衡力量,在三角平衡的天平中增减砝码,影响美苏力量对比的变化。但是强硬僵滞的反苏立场和对苏政策,阻碍了中国 去灵活地运用这种身份,使自己处于更为有利的战略地位。中国选择了依赖美国与苏联抗衡到底的方针,并试图从某种程度上把三角关系变为一种反苏的工具。其结 果是,不但消除了美国对中苏言归于好、再结同盟的顾虑,削弱了中国向美国打苏联牌的分量,而且还加重了对中越关系的消极影响,刺激苏越联盟的巩固。中国的 外交再次陷入了实现世界革命和保障国家安全的矛盾之中。

总 之,随着中国外交战略的调整,亚洲,乃至整个世界的冷战格局开始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在1950年代的亚洲冷战中,中苏结盟共同对美,中国始终处于反美的前 沿,中美之间进行了面对面的较量。进入1960年代,中苏两党分裂导致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及至60年代末1970年代初,中苏同盟名存实亡,中国开始联 合美国共同抗衡苏联。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实际退出了两大阵营之间的对抗,美苏重新站在冷战的第一线,使国际冷战格局出现了继中苏签订同盟条约后的第二次 转型。

 

纵观上述中国处理1960年代初期和末期中苏边界冲突的过程,反映出以下几个特点:

其 一,1964年的第一次中苏边界谈判,对于中国来说,是通过平等协商方式和平解决中苏之间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的一个重要机会。身处这个外交平台,一个成熟 的政府在确定谈判方针时,其所依据的首要标准应该是国际法的一般原则。但是,在中苏两党意识形态论战的影响下,毛泽东确定谈判方针的指导思想实际却背离了 这一基础,其强调的侧重面是在政治气势上压倒苏方,为此甚至可以完全放弃苏联所占领的,根据国际法的一般原则属于中国的领土,如中苏边界东段水界主航道中 心线中国一侧的争议岛屿等等。而当此种意图不为苏方所理解并接受时,中国的谈判姿态即呈现出纠缠历史旧账、显示收复失地决心的单一色彩。这种不成熟的政府 行为表明,在处理国家关系、解决涉及国家利益的复杂而敏感的边界问题时,党际关系所依据的意识形态标准仍然在左右着中国政府。其后果是,实际封死了“和平对话、公正公平、平等协商、互谅互让、利益均衡”这条解决中苏边界问题的“正确和有效的途径”。[129]

其二,1964年 的中苏边界谈判,基本上是一个中国方面主动出击,苏联方面被动响应的过程。从“不平等条约”问题的提出,到双方代表团交换边界地图,再到毛泽东向日本客人 发表关于中苏边界历史旧账问题的谈话,各个关节点几乎都是中国方面先发生变化,苏联方面随后予以迎合、回应。这一现象的深层原因在于,在内政外交诸多因素的作用下,毛泽东、中共中央这时已将中苏两党矛盾认定为敌我性质。两党关系破裂的前景在毛泽东的心中已经明确,而赫鲁晓夫则仍然幻想着与中共和好如初。

1969年 中苏双方处理边界战争危机的演变脉络却呈现出苏方步步紧逼,中方不断被动回应的特色。在这个过程中,莫斯科触摸到了中国方面的“软肋”,据此充分施展了核 威慑和政权替代威慑的手段。这种冲击——反应模式的出现,实际是毛泽东既想为其调整中国的外交战略造势并争取时间,又忌惮苏联发动对华战争的必然结果。换 言之就是,中国消极反应的背后,其实还是有着某种积极的战略因素在起作用的。美国方面由中国的这种尴尬处境看到了打开美中关系的可能性,中美接触,毛泽东 的联美抗苏战略意图最终得以初步实现。

其三,在1964年和1969年中共处理中苏边界危机的过程中均有三种可供选择的方略,而毛泽东抉择的都是其中最激进的解决方式。这种情况实际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中国外交政策不断左转的现实状况。

 

(本文载《社会科学》2007年第2期。发表时有删节。现有新修订,2010年1月20日。)


[1]关于中苏边界线及领土账的问题,详见李丹慧:《同志加兄弟:1950年代中苏边界关系——对中苏边界问题的历史考察(之一)》,《国际冷战史研究》第1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73-74页。

[2]В.С. МясниковЕ.Д.Степанов, Границы КитаяИсторияформированияМосква 2001c.191-194中央批转军委关于中苏、中蒙边防工作会议情况的报告和七个文件,附件五:关于中苏边境我方实际控制线和巡逻线的调整方案,19631031,吉林省档案馆,1/19-1/243,第9页;“帝俄对华不平等条约之回顾与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唐屹主编:《外交部档案丛书·界务类第四册·新疆卷(二)》,中华民国“外交部”编印,台北:中华民国九十年,第440-443448-454页。

[3]《中共中央关于中缅边界问题的指示》,19561031,廖心文:《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国处理陆地边界问题的原则和办法》,提交“1950年代的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海,2004年)论文,第8页;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第1309页;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外交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第237-238页。国际法 的原则和惯例是:一个国家在国体改变和新政府成立之后,对于旧政府同外国政府签订的政治的或其他性质的条约可以继承或不继承,但是对于划定两国边界的条约 必须继承。如果需要进行调整,也必须在承认已经签订的旧条约之后,通过同对方政府协商,加以调整,不能单方面宣布取消或修改边界。

[4] 1950年代,中国领导人在与苏联领导人进行内部会谈时,曾几次提及中苏之间有关领土的历史问题。据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回忆,1950年毛访苏时曾向斯大林提过此问题;1954年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访华时,毛曾询问是不是可以把外蒙古归还中国(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19583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370页;师哲口述、师秋朗笔录:《我的一生——师哲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47-448页;毛主席接见佐佐木更三、黑田寿男、细迫兼光等日本社会党中、左派人士的谈话记录,1964710,广西档案馆,X1-35-116,第39-40页;周总理对苏联代办谈苏联占领邻国领土问题的提纲<稿>1964724,外交部档案馆,105-01295-07,第1-3页);19564月米高扬访华时周曾与其谈过这些问题;19571周应苏方请求出访莫斯科、华沙和布达佩斯,帮助协调解决波匈事件后赫鲁晓夫与波匈之间的尖锐矛盾。其间,周与赫鲁晓夫举行了会谈,在批评莫斯科的大国主义时,以“东从日本起,中国、中东、东欧、一直到北欧的芬兰”为例,指责了苏联历史上从欧洲国家划分领土的问题(周总理对苏联代办谈苏联占领邻国领土问题的提纲<稿>1964724,外交部档案馆,105-01295-07,第1-3页;外交部致各驻外使馆、代办处电:毛主席关于苏联划别国领土太多的谈话,1964728,外交部档案馆,105-01897-03,第24页)。不过,除19571月周的简略谈话外,笔者目前尚未见到其他几次谈话的具体内容。而周的说法尽管示意了中苏之间也有领土问题,但只表明中国领导人仍然记得这笔领土旧账,并无任何“算账”之意。另外,这几次谈话都是两党领导人的内部谈话。

[5]沈阳军区刘转连副司令员在军委边防工作会议上的发言,1963924,吉林省档案馆,1/19-1/243,第68-81页。

[6]关于中苏边界问题的由来、1950年代中国对中苏边界问题的方针政策及中苏边界状况等问题,详见李丹慧:《同志加兄弟》,《国际冷战史研究》2004年第1辑,第71-102页。

[7]关于1960年代初毛泽东对苏让步方针和中苏关系短暂缓和问题的论述,详见李丹慧:《最后的努力:中苏在1960年代初的斗争与调和——1960年代中苏关系研究之一》,《社会科学》2006年第6期。

[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314页;《苏联政府三月二十九日声明》,《人民日报》1969525,第3版。

[9]第七次会议苏共代表团代表安德罗波夫的发言1963717,沈志华、李丹慧收集和整理:《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华东师范大学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存,2004年,未刊,第16卷,第4019-4050页;周文琪、褚良如编著:《特殊而复杂的课题——共产国际、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关系编年史》,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539页。

[10]苏达利柯夫与罗贵波关于边境纠纷的会谈备忘录,1960817,《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13卷,第3427-3429页。

[11]Ю. М. ГаленовичРоссия иКитай в ⅩⅩ векеГраницаМосква2001, c.80. 以后,在为苏中第一次边界谈判做准备工作时,苏方竭力想搞清中国方面是什么时候在处理中苏关系问题时采用了“争议地区”这一术语的。调查的结果是,在1960822罗贵波对苏联驻华大使馆的口头声明中即已出现了这一术语。

[12]周文琪、褚良如编著:《特殊而复杂的课题》,第539页。

[13]《周恩来年谱》中卷,第344-345页。

[14]外交部苏联东欧司编:《有关中苏国界条约及其相互关系》,19609月,伊犁州档案馆,11/1/133,第58-69

[15]《苏联政府六月十三日声明》,《人民日报》1969109,第3版。

[16]章汉夫在第六次全国外事工作会议上的报告,1962117,广西自治区档案馆,50/3/62,第83106107110112111页;康生讲话,1962118,吉林省档案馆,50/1-18/148,第92页;陈毅在外事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1113,广西自治区档案馆,1/31/164,第212页;第六次全国外事会议传达要点,19632月,长春市档案馆,1/1-16/53,第26222428页。关于1962年后中共中央对苏方针的基调由1960-61年的以让步为主调整为以斗争为主的问题,详见李丹慧:《走向分裂:从暗中斗争到公开论战——1960年代中苏关系研究之二》,《史学集刊》2006年第4期。

[17]第七次会议苏共代表团代表安德罗波夫的发言,1963717,《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16卷,第4019-4050页。

[18]沈阳军区刘转连副司令员在军委边防工作会议上的发言,1963924,附件七:杨成武在边防工作会议结束时的发言,19631013,吉林省档案馆,1/19-1/243,第7219页。

[19] 1969524日中国政府关于中苏边界问题的声明指出:从196410月至19693月,由苏方挑起的边境事件达4189起,1960年至1964期间增加了一倍半。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 一九六九年五月二十四日》,《人民日报》1969525,第11960年至19649月苏方挑起边境事件的数字据此推算而出。

[20]苏共中央二月全会报告:关于苏中关系部分,1964214;第七次会议苏共代表团代表安德罗波夫的发言,1963717;第三次会议苏共代表团团长苏斯洛夫的发言,1963710,《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16卷,第4019-4050页;第15卷,第3867-3909页。

[21]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二卷,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第254页。

[22]A.普罗霍罗夫:《关于苏中边界问题》,北京印刷三厂工人理论组、近代史所《沙俄侵华史》编写组、黑龙江大学俄语系研究室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7年,第210212页。

[23]苏共中央二月全会报告:关于苏中关系部分,1964214,《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16卷,第4181-4244页。

[24]Галенович, Россия и Китай в ⅩⅩ векеc.88-89.

[25]马叙生《踏勘边界  谈判交锋——找回失落的国界线之二《世界知识》2001年第1243Галенович, Россия и Китай в ⅩⅩ векеc.104В.С. Мясников, Договорными статьями утвердилиМосква1996,c.383

[26]马叙生:《踏勘边界》,《世界知识》2001年第12期,第43页;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二卷,第54页。

[27]参见2006324沈志华、李丹慧采访李凤林大使记录。

[28]В.С.Мясников, Е.Д.СтепановГраницыКитаяc.201,202.

[29]Мясников, Договорными статьями утвердилиc.350-351Галенович, РоссияиКитайв ⅩⅩ векеc.111-112马叙生:《踏勘边界》,《世界知识》2001年第12期,第43事实上,19197月列宁的苏俄政府“第一次对华宣言”中提出废除的中俄条约并不包括19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订立的不平等的中俄条约。19209月苏俄政府“第二次对华宣言”宣布“以前俄国历届政府同中国定立的一切条约全部无效,放弃以前夺取中国的一切领土”。但事实并非如此,在以后的中苏磋商和谈判中,苏方代表始终坚持维持旧的中俄界约的立场。19243月,苏方代表仍拒绝北洋政府立时废弃旧约的要求,认为旧约对于两国疆界极有关系,若即废止,则疆界无所依据。态度强硬,甚至于决裂也不肯让步。参见薛衔天等编:《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5887241242244247248249页。关于此问题,详见李丹慧:《1969年中苏边界冲突:缘起和结果》,《当代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3期。

[30]Мясников, Договорными статьями утвердилиc.351-354Галенович, РоссияиКитайв ⅩⅩ векеc.90-91马叙生:《踏勘边界》,《世界知识》2001年第12期,第43页。

[31]Мясников, Договорными статьями утвердилиc.353.

[32]Галенович, Россия и Китай в ⅩⅩ векеc.91-92.

[33]Галенович, Россия и Китай в ⅩⅩ векеc.93.

[34]Мясников, Договорными статьями утвердилиc.357359Галенович, Россия и Китай в ⅩⅩ векеc.92.

[35]Мясников, Договорными статьями утвердилиc.357359.

[36]Мясников, Договорными статьями утвердилиc.358362.

[37]Галенович, Россия и Китай в ⅩⅩ векеc.96Мясников, Договорными статьями утвердилиc.368.

[38]Мясников, Договорными статьями утвердилиc.368.

[39]马叙生:《踏勘边界》,《世界知识》2001年第12期,第43页。

[40]ГаленовичРоссия и Китай в ⅩⅩ векеc.9496Мясников, Договорными статьями утвердилиc.362-363.

[41]《新情况》综第73号附件,1964330,外交部档案馆,1090270603,第16页。

[42]Галенович Россия и Китай в ⅩⅩ векеc.114.

[43]Мясников В.С.Степанов Е.Д. Границы Китаяс.202, 203Мясников В.С. Договорными статьями утвердилиc.374-376Галенович Россия и Китай в ⅩⅩ векеc.122Ткаченко Б.И. Россия-Китайвосточная граница в документахи фактахВладивосток1999с.98-99.

[44]唐家璇主编:《中国外交辞典》,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第725页;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二卷,第255页。

[45]Галенович, Россия и Китай в ⅩⅩ векеc.114.

[46]马叙生:《踏勘边界》,《世界知识》2001年第12期,第43页。

[47]19608月 苏联最高苏维埃批准的《苏联国界保卫条例》第五条就明文规定:“苏联国界在可通航的国境河流上,按主航道中心线或水流最深处划分。”1926年出版的《苏 联大百科全书》在“黑龙江”一节中也明确写道,哈巴罗夫斯克以上的黑龙江为国境河流,而且同中国的边界是沿航道中心线划分的。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文 件——驳苏联政府一九六九年六月十三日声明  一九六九年十月八日》,《人民日报》1969109,第2版。

[48]《新情况》综第73号附件,1964330,外交部档案馆,1090270603,第16页。

[49]Мясников, Договорными статьями утвердилиc.377Галенович, Россия и Китай в ⅩⅩ векеc.101.

[50]毛泽东接见日本社会党中、左派人士的谈话记录,1964710,广西自治区档案馆,X1/35/116,第37-46页。

[51]《毛主席表示支持日本归还领土的要求》、《支持归还南千岛,毛主席与佐佐木氏的谈话》、《毛主席支持归还南千岛》、《毛主席表示支持归还南千岛》,《朝日新闻》、《读卖新闻》、《每日新闻》,1964713;《支持日本归还领土的要求是中国的一贯政策》、《周总理再次表示支持归还日本领土》,《朝日新闻》、《读卖新闻》,196481(日本新潟大学的真水康树教授专门帮笔者查阅并复印了日本报纸对这两次会谈的报道文章,由此订正了笔者以前撰文所引用的俄国学者有关叙述的错误。笔者在此特向真水教授致谢);苏《真理报》恶毒攻击和歪曲毛主席对日社会党代表团的谈话,196493,外交部档案馆,105-00295-04,第26页;DennisJ. Doolin, Territorial Claims in the Sino-Soviet Conflict, Documents & Analysis, Hoover Institution Studies:7, The Hoover Institution onWar, Revolution, and Peace Stanford University,1965, pp.44-46,42-44

[52]Мясников, Договорными статьями утвердилиc.379.

[53]Мясников, Договорными статьями утвердилиc.386-387.

[54]Галенович, Россия и Китай в ⅩⅩ векеc.105107-108Мясников, Договорными статьями утвердилиc.384-385.

[55]Мясников, Договорными статьями утвердилиc.387.

[56]Мясников, Договорными статьями утвердилиc.387.

[57]Doolin, TerritorialClaimsintheSino-SovietConflict,pp.47-57苏《真理报》恶毒攻击和歪曲毛主席对日社会党代表团的谈话196493外交部档案馆105-00295-0425-32页。

[58]N.S.赫鲁晓夫同志接见日本议员代表团》,《N.S.赫鲁晓夫同志于1964915与日本议员代表团的会谈》,《真理报》,1964916920,转引自S.N.冈察洛夫、李丹慧:《俄中关系中的“领土要求”和“不平等条约”》,《二十一世纪》(香港)200410月号,113-114页。

[59]毛泽东会见朝鲜党政代表团谈话记录,1964107;毛泽东会见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谈话记录,1964109

[60]Мясников, Договорными статьями утвердилиc.387.

[61]1969年开始的中苏第二次边界谈判,即持续了近10年。

[62]毛泽东会见法国技术展览会负责人谈话记录,1964910;毛泽东会见朝鲜党政代表团谈话记录,1964107;毛泽东会见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谈话记录,1964109

[63]关于此问题,近日何方先生提供了一则口述材料,即当年他曾听胡乔木说,毛泽东的意图只是进行谈判,只关注谈判的持续,而并无要谈出结果的意思。

[64]外交部对中苏两国间的未了案件的处理意见,1964129,外交部档案馆,1090271501,第18页。

[65]美国中央情报局研究报告:《苏联国防开支估计:趋势和前景》,转引自《苏联问题译丛》编辑部编译:《苏联问题译丛》第二辑,北京:三联书1979年,第294页。另据中方观察,在中苏西段边界,自7月份以来,苏方前沿兵力增加,边防设施增加,各种军事训练和演习频繁,高级官员并不断到苏中边境地区活动。伊犁军区司令部文件:七月份边情综合,1964815伊犁州档案馆,11/1/129111-113

[66]唐家璇主编:《中国外交辞典》,第796页。

[67]Б.И.Ткаченко, Россия – Китайвосточнаяграница в документах и фактах, Владивосток: Уссури 1999,с.342-358. 1964年中苏边界谈判达成协议草案时,只有黑瞎子岛一处暂时挂起,留待日后解决。而1991年中苏国界东段协定签订时,悬而未决的地区除黑瞎子岛外,又增加了阿巴该图洲渚,即有两块争议地区的边界走向未协商一致,有待继续谈判解决。参见唐家璇主编:《中国外交辞典》,第725页;Ткаченко Б.И. Россия-Китайс.345346

[68]《中共中央不能派代表团参加苏共二十三次代表大会》,《人民日报》1966324,第1版。

[69]王仲春:《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中的苏联因素(1969-1979)》,《党的文献2002年第4期,第51-52页。

[7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21页。

[71]毛泽东与宫本显治等谈话记录,1966328

[72]事实上,19686月周恩来在会见越南领导人范雄等人时即已指出:苏联已经成为社会帝国主义国家。见Odd Arne WestadChen JianSteinTønnessonNguyen Vu Tung and James G. Hershberged.),77Conversations between Chinese and Foreign Leaders on the Wars in Indochina1964-1977Cold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CWIHPWoodrow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Working PaperNo.22p.138

[73]《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 一九六九年五月二十四日》,《人民日报》1969525,第1版。

[74]徐焰:《1969年中苏边界的武装冲突》,《党史研究资料1994年第5期,第4-6页。

[75]李可、郝生章:《“文化大革命”中的人民解放军》,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第318页。

[76]中共中央在1967年末就已经开始考虑召开“九大”,问题只在于时机的选择。参见毛泽东关于九大和整党问题的谈话,1967115

[77]徐焰:《1969年中苏边界的武装冲突》,《党史研究资料》1994年第5期,第4页。

[78]C.贡恰罗夫、B.乌索夫:《苏联与中国的军事对抗》,马贵凡译,《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1993年第4期,第16页。

[79]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资料室编:《苏联大事记(1967-1970)》(二),未刊,1978年,第198页。

[80]李可、郝生章:《“文化大革命”中的人民解放军》,第319320页;笔者自存有关当事人回忆录。

[81]《珍宝岛自卫反击战的情况介绍》,乌鲁木齐市革命委员会宣传组编:《战备教育材料》,未刊,196910月,第3-57-9页;笔者自存有关当事人回忆录;贡恰罗夫等:《苏联与中国的军事对抗》,《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1993年第4期,第15-16页。关于32的冲突,苏共在向东欧国家各党通报时说:据对苏方死亡士兵尸体的检查,伤口来自于近距离的枪击或刀扎。见苏联就196932中苏边界冲突给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领导的报告,196938Cold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Issues 6-7Winter1995/1996pp.189190

[82]齐辛:《珍宝岛事件真相(增编本)》,香港:集思图书公司,1969年,第35-45页。

[83]周文琪、褚良如编著:《特殊而复杂的课题》,第555-556页。

[84]《打倒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打倒美帝!打倒苏修!打倒他们的走狗!》,《人民日报》19693413日,第1版。

[85]《人民日报》196934,第1版。

[86]毛泽东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的讲话,1969315

[87]吴旭君:《毛泽东的心事》,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缅怀毛泽东》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644645页。

[88]熊向晖:《打开中美关系的前奏》,《中共党史资料》第42辑,第7287页。

[89]《周恩来年谱》下卷,第286288-289页。

[90]《人民日报》1969428,第1

[91]林彪报告“关于我国和外国的关系”部分仅用一段专谈美帝,而且说其“越来越走下坡路”;专谈“苏修”的篇幅则有七八段之多,并强调其“更加疯狂地实行社会帝国主义”,“加紧同美帝争夺中东和其他地区,加紧对我国的侵略威胁”。

[92]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69428

[93]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二卷,第273页。

[94]《苏联政府三月二十九日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 一九六九年五月二十四日》、《新华社关于公布苏联政府三月二十九日声明的按语》,《人民日报》1969525,第31版。

[95]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二卷,第274页;贡恰罗夫等:《苏联与中国的军事对抗》,《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1993年第4期,第19页。

[96]贡恰罗夫等:《苏联与中国的军事对抗》,《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1993年第4期,第20页。

[97]《周恩来年谱》下卷,335页。

[98]中共伊犁州委员会党史委编:《中国共产党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历史大事记》下册,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5页;孙一先:《在大漠那边——一个前驻蒙外交官的回忆录》,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年,第146-147页;1969813中国政府抗议照会,《人民日报》1969814,第1版。

[99]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中册,北京:1988年,未刊,第365页。

[100]参见郑谦:《中共九大前后全国的战备工作》,《中共党史资料》第41辑,第214-216页。

[101]韩念龙主编:《当代中国外交》,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126页。

[102]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二卷,第275页。

[103] ЕлизаветинА. Переговоры А.Н. Косыгина и ЧжоуЭньлая в Пекинском Аэропорту//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1993№1с.117118;苏联关于1969911柯西金与周恩来会谈的报告,Cold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Issues 6-7Winter1995/1996p.192

[104]Елизаветин А. Переговоры А.Н. Косыгина и ЧжоуЭньлая в Пекинском Аэропорту//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1993№1с.119.

[105]在西方,人们认为路易斯是被授权非正式反映莫斯科在最棘手问题上的意见的人。

[106]贡恰罗夫等:《苏联与中国的军事对抗》,《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1993年第4期,第22页。

[107]Елизаветин А. Переговоры А.Н. Косыгина и ЧжоуЭньлая в Пекинском Аэропорту//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1992№5с.57.

[108]王泰平:《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二卷,275-276页。

[109]毛泽东与崔庸健谈话记录,1969101

[110]《周恩来年谱》下卷,第327页。

[111]《周恩来年谱》下卷,第329页。

[112] Henry KissingerWhite House YearsLittleBrown and Company (Canada) Limeted1979p.783.

[113]基辛格与周恩来会谈备忘录,1971711NSC files, Box 1033,China HAK Memcons July 1971, Nixon Presidential Material Project, NationalArchives, US

[114]基辛格与周恩来会谈备忘录,1971710NSC files, Box 1033,China HAK Memcons July 1971, Nixon Presidential Material Project, NationalArchives, US

[115]RG 273NSDM 204, HenryKissinger to Secretary of State, Defense, Commerce Memorandum, February 6, 1973TheNational ArchivesUS. 此份文件19945月解密,但其中一些涉及武器装备的内容,如飞机型号、装备的技术标准或水平等等,均予抹黑。

[116]Memorandum For Dr. Kissinger From Phil Odeen,June 8, 1973NSSM 169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US.

[117]毛泽东与基辛格谈话记录,1973217;毛泽东与大平正芳谈话记录,197415

[118]关于此问题,详见李丹慧:《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战略和策略思想的历史考察》,《世界历史》1994年第1期。

[119]毛泽东与卡翁达谈话记录,1974222;毛泽东与布迈丁谈话记录,1974225

[120]《中国代表团团长邓小平在联大特别会议上的发言》,《人民日报》1974411,第1版。邓小平的这篇讲话根据毛泽东的历次指示写成,并经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报请毛泽东审阅。毛泽东批语:好,赞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387386页。

[121]毛泽东与基辛格谈话记录,1973217

[122]《周恩来年谱》下卷,第412页;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三卷,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第211-212页。

[123] Елизаветин А. Переговоры А.Н. Косыгина и Чжоу Эньлая в Пекинском Аэропорту//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1993№1с.113-115.但中方材料则说,柯西金在会谈中同意了这个概念。见韩念龙主编:《当代中国外交》,第242页。另外,柴成文在《周恩来领导我们进行边界谈判》一文中介绍说:经对此概念反复探讨,最后柯西金讲:“争议地区,就是你们说是你们的,我们说是我们的地区(《党的文献》1991年第3期,第47页)。”不过,如前所述,这个问题实际在1964年中苏第一次边界谈判时就已经解决了。

[124]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三卷,207页。

[125]有关这次谈判的情况,详见《苏联政府六月十三日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文件——驳苏联政府一九六九年六月十三日声明  一九六九年十月八日》,《人民日报》1969109,第32Дальнев П. Вчем же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суть затруднений на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х пограничныхпереговорах// 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Жизнь1981№10c.77-82;李汇川:《中苏边界谈判的症结何在?》,《国际问题研究》1981年第1期,第14-15页。

[126]毛泽东与基辛格谈话记录19751021

[127]2000929沈志华、张玥等采访王荩卿记录。

[128]Дальнев П. В чем же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сутьзатруднений// 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Жизнь1981№10c.87.

[129]《中俄联合声明》,《人民日报》20041015,第1版。

 


李丹慧: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研究员,《冷战国际史研究》主编,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兼职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当代中国外交史。主编有《中国与印度支那战争》、《北京与莫斯科—从联盟走向对抗》等书及发表学术论文多篇。 
21条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