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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9-24 09:04

一个高人2005年对中国的7大震撼预言:必读文章!

我对中国未来的预言
作者:yao111    2005年    

理论的意义在於总结过去,指导现在,预见未来。中国现在实行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现在给中国带来了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大多数人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同时也带来了其他实行市场经济后发展国家同样的问题,贫富悬殊、失业、犯罪率上升、腐败严重等等问题,总体而言是利大于弊。按现在的道路走下去,中国的未来会如何?我的预言如下:


1、私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
2、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
3、只要实行“包产到户”,“三农”问题不可能解决;
4、经济会发生衰退;
5、中美之间从合作为主逐步转变为对抗为主;
6、国家必乱
7、中国的未来一定是“拉美化”而不是“欧美化”。



   预言中国的未来,并不需要高深的理论和英明的预见,而是既有前车之鉴,又有非常浅显的道理。中国的一些人认为,不管什么主义,什么道路,只要能过上欧美人的日子就行。有更多的人根本不考虑未来,认为那是中央领导人考虑的事,平民百姓根本不用考虑。考虑也没有用。中国红卫兵造反的后果是自己的“上山下乡”,波兰工人造反的后果是自己的失业。俄罗斯人上街的后果是人均寿命降低5岁,若他们能预见到后果还会上街吗?一位我国电台女播音员访问俄罗斯广播电台,有一位俄罗斯小伙子,当着我们女播音员的面,放声大哭,一个俄罗斯男人,当着一个曾经在广播电台上,与原苏联论战的女播音员大哭,使我感觉到那位俄罗斯男人,内心有多么痛苦。俄罗斯人是个民族自尊心极强的民族,是什么原因让那位俄罗斯小伙子嚎啕大哭?中国人将来也会哭吗?叶利钦说:“中国人哭的时候,还在后面”。我同意他的观点。

        一、中国今后一定是私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
   

我国企图同时发挥公有制、市场经济优越性的主观愿望,因为不符合客观规律而终究会事与愿违。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期间,从公有制向私有制过渡期间的一段时期,是公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确实体现了一定的优越性,如我国经济实现软着陆的功臣是国有企业。我国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期,没有发生东欧、原苏联都曾发生的恶性通货膨胀,是因为我国经济一出现困难就靠国有企业解决,非国有企业不趁火打劫、落井下石就不错了。经济发展顺利时,让国有企业背着沉重包袱“下海”与非公有制企业“比赛游泳”虽然给了一些国营企业“救生圈——贷款”,但是由于处于非常不公平的竞争中,与不养一个退休、病残人员、闲人,享受许多优惠政策的非公有制企业,和许多不执行国家法律法规的劳动密集型私人、乡镇企业的竞争中,与具有优势加优惠的外资企业的竞争中,除国家垄断行业的企业和国家重点扶持的国营企业,大多数国营企业都不可能在竞争中取胜。
   二战后,世界各国包括一些发达国家曾经出现过国有化浪潮,经过几十年的实践,现在又兴起了私有化浪潮,实践证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私有制比公有制更能适应市场经济。原来实行计划经济的国家纷纷抛弃了计划经济,绝大多数国家同时也抛弃了公有制,就是认识到市场经济更适应私有制,国内外的实践已经充分证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除国家垄断行业的企业,公有企业竞争不过私有企业。
   我认为确定股份制企业是否是公有制企业的标准,除根据国家投资比例的多少外,还要根据企业的生产目的来区分企业的所有制性质。简单地说是企业根据社会合理需求进行生产,还是根据企业利润最大化进行生产。打个比喻:若国家允许生产毒品,即使国家控股的股份制企业为了利润去生产毒品,这个企业就不是公有制企业。因此可以说在计划经济条件下,股份制企业是集体所有制企业,属公有制企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以企业利润为生产目的的股份制企业、集体企业属私有制企业。以此标准判断,我国现在已经是私有制占主体的市场经济。从现在国内非公有制企业发展速度一直高于公有制企业,和外资企业迅速增加的事实,可以断定我国私有化是不可逆转的趋势。
   市场经济是建立在竞争之上,竞争是建立在个人主义思想之上,个人主义是私有制的产物,因此私有制——个人主义——竞争——市场经济是一个相互适应的系统。计划经济是建立在协作之上,协作建立在集体主义思想之上,集体主义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之上,公有制——集体主义——协作——计划经济是一个相互适应的系统。由於在几千年私有制基础上形成的个人主义思想,是社会大多数人的思想主流,因此虽然许多国家实行了公有制、计划经济,但是让个人主义者去管理公有财产,如同让狼管理羊。狼只会把羊吃掉,而不会把羊养肥。一些人利用公有财产发私人的财,比一些人用私有财产发私人的财更让人痛恨,因此私有化成为世界不可逆转的潮流。
   中国的公有制企业自从实行抓大放小以后,数量、人数都在迅速减少,1996---2000年国企户数从10.2万户下降到4.7万户,人数减少3159万人。温州的民营企业占GDP的80%,税收的80%,工业产值的99%。温州模式是国家提倡的模式。我国现在又提出“国退民进”,实际是私有化的委婉说法。我国为了区别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但也承认民营企业、非公有制企业更有活力,因此才会出现说和做不一致的现象。

        2005年3月2日

 

 

 

 

预言中国之二:贫富将更加悬殊

   我国闹革命、搞改革的目的是要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也是区别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重要标致,但市场经济的规律决定了,贫富悬殊不可避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希望消除贫困,也不希望贫富悬殊导致社会动乱,因此当不能通过市场经济这只看不见的手,实现消除贫困和贫富悬殊时,他们就用政府这只看的见的手,实行高税收、高福利,实现减少贫困和缩小贫富差距,达到社会稳定的目的。根据我在美国的观察,高税收、高福利的方针,确实减少了贫困人口,缓解了社会矛盾,但并没有解决财富向个别人集中的趋势,美国穷人与极少数富豪之间的贫富悬殊仍然越来越严重。
   用一个非常简单的数学计算就可以知道,在私有制社会根本不可能实现共同富裕。一个十亿富翁,只要把钱存在银行里,按年息4%(美国的银行平均利息是4%)计算,一年仅利息收入就是4000万美元,税后收入超过2000万美元,更何况富豪把资金做为投资、贷款获得的收益要高于存款获得的收益。我不知道美国如何缩小年收入超过2000万美元的人,与失业人员之间的贫富差距,实现共同富裕。实行高税收、高福利的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做不到,我国实行市场经济,不实行高税收、高福利,就更做不到。因此自我国实行市场经济以来,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离共同富裕的目标越来越远。一些专家、学者说,后发展国家有个贫富差距从小到大,从大到小的变化过程,并以发达国家的贫富差距小于许多后发展国家为例,证明他们的说法。美国贫困人口比例比后发展国家低是事实,但是说美国的贫富差距缩小不是事实。因为美国富人财富的增加比穷人收入增加的速度快的多。过去美国把最有钱的人称为百万富翁,现在称亿万富翁,货币贬值是个因素,但美国现在有270多个10亿美元以上财富的富人,最有钱的比尔.盖茨有几百亿美元,就不是用货币贬值可以解释的现象。美国现在的人均收入,完全可以满足除炫耀性消费以外的消费,可以实现基本需求的各取所需。但是由於1%的人,占有了美国社会财富的37%。因此美国仍有12%左右的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穷人。1995年德国人纳的税占工资的48%,1989年西德政府用于福利和健康方面的开支占财政支出的67.2%。即使这样1989年西德有1.5%、3%、19%的贫困家庭买不起电视机、洗衣机、电冰箱。1989年东德虽然没有西德富裕,却是每百户分别有有电视机129台、洗衣机110台、电冰箱167台,没有一户买不起三大件的贫困家庭,因为东德没有失业人员。
   国内外一些学者为了削弱广大群众对贫富悬殊的不满,制造出“公平效率矛盾论”、“剥削不可避免论”,他们说:要效率就必须牺牲公平。要发展生产力就必须容忍剥削。还有玩弄文字游戏的专家、学者,认为中国实行市场经济后,不存在两极分化,只存在贫富差距;不承认存在剥削,只存在非劳动收入;他们举出无数的例子证明公平和效率是一对矛盾,我同样可以举出无数的例子证明公平和效率不是一对矛盾。从总体看,封建社会效率比资本主义制度低,封建社会却并不比资本主义更公平,拉美国家的贫富差距比美国大,比美国更不公平,他们的效率却并不比美国高。旧中国比新中国效率低,旧中国比新中国更不公平。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以实行累进税制,遗产税、实行高税率、高福利,就是为了减小不公平导致社会动乱的可能。西方发达国家总结了上百年的经验、教训,认识到“不照顾穷人的利益,富人的利益也得不到保障”,才无一例外地实行高税收、高福利政策。,使社会长期比较稳定,经济能持续发展。不知什么原因,我国的一些专家、学者闭眼不看事实,硬把公平和效率说成是一对矛盾。在市场经济社会,对微观效率而言公平与效率有矛盾是事实,对宏观效率而言,公平与效率未必一定矛盾。
   以中国为例,我国实行计划经济时期,没有资本家,不存在普遍的雇工剥削,不仅发展了生产力,而且比国情相似、经济起点相近,有剥削、更不公平的国家(人口过亿,二战后独立建国的印度、印尼、巴基斯坦、孟加拉、尼日利亚),经济发展的最快,民众得到的实惠最多(另有专文论述)。
   因为有那么多为不公平、剥削叫好的舆论和政策,中国现在差不多是资本家的天堂。据我所知,非公有制企业少有不偷、漏税的,少有完全执行劳动法、劳动保护法、环境保护法、知识产权保护法的,少有不请客送礼、行贿以勾结官方谋取好处的,少有不送红包给回扣的,经营进口商品少有不走私、贩私的,一无资金、二无技术起家的企业少有不偷工减料、不搞假冒伪劣,制假、贩假的......总之我不知道在我国这个极不规范、极不完善的市场经济中,在法制不健全、法制意识淡薄、社会风气败坏、党风不正、腐败严重的中国,有多少人,是只靠自己诚实劳动迅速致富的?!
   中国现在的工会,不能像许多国家的工会一样,成为保护企业职工利益,制约资方为所欲为的一种力量。我国又是一个劳动力及其富裕的国家,因此作家们到非公有制企业,尤其是以简单劳动为主的乡镇企业、私人企业、“三资”企业、煤矿去采访,一定能写出一个比“悲惨世界”还悲惨的世界。
   美国杂志公布的中国100名最富的人排行榜。第100名富豪的资产为:
1999年    2000年 2001年
0.5亿美元 4亿美元 5亿美元
我国的第100名富豪,两年时间增值10倍!被舆论称赞的亿万富翁李海仓,从事非暴利的焦炭、钢铁行业,15年资产增值12500倍。绝对创造了世界少有的奇迹,其中的诀窍一定有不可公开的秘密。
   发达国家实行市场经济的时间长,财富集中在极少数人手里,由于实行高税收、高福利的方针,按西方经济学家提出的衡量贫富差距的方法,贫富差距显得小。日本、韩国、台湾的贫富差距小,是由于可以走花钱买粮食的路,迅速减少农民(农业劳动力不超过10%)。中国十三亿人口,不可能走日本、韩国、台湾的路。中国又没有条件学以美国为代表的农业土地规模型经济。因此我国的农业人口比例不可能迅速、大幅度的降低,而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使我国非常可能出现与拉美国家一样的贫富严重悬殊问题。若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不能包括农民,将加速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拉大。
   自从世界经济一体化以来,财富从穷国向富国集中,富国的财富向极少数人集中的速度加快,穷国、富国之间的贫富差距,极少数富人与多数穷人之间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我国加入WTO之后,更没有可能改变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的趋势。无论理论还是实践都不能证明实行市场经济可以实现共同富裕,到是可以充分证明,极少数富人与最穷的人之间贫富差距只会越来越悬殊。

        2005年3月3日

 

 

 

 

 

预言中国三:解决不了“三农”问题

   美国耕地面积大约是我国的1.5倍。却不到200万个农场,平均每个农场1500多亩地。中国实行“包产到户”,把耕地分给二亿多个家庭经营,平均每户不到10亩地。若用来种植粮食,年纯收入不会超过一万元。人均收入不超过3000元。而中国又只能把耕地的绝大部分用在种植粮食上。粮食生产效率低,是造成“三农”问题的根本原因。我国现在提出解决“三农”问题的许多措施,都对会有效果,但粮食生产劳动生产率低的问题不解决,“三农”问题就得不到根本的解决。
   全世界解决吃饭问题的办法主要有三类,一类是以美国为代表的,以大规模种植粮食为主的土地规模型农业;一类是以日本为代表的,以种植土地报酬率高的非粮食作物为主的,土地效益型农业(日本1993年进口的谷物占消费量77%)。一类是以以色列为代表的集体农业。以色列人口密度几乎是我国的1.4倍,沙漠占国土面积的70%,全年降水量只和我国宁夏相当。但是他们只用了三十年时间就在沙漠上建成了“沙漠上的花园”,他们针对缺水的问题,发展节水农业,充分利用光照时间长的优势发展“阳光农业”,只用5%的人口,不仅基本解决了吃饭问题(粮食自给率90%以上),而且还大量出口农副产品,被誉为“欧洲冬季的厨房”。显然土地规模型、土地效益型农业都不适合我国国情,只有以色列模式最值得我国学习。但以色列的农业生产组织,主要是比我国当年人民公社还人民公社的“基布兹”,和相当于我国农业合作社的“莫沙夫”。以色列的农民素质比我国农民高的多,没有小农经济的传统,也没有大量的小生产者——愚昧个人主义者,我国则正相反,因此我国不具备普遍推广以色列模式的条件。
   过去我国和其他原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农业集体经济,除保加利亚、匈牙利等国家外,多数不很成功。我国实行“包产到户”是对我国农民认识水平的适应和妥协。从短期看确实有效地促进了农业的发展,但“包产到户”在把农民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后,就成了进一步发展农业,尤其是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的障碍。“包产到户”这种一家一户为经营单位的小农经济,没有土地规模、没有资金集中、不能预测市场供需,根本不可能实现农业现代化。没有农业的现代化,就不可能解决“三农”问题,就没有国家的现代化。
   现在我国最富的农村都是坚持集体经济的农村,但都不是靠粮食生产致富的农村,这种模式没有在中国农村普遍推广的意义。一是中国农村不是都有既有带领农民集体致富思想,又有带领农民集体致富本领的带头人,二是最富的农村都不是商品粮供应基地,若我国多数农村不能提供商品粮,几亿非粮食生产者吃什么?我国无论怎么调整农业产业结构,也必须以种植粮食为主,除非我国能够推行一些高产的代替粮食做饲料的植物(日本进口的主要是饲料粮),我国若能在非平原地区大力推广种植饲料,大力发展规模养殖业提供肉、蛋、奶,在平原地区发展粮食规模种植农业,在水、肥、气候条件好、交通便利地区,发展出口创汇农业、土地效益农业。其中最大难点在于,如何在占国土面积绝大部分的非平原地区,实现农业现代化。我国最贫穷、最落后、农民素质最低的地区,基本都在占我国国土面积70%的山区。如何实现山区农业现代化是世界性难题,却是我国必须解决的问题,“包产到户”的小农经济,包括家庭农场绝对没有实现山区农业现代化的可能性。因为任何家庭农场也修不了农场范围内的山区公路。
   统计数据表明,改革开放后的二十多年,我国的经济实力,农村的经济实力比前三十年有很大提高,但我国改革开放后的农田受灾率、成灾率却高于改革开放前。如1952---1978年(其中缺1967、1968、1969年)受灾面积平均为40.7%,成灾面积平均为38.6%。1979---1998年受灾面积平均为45.6%,成灾面积平均为49.3%。一方面说明我国在农田水利方面的投入偏少,如我国1952年---1978年灌溉面积增长125%,1978---1998年灌溉面积只增长了16%。另一方面说明“包产到户”的农户抗灾能力低,对农田水利建设无能为力。
   在“包产到户”的政策下,土地只能通过转包、出租方式扩大土地经营规模,是一大致命弱点,因为它不利于调动投资农田基本建设的积极性,会造成只注重短期效益,对耕地实行掠夺式经营,严重影响农业的持续发展。而且会增加耕种土地的成本,不利于调动农民规模经营的积极性。不利于农业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土地的合理流动。但是若我国实行土地私有化,无非是和拉丁美洲国家、印度、印尼等等土地私有的发展中国家和旧中国一样,会出现大批无地农民,后果只会比我国现在更差而不会更好。
   日本、韩国、台湾的农业人口转移到二、三产业后,可以生产产品出口创汇,再用获得的外汇,进口粮食等农产品。中国劳动力比所有发达国家劳动力的总和还要多,中国的劳动力如果像发达国家或韩国、台湾一样大部分在二三产业,我国生产的产品就必须有非常大的国际市场,这个国际市场谁会让给我们?实践证明在“四小龙”行之有效的“两头在外”战略,不适合我国国情。
   把我国农村富裕劳动力全部转到治水、治山、治沙、治荒漠方面都不嫌多,但是我国不可能有那么多资金投入到不能尽快见效益的方面。国家也不太可能宁肯影响经济增长率,也要把投资的重点转移到治水、治山、治沙、治荒漠方面,虽然这是一项有利于消除贫困、改善环境、增加资源、缩小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减少农业人口等一举多得的好事。
   现代化农业,是高投入,高效率、高效益农业,“包产到户”的另一大致命弱点是做不到普遍的高投入,和农民不都是高素质的人,不能避免高投入的高风险。因为人的能力有很大差异,优秀人才毕竟是少数,小农经济保障家庭温饱尚可,进行大规模商品生产就不是绝大多数农民能够胜任的工作。如不受土地资源制约的规模养殖业,即使有足够的资金贷给农民,绝大多数农民也不可能取得不受土地资源制约的规模养殖业的成功。只有农民中的佼佼者才可能取得成功。
   没有稳定的土地政策就不能稳定农民的心,农民就没有投资农田水利的积极性,不利于农业发展;实行“包产到户”政策,会阻碍农业现代化的实现和“三农”问题的解决,这是一个两难的问题,任何操之过急的改变都会适得其反,只能在维持现有政策的前提下,发展农业生产力、提高农民素质,在渐变中不断微调农村政策,从政策上鼓励、吸引农民自愿组织起来,逐步实现规模经营。我在60年代曾问农民:“你们认为什么时期最好?”,农民一致回答:“互助组时期。”,可见农民既不拥护解放前的单干,也不满意合作社、人民公社,而是对家庭独立核算,又互相帮助的互助组情有独衷。现在农业机械越来越普及,提倡农业互助组的条件越来越具备,我国能否在政策上再加以促进?

2005年3月4日

 

 

 

 

预言中国之四:经济会发生衰退

   我们不能创造规律,只能发现规律,我们不能改变规律,只能利用规律。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都证明市场经济一定会发生周期性经济衰退,而且据我所知,世界上没有一个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经济能持续三十年高速增长。我国从1978年开始逐步向市场经济转变,到2008年恰好三十年,若以我国1984年全面向市场经济转轨算,到2014年恰好30年,即按市场经济一定会发生周期性衰退的规律,我国最迟在3-9年内会发生经济衰退。
   经济学家发现,一个国家的人均产值超过4000美元时的经济增长率,将低于人均产值800---4000美元时期的增长率。按比较符合我国实际的购买力评价法计算,我国现在已经超过了人均4000美元,因此我国经济增长率今后不会长期保持在7%以上(即10年翻一番的速度)。邓小平提出我国经济分两步走的设想,也考虑到了这点,因此提出2000年前用20年时间产值翻两番,人均产值超过800美元。2050年人均产值达到现在世界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即人均产值增长7倍左右,平均年增长率只需达到4%。
   我国2001年底加入了WTO后,有五年的过渡期,过渡期内,我国经济还可以得到一定的保护,过渡期后会是我国经济的阵痛期,失去关税保护后我国的汽车、钢铁、石油、化工、大田作物......将会受到严重冲击,那时肯定会影响到我国经济的发展。根据经济发展规律和加入WTO对我国的影响,不难预料2007年以后,我国发生经济衰退或经济停滞的可能性明显增大。
   由于国际经济一体化进程日益加快,我国的经济受国际经济的影响会越来越大,那时将难以再现我国经济一支独秀的风光,因为我国已经不能完全主宰自己经济发展的快慢、兴衰。世界经济平均增长率一般在3%左右,不能不影响我国经济增长率。
   我国目前商品少有不供过于求的,成熟的市场经济增长率主要取决于需求的增长,我国当前采取借债加大投资,刺激需求,以保持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办法不能长期使用,因为总有一天不仅会失效,而且会引发严重的金融危机。墨西哥、巴西、泰国、印尼、阿根廷等国的金融危机都与高负债率有关。        
   我国在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发展中,也曾出现过通货膨胀、经济过热、亚洲金融危机冲击等问题,但是我国依靠国有企业,采取行政命令的办法,使经济没有发生大问题。如我国为了防止发生恶性通货膨胀,国家规定许多国有企业原材料涨价,出厂产品不能涨价,当时虽然煤矿使用的木材涨了价,但国有煤矿卖的煤不能涨价;收购的农产品涨了价,国有粮店出售的米、面、油不能涨价,实际是以牺牲国有企业、职工的局部利益,保障了国家的全局利益。今后我国再出现经济问题,根据WTO的规则,政府能起的作用就很有限了,我国任何企业失去了国家的支持,都不可能在与世界一流跨国公司的竞争中取胜,我国企业将从“国退民进”,进一步变化为“内(资企业)退外(资企业)进”。被一些人津津乐道的匈牙利剧变后的经济,实际是外资在起主要作用,匈牙利剧变后10年共引进外资230亿美元,人均超过2000美元(我国20多年引进的外资,人均只有500美元左右),现在匈牙GDP的50%、出口额的80%是外资创造的,国内100家最大的企业,有70家由外资控股,因此在匈牙利有“Tank(坦克)走了,Bank(银行)来了”之说。
国有的劳动密集型企业,竞争不过不遵守劳动法、劳动保护法……等等法律的私人企业、乡镇企业、“三资”企业;国有的高科技、高资本密集型企业,竞争不过优势加优惠(政策)的外资大企业,将来我国经济一旦出现危机,再想靠国有企业为国家排忧解难,作用已经十分有限了,而那时外资企业、私人企业不趁火打劫就算不错了。
   我国改革开放后大量引进外资,对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但外资的大量引进是一把双刃剑,在引进外资金额大於还本付息金额的条件下,是利大于弊,一旦发生引进外资额小于还本付息额,而国家又没有足够的还债能力时,就会变成弊大于利。
   我国能吸引外资的主要条件,一是有技能/工资比很高的劳动力,二是有广大的市场,但这两个条件是会发生变化的。我国劳动力便宜的优势随着经济的发展,职工工资的提高、福利制度的完善,粮食等农产品价格的上涨而逐渐丧失。二十年前我国工人一个月三、四十元到现在几百、上千元,工资增长了十几倍,我国工资与发达国家工资的差距在迅速缩小。相对其他后发展国家,劳动力技能/工资比高的比较优势在逐渐丧失。
   我国实行以市场换国外资金、技术的方针,国外又特别看好中国这个最有潜力的市场,因此现在外资纷纷涌入我国,2002年成为世界上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从短期看大量引进外资对我国经济发展是利大于弊,但若我国的市场扩张速度明显低于外资企业占领我国市场的速度,外资企业会越来越多地把国内企业挤出市场,导致内资企业大批破产、倒闭,如过去在北京占据饮料市场统治地位的“北冰洋”汽水,现在就被洋品牌饮料取代了。过去是私人、乡镇劳动密集型企业把国有劳动密集型企业挤垮了,以后失去了关税的保护,国家的支持,我国将有许多企业被外资企业挤垮。外资对国家的政局非常敏感,而且外资总是扮演对不驯服的国家政府雪上加霜、落井下石的角色,拉丁美洲国家吃够了这方面的苦头。

        2005年3月5日

 

 

 

 

预言中国之六:国家必乱

   国外一些学者认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是因为经济发展速度快,而是社会稳定时间长。我认为最典型的例子是瑞士。瑞士是一个被称为“欧洲屋脊”的多山内陆国家,既没有资源优势,区位优势,也没有创造过什么经济高速发展的奇迹,但却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瑞士发展的本身就是一个奇迹。其最与众不同之处是瑞士自1648年独立建国从来没有发生过内战。反观我国自1840-1949年间我国没有大的战乱时间,累计不超过10年。在一个社会动荡的国家,根本没有可能进行建设,中国就是由于长期战乱而越来越落后了。新中国的50多年没有发生政府不可控制的大战乱,因此国家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我国在不久的将来非常可能重蹈苏联东欧的覆辙,后果会比苏联、东欧更严重。
   国家的稳定靠权威,西方发达国家靠法律的权威;以中国封建社会为代表的人治国家靠皇帝个人的权威,政教合一的国家靠信仰的权威,社会主义国家靠政党的权威。我国法律的权威没有确立,个人的权威已经破除,宗教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成为全社会的权威,一旦中国共产党失去了权威,中国又没有产生能够代替中国共产党的权威,中国必乱!
苏联解体前,苏联社会科学院曾进行过一次问卷调查,被调查者认为苏共代表:
工人利益        4%
全体人民利益        7%
党员利益        11%  
党的官僚.干部.机关工作人员 85%   
   1987年12月波兰报刊公布一项民意调查“在波兰谁最值得信任”:
波兰罗马天主教会      78.8%  
军队        75%
议会        70%  
政府        63%      
波兰统一工人党(执政党)   40%
1988年12月又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问题是:“在波兰谁的活动最符合社会的利益”,结果与一年前的结果几乎完全一样。
   可以说东欧、原苏联的执政党下台,最主要原因是执政党从一个为人民服务的党,蜕变为一个结党营私的党,群众抛弃他们是必然的。有人说是因为经济没有搞好,我认为这不是根本原因。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决定了,一定会发生周期性的经济衰退。最先进入资本主义的一些国家发生过那么多次的经济衰退,政权都没有崩溃,为什么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不景气就会改变颜色?显然主要原因不在经济而在政治上。东欧、原苏联发生剧变时的经济状况,比1929年的美国、我国三年困难时期好的多,美国、中国都没有发生剧变,东、苏却发生了。
   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执政执政党都学苏联实行高官厚禄(待遇)的制度,造成许多想升官发财的人混入党内并掌握了一些权力,一些领导干部物质生活上脱离了群众,思想、感情也会逐渐脱离群众而蜕化变质。在计划经济国家,要想荣华富贵,只有升官一条路。
我国改革开放以后,实现荣华富贵的路不只一条,原来不同身份的人,都有致富的,但总体上看,最先富起来的人中,仍然是原来的官员最多。199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统计表明,私人企业主开业前的职业:
干部 31.1%
个体工商业主30%
农民15.2%  
工人14.9%     
其他8.8% 
私人业主中党员占18.1%
由于许多国有、集体企业改制,“国退民进”的结果,2002年私人企业主中,干部占63.1%,共产党员占1/3。我国干部的人数比工人、农民、个体工商业主少,却是先富起来的人最多,富人中的党员比例最高,再考虑到干部的亲属多在收入最高的地区、行业、部门、岗位,及一些干部的灰色、黑色收入,和白色待遇,可以说我国改革开放的最大受益者仍然是党员干部。无论共产党执政后主观上是怎么想的,怎么说的,客观实际是共产党执政后的最大受益者是共产党的干部。只要不改变共产党执政后实行的“高官厚禄(待遇)”制度,要想让唯利是图之辈,不千方百计往执政党钻,就如同不让水往低处流一样的不可能。共产党下台就不可避免。而中国共产党下台之日,就是中国大乱之时。
东欧、原苏联剧变时,他们的人均粮食产量(粮食产量/人口数)都超过600公斤。所有国家劳动力都紧缺,没有失业问题,国民素质普遍高于我国,但是他们发生剧变后,都出现经济大幅下降,大量人员失业,犯罪率大幅上升。我国现在人均粮食产量,一直徘徊在400公斤左右。我国当前城镇失业人员,加上农村无地可种、无活可干的富裕劳动力,实际失业率大约在20%左右。我国比东欧、原苏联穷,又有上亿人无活干,许多中国人又不知道,不善于用合法手段维护自己的权益,当一些人用合法手段吃不上饭时,就会用非法手段抢饭吃。我国解放前几千年都没有肃清过土匪,中国的农民起义可能是世界上次数最多的,就是因为旧中国存在许多用合法手段吃不上饭的人。贫富悬殊会造成仇恨,这种仇恨在无政府状态,就很可能以暴力的方式发泄出来。有一位下岗女工对我说;“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我先把厂长杀了。”,一位农民工对我说:“我就希望(中国)乱,乱了我还可能捞点什么,就是捞不着也失去不了什么,反正还是穷,我们一点希望也没有。”有这些思想的工人、农民有多少我不清楚,但我知道不会是个别人的思想。
中国共产党执政五十多年,干了非常多的好事,也犯了不少错误,不干事的只会犯一条错误——不干事,只要干事就会犯错误,而且干的事情越多,干工作的时间越长,犯的错误就越多,因为犯错误伤害的人就越多,虽然每次伤害的人只占很小一部分,但日积月累几十年下来被伤害人及亲属的数量就不是一个小数目。    
人的一般心态是:对预期得到的好处,印象远不如对受到的伤害深,记忆时间长。对与大家一起得到的好处没有多少感激之情,对只有自己受到的伤害则刻骨铭心。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是实行共同富裕,因此人们对共同得到的利益少有感激之情,但对受到的伤害会记忆犹新,虽然被伤害的本人可能已经去世了,但对他们的后代仍然有很大影响。我们现在的改革,又会使一些人对当时认为是正确的事,现在认为是错误的。如承认私有财产应该受到保护后,就已经有人认为土地改革、公私合营是错误的。使对共产党不满的人又会有所增加。
美国对因执行公务犯错误造成对个人的伤害,实行巨额赔偿制度。如美国洛杉矶一位监外执行的有犯罪前科的黑人,因为交通违章不按警察要求停车,在警车追上他的车,迫使他停车后,他还先动手打警察,被激怒了的警察打了一顿,这件事被人录了像,并且在电视台只播放删去了黑人先打警察画面的录像片,由此引发了洛杉矶黑人暴乱,最后以政府赔偿被打黑人1300万美元了事。我国则是长期以来只纠错,不赔偿,建国以后对那么多冤假错案,基本都是纠正错误、赔礼道歉,经济上没有任何赔偿(也赔偿不起),使被错误处理的人,及受到牵连的亲属一直耿耿于怀而得不到缓释,对本人及亲属不的不承受别人犯错误造成的恶果,而犯错误的人到往往毫发无损,甚至官运亨通。一些受到伤害的人及亲属的能量远远超过他们的人数,他们往往比普通人更愿意、善于讲述自己的不幸和控诉他人的罪行。   
   我国是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国家,我国农业集体化、城乡二元结构伤害了农民,改革开放后的下岗、失业,及失去了过去曾有的福利伤害了工人,可以说我们党得罪了自己的主要社会基础,历次政治运动又主要得罪的是集中了社会精英的知识分子和干部,我国一旦有政治风波,还会有多少人坚决捍卫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总是有感情的,大多数人都难免凭感情用事,那么多人,那么长时间积累的积怨一旦爆发出来,不可能不出现非理智的行为,若出现以非理智对非理智,中国一定会天下大乱,到那时中国没有赢者(包括现在一些唯恐天下不乱的人)。
   “差异就是矛盾”,贫富悬殊就是一个影响社会稳定的矛盾。发达国家由于认识到“不照顾穷人的利益,富人的利益也得不到保障”的道理,实行高税收、高福利,通过二次分配缓解贫富悬殊的矛盾,使一部分富人与一部分穷人之间的贫富悬殊,转变为对社会危害较小的极个别富人与一部分穷人之间的贫富悬殊。因为在现实生活中,人们根本看不见极少数的富豪,只是在媒体上看见那些富豪,对人们没有太大刺激。
   我看到一些数字:美国一年的捐款高达6000亿美元(美国一年的财政收入也不过2万多亿美元),美国大约有6万种奖学金,数字虽未必准确,但美国人捐款到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我在美国就经常收到要求捐款的信,美国政府为了鼓励捐款实行捐款抵税制度。美国人肯捐款可能与美国信教的人多有关,他们的宗教都是靠捐款维持的,教徒捐款成了一种习惯。宗教不提倡竞争,而且基本是劝善,而富人的巨额捐款又起到了缓解“仇富”心里的作用,因此美国的宗教、捐款都有缓解贫富悬殊、提倡竞争带来的负作用。
   我国自古就有“为富不仁”、“马无夜草不肥,人无外财不富”的说法,也确实存在“恨人有,笑人无”的恶俗。再加上在我国这个腐败横行、极不规范的市场经济,富人又多是靠充满血腥味的原始积累致富,人们有“仇富”心理是必然的,再加上暴富的一些大款一抛万金的炫耀性挥霍,他们又缺乏多捐款行善积德意识,社会形象不佳,导致贫富悬殊矛盾比发达国家激化,这也是导致我国发生动乱的重要原因。非洲卢旺达大屠杀的重要原因是国内两个主要部族贫富差距太大。中国历史上就发生过“吃大户”现象,因此我国的贫富悬殊比发达国家的贫富悬殊更具危险性。        
腐败对任何政权都是腐蚀剂,没有不反对别人搞腐败的人,也没有不反对腐败的政府。但是少有一个腐败的政府能够自己解决自己的腐败问题。经常是靠政权的更迭解决旧政府的腐败。我党从1980年就开始反腐败,到现在二十多年时间,腐败不仅没有减少,反而越来越严重。有病不可怕,可怕的是久治不愈,腐败不可怕,可怕的是久反不减。我们党对反腐败不是不重视,也不是没有采取措施,只是靠自己挖掉自己身上的腐肉,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们党的腐败已经不是个别人的问题,靠罢一批,杀一批贪官已经不能有效遏制党的腐败。就像国民党垮台前,国民党的许多人已经看到国民党的腐败将使他们垮台,但以蒋经国为代表的真心反腐败的国民党要员,还是以失败告终。我虽然对解决我国的腐败问题提出不实行“高官厚禄(待遇)”的建议,但我知道因不符合当前的国情、党情,可行性不高。我国解决不了腐败问题,发生动乱只是个时间问题。

        2005年3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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