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闰土的立方时空随笔风间由美の闰土
2012-11-04 11:46

1953年梁漱溟为农民请命 被毛泽东斥为百无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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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梁漱溟为农民请命 被毛泽东斥为百无一用.

梁漱溟指出,“我们的建国运动如果忽略或遗漏了中国人民的大多数——农民,那是不相宜的。”这一被称为“工人生活在九天之上农民生活在九地之下”、要求行“仁政”的发言,引起了毛泽东的不满,毛认为中共比梁漱溟更懂农民,毛还说梁百无一用。

 

今天的中国人已经难以想象先人那种大家族的生活,难有那种三世、四世、五世同堂的经验。以伦理见长的中国文化在近代遭遇了考验,并迅速接受了西方文 化的洗礼。家庭、宗族伦理是跟王朝专制一样消逝了,但新的个人以上的文明单位:纵向的代际或横向的兄弟姐妹,并没有建立起来。即使那些一度最先进的中国 人,如孙中山、陈独秀、鲁迅、胡适…… 他们的后人跟他们似乎属于不同的种类。当代人所称谓的“官二代”、“富二代”则绝大多数只是不知天高地厚或说不肖子孙的代名词。今天的中国人近乎失教,失 去身心的归宿和认同。只有父子两代之间的传承已经谈不上有什么家教、家风,这正是当代人的遗产,也是我们中国人仍得努力寻求人生的自我完善的前提。

幸运的是,中国的巨国规模和悠久的文化可以代替一家一姓的浅薄、粗鄙、无文,能够给失教的当代人以教化;更不用说,总有例外能给人以教育和示范。在 传统家族向现代艰难转化的今天,我们考察这些家族,可以理解传统与现代变易最为深刻的道理,可以理解人生的诸种况味。广西桂林梁家就是这样的一个纵贯数代 而一脉相承的家族。

梁家籍贯广西桂林,而到梁承光一代,听朝廷命剿捻军,最后在山西做官并卒于山西,留下妻儿。梁的儿子梁济只有8岁,家贫不得回广西,母亲带着他到北 京讨生活。在母亲的督导下,梁济喜读戚继光论兵书暨名臣奏议,涵养出忠贤胸臆。光绪十一年,梁济27岁,考中举人,他的父执多贵,而他不求闻达,直到40 岁才当官。梁济做过文化官员、内阁中书(四品)、民政部主事(相当于处长),十余年不升不调。

梁济的官职不大,口碑却隆。他自承:“吾最得意之事,肩挑负贩、拉人力车者多识我。常于途中遇褴褛苦人,大呼曰:‘梁老爷,你好吗?’”据说有赶驴 车的看到他,居然叫出他的名字,请他上车。《清史·忠义:梁济传》有载:“济以总局处罪人,而收贫民于分局。更立小学,课幼儿,俾分科习艺,设专所授之, 费省而事集。”

辛亥革命爆发,清廷逊位,共和建立,梁济辞职家居。民国的内务部总长一再邀请他出山,他拒绝,避居城北隅彭氏宅。易代变革,在人心中掀起的波澜是巨 大的,对梁济(他的字即是巨川)来说,这一变易是难济未济了。他认为,“中国每个朝代灭亡都有人或许多人为之殉,清亡无一人殉,这在历史上是可耻的,既然 如此,我来做这件事。”因此在民国元年,梁济就向神明、父灵起誓殉清,并着手写遗书。

但梁济绝非愚忠,他清楚清王朝的专制腐败与积贫积弱,他的视野极为广泛,读过严复翻译的不少西洋名著。1902年,友人彭翼仲创办北京最早的白话报 《京话日报》,对这一新事物,他从物质和精神上也给予了不少支援。因此,辛亥革命爆发后,梁济的态度是旁观。次子梁漱溟参加反清的京津同盟会,他只是以 “谨身以俟天命可也”相劝,并未表示强烈反对。他自己曾明确表示,内心“极赞共和”。

因此,从他计划殉清,到实现,整整七年,他都在观察新的时代社会,他对民国寄予过希望,然而他失望了。他一度以为“革命更新,机会难得”,可借机舒 缓社会矛盾。虽说“国粹莫大于伦常”,不能轻易更改;但若使“全国人民真得出苦厄而就安舒”,则价值相抵,可以“不惜牺牲伦常以为变通之策”。故“辛亥革 命如果真换得人民安泰,开千古未有之奇,则抛弃固有之纲常,而应世界之潮流,亦可谓变通之举”。但他痛心地发现:“今世风比二十年前相去天渊,人人攘利争 名,骄谄百出,不知良心为何事,盖由自幼不闻礼义之故。子弟对于父兄,又多有持打破家族主义之说者。家庭不敢以督责施于子女,而云恃社会互相监督,人格自 然能好,有是理乎?”

梁济甚至知道人们会怎样看待他的自杀,也许他知道有人会称他为“梁疯子”。他说,只有那些“注重须先有良好人民而后国可以立,不专靠死板法律以为治”的人,才是“真能知我心者”。

 

 

1918年,梁济60岁生日前夕,为准备给他祝寿,家人进行大扫除。他因此到朋友家小住,说生日那天回来。结果生日前三天即民国七年十一月十日,梁 济自沉于别墅附近的“净业湖”,即今天的积水潭。他留下遗书《敬告世人书》中说:“国性不存,我生何用?国性存否,虽非我一人之责,然我既见到国性不存, 国将不国,必自我一人先殉之,而后唤起国人共知国性为立国之必要。”

可以说,梁济绝非遗老,也毫不糊涂,他说:“吾因身位清朝之末,故云殉清,其实非以清朝为本位,而以幼年所学为本位,吾国数千年先圣之伦理纲常,吾 家先祖先父先母之遗传与教训,幼年所以对于世道有责任为主义,此主义深印于吾头脑中,即以此主义为本位,故不容不殉。”他自己如此通透:“效忠于一家一姓 之义狭,效忠于世界之义广,鄙人虽为清朝而死,而自以为忠于世界。”

遗憾的是,梁济这样的中国人在我们文化里如此罕有,他至今都被人们忽视。他的儿子梁漱溟认为,他有任侠、认真、不超脱等特点,这些精神个性也影响了 孩子。但实际上,这个60岁自我了断的中国人极为开通,他对友人对孩子都是和蔼的、循循善诱的。梁漱溟追忆儿时趣事时说:他积蓄的一小串铜钱不见了,吵闹 不休。父亲在庭前桃树枝上发现,让他去看。梁漱溟看时,见树上有父亲写的小纸条:一小儿在桃树下玩耍,偶将一小串钱挂于树枝而忘之,到处向人寻问,吵闹不 休。次日,其父亲打扫庭院,见钱悬树上,乃指示之。小儿始自知其糊涂。

梁济跟孩子之间的关系是庄重的,平等的,又是尊重的。在梁漱溟的记忆中,父亲对他“完全是宽放”的,甚至“很少正言厉色地教训过我们”。他“只记得大哥挨过打,这亦是很少的事”,他自己则“在整个记忆中,一次亦没有过”。

梁漱溟到读四书五经的年龄了,梁济不让他读,而让他学习《地球韵言》。年轻的梁漱溟拒绝家中提婚要求,想出家当和尚,梁济虽不以为然,但也不明示反对……他的影响是有力的,使得梁漱溟在处事做人上跟他一样,以至于在梁漱溟17岁时,梁济赠其两个字“肖吾”。

自杀前三天,即1918年11月7日,已经下了决定的梁济问儿子梁漱溟:“这个世界会好吗?”正在北京大学当哲学讲师的儿子回答说:“我相信世界是 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能好就好啊!”梁济说罢离开了家。这是他留给儿子的最后的话。梁济的死,在京城有过一些影响,徐志摩、陶孟和、陈独秀、李大钊、胡适、傅斯年、梁启超……等人都有过评论,他们多表示了不同程度的尊敬。

自然,父亲的自杀对进行人生思考也想自杀的梁漱溟是一个启示。有人说,“民族血脉的新旧交替,这惊遽的时刻总要有人来表现,梁济选择了表现;这惊遽的时刻过后总要有人去承担,梁漱溟选择了承担。”梁漱溟选择了活下来,并开始了他传奇而高寿的一生。

梁漱溟跟毛泽东同年,他的一生也跟毛泽东结缘。冯友兰在他去世后写的挽联说:“钩玄决疑,百年尽瘁,以发扬儒学为己任;廷争面折,一代直声,为同情农夫而直言。”上联即述其德业,下联则涉及到跟毛泽东的缘分。

1918年,两人在北大教授杨昌济先生的家里初识,当时的梁漱溟已是名人,是北大哲学系讲师,毛泽东则在北大当图书管理员。20年后,梁漱溟到延安 跟毛泽东谈中国的出路,半个月中毛泽东与他长谈八次,有两次是通宵达旦,梁漱溟回忆说:“彼此交谈都很有兴趣。”毛泽东后来则称,“我同梁漱溟比较熟”。

梁漱溟没有进过大学,他是自学成材的。仅有中学文凭的他被蔡元培请到北大教印度哲学,30多岁即在军阀韩复榘治下开展他的乡村建设实验。他在五四新 文化运动后期发表的重要著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以及在国共两党激烈冲突的时刻出版的《中国文化要义》,是极为重要的思想文献。前者批评新文化运动“向 西走”的不对,宣称他就是要“向东走”,宣称世界未来有待于中国文化的复兴;后者则基于他对中国社会实际的观察与研究,提出中国社会的基本特征是“伦理本 位,职业分途”,以此否定阶级斗争理论,张扬自己多年来进行的乡村建设才是中国的惟一出路。

他的自信被不少人斥为狂妄。1942年初,梁漱溟在日军的炮火下逃生之后给儿子写信说道:“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这些言论,也曾遭到包括熊十力在内的许多人讥评。

新中国成立后,在毛泽东的邀请下,梁漱溟从重庆来到北京。毛泽东多次请他到自己家里做客,还专门派车接他,招待吃饭。由于梁漱溟吃素,毛泽东大声嘱咐:“我们也统统吃素,因为今天是统一战线嘛!”毛邀请梁漱溟到政府里担任职位,梁拒绝后,毛仍照顾他的工作和生活。

1953年9月,在全国政协常委会议的小组讨论会上,梁漱溟指出,“我们的建国运动如果忽略或遗漏了中国人民的大多数——农民,那是不相宜的。”这 一被称为“工人生活在九天之上农民生活在九地之下”、要求行“仁政”的发言,引起了毛泽东的不满,毛认为中共比梁漱溟更懂农民,毛还说梁百无一用,“梁漱 溟没有一点功劳,没有一点好处。你说他有没有工商界那样的供给产品、纳所得税的好处呢?没有。他有没有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好处呢?没有。他起过义没有 呢?没有。他什么时候反过蒋介石,反过帝国主义呢?没有。他什么时候跟中共配合,打倒过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呢?没有。所以,他是没有功劳的。他这个人对抗 美援朝这样的伟大斗争都不是点头,而是摇头……”梁要求毛要有“雅量”,毛在会场上对梁极尽挖苦嘲笑之能事,梁不服,要求发言,但会场上几乎一边倒,有人 大喊“梁漱溟滚下台来!”这场惊心动魄的争吵才匆匆结束。毛泽东以一国之尊给梁漱溟的结论是:虽“反动”,但不算反革命;要批判,但也要给“出路”。

 

自此梁漱溟深居简出。“文革”中,他受到冲击,被抄家被打耳光,但他承受下来了。1972年12月26日毛泽东生日,梁漱溟把尚未出版的《中国——理性之国》手抄书稿送到中南海作为贺毛泽东的生日寿礼。这并不代表梁漱溟臣服了毛,他在人格上始终是平视毛的。他就事论事,“文革”尚未结束,梁漱溟就在政协会议上说:“文革”搞糟了,“文革”的祸因是治国不靠法治而靠人治。

1973年底,中共“批林批孔”。在政协学习会上,人人要“表态”,梁一直沉默不语。最后迫不得已,梁作了《今天我们应当如何评价孔子》 的长篇即席讲演。在众人追问他对“批林”的态度时,他说“我的态度是不批孔,只批林”,从而引起对他的大规模批判。1974年9月23日,对梁历时半年的 批判会告一段落时,主持人询问梁对大家批判他的感想,梁脱口而出:“三军可以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主持人勒令梁作解释。梁说:“‘匹夫’就是独人一 个,无权无势。他的最后一着只是坚信他自己的‘志’。什么都可以夺掉他的,但这个‘志’没法夺掉,就是把他这个人消灭掉,也无法夺掉!”

在今天,梁漱溟先生已经被人们视为中国的圣贤,是最后的儒家,是哲学家,乡村建设的代表人物,是毛泽东的诤友……也许这一切成就,都可以在梁济那里 找到源头。他的“尸谏”影响了梁漱溟,成为最有警示性的家教,那就是“道德理想和卓立精神”。梁漱溟因此一生都很少顾及自己,而是为国为民。在《这个世界 会好吗》一书中,美国学者艾恺问梁漱溟:“您认为您生活中最重要的大事是什么?”梁漱溟回答道:“大事一个就是为社会奔走,做社会运动。乡村建设是一种社 会运动,这种社会运动起了相当的影响。”他教育自己的孩子也是,“不要贪”,“不仅贪图的事不应做,贪图的念头也不要起”。他把“不谋衣食,不顾家室,不 因家事而拖累奔赴的大事”当作家训。他自己一生不断追求两个问题:一是人生问题,即人为什么活着;二是中国问题,即中国向何处去。

在一个世纪以来反复的中国社会里,梁漱溟先生是少有的能给我们中国社会以安慰和信任的人了。学者林毓生认为,梁漱溟与鲁迅是 20世纪中国最有创造力的思想家。梁漱溟在反传统的浪潮中挺身而出,倡言中国文化经过调整还能继续存在并复兴,他相信中国本身拥有走向现代化的力量。是梁 漱溟,而不是别的什么人,更足以与鲁迅构成表面对立、其实互补的两极。他们一位是传统文化的伟大批判者,一位是传统文化的伟大发扬者。梁漱溟说:“我愿终 身为华夏民族社会尽力,并愿使自己成为社会所永久信赖的一个人。”他做到了自己所说的。

但这并不表示他薄情,相反,他对自己的两个儿子的教育可圈可点。他给两个儿子取名培宽、培恕,因为“宽恕是我一生的自勉”。像父亲一样,梁漱溟也很 注意培养儿子们的个性。他对长子培宽有“多年父子如兄弟”之谊。梁培宽回忆说:“父亲对我完全是宽放的……我在父亲面前,完全不感到一种精神上的压力。他 从不以端凝严肃的神气对儿童或少年人……先父认为好的,便明示或暗示鼓励。他不同意的,让我晓得他不同意而止,却从不干涉。”一次梁培宽考试得59分,曾 拿学校要求补考的通知给父亲看。“他只看了一眼,就又还给了我。”梁漱溟长年为社会奔走,居无定所,无睱顾及家庭,两个儿子寄居亲戚家,他就要求长子培宽 多带带弟弟培恕,让培宽“研究研究恕之受伤或受‘病’在何处,当如何药之”。

即使在他奔走忙碌的空隙,梁漱溟也会和两个孩子一块聚聚。“两三个星期,会接我们过去和他聚会,他的朋友、学生来找他,无非谈论的是关于国家、社会的事情。”

梁漱溟的家信是温厚的,他关怀、培养两个儿子的人品与学业。“两人之自传均阅看。宽儿所做虽不甚好,尚清爽简洁,但开头一句无主词,在文法上是不行 的,或漏去一‘我’字耶。恕所作太简短,总是因为他对所作之事无兴趣之故,勉强他多写怕也不行的。”“我的原则是:一个人要认清自己的兴趣,确定自己的兴 趣。你们兄弟二人要明白我这个意思,喜欢干什么事,我都不阻拦你们的(1943年2月28日)。”

在长孙梁钦元出生时,远在重庆的梁漱溟高兴之后给儿媳妇写了一封甚为动情的信,培宽至今仍保存着这封信。梁漱溟在信中说,“得闻危险期过去了,我不去看你。但你是人才的生产者,想到这一点你该是自慰的。”

梁漱溟听任孩子们自由选择,他对他们唯一的要求是不要做“自了汉”,就是不要成为只顾自己的人,标准是“在人生道路上不趋于低俗,在识见上不流于浅薄”。

梁漱溟的宽放教育贯穿始终,他的教育显然是成功的。1944年梁漱溟再婚时,培恕不愿意接受后母,抄一首写孀妇的诗“故人恩义重,不忍复双飞”给父亲看。梁漱溟看后点点头,就算父子交换意见了。

他的家教使得儿子在多灾难的世纪得以平安度过,梁培宽、梁培恕一生不喜出头露面,为人低调。大概正因为如此,两人在历次运动中都没有遭到太多的磨难。

梁先生晚年给两个儿子打了个电话说,我老了,需要你们照顾。郭齐勇教授曾对梁培恕先生说:“你很幸福,你有一个这样的父亲需要你继续工作。”

 

梁家兄弟在父亲去世后相继退休,他们想到了应该研究整理父亲的文稿。兄弟俩的分工不同,培宽负责父亲的全集编撰出版,培恕则负责撰写父亲的传记作 品。梁培宽说:“我们哥俩一直在整理父亲的文稿,边整理边开始了解他。年轻时候只是知道他有什么书或是关心什么内容,但没有深入进去。到现在才算有些了 解。但也很困难。”

兄弟两人一生的职业事业跟父亲没有多大关系,却在退休后投入了向父亲志业的世界。他们的见解也不流凡俗,梁培宽说:“他不是一个很浅薄的人,不是一 个只顾自己的人。他的有些主张肯定是错的,但有些看法却值得参考。我可以肯定的一点是,他在自我修养上是比较无私的,比较无我。在破‘我执’上下了功 夫。”

梁家兄弟全身心投入到整理父亲遗著的工作中,并为父亲编辑出版了八卷本600多万字的“全集”,以及“自传”、“传”、纪念集、书法集等,接待了国 内外很多的梁漱溟研究者。在整理出版父亲著作所得的数万元稿费中,只留下了买一台电脑(供继续编选著述用)用的几千元钱,其余的全部以梁漱溟的名义捐给了 当年梁氏所办的勉仁中学(即现在的勉仁职业学校)。有人问梁培恕先生原因,梁笑着说:“不为什么,我们只觉得这样做比较好。”孙子梁钦东向祖父求字,88 岁的梁漱溟录诸葛亮《诫子书》,令其研读自勉:“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

因为梁漱溟的历史地位,他生前死后都有国家因素介入,因而梁家后人在事关评价等问题上也同样显露出梁家独有的直道。他们不是强者,但也非小民软弱, 梁家兄弟多次跟政府交涉事宜。梁漱溟去世后,要召开例行的追悼会。中央统战部为梁漱溟起草了一份《生平》。关于1953年一事第一稿中写道:“受到不实事 求是的批判。”梁家兄弟认可。但在修改稿中莫名其妙地被改为“受到批评”,他们表示反对。有关部门反复劝兄弟俩“以大局为重”,他们据理以争,不肯让步。 后来,新华社播发梁漱溟的生平,文章标题即是《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梁漱溟走完百年人生旅程》。

而更年轻的一代则更是直抒胸臆。1988年,梁漱溟的遗体告别仪式在北京医院告别大厅举行。灵堂入口大门上悬挂的挽联是:百年沧桑,救国救民;千秋 功罪,后人评说。横批是:中国的脊梁。挽联是梁培宽次子梁钦宁拟就的。在梁钦宁张贴时,工作人员阻止,但他执意坚持。据说,前往吊唁的有李先念、阎明复、 刘澜涛、习仲勋等党和国家领导以及梁漱溟先生的亲友四百余人。

在君子之泽及身而没的中国,在家族分崩离析的现当代,梁家人很了不起,他们直道而行很了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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