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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013-09-13 21:47
    挖眼农妇的家族与村庄

    张会英,迷信,贫穷,男童,挖眼案,乡村

    8 月30 日,乔家庄村民抬着张会英的尸体回郭志成家。张会英自杀,是过去30 年间这个厄运不断的家族,最后的一个悲剧。 (CFP/图)

    暴戾、愚昧与贫穷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山西汾西县近期发生的伯母挖侄子双眼案,也许能给出一个答案。

    南方周末记者在事发地乔家庄,既发现一个家族几十年间难以摆脱的厄运,也目睹一个村子蔓延的迷信、衰败和贫穷。我们替6岁的斌斌,将他再也看不到的世界,用文字记录下来。

    在张会英挖掉侄子斌斌双眼之前,最后一个见到她的熟人,是她的女房东江芳。这是2013年8月24日晚上7点5分左右。正在厨房做饭的江芳看到张会英进门,和她打了个招呼。

    张会英在汾西县城租住的房子,位于县城西店头村附近。跟江芳打照面后,张会英便回到了租住的单间里。江芳在外屋听到张会英打过一个电话,言语来往里,应是亲人间的问候。

    案发后南方周末记者调取张会英的手机通话记录:当天19点06分30秒,张会英确实拨打了丈夫郭志成的电话,通话时间1分钟15秒,通讯基站点编号为24651(即西店头村附近)。张的二女儿圆圆向南方周末记者证实了此次通话:母亲电话过来时,父亲不在,是她接的电话。母亲在电话里并无异常。

    19点05分,将是张会英这一天的对折点。15分钟前,她从汾西汽车站乘上公交车经过三站路回到店头村出租房,给丈夫女儿电话报平安;15分钟后,她把6岁侄子斌斌从小叔子家租房的府南社区带到八百多米外一处荒草覆盖的丘陵处,挖掉双眼。

    而8月24日这一天,也将是张会英一生最后的10天多时间里,从绝望到疯狂的对折点。6天之前,张会英和同在一家工厂的多名同事哭诉过家里的不幸;6天以后,她跳进了门口六七米深的井里。

    投井

    乔家庄的大事小事,村民们都习惯于找法师算卦或祈福、驱鬼。

    “我要走了,那边有人叫我。”

    这是张会英跳井自杀前说的最后一句话。8月30日早上6点过一点,身体健壮的张会英挪开了约有50斤重的水泥井盖,跳到了当地用来囤积雨水的旱井里。

    警方找张会英询问是在8月27日下午。妻子从出租房去公安局后,郭志成花了100元钱在县城的一个算命先生那里算了一卦。算命先生说郭志平女儿掉井和孩子眼睛被挖两件事,肯定是家族内部矛盾,“自己人干的”。

    8月28日下午,张会英开始出现异常,脸色苍白,害怕见到生人,开始说胡话。

    8月29日凌晨三四点,张会英突然胸口闷,喘不上气。吃药后,睡了没多久,便忽然坐起来,说“有个人喊她出去”。

    8月29日上午,张会英突然吐出20粒止疼片。张会英告诉郭志成,这药不是她想吃的,是有个姨婆非逼着让她吃。下午,张会英说那个让她吃药的婆姨又来找她了,然后开始胡言乱语。张会英嘴里不停地说,自己“烫着头发”“很漂亮”。她告诉丈夫:“我在庙里遇见了个人,她让我跟着她走。”这一天,乔家庄不少人听到张会英叫喊“我是神,我是鬼”。

    郭志成怀疑张会英被“鬼附身”了。按照乔家庄的习惯,郭志成想找法师来为妻子驱魔。他到距乔家庄二十多公里的陈道青村寻找闻名乡里的法师陈云升。但陈云升不在家,郭志成便打电话给陈云升,说自己老婆被鬼缠到了,希望法师破解。陈拒绝了。

    回家后,郭志成自己依照村里老人常用的驱魔办法,在院子里烧香磕头。郭志成又央求村里的朋友,把69岁的岳父张忠林请来照顾妻子。

    烧香磕头之后,张会英竟然好了。张会英的妹妹张会兰回忆说,父亲到乔家庄姐夫家时,张会英正在睡觉。她还坐起来问了一声:“爸,你来了?”

    从信仰的角度上看,黄土丘陵深处乔家庄像是隔绝于这个高铁纵横、互联网驰骋的外部世界。家里有了大事小事,村民们都习惯于找法师算卦或祈福、驱鬼。甚至,家里的羊走丢了,都会去找法师帮忙想办法。

    曾多次给张会英家驱鬼的陈云升66岁。事后和南方周末记者谈起张会英,陈云升还有些遗憾,“要是之前能算上一卦就好了,现在人死了谁也没办法了。”

    即使到8月29日夜里,张会英的家人和邻居,也仍把张会英的精神异常归结于她小时候被蛇咬的经历。而蛇在民间被视作一种神秘力量。张会英被蛇咬到脚踝时仅12岁。按照当地“被蛇咬,找法师”的习俗,张家跑到二十多里外的马岩沟村请来了专业驱蛇的法师。

    嫁到对竹镇乔家庄的郭家后,张会英渐渐迷信。张会兰觉得她永远推测不透二姐的心思,“她深信鬼神那一套”。张家也多次意识到张会英“脑子可能有点问题”。约在十年前,张会英容易受惊的病经常复发,娘家人还带她到汾西县的医院体检、看病,结果医生也没查出什么毛病。后来,家里特意跑到外地请了一位“驱鬼师”驱魔辟邪。

    但这一次,烧香驱鬼的法子失效了。多名乔家庄的村民曾和南方周末记者谈起,张会英跳井前一夜,他们都隐约听到郭志成家门口,有一个女人哭泣了一夜。但郭志成否认这一点。

    8月30日早上6点多钟,张会英起床后告诉正在蒸馒头的郭志成,昨晚她没有睡好,那个姨婆喊了她一夜。然后就去炕上又躺了一会。不久她告诉张忠林,“爸,我胸闷。我要去那边了。”之后,张会英又说了一句:“我要走了,那边有人叫我。”张忠林以为女儿要到另外一个窑洞休息,并没多想。

    之后,在厨房的郭志成和在厕所的二女儿圆圆都听到了“咚”的水响声。

    被“小鬼”缠上的家族

    2007年,家族唯一的第三代男丁斌斌出生,郭志平家从乔家庄搬到了县城,离开了这片“不祥之地”。

    1972年3月21日出生的张会英,是汾西县永安镇张家庄人。她兄弟姊妹6个,排行老二。张会英在娘家被称为“小蛋”。1993年,张会英嫁到乔家庄。村里对她的风评是:内向,胆小,善良。

    乔家庄建在百米高的山丘上,村口没有牌楼和标志,一面斑驳的危墙上依稀可以辨认出三个白色的繁体大字“乔家庄”。乔家庄是塔上村下辖的5个自然村之一,已有三四百年历史,现今已无乔姓人家。郭姓是村里的第一大姓。

    沿蜿蜒曲折的盘山公路进村后,路的一侧是村民的窑洞,另一侧则是深沟。许多无人居住的房子已经坍塌,门板破败为朽木,院中的荒草直接连到了地里。昔日村间的小路,已经淹没在了齐腰的荒草中。

    乔家庄已是一座典型的空心村。10年前,这里还住着近400人。但现在这里的住户只有三四十家,不到100口人。“数都能数得过来。”村民郭长青说。夜里走入村口便能听到此起彼伏的狗叫声。家家户户门口几乎都有几棵野生的枣树,这个季节红枣散落一地。

    种玉米,养牛羊,是乔家庄人维持生计的收入来源。郭长青说,乔家庄的土地只适合种玉米,一亩地最多能收入1000块钱,平均每家每口人能分不到一亩的平地和一亩多的山地。按照官方的统计,乔家庄的年人均收入水平为1047元。

    现在年轻人们纷纷逃离了乡土,即便是专职看孩子的妇女们也会租住在县城的民居里。剩下的都是老人和生病的年轻后生们,他们留守在村子里侍弄着庄家,养着牲畜,在窑洞里延续着最初的生活。

    饭前饭后,村民们会聚集在村口的坝上议论着东家的公鸡丢了,西家的猪又下崽了,某个党员又领到低保了。当然,这些天议论更多的是郭志成、郭志平这一家族的秘密。

    33年前,兄长郭志成10岁的时候,郭母怀着身孕到山上打山桃,不幸摔死。然而,郭家的悲剧也并没有就此而结束。

    2006年8月12日上午,弟弟郭志平4岁大的二女儿忽然失踪。全村人从当天下午找到夜里,漫山遍野也没找到。第二天排查水井,将邻居家的一口水井抽干才找到了女儿的尸体。

    2013年正月,郭志平在一露天石矿开翻斗车拉石头,下坡时车侧翻。他从车里跳了下来,脚跟摔断。再到8月份这个家庭一老一小的两个悲剧,让郭家更显得诡异起来。

    这一切在封闭、保守、敬重鬼神的乔家庄村民看来,都是因为郭家房子盖到了坟上,风水不好。郭家“被小鬼缠到了”的传言,已在乔家庄流传甚久。

    郭志成的家离村口最远,背后是山,出了门就是深沟。建于1989年的6间窑洞,此前曾是村里的坟地。虽然当时大家都说这里有坟不好,风水大师也说建房盖在这里不吉利,容易多灾多难。但是郭家实在找不到合适的平地建屋盖房,便将房子建在了这里。

    2000年,弟弟郭志平迎娶了永安镇窑头村18岁的王文丽。之后不久,兄弟俩就和郭父分了家。6间简陋的窑洞,左三间归弟弟郭志平,右三间归哥哥郭志成。

    兄弟俩在小院子里各自打了一口井取水。2007年,也就是女儿落井的第二年,家族唯一的第三代男丁斌斌出生,郭志平家从乔家庄搬到了县城,离开了这片“不祥之地”。

    从2007年至2012年年底,是这个家族过去三十多年里难得的平安日子。兄弟俩在黑煤窑打工,有时候一天就能赚100块。2011年,黑煤窑在整顿被关闭后,郭志成回家和妻子张会英一起种地、养猪;郭志平则到一个露天的石矿厂干活,王文丽还买了两张麻将机,在租房处开了麻将室。

    祸不单行

    2013年正月起,几个月内郭家不断发生着变故,原本一小笔的借款,成为了郭家兄弟之间的小龃龉。

    张会英嫁给郭志成后,先后生下了四个女孩。郭志成和张会英想要个男孩,生了第四个还是女儿后,郭志成和张会英彻底放弃了。“第四个女儿送人了,以后也不再生了。”郭志成说。

    郭志成的叔叔说,郭志成家是全村少有的没有男孩的家庭之一。而在乔家庄,儿子不只意味着劳动力,更重要的是,男性是家族红白喜事中的主事者。

    张会英不止一次告诫三个女儿,“我们家没有男孩,你们要有出息,不能让别人看不起”。但南方周末记者在乔家庄了解到,张会英并没有流露过对小叔一家“生儿子”的羡慕或嫉妒。

    结婚前后的二十多年里,张会英的工作一直是务农。2012年正月初七,经小姑子郭记爱介绍,张会英到县城东部太阳山上的养鸡场打工。2012年9月,收了秋庄稼之后,郭志成也到养鸡场打工。

    郭志成在鸡场的挂机台工作,每月有2400元钱的工作;张会英则在屠宰车间工作,每月有着1800元钱的工资。如果家里没有事,除了三个女儿的花费,每年略有盈余。郭志成家也看到了一丝光明。

    2013年从正月开始,接下来的几个月内郭家不断地发生着变故。打破了两家原本平静的生活。

    2013年正月,郭志平摔伤,没了收入。紧接着到了4月,郭父因脑梗塞瘫痪在床,生活完全不能自理。

    兄妹三人商议,一人四个月,轮流照顾父亲,这是乔家庄赡养老人通常的做法。兄妹几个考虑到郭志平在短时间内无法干活,郭志成和郭记爱便打算每月给一些钱到郭志平家,由郭志平家负责照顾老人。

    对于钱数的商议,王文丽说,刚开始三家商议的是一年1万元,张会英不同意,后来说成了8000,最后确定是5000。

    赡养老人的问题引发了两家唯一的矛盾:2008年,为了给1岁大的斌斌看唇腭裂的病,郭志平曾向郭志成家借了3000元钱。之后的几年里,两家谁也没提这3000元钱的事情。王文丽说,张会英赡养老人一分钱没给,就抵了这3000元钱。5000元赡养老人的花费抵了3000元钱,也即,郭志平家不仅不欠郭志成家3000元,反之,后者要欠前者2000元钱。

    恰在这一年,两兄弟的家里都横生变故。原本一笔小钱,成了两家的一个龃龉。

    5月25日,郭志成在挂鸡台工作时被装鸡的筐子砸倒,腰部一根肋骨骨折,不得不停工在医院静养。郭志成家的生活被打乱,张会英的工资成了家里唯一的生活来源。

    郭志成的病还没有养好,6月14日,二女儿圆圆也因肿瘤突然发病,最后被送往山西省肿瘤医院,在省城太原住了23天,此间花了41000多元。

    张会英20岁的大女儿星星在霍州读高三;18岁的二女儿圆圆在太原读中专,学酒店管理;16岁的小女儿芳芳在汾西三中读高一。三个女儿每年要花上两三万元。到9月1日学生开学,她至少要拿出8000元钱,孩子们才能上学。

    张会英,迷信,贫穷,男童,挖眼案,乡村

    郭家全家福,后排从左到右依次为郭志平、王文丽、郭记爱、张会英、郭志成。小男孩为斌斌。 (南方周末资料图)

    刀子

    8月24日出事前几天,张会英多次表达了因家里负担重而“发愁”。

    养鸡场的生产经理刘晨辉告诉南方周末记者,8月20日,张会英曾向鸡场的领导递交了困难补助申请,希望厂里能帮助她陷入困境的家庭。

    在这份申请里,她提到了老公郭志成受伤、二女儿圆圆做手术以及供三个女儿上学和照顾瘫痪公公等事。

    刘晨辉说,8月24日,张会英的申请已经获得厂里批准,“已经批下来了2000元钱”。只是这个消息,直到张会英跳井之前,她也并不知道,“还没来得及告诉她”。

    在此之前,为了给圆圆看病,张会英已经借遍了所有的亲戚朋友,除了郭志平家。大姐张会萍也借给张会英1800元钱。

    为了能去太原照顾住院的圆圆,张会英曾向车间主任杨华伟请假。杨华伟清楚地记得,张会英请假时伤心地哭了。这也是他唯一一次看到张会英哭。

    在医院陪了女儿几天后,张会英便被厂里的领导喊了回来。“不回来上班,就停止你的工作。”张会英的弟弟张耀华说,为了不丢掉这份工作,张会英很快就回到了厂里工作。回来后张会英曾告诉工友王桂英,“我不能丢了这份工作,否则家里就没法过了。”

    张会英的工作要在屠宰车间进行。那是一个气味难闻、光线昏暗并且封闭的场所。张会英的同事肖凤英和王桂英向南方周末记者证实,8月24日出事前几天,张会英多次表达了因家里负担重而“发愁”。

    张会英的宿舍在鸡场宿舍区的106房间,如今工作和床位早已被新人代替。和她邻床而睡的一位女工说,24日放假前的几天里,好几天张会英都失眠,睡不着觉。“她从床头颠倒到床尾,来回颠倒就是睡不着觉”。

    疾病的到来,让张会英更加绝望。8月21日,张会英突然觉得腰疼得厉害。郭志成便带她去汾西县人民医院拍了片子,结果查出了她得了椎间盘突出。“自从我不能干活后,她是家里最劳累、最辛苦的人,也是家里唯一的经济来源。”郭志成一直觉得对不起妻子。

    8月24日下午5时许,距离张会英挖掉斌斌的双眼还有两个多小时,张会英曾到张会兰租住在县城的家里坐了十多分钟。“我姐很久都没有来过我家了,这次她来的时候说她腰疼腿也疼。”喝了一碗水后,张会英就离开了妹妹张会兰家。

    出了张会兰家之后,张会英在县城凤凰生态公园旁凤凰楼下的一家移动通信门店,抽中了一部手机,但手机是要花钱的,正好碰上同厂的一位女工友何瑞丽,张会英就把这部抽中的手机让给了她。

    之后,张会英到汾西县汽车站坐上了回店头的公交车,回去拿上了那把平时她运用自如还闪着寒光的削骨刀。

    南方周末记者走访了多名和张会英家打过交道的神汉和法师,他们声称,张会英从未跟他们将斌斌和郭家“惹小鬼”的传言联系到一起过。所以没有人知道,向来迷信鬼神的张会英的动机到底什么。

    2013年8月24日19点过一点。挂了女儿的电话以后,张会英出门去找自己6岁的侄子。没有人注意到她。

    她的卧室里,老黄历上写着,这一天,宜出行,会亲友;忌祈福。

  2. 2013-09-13 21:06
    【法眼】因言获罪的法律边界

    吴虹飞,编造恐怖信息罪,刑法,言论自由,因言获罪

    不少人出于经验,认为吴虹飞的言行纯属泄愤,但并不知道泄愤的行为也可能触法。自媒体的兴起,呼唤法律更加明确言论自由的边界。 (CFP/图)

    今天的互联网和自媒体高度发达,不满言论所在多有,因言获罪者也屡见不鲜,公众有理由超越吴虹飞的个案去追问,到底讲哪些话会涉嫌犯罪?言论自由的刑法边界究竟在哪里?法律人需要为此提供一个客观明确的标准。

    据报道,吴虹飞女士因表达“我想炸建委”被拘一案,涉嫌的罪名是编造恐怖信息罪。这个罪规定在刑法第291条第2款中,“投放虚假的爆炸性、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或者编造爆炸威胁、生化威胁、放射威胁等恐怖信息,或者明知是编造的恐怖信息而故意传播,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在吴虹飞是否犯罪的各种辩论中,有些问题需要澄清。(编者注:据律师消息,吴虹飞被决定行政拘留十天,罚款500元,8月2日上午10点前释放)

    第一,用“气话”、“玩笑”、“戏言”为吴虹飞辩解意义不大。编造恐怖信息罪要惩罚的行为,本来就是“编造”恐怖信息,而不是“实施”恐怖活动。因此,该罪在客观上大多表现为说话,而不是干事。这些话通常情况下也都是“气话”、“玩笑”或“戏言”,如果说的是真话且具体实施,那就不是编造虚假信息,而可能是更加严重的危害公共安全犯罪甚至恐怖活动犯罪了。第二,用“泄愤”、“表达不满”为吴虹飞开脱也没什么效果。肯定了泄愤,不等于就能否定了犯罪。很多人编造恐怖信息,目的就是为了泄愤。泄愤只是一种主观动机,动机通常不影响定罪,只可能影响到量刑。而且,泄愤于无辜者,显然是比恶作剧更加恶劣的动机。第三,讨论是否“严重扰乱社会秩序”也不是很有效的角度。反对方认为没有人会把吴的言论当真,甚至举例自己就看淡各种威胁。但肯定方会反驳说,近期事故频出且吴虹飞微博有众多粉丝传播,而且其他与事无关者,怎么能够代表那个“建委”里面的人说,看到“被炸”言论时也不会产生心理恐慌呢?涉及危害程度的判断,往往见仁见智。

    这些公共讨论都是有价值的,但是在专业上判断一个行为是否成立犯罪,关键还是要看它是否符合刑法规定的构成要件。就此而言,吴虹飞的行为不构成编造恐怖信息罪。

    什么叫做“恐怖信息”?它首先意味着,当该信息内容为真时,必须足以使得社会一般人感到恐怖。这不是一个泛泛的主观感受,而是存在明确客观的标准。若信息内容涉及犯罪(爆炸、投毒等),则应是已经进入实行阶段,或者至少是“为了犯罪,准备工具、制造条件”的预备阶段。仅仅是表示犯意,而没有付诸任何实际行动的,不构成犯罪,发布这种信息也不可能给社会带来恐慌。因此,一个人表示“已经在某处安装了炸弹”与“我想要炸某处”的区别就在于,前一个信息中涉及的爆炸罪已经进入预备或实行阶段,后一个信息中,仅仅是传递出一个犯意表示,还远未开始实施。对“恐怖信息”的第二层限制是,其内容应当足以使社会一般人信以为真。宣称“已经在长三角沿岸都安装了炸弹”,信息内容固然是一个已经实行的犯罪行为,但即便是沿岸居民大概对此也不会相信和关心,恐慌自然也就无从谈起。

    上述解释有两方面的理由。一方面,能够满足刑法内部的体系自洽。从刑法第291条第2款的规定来看,编造恐怖信息与投放虚假危险物质处在同一款中,共用同一个法定刑,因此两类行为的不法程度具有相当性,既然投放虚假危险物质罪明确要求有“投放”行为,相对应地,编造恐怖信息罪中的“恐怖信息”也应当达到犯罪实施阶段。这是体系解释的当然结论。另一方面,能够保证刑法与治安管理处罚法之间的衔接。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5条第3项禁止的“扬言实施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扰乱公共秩序”,所处理的正是那些虽不构成编造恐怖信息罪,但像吴虹飞女士那样宣称“我想要炸某处”的扬言行为。对于这类行为,最多处以行政拘留或罚款就可以了。

    更重要的理由是,今天的互联网和自媒体高度发达,不满言论所在多有,因言获罪者也屡见不鲜,公众有理由超越吴虹飞的个案去追问,到底讲哪些话会涉嫌犯罪?言论自由的刑法边界究竟在哪里?法律人需要为此提供一个客观明确的标准。法律解释与适用有它的专业性。法律人的技艺,就在于把一个公共话题转化为一个法律问题。任何针对司法机关的批评,也应当是推进和逼促其回归到专业化、法治化的轨道中。否则,仅仅是抽象地谈言论自由或断言警方选择性执法,是以一种同样无视法律的方式在轨道外开战,即便赢了这一仗,也会输掉法律人的专业精神。

    (作者为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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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013-09-13 21:04
    大V近黄昏?

    大V,微博,言论,秦火火,传谣,潘石屹

    陷入“转谣质疑”风波的微博大V李开复如此定义自己、以求被公正对待:“我就是一株无害植物嘛。” (CFP/图)

    “粉丝超过一百万,就是全国性报纸”,大V们“终于有自己的报纸了”,可以从微博场域溢出到社会话语场域,从网络影响现实。

    但现实同时在关注正在起变化的网络。潘石屹微博质疑PM2.5,环保局领导发了火:“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

    “新浪首先是一个商业公司,俗话说就是求财,要快速实现商业化,(让大V走)未必不是个机会。”

    过去几年微博上的公共话题,多从爆发、愤怒直至无效,最初热衷于参与公共事件的人,都转向了自己的小圈子。

    大V的冬天似乎从这一年的8月份就开始了。企业家王瑛,因反对柳传志“在商言商”言论而成为引发空前关注的微博加V用户,半个月来,她的桌上总摆着一部iPhone手机和一部iPad平板电脑,她频繁拿起iPhone刷新微博,也不时用iPad查看微信群里不停闪烁的信息。偶尔,她会叹口气,指着满屏滚动的信息说,那都是企业家们“不安的心跳声”。

    拥有广泛影响力的“大V”(微博认证用户),在最近一个月成了最重要的警诫及批评对象。这个中国互联网深具标志意义的新生群体,正面临诞生4年来所未曾有过的挑战。短短两周内,这场网络清理来势汹汹:数以百计网民因“造谣传谣”被处理在前,“大V的冬天来了。”一篇时评这样说。

    8月末,网络推手“秦火火”等人被捕,微博红人薛蛮子则因涉嫌嫖娼被拘留,互联网随之掀起一场“打谣”风潮并引发连锁效应。新华社刊发评论《谨防大V变大谣》,呼吁大V们要“发出‘好声音’”,切勿“给谣言插上隐形的翅膀”;《求是》杂志子刊《红旗文稿》发表评论:“整治网络谣言必须出重拳,要敢于打‘老虎’、管网站。”

    对于这些告诫,“大V”们感同身受。拥有1600万粉丝的房地产商潘石屹,以卖萌的姿态表达了郁闷:“为什么当初要在我们头上加个V?(略带哭腔)”他还忍不住发出疑问:“你说这微博是好东西,还是坏东西?”

    潘的老友兼同行任志强,也发出了同样的疑问:“微博无限好,大V近黄昏?”

    商人特有的敏锐嗅觉滋长了现实层面的担忧。王瑛加入的十余个主要由企业家组成的微信群,过去热衷谈论读书心得、社会热点乃至罗伯特议事规则。半个月来,情况却急转直下,所有人都开始疑虑重重:企业家还要不要讨论公共事务?

    一向以直言闻名的王瑛,认为答案是肯定的。一个月前由她触发的“退出正和岛”(一家企业家社交网站)风波公开了中国商人群体的思想冲突。她反对并抗议柳传志关于“只谈商业不谈政治”的“在商言商论”,认为生意人不该“畏忌自保”,也应有“一副肩膀、一份担当”。

    而这些天来,王瑛收到的却是越来越多劝其“慎言”的告诫。她的一位朋友,甚至删除了全部私信对话,觉得还是谨慎点好。

    陷入“转谣质疑”风波的创新工场董事长李开复,则搜索了自己的一万三千余条微博,又请了两家微博爬虫公司,检测是否曾转发造谣者“秦火火”的微博。私下里,他这样表达内心的荒诞感:“对这样一个小混混,也要这样认真对待?”但接受媒体采访时,他又不忘定义自己,以求被公正对待,“我就是一株无害植物嘛”。

    微博的江湖陆续泛起波澜:作家韩寒说起了自己被V字形的奖杯卡住手指的故事,借以自嘲;历史学家章立凡则勤奋扒拉起官方微博,说:“‘民谣’要抓,‘官谣’也要抓。”而对编剧宁财神来说,挫败感源于长久以来沉淀的疲惫。9月2日,他转发了一条朋友家被强拆的微博——这条求助微博曾被许多大V转发,却于事无补。

    “大V的V,我一度以为是Victory(胜利)。”宁财神这样表达内心的沮丧,“但现在我觉得微博已经丧失任何力量了。”说这话时,这位1997年就已触网、中国最知名的网络作家兼编剧脱了鞋子歪倒在沙发上,语气混杂着戏谑与无奈:“我认输了。”

    “终于有一份自己的报纸了”

    赵薇诞下女儿后只留了一个“哇”字,半小时之内吸引了超过1500粉丝留言,韩寒第一条微博仅是个“喂”,立即评论上万。

    潘石屹记得,2009年8月,新浪执行副总裁陈彤出面邀请他注册微博时,两人正在办公室吃盒饭。潘石屹一边吃,一边问:“你说我如果上你这儿开,能达到一百万粉丝吗?”对方想了想:“估计得几年时间吧。”

    两人都没想到:4年过去,潘石屹的微博已有了1600万粉丝,相当于南美国家厄瓜多尔的人口总数。他也变成了中国最知名的房地产开发商;而新浪微博,也发展成了中国最具影响力的信息平台之一。

    在中国,总部坐落于北京中关村“理想国际大厦”的新浪公司确实时常迸发出某种“商业理想主义”气息,这在其终日灯火通明的微博事业部得到很好的体现。1600名斗志旺盛的年轻人在这里服务着五亿多用户。每天,共有愈亿条微博在这里诞生或转发,是全球最大社交网络推特(Twitter)的三分之一。由此蔓延而出的庞大信息网络,如章鱼般向四方伸出触角,深刻影响着中国人的生活。

    潘石屹与新浪微博的亲密合作,也正是后者最初成功的秘诀。2009年8月,新浪推出“新浪微博”内测版。为了抢占先机,新浪运用了其最熟悉的战略——拉名人。

    这源于博客时代的成功先例。此前数年,新浪博客积累了大量的名人资源,微博建立后,更在这一战略上竭尽所能——他们甚至请来日本AV女优苍井空、拳王泰森等国际人士。短短1年间,新浪微博就拥有了过亿用户,以“ⅴ”标注认证用户超过2万人。

    这是新浪携手名流在微博翩翩起舞的时代。新浪专门制定了“名人推动+群众运动”的推广策略,一干高管为了拉拢名人,竭尽所能。据新浪内部人士介绍,一线员工也都被定下了“拉名人”的任务,并有严格的目标责任制及丰厚奖励:拉到省部级的领导干部,一万块奖金;拉到顶级的明星,则给3000至5000元。

    “占领了摩天岭,敌人就很难攻上来了。”新浪执行副总裁陈彤曾这样总结新浪的名人战略。

    随之而来的,是大V群体的崛起。截至2012年底,新浪微博粉丝在千万以上的大V超过80人,粉丝在百万以上的超过3600人。这是一场巧妙的双赢:微博赢得了用户,大V则赢得了声名——庞大的粉丝群,进一步放大了V们的影响力。

    目前的新浪微博第一“大V”娱乐明星陈坤,拥有5600多万粉丝,是澳大利亚两倍人口还多。他们主宰舆论热点的能力和方式超过常人想象。现在拥有4600多万粉丝的赵薇诞下女儿后只留了一个“哇”字,短短半小时之内就吸引了超过1500个粉丝的留言,而韩寒,第一条微博仅是个“喂”字,立即引来疯转,评论上万。

    企业家也在这儿找到了舞台——2009年末,在老友潘石屹的介绍下,使用着老式手机,只会拿眼镜腿在屏幕上手写输入汉字的地产商任志强,走上了微博之路。此前还是演讲被丢鞋的“人民公敌”任志强迅速在这里找到了另一种存在感。他一天写数十条微博,自喻皇帝新装里的小孩,“宁愿喝茶,不说假话”,凭着“人有三件事不能等”等“心灵鸡汤”和生日时晒满屋的鲜花和蛋糕,转身成了备受欢迎的“邻家大叔”。

    而微博所拓宽的舆论场,也吸纳了更多的人进入其中。他们有娱乐明星、体育明星、律师、媒体人、主持人、公益人士、政府官员……这些本来分散的社会角色,被聚集在一起,相互激发燃起介入公共生活和社会事务的热情,并迅速成为微博空间新的意见领袖。他们占据信息高位,引发话题、设置议程,成为微博话语的“触发器”、“过滤器”及“扩音器”。

    上海交通大学舆情研究实验室就曾研究发现,2010年影响较大的74起微博舆情案例中,有近五成存在明显的意见领袖。

    “微博完成了律师江湖的连结,有了微博,就形成了一个在野的江湖。”律师斯伟江评价。与之一起活跃在上海、浙江一带的陈有西、袁裕来等同行,也凭着李庄等案在微博的发酵,站在了网络时代的聚光灯下,并发现拥有了一件制约公权力的有力武器。

    “现在法官对我接的案子都会很小心。”陈有西说,“一旦我(用微博)在全国推起来,他们吃不消的。”

    就连视微博为“掘墓人”的传统媒体,最后也不得不依靠微博宣传和发展。传统媒体人也加入了这场信息盛宴。邓飞、王克勤、罗昌平、石扉客等记者借助新媒体的力量,尝试着勾连网络与现实,随之成为舆论焦点。

    微博上有一句流传很广的话:“你的粉丝超过一万,你就好像是本杂志;超过十万,你就是一份都市报;超过一百万,你就是一份全国性报纸;超过一千万,你就是电视台,超过一亿,你就是CCTV了。”这一点,导演冯小刚就深有体会。“我终于有一份自己的报纸了。有了微博就好像有了‘冯通社’。”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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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08月10日,中央电视台,“网络名人社会责任论坛”节目录制现场。 (CFP/图)

    “另一种美好的可能”

    刘铁男事件后,罗昌平回到家乡湖南涟源,发现一百余人的小村里,居然有十余人因想要了解此事,开通了微博。

    对于1996年就已上网的专栏作家五岳散人来说,新浪微博刚诞生的两年,确实深刻改变了信息的流动方式:山西疫苗案、玉树地震、宜黄血拆、上海火灾……信息经过大V转发,会立即形成信息传播的爆发式增长点,出现“几何级放大效应”。

    而在他看来,2011年7月的动车事件,更是标志着一个网络虚拟“广场”的形成。五岳散人至今仍能清晰记得,动车事件后的许多个整夜刷屏的日子,他从现场图片、文字直播完成独立思考。他还@了好友、“微博女王”姚晨:即使司机睡着了,按照目前动车与高铁的设计,也不应该造成追尾。他还通过微博号召人们不要围观,以免阻碍救援。

    最让腾讯微博总编辑李方印象深刻的,是“自媒体”的新特性:每个节点,都是信息流动的一环。这深刻影响了信息的公开性和及时性。他清晰记得,2011年底甘肃校车事件,传统媒体一个小时后才赶到现场,而撞车后5分钟,腾讯微博的网友就已在直播。

    虚拟广场的扁平化,则让前律师李庄印象深刻。2011年以来,借由微博,他极大拓展了所能触碰的信息边界——他联系上了重庆事件中的诸多当事人,甚至找到王立军的秘书忻建威,并劝说其面对公众,陈述冤情。

    “打破信息的隔绝,每个人都是可以连接的。”如今,李庄每天都会收到几十条求助私信,远远超出重庆事件的当事人,“我就像有了一个私人电台”。

    此外,传统媒体模式的相对固化和停滞,也助推了受众对微博的需求,也完成了传统媒体看似“不可能之事”。“想寻找新的言论空间。”历史学家章立凡回忆他上微博的动机。

    几乎同一时间,网络作家慕容雪村的纪实小说《中国,少了一味药》,在出版过程中遭遇了在他看来无理的删改。自那时起,他开始上微博,要成为“自觉的批评者”。“我开始认识到,写作不能仅为此时此世,更应为了一个更宽广的世界。”

    2010年宜黄拆迁也是微博在公共事件上的作用和影响进一步形成的节点。江西宜黄县人钟如琴因遭遇强拆而自焚。她的姐姐钟如九寻求媒体帮助,被当地政府阻挠在了机场厕所。记者邓飞等人通过“微博直播”,成功使其摆脱困境,最终还让地方领导引咎辞职。

    而在《财经》杂志副主编罗昌平看来,虚拟广场上的大V,借由技术赋权,更具备了影响社会现实层面的能力。2012年12月,罗昌平连发了3条微博,实名举报时任国家能源局局长刘铁男涉嫌学历造假、官商同谋骗取贷款和包养情人。半年后,刘铁男被正式调查。

    更让罗昌平惊讶的是,刘铁男事件后,他回到家乡湖南涟源,发现一百余人的小村里,居然有十余人因想要了解此事,开通了微博。

    除了制约公权力,邓飞眼中的微博世界则更为广阔:2011年,他发起了“微博打拐”及“免费午餐计划”,学者于建嵘则发起了“随手拍解救乞讨儿童”活动,彰显出大V强大号召力的同时,也显现了网络另一种美好的可能。

    “打破信息传播的垄断壁垒,改变公共领域的话语格局,进一步实现个体权利。”对于微博所构建的新型虚拟广场,上海大学副教授李明亮这样评价。“大V处于舆论场的金字塔尖。”

    “微博大V是网络时代与时俱进的新贵。是新传媒造就出来的明星。”作家金仁顺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

    “你看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

    潘石屹微博询问PM2.5问题登上了《华尔街日报》,环保局的领导发了火:“你看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

    纵使“新贵”们正如日中天,研究者李明亮却预见了隐患:微博看似给予每一个普通人发声的机会,主导公共舆论的权力却逐渐向“大V”集中。

    2012年,香港大学曾对1.2万新浪微博用户进行研究。研究发现:为期7天的研究期里,八成的用户并未撰写原创内容——看上去,新浪微博不像城市中心广场,而更像伦敦海德公园的演讲者之角。

    在李明亮看来,“蝴蝶效应”在微博上随处可见——任何化身为大V的蝴蝶扇动一下翅膀,都可能掀起一场无法预料的风暴。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教授沈阳的研究就曾发现:一个总数不超过250人的大V群体,已成为网络热点事件消息传播的核心轴。这250人通常拥有10万以上的有效粉丝,如不能激活他们,则无法将事件推向深入。

    2011年,据人民网舆情监测室统计,2011年备选“年度20件热点事件”的33个案例中,新媒体实现议程设置、影响话题走向的比重超过传统媒体一成。

    任志强则回忆,国务院会议上领导两次点了他的名字,都是因为微博——领导们定期会看他的网上发言,一篇关于“保障性住房大跃进”的文章刚上网,第二天文章就被批示到了住建部。

    在此次打击网络“大谣”风潮中落马的薛蛮子,也曾这样彰显过作为“大V”超出互联网以外的影响力:2013年1月,李承鹏签售现场,嘉宾薛蛮子被保安挡在门外。他打开了手机,告知保安:“我是薛蛮子,我有987万粉丝,让我进去。”

    中国人民大学舆情研究所根据监测结果认为:关于公共事件的微博,一旦达到转发次数超过1万或评论数超过3000的临界阈值,就可能会从微博场域“溢出”到社会话语场域,从网络影响到现实。

    但“现实”同样在关注着正在起变化的网络。2011年下半年,因为老婆老咳嗽,潘石屹决定在微博上直播美国大使馆每日公布的PM2.5数据。一个月后,北京市环保局找上了门,“让我不要发了”。

    甚至因为潘石屹发起了投票——询问政府何时公布PM2.5国家标准,被刊登在了《华尔街日报》,环保局的领导还发了火:“你看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

    有关部门的人也曾找到任志强。讨论主题是如何利用微博,对方很明确地告诉他:“不希望把微博关掉,而认为微博应该成为被正面利用的东西。”

    以“大V”为代表的网络话语权的重新分配,很快就显现硬币的另一面,最为显著的则是政府部门对大V的管控,以及对谣言的打击。

    在此之前,作为商业利益的追逐者,新浪在官方监管与公众需求之间小心保持着平衡,并试图坚持一些温和的原则。2010年,接受媒体采访时,陈彤曾这样表示:“删帖会像捅马蜂窝一样,刺激人把信息发给别人。我们的原则是尽可能地少删。我们没理由去轻易侵犯个人舆论权。”

    新浪微博也曾在原有规则内作出努力。2010年11月,新浪推出了“微博辟谣小组”。由新浪员工具体核实消息的真实性,最多时小组有9名员工。

    但这个小组很快陷入无法承担的繁重工作中。为了核实一张怀疑老人被城管殴打的照片,小组成员前往上海,前后调查了一个礼拜,才确定其为谣言。这种高成本低效率的运作让其作用如杯水车薪。

    复杂的行政压力与现实困境下,这种平衡最终被打破了。

    大V,微博,言论,秦火火,传谣,潘石屹

    在2013年9月10日接受央视采访时,微博大V 潘石屹谴责“造谣”并赞成建立“秩序”。次日他发布微博称朋友劝他不要受访,但“来不及了,他们正在20 米处向我走来”。 (CFP/图)

    “新浪首先是一个商业公司”

    “新浪要快速实现商业化,(让他们走)未必不是个机会。”

    2011年7月,动车事故后,“外籍死者获赔两亿”等谣言在微博上流传,引发社会情绪反弹。时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刘淇为此视察新浪公司,要求其“坚决杜绝虚假信息”。

    2011年10月,时任国家互联网信息办主任的王晨在一次会议上再次要求“微博网站加强信息发布管理”。

    新浪微博不得不继续调整原有的管理原则——开发出诸多技术手段限制敏感信息的传播,并对用户设置分级管理。

    新浪微博继而推出“举报身份”功能,并首次以系统通知的方式发出“辟谣公告”。据《凤凰周刊》报道,为了满足新的监管要求,同时又不影响用户的使用体验,新浪微博开发出诸多技术手段限制敏感信息的传播,并对用户设置分级管理,有“普通用户、初级用户、敏感用户、高级用户、绿色用户、封杀用户、危险用户、冻结用户”等详细分类。

    2011年9月,新浪网新闻中心副主编谭超则在《新闻实践》杂志撰文介绍:微博辟谣小组开始实行24小时不间断地监控。小组成员利用一些技术手段,随时对转发量较高的微博进行监控,并对用户进行暂停发布、暂停关注、删除ID等处理。

    “手段都是一步步加上去的。我们的管控可以说是最全面、最科学、最柔性的——有管控又不让人知道。”一名前新浪微博员工对南方周末记者说,虽然他承认这个已经越来越难做到。

    新浪微博最重要的竞争对手腾讯微博同样有自己的方法。据腾讯公司内部人士介绍,腾讯对于微博的调控则更为精确:可以逐一控制到地区、电脑、手机、图片、视频,只发不看或者只看不发,先发后审或者先审后发。

    最终,伴随着2011年底,北京、广州等城市启动微博实名制,大V们与微博之间的蜜月期也由此结束了。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决定离开新浪微博。告别时,张鸣愤怒声明:“新浪微博的目标,就是打造一个大款和明星的欢场……错了,这样的欢场根本就没有生命力。”

    离开者并非张鸣一人。2011年底至2012年初,宋石男、连岳、贾葭、刘瑜等在新浪微博人气颇高的大V,先后离开。

    “新浪被大V绑架了。”某IT公司高管这样对南方周末记者评价,“新浪首先是一个商业公司,俗话说就是求财,大V本身不产生直接的商业价值,却在不断自我膨胀和神化。新浪要快速实现商业化,(让他们走)未必不是个机会。”

    “没有其他渠道表达,微博上负能量浓度过大。全国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像微博这样负面情绪扎堆。”新浪内部管理人员表示,“我们希望这个平台能健康发展。”

    互联网流量监测机构Alexa的数据表明,2011年新浪微博增速就已趋缓。此时。互联网业内对于新浪过度依赖大V、微博沦为新闻超市的批评也陆续出现。

    在政治上日益成熟的新浪微博管理团队,已不复当初携手大V翩翩起舞的姿态,从2010年开始,新浪即尝试采取措施,“打破大V的垄断”,确保自身安全。将开拓重点转至政府部门和官员群体,正是2010年新浪一张出色的政治牌。

    新浪内部管理人员这样解释:“不能全是边缘化的人。”

    到2012年底,入驻新浪的政务微博总数就达到了6万余个。这意味着新浪积极调整着微博的话语生态,也试图削弱着大V的话语权力。

    “大家都吐痰”

    一名新浪内部人士回忆,微博论战最激烈时,他们为少数大V扩大了拉黑名额的限制——由上千人扩大至上万人。大V内部也产生分化。“中国人似乎从未学会在一个共同的平台上讨论问题。”贺卫方说。

    在李明亮看来,大V们面临的困境不仅如此:短短4年,微博网友由0飙升至5亿,表达的便捷、自由与匿名,更形成了唾沫横飞、众声喧哗的微博场域。一个浮躁而非理性交往的空间开始占据“广场”,这是大V所需面对的难题。

    2010年7月,第一个迎来微博重创的,是一直以近乎完美的成功者形象出现的大V唐骏。方舟子和王小山多方求证后,证实唐骏获得博士学位的“西太平洋大学”是一所野鸡大学。

    这一发现让网友们大跌眼镜。接下来,方舟子在微博上发起了一系列对名人打假的质疑,李开复、刘瑜、韩寒,从“对事不对人”到对大V们私德的攻讦,微博上一时泥沙俱下。

    微博也从虚拟广场渐渐变成现实的名利场。粉丝数量是一个账号影响力的直观表现。“买卖粉丝”、“僵尸粉丝”类似的新名词诞生了。而一些商业公司也开始将广告业务投放到大V身上,花钱请他们吆喝转发。一个懂得营销自己的人甚至团队,会火速走红成为大V,大V在过度消耗中走向污名与廉价。

    2013年的央视“3·15晚会”,娱乐大V何润东的“8点20分发”事件再次将“大V”形象推向谷底。晚会播出过程中,何润东发布一条指责苹果手机的微博,结尾是一句忘记删除的“大概8点20分发”。网民认定,“大V”在这里当“托”无疑。

    大V不再单纯是影响力的代名词,开始滑向一个混杂了商业利益、私欲的和嘲笑声的集合。

    “老牌大V”王石更早就感受到这一点。2008年汶川地震,他因为号召员工捐款不要超过十元成为众矢之的。潘石屹好心,帮老朋友说了几句话,也一下子陷入了“八九十万人的骂声”。

    为了删除留言,潘石屹动员了公司推广部的同事,大概七八个人,四个人轮流值班删。混战到了最后。甚至连骂的人也累了,“我也骂累了,你也删累了,我们先一起吃饭吧,回来再接着骂……”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贺卫方未曾想,纵使他将微博视作学术私地,会面临同样的唾沫横飞。2011年4月,贺卫方在微博上发表《致重庆法律界的一封公开信》,开始了对于李庄案的讨论。不料却陷入整日被咒骂、攻击的境地。最终,经过无数次徒劳的沟通后,这位平日脾气温和的教授,在微博上拉黑了超过1500个人。

    有着相同境遇的还有学者童之伟和张鸣。前者只因在微博开展学术讨论甚至受到人身威胁,后者的反对者一度早晨8点准时开骂,下午4点结束,有着上班的节奏。而时尚界名人洪晃则把所有骂她的评论删除了——因为她的女儿会上网了。

    沈阳曾用软件对250个“意见领袖”的微博进行分析——选择了四个常用骂人词语,最终搜索出脏话微博6246条。脏话率大于千分之三点八,明显高于一般网友。语言污化继而导致肢体和语言暴力,间接催生“约架”、“方韩之战”等事件。

    据一名新浪内部人士回忆,微博论战最激烈时,无奈下,他们为少数大V扩大了拉黑名额的限制——由上千人扩大至上万人。享受这一特权的,有五岳散人,也有方舟子。

    拥有一定数量的粉丝后,罗昌平始终对手中的力量心怀警惕,这源于他曾犯的一个错误:2010年11月,上海余姚路胶州路一栋高层公寓起火,58人的死亡引发舆论狂潮。罗昌平辗转得到消息:负责起火大楼装饰的公司,其法定代表人是上海市静安区某领导妻子。他决定发布这个信息,出于谨慎,他在微博中特别注明了“传”字。

    这条信息随即被证伪,罗昌平删掉了这条微博,并表示道歉。他却发觉信息已迅速传播。很多人在转发时,还去掉了“传”字。

    五岳散人也有类似教训。2010年,因为转发了金庸去世的错误信息,他道歉两次。

    自责的罗昌平,此后给自己确定了规则:发表一条微博,务必握有证据,特别是书面证据;而转发一条微博时,也会通过电话等方式,再三求证。

    但大V们的自查自律并没有减少横飞的口水。贺卫方曾思考被骂的原因:“中国人似乎从未学会在一个共同的平台上讨论问题。”他说。

    2010年浙江乐清事件也在某种程度上印证着大V的公信力不复以往。当于建嵘一行人组织调查团,奔赴浙江调查钱云会被碾压致死事件,最后发布的调查结论,都倾向于认定钱云会并非死于谋杀。这一与公众期待严重不符的判断,遭到了猛烈抨击,大面积的观众认为,大V们被收买了。

    看了太多论战,编剧宁财神最终表示了失望。他发现一些“攻击大V私德”的作战方式,会将论战者拖进泥沼,最终纠缠不清。

    “当攻击一个人私德,那么这个人所说的常识就被卷在一块,常识也变脏了。”宁财神说,“最后论战全变为了闹剧。”

    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副教授张志安,也曾反思大V公共言说的缺陷:“太多戾气,大家都吐痰。” “公众人物是个悲剧。”媒体人杨锦麟说,“一个人自诩为意见领袖,就跟人民币通货膨胀一样,一膨胀就完了。”

    大V,微博,言论,秦火火,传谣,潘石屹

    企业家王瑛说:应该有这样一批人,不满足于做一个企业家,还愿意对中国社会特殊转型期负起一份责任;记者罗昌平则认为:用行政管制代替法治渠道,相当于在圆明园湖底铺设防渗膜。 (CFP/图)

    “那你就说造谣诽谤可耻”

    大V朋友说:“你千万不要接受采访。”潘石屹说:“来不及了,他们正在20米处向我走来。”“那你就说造谣诽谤可耻!”

    使用微博4年后,五岳散人感到疲惫了——他感到“没有办法把这种争论从网络层面引向真正的现实,这是挺可怕的事”。而面对最近的“打谣”风波,律师迟夙生甚至产生了“退V”的念头,“当个大粉丝,不就整不到我这儿了。”她开玩笑说。

    抱有相同感受的是编剧宁财神。他回忆过去两三年,微博上大密度的公共话题,多从爆发、愤怒、抗争,直至无效,“它大量透支了社会的愤怒,人民变得越来越冷漠,这对国家、个人都不是好事。”

    如今,他眼里的微博日渐扁平无力,最初热衷于参与公共事件中的人,都转向了自己的小圈子。认为是“读书人”的宁财神,也越来越不愿参与微博上的公共讨论。但他并不是放弃表达,而是选择将想法放进写作里。

    这是他最后的坚持了:“剧本要有清晰的价值表达。”宁财神尝试在着剧本《龙门镖局》里塞进一些常识,比如反对刑讯逼供,比如程序正义。

    尽管也会被观众嘲笑“说道理”,但他并不认为这样的表达是失效的,“能说说怎么做一个正直的人就可以了”。

    记者罗昌平也在持续思考。2013年3月,他曾赴英国考察社交媒体的管理新题。两年前,伦敦大骚乱后,英国政府部门曾一度认定:Twitter(推特)、Facebook(脸书)等社交媒体是煽动民众的罪魁祸首。

    然而,由英国《卫报》网站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历时一年多完成的《解读骚乱》却发现:社交媒体是承载谣言的载体,也具有驱逐谣言的反作用力。“好比癌细胞与免疫系统之间的战斗,既有癌细胞的原地扩散或多线转移,也有免疫系统的不断反扑。”

    9月的一个颁奖礼上,罗昌平重申了看法:“谣言止于透明。以行政管制代替法治渠道,相当于在圆明园湖底铺设防渗膜,毁掉了湖水的自净能力。”

    商人王瑛的态度则更加直接。她将自己的目标定为帮助企业家“克服恐惧感”。在她看来,199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成长起了一个新兴的现代企业家阶层。“现在,应该有这样一批人,不仅满足于做一个现代企业家,还愿意对中国社会这个特殊的转型期负起一份责任。”

    2012年5月,“大V”潘石屹去了一趟朝鲜,所见见闻让他感慨:打开电视,只有三个频道,一片雪花白;只有四五个版的报纸,人们都挤着脑袋看——那是他们唯一的信息源。那一周里,潘石屹总想拿出手机发微博,才发觉手机被没收了。

    潘石屹说,那一刻,他才意识到,我们每个人已经是网络的节点,完全离不开网络了。

    相信“向往社会的进步是不可逆”的潘石屹,如今仍坚持表达着观点。8月23日,他做客人民网强国论坛,以“坚守‘七条底线’”为主题与网友在线交流。在这场“命题访谈”中,潘石屹反复谈起了自己通过微博推动公共事件的例子,并反驳了主持人所说的“大V要区分专业、不跨线表达”的观点。

    “看法不对,可以不断地修正。”潘石屹说,“我是盖房子的,只能说房子的事情,别的事情不能说,这在互联网时代是不对的。”

    在2013年9月10日,潘石屹接受央视采访时似乎稍微调整了观点,他开始谴责“造谣”并赞成打击和“建立秩序”。此前两高(高检高法)刚刚出台司法解释,其中规定:“同一诽谤信息实际被转发次数达到500次以上的被认定为诽谤罪”。在采访的末尾潘石屹像在说绕口令:“如果是说你还可以转发骂别人这个东西我觉得当然你超过一定限度了,就应该受到法律制裁。”

    第二天,潘石屹发出一条微博回忆接受采访的经过,描述了一个戏剧化的场景:他给一大V的朋友打电话说:“CCTV要采访我关于司法解释的事,我很紧张。我应该怎么说呢?”朋友说:“你千万不要接受采访。”

    潘石屹的回答是:“他们正在20米处向我走来,来不及了。”

  4. 2013-07-28 07:40
    【周末茶座】“大师”的饥渴时代

    商人马云最近说啥啥火,指哪哪红。2013年7月初他去拜访的“气功大师”王林,就被媒体顺藤摸瓜,曝光于大众之下,火了。大师被“反伪科学斗士”质疑后不服气:“我用气功隔几十米都能戳死你”。我无条件支持大师戳戳看,也顺便帮啥都敢说的马云验证一下,让他超科学的好奇心有个着落。

    大师没那么好当。春秋战国和古希腊之后配称大师的,多是集大成者,思想的原创性在递减。此外所谓“大师”,若非世人谬赏,定是小丑在篡位了。季羡林和任继愈这类学者,去世后一个“国学大师”的尊称,也被人反复针砭。

    这个时代患上了大师饥渴症。真正的大师缺席,各种伪大师便争相登场。李敖自吹大师,毕竟不失风趣本色,余秋雨以大师自居,遂成民间调侃的模板。这还算品相较好的,文艺界朝野合流的“大师”职称,更让伪大师遍地走。品相最差的伪大师,便是故弄玄虚的江湖骗子。

    1980年代气功大师横行,纷纷自诩有特异功能,后来骗局揭穿,坐牢的坐牢,逃逸的逃逸。“气功大师”王林据说能空杯变水、空盆变蛇,凭这些小把戏,游刃于政商两界,大渔其利,引人浩叹。

    这是“大师”的饥渴时代。某些名流和官员,有名有权不差钱,生命智慧的缺口宛如一条巨大沟壑,等着“大师”们来填充。饥渴而盲目的迷途羔羊,自然容易被李一或王林们所引领。伪大师提供不了醍醐灌顶的智慧食粮,却善于揣摩成功人士渴求精神良药的心理,以奇技淫巧炮制可口易服的心灵鸡汤。这鸡汤或可解一时之渴,但喝多了会中毒,带领“精英”们重回巫术时代。

    “精英”们追随伪大师,付出权势和金钱,想得到各色真理;伪大师布道时便竭力逢迎“精英”,用于换取权势和金钱。这种新二人转,证明精神的庸众和伪大师正好是天生一对。精神庸众的土壤长出了伪大师,又欣然接受伪大师回过头来统治他们。以学问、道术或气功为名,他们照相、集邮、保官位、搞项目,心照不宣地实现了价值交换,在伪真理与权钱的平台相遇。彼此的精神向度看起来正相反对,实质上多是在同一个低层级的空间里滚,一方犯傻,另一方装傻。

    人当然得有好奇心,得有超越于科学的终极之问。但这些,需要有纯正的人文、科学教育来导引。如果你决定拒绝常识,最好先弄清楚常识为什么有边界。如果你真的确信人类自有限度,怎么又那么兴高采烈、心甘情愿地把人当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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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2013-07-28 07:39
    我们的工作,他们的编制?——政府机关、事业单位编外人员生存观察

    编外人员在改革开放年代僵化的人事制度松动之后出现,随着新世纪国家人事制度的“聘用制”改革而壮大,但直到今天,他们依然处于尴尬的地位,承受着体制内人员和社会人员的复杂目光。

    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一年级学生王迪,去年本科毕业时,放弃了一份“机会很好”的工作,仅仅因为他在签约时被告知,不能进入单位的正式编制。

    经过多方打听,他最终权衡:还是先读研吧,“没有编制,还是有点问题”。

    长期以来,在庞大的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中,有一个处于模糊地带的群体:编外人员。他们遍布政府机关、法院、检察院、媒体、学校等单位,以科教文卫领域的事业单位中人数为最多,在各地法院、检察院等部门也大量存在,一般负担书记员、协警、记录员和网络技术人员等所谓“辅助性”工作。

    河北省青县法院的刘建法官最近在上访,为自己讨要编制内的身份。他曾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在这个法院工作了20年,审了无数个案子,但至今都是编外人员。

    编外人员在改革开放年代僵化的人事制度松动之后出现,随着新世纪国家人事制度的“聘用制”改革而壮大,但直到今天,他们依然处于尴尬的地位,承受着体制内人员和社会人员的复杂目光。

    一方面,在就业日益困难的现实中,他们挤进了那些福利优厚、社会地位高的单位,进出高墙大院,收入稳定,无疑令人羡慕;但在单位内部,与那些生存在体制内、享受体制带来的完整福利待遇的人而言,他们又相对较难获得权力资源,政治、经济上的待遇都不及正式员工,一些人甚至有被视为“二等公民”的感觉。

    在一些单位内部,这种类似“双轨”的用工导致了同工却不同酬的状况——有的单位甚至用一份编制内员工的钱去养活三到四个编外人员。

    在一些拥有正式编制的单位管理者眼中,编外人员是“外人”,没有“编内人”忠诚、可靠。一些政府机关,在加强保密教育时,公开规定“保密要害部门的涉密岗位和保密要害部位不得使用聘用的编外人员”。

    另一方面,在一些党政机关,也有少数编外人员是通过各种关系挤进来,因编制名额之限,暂以编外身份任职。他们没有通过竞争就获得了现有的职位,也因此得不到同事、以及公众的同情。“编外人员”这一群体,因人事制度的变通性改革而诞生。而他们的命运,也将成为改革深化的指标之一。

    “我们说不定那天就流落街头了”

    赵金凤在一家医院做护士,不在事业单位的编制之内,这个问题已经困扰了她很多年。

    尽管在她的观察中,自己的工资福利与编内人基本一样,领导也没什么内外之别。干得出色的合同工一样会被尊重。“有些人说编外的人最多做到中层,不过,到了中层就可能已经有了编制,再往上发展也不是问题了。”她说。

    但是,她还是觉得没有安全感。在偶尔当着编内人的面自嘲时,她总是说:“我们说不定哪天就流落街头了。”

    一年前,一个刚来的大学生入了编制,这让赵金凤失落了很久。“我今后,就是努力工作,争取早日入编。”她说。

    赵金凤的担忧不是没有道理。“按照北京市的规定,事业编制员工退休后,除了领取养老保险,还可以比编外人员多领取200到400元不等的机制补贴。这部分由其所在的事业单位补发。”北京市某剧院负责人许洪说。“我知道他们不平衡,但也很无奈。”他说。

    在编外人员这一群体中,赵金凤算是幸运的。至少在退休之前,单位一视同仁,同工同酬。而另有一些人,则要在不公平中学会克制。在那些内外有别的事业单位里,中央电视台是最有名的一个例子。

    2003年,北京中视汇才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成立,央视将大批非台聘的编外员工转送至该公司名下,实行了劳务派遣制度。这些人被称为“企聘职工”——地位比临时性的被雇佣者高些,待遇却远低于正式员工与台聘员工。更严格地说,他们不算是央视的人,而是属于“中视汇才”。

    “一些台聘员工除了每季度有三四千元的广告提成——这可是所有人一起做节目挣来的,每月还有800元的‘精神文明奖’。过年过节,他们的餐卡里还会打入500到1000元。”在央视一个栏目任编导的王晓樵说,“我们没有这些。”

    那些负责每日在各档新闻节目前后串录广告的职位,尽管一年到头都跟播出的广告打交道,“但也拿不到广告提成,就因为我们是企聘”。她说。

    在这个话题里,她用“他们”和“我们”划开了不同的利益阵营。

    此外,央视还可以将台聘职工的外地户口落在北京,足以使部分编外人员艳羡。“绝对不平衡。想想吧,干活的、卖力的都是我们这些人。”但是,“没有办法”,她平时在单位依然会低调做人。

    “渐进式”改革路径

    在诸如博物馆、图书馆等由政府全额拨款的单位里,编外人员数量最少。而那些自收自支的单位,一方面编制名额少,另一方面有着扩张需要,就会聘用较多的编外人员。有些单位的“编外人员”甚至比正式员工还多。

    这一状况起源于上世纪80年代。计划经济时代的僵化人事编制极大束缚了机关单位的手脚,吸纳编外工作人员,用这种临时性的“应急”办法来引入新鲜血液,对于打破计划经济时代用人体制的条条框框、促进人力资源的合理流动和有效配置,起到了重要作用。

    随着改革的深入,“编制”的负面效用也在不断放大。也正因此,国家逐步地推行人事制度改革。

    2002年是个重要的节点,国务院办公厅在当年以转发人事部《关于在事业单位试行人员聘用制度的通知》的形式,确定了事业单位聘用制改革的大方向。这一方案计划用5年时间使聘用制度正常化、规范化,曾被媒体称为“继公务员制度改革之后,在人事制度领域的又一次重大突破”。

    在这次改革中,制度的设计确保了老员工的利益。通知中规定,凡工龄满25年,或连续工龄达10年,且距退休年龄不足10年的,有权向原单位要求签订至退休的终身合同。

    “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这句公众耳熟能详的话,是对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的最简单的概括。

    2003年——《关于在事业单位试行人员聘用制度的通知》颁布的次年,央视将大批非台聘的编外员工转送中视汇才,开始劳务派遣制度。“那之后进来的人,绝大部分都是‘企聘’了。”王晓樵说。“占用事业编制的,多是40岁以上的老员工。等他们都退休了,这种内外之别大概也就结束了。”许洪说。在该剧院,年龄已经成为划分是否为在编人员的最大标志。

    这些清晰地呈现出了“渐进式”的改革路径——这正是一些官员和学者口中的“中国经验”之一。

    劳动合同法的受益者?

    对于那些被排斥在体制之外的编外人员来讲,近年有两个好消息。一是劳动合同法的正式实施,二是明年将全面启动的事业单位绩效工资改革——尽管具体方案至今仍不清晰。

    2007年,在劳动合同法实施前一刻,部分地区才开始集中对各单位的编外人员统计调查。此前,一些人事局还将保持着对编外人员群体的数量、现状一无所知的状态。

    部分人事局也是从去年才开始意识到,“随着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化,事业单位编外用工的人数越来越多”,需要“维护用人单位和个人双向的合法权益”,提出“今后事业单位不得对编外使用的各类人员称呼其‘临时工’‘农民工’等不适时宜的称呼”,并要为他们补齐社保。

    编外人员显然是劳动合同法的受益者。“连续签两个三年的合同,他们就可以与企业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许洪说。鉴于事业单位对技术人才的需要,希望队伍稳定,以减少人力培养的成本,因此,为规避法律而大规模裁员的情况也并不多见。

    而劳动合同法中关于“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规定,也成为打破编制内外之别的重要一步。

    在此基础上,事业单位的绩效工资改革,也被编外人员期待为可以将编制内外的员工放入同一个制度中考评。虽然,这并不是这场改革的主要目的。

    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吴德贵在提到这一改革时也曾表示:绩效工资主要体现工作人员业绩大小,无论编内编外人员理应一视同仁,这样才能真正体现出绩效工资的初衷。从长远发展来讲,同等类型、同等岗位、同等绩效的编内与编外人员,应当享受同等水平的绩效工资。

    在一些陆续出现的非官方消息中,央视改革方案有多个版本。比如,将企聘人员直接改成台聘,取消身份之别。或者,将正式职工、台聘职工与企聘职工间的工资和福利待遇拉平。“但也没有啥真的动静。”王晓樵说,没敢抱太大的希望,甚至觉得“根本行不通”。“他们工作量或值班时长,肯定不如年轻人,到时候拿的钱比我们还少。他们能平衡吗?”

    阻力显而易见。不过,尽管央视终将如何取舍现在还是个未知数,但王晓樵已十分清楚地感到,界限的淡化是大势所趋。

    “比如节目的制片人一定是台聘以上,但是一些企聘的人也开始当上了副手。”

    而河北某市交通局的职员何磊,觉得编制内外除了待遇不同,其他区别不大。刚毕业不久的他,更相信实力。“哪有那么多的讲究啊,许多时候是凭能力说话的。”他说,领导已经开始把一些重要的活儿交给他去处理了。与年纪大他十多岁的人相比,何磊对编制没有那么敏感,甚至,他还能看出编外更有人身自由的好处来:“编内人换工作时审批比较麻烦,而非编人员合同到期自己可以轻松走人。”“其实,‘编外人员’这种提法我们已经很久不用了。现在人事局也在有意淡化‘编制’这个概念。”许洪说。

    (应被采访者要求,文中王迪、王晓樵、许洪为化名)

  6. 2013-07-28 07:38
    “编外人员”究竟是啥工? 多地编外人员暴力执法频惹冲突引关注

    湖南临武瓜农死亡、黑龙江哈尔滨商贩被打伤、河北唐山两女“交警”大街上厮打……近期频频曝出的冲突事件中,一些责任人均指向协管员等“编外人员”。据新华网7月24日报道,国家行政学院法学部教授杨小军称,“近期编外人员执法现象频发,甚至出现执法冲突行为。”

    编外人员是不是就是“临时工”?

    长期以来,在庞大的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中,有一个处于模糊地带的群体:编外人员。协管员、辅警、联防队员……这些身份虽然名称各异,但都属于“编外人员”。

    新华网报道,56岁的湖南临武县瓜农邓正加在与当地城管的冲突中不幸身亡,事件引发社会强烈关注。当地警方于7月20日对6名涉事城管实施刑事拘留,其中4人为协管员。

    临武瓜农事件未平,哈尔滨风波又起。7月18日,哈尔滨又被曝出卖西瓜的商贩被执法人员打伤事件。哈尔滨市委宣传部官方微博@哈尔滨发布7月21日称,经认真调查,已对当事协管员杨晓亮作出停职接受调查处理。

    7月8日上午9时许,唐山市百货大楼交通岗发生两名女子交通协管员相互厮打事件。该事件的视频经网友在网上发布后引发热议。

    7月15日,唐山市公安局官方微博@唐山公安网络发言人发布消息称,经查,该二人系劳务派遣公司派遣到交警从事交通协管员工作,二人因个人原因引发矛盾并当众厮打。交警支队已于次日将两名当事人退回劳务派遣公司,与其解除交通协管员劳务合同。

    而此类事件发生后,舆论也常用“临时工”来概括称呼。编外人员是否就等于“临时工”?《人民日报》2012年的报道援引中国社科院研究员石秀印的说法表示,“临时工”曾是我国计划经济体制下,区别于当时的长期固定工而言的一种用工形式,一般是指企事业单位临时聘用的短期工人,也包含事业单位、国有企业里的非在编人员。在《劳动合同法》实施后,法律意义上已无临时工、正式工之区分,只有合同期限长短之分,用人单位用工必须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不能以临时岗位为由拒签。

    前述新华网的报道中,有专家认为,当前,我国公安、城管等执法队伍中“临时工”现象凸显,其从事的工作涵盖社会管理各个方面,压力大、阻力多,工作难免有偏颇之处。

    一些协管员和辅警在接受采访时道出了心声:忧的是工作太繁杂,待遇还不高,一不小心惹了事,会出现“一人出事,行业受过”现象;怕的是即使工作尽责,有时也难免“过头”。

    为啥有这么多“编外人员”

    编外人员遍布政府机关、法院、检察院、媒体、学校等单位,以科教文卫领域的事业单位中人数为最多,在各地法院、检察院等部门也大量存在,一般负担书记员、协警、记录员和网络技术人员等所谓“辅助性”工作。这些“编外人员”都是怎么来的?

    据前述《人民日报》报道,一些机关事业单位,自身编制有限,工作量却很大,于是大量雇用临时工。中国社科院研究员石秀印说,他去过深圳市某镇的劳动所,编制只有四五个人,却要管理镇上二三十万流动人口,根本忙不过来,该所的编外工作人员多达一两百人。这也是协警、协管员等大量出现的原因。

    南方周末》2009年的报道称,“编外人员”起源于上世纪80年代。计划经济时代的僵化人事编制极大束缚了机关单位的手脚,而吸纳编外工作人员,这种临时性的“应急”办法可用来引入新鲜血液。

    编外人员执法现象为何愈演愈烈?前述新华网的报道中,专家分析认为,编外人员承担着“减少麻烦、逃避责任”的职责,除了替正式工分担些苦活、累活、脏活外,更重要的是,“招之即来,挥之即去”,如果惹事了,他们还能替领导分忧,去充当“替罪羊”。

    不过,在一些党政机关,也有少数编外人员是通过各种关系挤进来,因编制名额之限,暂以编外身份任职。他们没有通过竞争就获得了现有的职位,也因此得不到同事、以及公众的同情。

    编外队伍如何文明执法?

    据前述新华网的报道,针对近期多地编外人员暴力执法的现象,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副院长范和生等表示,一些地方在试点实施公务员聘任制,各执法部门招聘“临时工”也可效仿。

    杨小军等则认为,社会管理不是一个部门、一个单位的事,需要多部门和单位共同参与。同时,执法行为也应严格规范,对编外人员应明确执法边界,切实做到“文明执法”。

    可资借鉴的是,我国多地出台了一些管理措施对编外人员如何文明执法进行探索。

    新华网2013年6月消息称,甘肃省相关部门发文明确,在甘肃省内从事行政执法活动的人员,除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外,必须参加政府法制机构统一组织的行政执法资格考试;行政执法机关聘用的合同工、临时工,只能从事与行政执法有关的辅助工作,不得单独从事行政执法活动。

    人民日报》2012年2月报道,重庆市政府出台了《行政执法人员管理办法》,其中明确了编外人员不得申请政执法资格,行政执法资格需要是行政执法机构中在编在职、拟从事行政执法工作的人员,资格培训考试合格、年度考核在称职以上,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才能进行申请。

  7. 2013-07-28 07:36
    发改委发文支持小微企业融资 部分将免征两税

    小企业,减税,发改委,融资服务

    漫画:国务院总理李克强24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进一步公平税负,暂免征收部分小微企业增值税和营业税;研究确定促进贸易便利化推动进出口稳定发展的措施;部署改革铁路投融资体制,加快中西部和贫困地区铁路建设。 (新华社发 谢正军/图)

    7月25日,国家发改委发布《关于加强小微企业融资服务支持小微企业发展的指导意见》表示支持小微企业融资服务,提出扩大小微企业增信集合债券试点规模,确保符合条件的创业投资企业及时足额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等措施。

    《意见》明确,对于集合债券发行主体中募集资金规模小于1亿元的,可以全部用于补充公司营运资金。《意见》还表示,要简化审核程序,提高审核效率,逐步扩大中小企业集合债券发行规模,进一步完善“统一组织,统一担保,捆绑发债,分别负债”的中小企业集合债券相关制度设计。

    《意见》还提出,将从设立小微企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吸引社会资本、扩大小微企业增信集合债券试点规模、鼓励发行企业债券募集资金投向有利于小微企业发展的领域、清理规范涉及企业的基本银行服务费用等十一个方面加强小微企业融资服务。

    而此前,据中央政府官方网站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克强7月24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暂免征收部分小微企业增值税和营业税。

    会议指出,小微企业数量众多,绝大多数为民营企业,对推动经济发展、促进市场繁荣、不断扩大就业发挥着重要作用。

    为支持小微企业发展,会议决定,从2013年8月1日起,对小微企业中月销售额不超过2万元的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和营业税纳税人,暂免征收增值税和营业税,并将抓紧研究相关长效机制。

    消息称,暂免征税将使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享受与个体工商户同样的税收政策,为超过600万户小微企业带来实惠,直接关系几千万人的就业和收入。

    2011年下半年以来,一些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经营困难,效益下降,偿债能力减弱。

    以浙江为例子。据浙江在线报道,浙江高院民二庭庭长章恒筑说,2012年,全省法院共受理企业破产案件143件,同比上升85.7%,破产企业资产总额120亿余元,负债总额243亿余元,涉及企业职工1.1万余人;审结企业破产案件89件,同比上升64.8%。截至2012年底,全省受理过企业破产案件的法院已达71个。

    而据浙江省高院的数据,在2012年度新收企业破产案件,中小微企业占90%以上。

    据《新京报》报道,一家小型制造业企业的负责人王先生表示,政府对于小微企业免税的政策很及时。但他希望减税力度能够进一步加大。

    王先生表示,将此次减税的小微企业定在“月销售额不超过2万元”的范围“还是有点小”,特别是对于制造业企业来说,基本没有符合减税条件的。他希望政府未来能进一步加大对小微企业的政策力度支持,比如可以对企业进行差别化对待,按行业、企业规模不同,分类规定税率,这样才能让小微企业有更大的生存空间。

  8. 2013-07-28 07:33
    杨幂:如果我装知性,画面一定很可笑

    杨幂,演员,小时代,电影

    曾有粉丝在微博上贴了张照片:杨幂在飞机上看《小时代》。郭敬明因此找到杨幂合作电影。《小时代》的确曾影响杨幂的成长。“说起来还真有点不好意思。”杨幂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南方周末记者 季星/图)

    波浪卷、巴掌脸、美瞳、假睫毛……2013年7月18日下午两点半,杨幂优雅地坐在上海香格里拉大酒店套房的银色沙发上。她并腿微侧,身子斜靠沙发后背,整个下午一直保持着这个并不舒服,却看起来漂亮的坐姿。

    这一天,从早晨开始,她连续为两家时尚杂志拍片直到下午两点。但见到南方周末记者前,她还是花了半个小时换衣服、重新化妆。

    助理们拿着杨幂的手机嬉笑打闹。这个拥有2563万粉丝的明星随便任何一条微博的转发量都在三四千以上。

    突然间,杨幂停止哈哈大笑,换成一张冷静职业的脸,对屋里工作人员说:“我要开始接受采访了,现在你们很吵,会妨碍到我。”

    房间里瞬间安静下来。

    她可以一天安排八项行程,一直到站着也能睡着;同时是个“吃货”,能在做采访的时候,眼巴巴望着门口的外卖。

    “我小时候在班里成绩并不好,经常走神,爸妈特别担心我以后没饭吃。说真的,我甚至记不得今天早上拍了几套衣服。”她瞪大眼睛,认真地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我是个记忆力特别差的人,特别迷糊。”

    “小孩装什么大人?”

    杨幂2013年的公众曝光度,有一半来自电影《小时代》。

    2013年6月23日,在华南理工大学举办的《小时代》见面会上,南方周末记者在汹涌的人潮中做了抽样采访,九成学生是慕名来“亲眼见一见杨幂”,而非其他两位嘉宾:郭敬明和郭采洁。

    “《小时代》的确影响过我的成长,说起来还真有点不好意思。”杨幂对南方周末记者说。那时她刚拍戏不久,不认识郭敬明,但追着买了《小时代》的全套连载。

    大学时代,杨幂对《小时代》里感触最深的角色是顾里——一个雷厉风行的女富二代,而不是她自己出演的林萧。林萧动不动就哭,“太失控了”。

    “顾里好坚强,她好像没有什么事情是解决不了的。现在大家可能觉得我是个‘劳模’,其实有这个人物给我的影响。”杨幂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她也看《红楼梦》。不过那是因为2008年接拍《新红楼梦》,她重点看了晴雯的部分。在一次采访中,她非常坦诚:“《红楼梦》的台词非常不好念,一个字都不能差……有的字我真的是不认,那时候我就只能去问现场。”

    但她最喜欢的还是漫画。《火影忍者》、《妖精的尾巴》、《海贼王》,“全是热血少年型的。”杨幂的宣传总监西西说。

    有一回,她欢欣鼓舞地向团队展示自己的“大发现”:漫画里用“冰”做武器的人,造型都有点像——发型有棱有角,眼睛细长。拍戏空档,她专门在网上截图拼起来,发上微博。

    杨幂爱玩游戏。早年她“什么都玩”:红色警戒、反恐精英、仙剑奇侠传……现在她每年接10部戏,成了“空中飞人”,就在iPad上玩小游戏解馋。最常玩的“糖果粉碎”,已经打到三百多关。

    杨幂对自己从来都有清醒的认识,她不喜欢假装“知性”:“你们说的要加一点什么‘触动灵魂的东西’,什么‘知性’,如果我这样说,画面一定很可笑。慢慢来吧,小孩装大人,永远让别人觉得很可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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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提升《孤岛惊魂》的票房,杨幂的粉丝们发明了“填补空位”的办法。此后,很多电影上映前,发行方都会主动找粉丝商量,怎样提高票房。 (南方周末资料图/图)

    把我提供给大家娱乐吧

    “我一直是个慢热的人。”杨幂带着礼貌的微笑,眼神充满防备与客气。

    现在的杨幂面对公众显然有了熟练的技巧,能不说细节的地方尽量不说,对待具体事件一律回避,有几套话说熟了,到哪儿都用一样的说法。

    比如每当问及如何面对攻击与质疑的声音,她会这样表达:“好的声音我可能也听一下就不记得了,不好的声音也一样。多数时候人们不想听我回应,只是认定他们想象中的样子。那就当是下午茶时间,把自己莫名其妙的新闻提供给大家娱乐好了。”

    2010年和2011年,杨幂处于一种“无论怎样都会被黑”的阶段。“嫩牛五方脸”、“整容”、“臭脚”、“假唱”等等,从网络到报纸杂志,从不消停。

    这状况至今被杨幂团队解读为两个原因:一、走得太快太成功,接戏拍戏太拼命;二、“北京大妞”的性格过分直爽,说话没遮没拦。

    “被黑”的源头,可以追溯到2010年3月杨幂第一次上《快乐大本营》。节目组邀请杨幂作为北京电影学院校花参加节目录制,同时上台的还有两位同龄男生。

    那年杨幂24岁不到,已经连演了三部热门电视剧:李少红《新红楼梦》中演晴雯;《仙剑奇侠传3》中一人分饰两角;于正编剧的《美人心计》,她跟着林心如演女二号。网上流传“80后内地演艺圈小四大花旦”,杨幂名列其中。一时间风头无二。

    当时杨幂在台上大大咧咧地说,如果要把自己比作一种花,那就是“野花”,因为“家花不如野花香”;几次三番在台上直接嘲笑同台男生一本正经的“播音腔”,让人觉得她在故意“呛声”,让对方下不来台。

    这次节目之后,杨幂成了“稍有名气就目中无人”、“声音难听、唱歌跑调”的女艺人。

    2011年于正的《宫锁心玉》播出,这部被称为“清朝流星花园”的穿越剧,不单让杨幂更红更紫,也使她曝光于更多人眼中,成为了大众吐槽对象——“演技实在太差了”。

    对于批评。杨幂一直保持着一手信息。她经常在百度贴吧,以及“黑杨幂”的主要阵地“天涯娱乐”潜水。

    在西西看来,那些“很冲”的话没什么不妥。杨幂向来这样。如果她对化妆师说:“给我拿最好的吸油纸,不好的会划伤我的脸。”化妆师会回嘴:“你的皮肤那么粗,没关系吧。”

    “杨幂知道工作室怎么开玩笑都可以,她对我们无所顾忌。但心里开始有了一条线:熟的人和不熟的人是不一样的……尤其在公众场合,她不想让别人误会她。”西西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过去一年多里,杨幂“学乖了”。2013年7月4日,杨幂在微博上公开支持自己的圈内好友唐嫣,斥责唐嫣的劈腿前男友演员邱泽,一时被网友赞为“中国好闺蜜”。

    只填座,不包场

    在某种意义上,大银幕拯救了杨幂。

    “每个演员都想拍电影。”杨幂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当她一面“被黑”、一面越来越红的时候,电影找上了她。

    2011年7月8日,恐怖片《孤岛惊魂》在北京首映,这部投资500万的小成本电影,最终获得了9000万的票房,创下国产恐怖电影票房纪录。2012年,杨幂一年拍了九部电影,包括《画皮2》、《春娇与志明》。

    电影上映前,杨幂粉丝官网曾多次在网络召开动员会,分析怎样提高电影票房。

    “蜜蜂”详细分析了大众观影心态:一定要抓住散客心理。很多人去影院前,就有了想看的片子;但也有部分人,是先去看看再说。全部包场,虽然提升上座率,但也会造成中立观众流失——其他想看的观众也没机会看了。

    他们决定用填补空位的方法。控制每次参与观影活动的人数,太多人会乱成一锅粥。二三十左右最佳,分散在每个城市,在各个场次中填补空缺的席位,不仅节约资金成本,还能提升更多场次的上座率,影响院线排片。

    中国电影圈由此出现了一个新概念:“粉丝电影”。此后,很多电影上映前,发行方都会主动找粉丝一起商量,怎样有效提高票房。

    2013年,杨幂的宣传团队开始寻觅、也接受一些“有深度”的访谈,比如东方卫视曹可凡主持的《可凡倾听》、比如乐嘉主持的《首席夜话》。

    这些访谈中出现的杨幂是这样的:说话有条理,有基本想法,偶尔还有点小幽默。《快乐大本营》里那样“嘴里没遮没拦”的情况,再没发生。

    “我喜欢八卦,看别人的八卦,也看自己的八卦。如果大家说的是对的,那就吸取经验。”杨幂一本正经地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2013年5月10日,杨幂作客曾经“黑”她的“天涯娱乐”,此时她已有了足够坚硬的盔甲和强大的“钻石心”。

    最后,当网友问到:“有人说你臭脚的时候,你什么反应?”杨幂答道:“我到现在都不明白,脚臭的源头在哪,脚臭的点在哪?”

    (葛佳男对本文亦有贡献)

  9. 2013-07-28 07:32
    戈尔:“一把锤子,钉不完所有钉子” 专访美国前副总统

    美国副总统,环保,政治,媒体

    戈尔在书中用了11 页来讲述美国政府使用新媒体、处理国家安全和公民隐私之间存在的法律问题,当南方周末记者提到“棱镜门”事件时,戈尔坚定不移地认为:斯登诺是罪犯,他违反了美国法律。 (CFP/图)

    执法部门和市民之间总会有冲突。美国的警察机构应该在行事过程中,始终尊重司法程序、尊重公民的权利。那些违反法律的人当然应该受到惩罚,否则会导致非正义的产生。

    我相信在电视和广播主导的时代,金钱有很重要的影响,它干预了媒体发表意见的自由,严重破坏了美国的民主质量。但是网络给了个体以力量。许多人找到了新的方式来评价政府,削弱特殊利益对政策的影响。

    ——戈尔

    美国第45任副总统阿尔·戈尔(Al Gore)卸任后,不但关心环境问题,还对整容了如指掌:一位整容医生碰到过不止一个整容者,拿着自己的iPhone来找他,整容者打开Facetime,忧愁地说:你看,Facetime里我的下巴上有这么多赘肉,快帮我整一下容吧,不然怎么在Facetime上见人!这群整容者带动了一门新兴类别,在整容界被称为“Facetime面部拉皮手术”。

    这段小故事出自戈尔的新书《未来:改变全球的六大驱动力》,全书有近650页,大部分是他卸任美国副总统后的思考和总结。书中涉及美国的政治、经济、就业、新媒体和社会的关系,当然也少不了他现在的主业,环境问题。根据他的环保著作《不愿面对的真相》拍摄的纪录片2006年公映后,获得了第79届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观众对待他“就像对待摇滚明星一样”,戈尔也因为在改善全球环境与气候状况“不遗余力的努力”,获得了2007年的诺贝尔和平奖。

    戈尔自称“是一个从政治中康复的人”,在“未来”一书中,他更喜欢提出问题,而不是回答问题。就像他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对于每个问题,他很少给出肯定还是否定的答案。他说话铿锵有力,富有感染力,音调始终处于高频,回答问题几乎不假思索。广为人知的是,这位副总统与当政时期的搭档、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一样,都是演讲高手。

    写成《未来》,戈尔花了八年时间,书中所写事件截至于2012年,其中他用了一个章节共11页,来讲述美国政府使用新媒体的两面性,以及国家安全和公民隐私的问题——除了世代投资管理合伙公司主席、美国电视台Current TV主席、美国气候保护联盟创始人及主席,他同时还是苹果公司董事会成员,以及谷歌高级管理层非官方顾问。

    戈尔认为,“9·11”之后,美国政府渐渐发展成一个“监控之国”,他引用一位前国家安全局雇员的说法:“基本上所有的规则都被扔出窗外,他们会用任何理由来绕过规则暗中监视美国人”。对于政府权力机构可能会侵犯公民隐私的行为,戈尔在书中使用了两个极端案例来进行归谬。

    一个是2012年,美国最高法院裁定,警察有权对有攻击嫌疑的人进行搜身,包括搜查身体的隐秘部位,而所谓“有攻击”竟包括不付停车费或是骑自行车车把上“应该发声的车铃”失灵之类微不足道的小事。

    另一个是,现在美国公民从国外旅行返回美国,海关工作人员有权直接从他们的手提电脑或其它数字设备中提取和复制所有数字信息。私人电邮、搜索记录、个人照片等电脑文件夹里的所有东西,无需申明怀疑理由就能被拿走。戈尔认为这些手段,“是《1984》的作者乔治·奥威尔在对警察国家权力的描述中都拒绝出现的例子”,以免读者认为不可信。

    但当南方周末记者问到斯诺登事件时,这位民主党人坚定不移地给出了自己的答案:“斯诺登是罪犯,他违反了美国的法律。”当然,他也保持着政治家的圆滑:“他揭露的事件是很让人感兴趣的。对于他的所作所为,我们得等历史的评判。”

    2013年7月18日清晨,戈尔在美国中部田纳西州首府纳什维尔的办公室接受了南方周末记者电话专访。

    美国副总统,环保,政治,媒体

    2000年10月,戈尔竞选美国总统期间,参加脱口秀节目,图片是他在试图阐释一只鸡催眠的过程。那个催眠实验结果失败了,后来戈尔也在竞选中败给了小布什。现在,从副总统位置上卸任的戈尔自称是“从政治中康复的人”。 (CFP/图)

    “真相不能被掩盖”

    南方周末:你会怎么概括“未来”这本书,仅仅是一个“叫醒钟”吗?因为看起来这本书里提出的问题远远多于答案。

    戈尔:关于“未来”,我存在很多疑问,但是有很多答案现在也是可以遇见的。

    我们见证了地球公司的兴起,它把个体和每个国家前所未有地紧密连接起来,这是人类过去所达不到的,无论是对国家、地区和地方政策,还是从未来劳动力、报酬来说,都是一个暗示。

    它也在改变我们处理信息的方式,改变我们组织思想、组织事务的方式,比如大量涌现的非政府组织、公民组织;我们正在见证权力的转移,从西方到东方、从北半球到南半球、从传统的权力中心到发展中的、新兴的世界;我们也同样在见证不平等现象的扩大,人们设计很多政策,来谋求全人类福祉,但现在世界上每一个经济体和社会,都有必要深入地重新审视这些政策。

    南方周末:你在书中说,你家的养鸡场经历了美国农业机械化、自动化的过程,养鸡场扩建了,产业化、规模化加大,但所需人工并没有加大。假若正如你在书中所言,机器代劳将威胁到大量的工作岗位,造成大幅度失业,那么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戈尔:最主要的影响是全球化,或者说西方经常说的“外包”,第二才是机器人业务,或者说机械自动化的进步。智能机器很可能在很多岗位上取代人类,这也对我们现有的生产标准会是一个深刻的挑战,从而推动人类福利和福祉。我们必须寻找新的方式去增加就业机会,以及急切需求员工的领域,儿童保育、卫生保健、社区建设、环境修复。所以我们应该致力于推动全人类的福利,而不是制定那些仅仅造福于商业利益和精英的政策。在这方面我们的努力是落后的。

    南方周末:美剧《新闻编辑室》在中国也受到欢迎,第一集开场就提到了“茶党”(Tea Party)的突然崛起,你在“未来”一书中也提到,“茶党”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福克斯新闻网的鼓动,这家由默多克拥有的新闻网,甚至超越了鲍威尔的最狂野梦想——他曾提议,“全国电视网络应该受到监控,就像教科书应该时刻处于监督之下一样。”你怎么看待新闻和政治之间的关系?

    戈尔: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我在书里提到一个很宽泛的议题是,从纸媒到电视媒体的转变引起很多人关注,媒体传播的信息有很多是带有主观偏见的,传统的,个体对这样的信息往往只有服从,他们表达意见的渠道是受到限制的。但是网络媒体的兴起,在中国也是一样,让个体有了表达的自由,他们能说出自己的看法,向错误的观点发起挑战,并且大多数人能很容易明白这点,那就是真相就不能被掩盖。

    南方周末:你最近将手下的电视台Current TV卖给了半岛电视台,因此受到了美国国内的许多质疑,批评者认为,你标榜“环保”,但半岛电视台的背景却是卡塔尔皇室,他们是从天然气、石油、化石燃料上赚取丰厚利润。对这个质疑你怎么看?

    戈尔:他们建立了一个在全世界非常受人尊敬的、非常优秀的电视台。我非常高兴,他们现在能够把他们讲真话的做法带给美国。

    “网络给个体以力量”

    南方周末:作为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你怎么看待“棱镜门”事件主角、“泄密者”斯诺登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提名?你怎么评价“棱镜门”?

    戈尔:我对此没有评价。我觉得对这件事历史会给出一个更好的评价,而不是我们现在所做的评论。毫无疑问的是,充分的证据证明,斯诺登的行为违反了美国法律,违反了宪法中关于窃取大量机密信息的法律。但他揭露的事件是很让人感兴趣的。对于他的所作所为,我们得等历史的评判。

    南方周末:但你在书里谈到“9·11”后,美国政府为了保护国家安全采取了各种监听行动,似乎对政府的这种行为是持反对观点的。

    戈尔:科学和技术革命的加速,提高了小团体甚至个人的力量,总的来说对人类文明造成了广泛的影响。对于这个新的趋势,我们必须平衡我们的责任,来保护人类自由。在这方面我们要有足够的认识。

    南方周末:2011年,美国成立了特殊的军事网络战部队。你对网络袭击和网络安全的看法是什么?

    戈尔:在各国政府保护国家安全的同时,我们必须使保护隐私和信息安全的需要达到一致。这就要求各个国家,不光是中国和美国,还有和其他国家,都做出卓有成效的协商谈判。

    南方周末:2012年,美国最高法院规定,警察有权力对那些有袭击嫌疑的人搜身,而所谓的嫌疑行为包括停车不付停车费这样的小事。你对此有何评价?

    戈尔:在我看来,执法部门和市民之间总是会有冲突,关系处理得不是太好。美国的警察机构应该在行事过程中,始终尊重司法程序以及尊重公民的权利。那些违反法律的人当然应该受到惩罚,要是事情处理得不够公正,那么就会导致不好的影响,导致非正义的产生。

    南方周末:互联网空间的人类通讯遭到了大范围的窃听,这个现象可以被控制吗?

    戈尔:人们在网络上的联系会大幅度增加,智能设备之间交流的数量增长会更明显。对于政府来说,不去干涉交流的自由是很重要的。当然也有个前提,自由交流的价值是不是有害的。这对于每个国家而言都是一样的。

    南方周末:你怎么看待互联网对美国民主的影响力?

    戈尔:我相信在电视和广播主导的时代,金钱有很重要的影响,在美国,企业为了自己的利益进行的游说活动干预了(电视、广播)媒体发表意见的自由,这严重破坏了美国的民主质量。电视台都会有瓶颈,这就让那些富裕且有权力的人控制信息的流动,破坏自由传播。但网络给了个体以力量。美国正快速向网络时代前进,中国也是,我知道的消息也许已经过时了,我知道有近6亿用户定期通过微博进行交流,绝大多数的人希望能够自由交流,表达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且找到和他们志同道合的人。许多人找到了新的方式来评价政府的工作,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开始削弱特殊利益对政策的影响。

    “全世界科学家站在了 统一战线”

    南方周末:你提到一个很重要的观点:目前全球衡量经济发展的通行法则GDP,建立在不合理计算的基础上,没有考虑收入分配、资源消耗,以及不计代价的向大气、海洋、河流、土壤和生物圈排放有毒废物。美国有没有一套比GDP核算更合理的指标体系?如果你认为我们迷信的指标体系带着我们误入歧途,那应该用什么标准衡量发展?

    戈尔:是的,我们必须找到更好的方式。我们经常采用一些方便的捷径,包括数学计算,来自我安慰,并且说服自己用的是精确的测量方法。但是我们可以从积累的证据中发现,我们用来测量现实的这些标准是不精确的。美国和中国都在试验新的公式,来更好地将环境、生态、社会等因素融合到测量当中,这代表了进步。西方有一个传统的说法,一把锤子钉不完所有钉子。在经济专业,你可以说,如果你只用价格标签来衡量价值,那些不能使用价格标签的东西,就被认为是没有价值的。事实上还存在各种各样的价格标签。

    南方周末:你怎么看待奥巴马政府的环境政策?

    戈尔:他已经取得了相当的成果。他在新出台的和原有的能源计划中,都发布了减少全球变暖污染的决定。这是一个非常鼓舞人心的信号。

    南方周末:全球变暖的问题非常重要,但是似乎并没有形成“全球共识”。这是为什么?

    戈尔:我觉得这个问题在科学家群体中是达成了共识的。中国科学界、美国科学界以及世界上其他国家的科学院站在同一战线上。但在许多国家,政界不听科学界的。需要经济刺激的特殊利益集团在不断造成污染。他们经常利用信息战略来迷惑人们,阻止他们听科学家的话。现在超过70亿人都依赖碳基能源,碳基能源占了我们利用能源的85%。我们每一天就排放了大约9000万吨温室气体到大气当中。总量还在不断累积。这些数量的气体现在正在地球的大气层中捕获额外的能量,等同于每天在地表上发射40万个原子弹爆炸所释放的能量。它们还会破坏水循环,导致气温上升,使风暴、洪水、干旱更加剧烈。它伤害着地球上每个国家的人。我们必须意识到地球环境的现状,应该摒弃过去所做的幻想,摒弃那种通过加剧污染环境来谋利的做法,去为人们、孩子、家庭的利益以及我们的未来服务。

    南方周末:你如何看待中国的环境保护问题?

    戈尔:环境议题和其他的议题是一个整体。我们不能再把生态系统看成一个与社会脱离的独立事物了。因为当环境质量下降的时候,我们所有人都会受影响。因此,商业和生产活动的评估标准应该包括环境质量。

    目前中国让我受到很大的鼓舞,习近平主席和中国新一届领导层上任以后开始了一系列节能减排行动,包括使用中央机制作为《京都议定书》的核心,这通常被叫做“总量控制和排放交易”。这和公众限制污染的需要是一致的。有一个这样的机制能够有效地执行命令,对于公众健康是很有必要的。很多国家看到了中国正在做出的努力,并以澳大利亚、韩国,美国的很多州——包括加利福尼亚这个最大的州——还有斯堪的纳维亚、欧盟等为榜样,采用这个基于市场基础的方法,来减少全球变暖造成的污染。

    美国副总统,环保,政治,媒体

    2007年,戈尔因为在改善全球环境与气候状况方面“不遗余力的努力”,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但在“未来”一书中,关于环境、新媒体等话题,他更多地还是在重复问题,而非给予解答。 (CFP/图)

    “拥有最多人才的国家会 拥有更多的经济实力”

    南方周末:你在书中运用了“可持续的资本主义”这个概念,资本主义怎样实现可持续?

    戈尔:可持续的资本主义可以通过内部激励机制来实现,这是资本主义保持活力的秘诀。资本主义在创造价值方面被证明是很有力量的,因为它为人们提供激励,激发他们的创造力、活力、创新能力和生产力。如果系统中不同的参与者的激励机构彼此有冲突,资本主义就会被毁灭;如果这些激励结构能够彼此协调,那每个人都可以从中受益。

    有精确的评估价值的测量方法,这对实现资本主义可持续发展也很重要。打个比方说,现在美国对资本主义活力的评估,是没有将污染、自然资源被消耗、收入分配不均、贫富差距扩大等问题考虑在内的,因为这些对资本主义的利益实现并没有好处。如果我们正视这些社会问题,并下决心做出改革,资本主义会变成非常强大的机制,反过来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

    南方周末:你说美国在世界舞台上逐渐失去了霸主地位,新的经济力量正在崛起,美国应该怎么处理和正在崛起的国家之间的关系?

    戈尔:毫无疑问的是,十年内,中国很可能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但国际领导地位的竞争力不仅仅取决于经济实力,当然,这个竞争力也经常受到军事实力的影响。但更重要的是,竞争力还在于要考虑道德问题,即政府是否尊重公民的权利。

    南方周末:你在“过度发展”一章中提到,美国公司的发展历程给中国的民企“上了一课”。中国民企的快速发展有时是以牺牲环境、银行借贷信誉等为代价的?

    戈尔:我希望中国不要再犯西方国家以前所犯的错误。污染应该纳入经济发展的评估当中,那些自然资源的枯竭,比如地下水、地表土壤等,都应该拿去衡量一下,什么是有利的,什么是有害的。一些拥有经济、政治地位的人为了维持他们现在所拥有的优势,总想着去改变评估体系,但是对于我们这些关心未来的人来说,必须坚持价值评估是对的,坚持保持透明,让人们能够知道真相。

    南方周末:有人怀疑,中国经济奇迹能否保持下去,你怎么看?

    戈尔:我认为中国已经给世界留下深刻印象,甚至远远超出人们的期望。中国曾经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但在欧洲和美国陆续经历工业革命之后,西方国家利用新工业领域和科学领域的技术革新,开始占据了世界主导地位。互联网时代,信息在全世界得到了更加广泛的分享,我们正在经历数学上所称的“回归平均数”。简单来说,就是我们正在回归到过去的主导模式——世界上拥有最多人才的国家会拥有更多的经济实力。谁也不能预言中国的未来将会怎样。但如果中美关系依照和谐的原则继续发展的话,这对于人类整体来说都有好处。同时如果人们的才能、创造力和追求公正的欲望都得到尊重,在这样的前提下,中国的未来看起来非常光明。

    (感谢冯洁对本文提供的帮助)

  10. 2013-07-28 07:30
    “带每个人回家” 60年后,在韩志愿军遗骸重启“回家路”

    抗美援朝,韩国,志愿军,遗骸,归国,民间力量

    中国志愿军官兵向上甘岭英雄阵地“告别”。 (CFP/图)

    英雄们为国捐躯时,抱有的是“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的豪迈,而后人们则更希望他们叶落归根。

    朴槿惠提议向中方交还志愿军遗骸,希望借此向中方转达韩中应该面向未来,建立新合作关系的愿望。

    士兵是一个母亲的儿子,或者一个孩子的父亲,历史也罢,政治也罢,“都不应该阻断他们回家的路”。

    2013年6月29日上午10时,当韩国总统朴槿惠站在清华大学的讲坛上,以流利的中文引发热烈掌声之时,只有很少人知道,朴槿惠此行带来的惊喜和善意远不止如此。

    就在清华演讲前,朴槿惠突然提议,要将位于“三八线”附近墓地中的360具中国志愿军军人的遗骸送还给中方。

    尘封的往事就此揭开。抗美援朝战争中的中国志愿军牺牲者,只有少数回到故土,多数安葬于朝鲜,韩国境内亦有阵亡的将士。60年后,他们回家的路终于开启。

    近年来,民间力量不断推动着孤悬海外的英灵归国,国家层面也一直低调地进行着相关工作。

    英雄们为国捐躯时,抱有的是“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的豪迈,而后人们则更希望他们叶落归根,每一个人都能回家。

    “带每个人回家”

    360具遗骸如若成行,将是1954年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遗骸送还。目前,朝鲜半岛仍有多达13万战殁者遗骸等待挖掘,韩国从未放弃对他们的搜寻,在韩志愿军遗骸的发现也得益于此。

    2005年,韩国在京畿道加平郡北面花岳山一带,挖掘出朝鲜战争期间遗骸52具,其中22具属中国人民志愿军。这并不是韩国首次发现志愿军遗骸:1986年6月韩国京畿道杨平地区发现一具志愿军遗骸,1989年5月韩国发现19具志愿军遗骸,其时军停处仍未停止工作,遗骸均转交中方安葬于朝鲜开城烈士陵园。

    79岁的胥明超在1951年入朝参战,那时他才17岁,在朝鲜战场上他见过了太多残酷的场面。对于收殓遗体,这是最残酷的情况,死于飞机轰炸的战士,很少有完整的遗体,有的完全无法辨认。“每场战斗后,都有后方人员打扫战场,口号是每个战士不论死伤都要带回来,但事实上这做不到。”胥明超说。

    战事最为激烈的第四、五次战役,都发生在三八线以南区域。按照志愿军司令部战后通报,部队作战后撤时,对遗体进行了就地掩埋,但在战后对“敌占区”的遗体搜集难免出现遗漏。

    此后,停战前的最后一役,志愿军第20兵团发动的金城战役,部队突破了敌军战线,纵向推进至三八线以南。是役,第20兵团伤亡2.3万余人,其中亦有不少就此埋骨韩国境内。此外,除了在战斗中牺牲的人员,死于战俘营中的志愿军同样葬于异邦。

    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正式签署。次年3月,战俘遣返、战死者遗骸交接和失踪人员统计正式开展,志愿军代表团临时从志愿军各部队和北京调派人员,成立墓地注册委员会,专司大规模挖掘、搬运与掩埋死亡军事人员的工作。

    这一时期,战争双方均进入非军事区搜寻战争留下的遗体,为此志愿军62师组建了民政警察队伍。搜寻者在1∶25000的军事地图上,标明烈士牺牲地点,然后逐个搜寻,提出的口号是:不遗留每个烈士一件遗物,不丢掉每个烈士的一根头发。

    1954年9月1日,非军事区双方战死人员遗骸首次交换,中朝将200具遗骸移交美方,收回了600具遗骸。这样的遗骸交换持续近一个月,“联合国军”送还的志愿军遗体,总数超过1万具。

    1958年,志愿军撤离朝鲜,仅留下一个7人工作小组在板门店军事停战委员会负责善后,包括接收在韩国境内发现、转交的志愿军遗骸。1991年9月,军停会实际停止工作,中方应朝方要求撤回7人小组。至此,寻找、挖掘和掩埋志愿军失踪人员遗骨的工作也随之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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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8年,朝鲜人民欢送最后一批中国人民志愿军官兵回国,但是还有许多志愿军遗骸没有找到。 (CFP/图)

    改善关系的桥梁

    截至目前最权威的统计,除少数团以上干部和著名战斗英雄遗体运回国内葬在沈阳、丹东等烈士陵园外,大部分牺牲者都安葬在朝鲜。

    在朝鲜,中国政府在停战后拨出专款用于烈士陵园建设,在朝鲜建起了8处志愿军中心烈士陵园。此外,朝鲜还修建了62处志愿军墓地,建有243个烈士合葬墓,将分散在各地的大部分志愿军烈士集中安葬于这些烈士合葬墓中。

    相较而言,安葬于韩国的志愿军战士,也拥有一座陵园,而且是世界上唯一为对手修建的“敌军墓地”。

    “敌军墓地”位于板门店的韩国一侧,属于京畿道坡州市辖地。面积约6099平方米,分为第一墓区和第二墓区,其中约有遗骸1100具,东边第一墓区安葬着朝鲜人民军的遗骸,西边第二墓区则既有朝鲜人民军又有中国人民志愿军。中国志愿军的遗骸为362具,朴槿惠提议归还给中国的遗骸正是安葬在此处。

    因为朴槿惠的提议,这个“墓地”吸引了众多目光,实际上在几年前,中国旅游团就时常造访这里。朝鲜军人的墓碑上用韩文写着“北朝鲜军无名人”,而中国志愿军人的墓碑上用韩文和中文写着“中国军无名人”,据说就是为来此的中国人专门标注的。

    在1996年6月墓地开辟之初非常简陋,中朝军人遗骸仅一百多具,没有墓碑,只有一根约三尺高的木桩为记。

    一直以来,许多民间团体向韩国国防部建议:好好管理“敌军墓地”,可以起到改善与朝鲜和中国关系的桥梁。

    2012年,韩国国防部接纳意见,耗资5亿韩元整修了墓地,重新修整了道路和卫生间,大理石的墓碑替代了漆成白色的碑木,并且标注了遗骸发掘的时间和地点。墓地的正式名称也更改为“北韩-中国军墓地”。

    尽管如此,朴槿惠的善意在韩国也很突然。据韩国《中央日报》称,总统的这项提议,就连韩国外交部也只有核心负责人知道。报道认为,朴槿惠突然提议向中方交还志愿军遗骸,是希望借此向中方转达韩中应该面向未来,建立新合作关系的愿望。

    中韩之间直接移交遗骸并无先例。根据1953年的停战协定,双方都应该返还对方军人的遗骸,但志愿军遗骸都是经由朝鲜移交中方。1981年至1997年间,韩方在板门店共送还了43具中国志愿军遗骸,全是如此办理。按照惯例,这些遗骸又都会安葬在朝鲜境内的烈士陵园。此次朴槿惠的提议,使得遗体会直接从韩国运返中国。

    国家民政部向南方周末记者表示,相关的工作正在进行中,具体情况暂不便向外界透露。 

    半岛搜寻

    事实上,韩国对阵亡军人的系统性发掘开始于2000年。2005年,此项工作被确定为国家永久性项目,并于次年正式通过《国防部遗骸发掘甄别团创设法》。

    2007年,韩国正式成立国防部遗骸发掘甄别团。这是一支专门从事朝鲜战争韩军战死者遗骸发掘工作的部队,下辖企划课、发掘课、甄别课、支援课等4个课和4个发掘班。这支特殊的部队共85人,团员入伍前均具备考古学、人类学的相关知识,或是有遗物发掘的专业经验。

    截至2012年下半年,韩国共挖掘朝鲜战争战死者遗骸7009具,其中韩军6009具,联合国军13具,朝军616具,志愿军385具。

    在朝鲜半岛,坚持遗骸发掘工作的还有美国。“带每个人回家”,是美军的一项传统,美国军方专门成立了国防部战俘与战斗失踪人员事务办公室(DPMO)和美军战俘与战斗失踪人员联合调查司令部(简称JPAC)。1993年到2005年间,为在朝鲜境内挖掘美军遗骸,美国向朝鲜支付近3000万美元。

    1996年,朝鲜首次允许美方到朝鲜共同发掘美军遗骸,截至2005年,双方进行了33次联合发掘,找到229具美军士兵遗骸。当年朝核危机爆发,美国在朝鲜境内的搜寻工作被迫中止,直到5年后,美国和朝鲜再度达成协议,同意恢复搜寻在朝鲜战争中阵亡的美军士兵遗骸。

    据JPAC的统计数据,美国目前在朝鲜半岛和中朝边境仍有八千多具遗骸下落不明,数量高居历次战争之首。

    事实上,尊重个体生命,将每一具遗骸带回家,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奉行。世界各地寻找战争遗骸的故事,一直在不同的国家上演。日本政府厚生省在1974年便制定出“海外战殁者遗骨收集计划”。1975年,第一次“收骨团”赴缅,共收集遗骨10717具。1976年,第二次“收骨团”赴缅,共收集遗骨12589具。

    事实上,由于涉及外交及军事各种问题,中国政府一直行动低调。2011年,中国启动了境外烈士墓园和纪念设施国家保护工程。2013年7月4日,民政部表示,已基本完成了境外一百余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现状的调查摸底工作,修缮了朝鲜桧仓志愿军烈士陵园和巴布亚新几内亚抗战将士陵园。

    寻找老兵遗骸归国,人们更多地看到民间力量。关于韩国志愿军遗骸,民间力量也有触及。“2011年时就听说了韩国的‘敌军墓地’。”孙春龙是“老兵回家”活动的发起人。2012年,孙春龙和民政部商量缅甸老兵回家计划时,提及了接回志愿军遗骸的事。“民政部的基本态度是支持。”孙春龙没想到6月韩国主动提出了归还。

    目前,外交部和民政部均未对韩方提议有所回应。“有可能是技术问题。”孙春龙说,确认遗骸身份最确切的是DNA比对,工作量和难度都十分庞大,没有两三年难以完成。

    但对待这些国家的英雄,最高的考量应该是对人性和生命的尊重。

    孙春龙说,士兵不仅仅是士兵,他们还是一个母亲的儿子,或者一个孩子的父亲,历史也罢,政治也罢,“都不应该阻断他们回家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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