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名字，香港很多报纸都写错了。Le Clézio，根据法语姓名翻译规则，应该写作「勒克莱齐奥」，法语姓氏前面的Le应该和姓氏翻译成一体，中间不用加连接线或者中圆点，他的全名应该是让-马利•古斯塔夫•勒克莱齐奥。
　　而勒克莱齐奥，正是十五年前，我进入法国小说的引路人之一。1993年夏天，高考过后漫长的暑假，我清楚地记得读了两本书：一本是《现代汉语大词典》，另一本就是勒克莱齐奥的《梦多及其它故事》（Mondo Et Autres Histoires）——当时漓江出版社给它起了一个俗气的中文名《少年心事》。1992年，我沉迷于中学图书馆里奇怪地丰盛的日本现代小说，佐藤春夫、三岛由纪夫，然后是太宰治、安部公房，我向往他们小说中那些热衷幻想、游荡颓废的「无赖汉」形象。在离开中学图书馆的这个百无聊赖的暑假，我偶尔翻开这本《少年心事》，赫然发现里面全都是这些流浪的「无赖」。
　　Mondo，译成「梦多」真是译者金龙格的神来之笔。他流浪于巴黎街头，脏兮兮却头发「在不同的光线下变幻出不同的色彩」，不认识字却像诗人一样思考和说话。他是勒克莱齐奥之前和之后所有流浪者的少年时代，他们在文明的边缘生活却知道世界的秘密。《少年心事》里还有许多这些少年时代的流浪者、偷渡客或者部落的反叛者，他们属于一个独立的世界，和现实世界格格不入，但是他们挑战这个现实世界，和它作着不可能的搏斗，因此这些故事都笼罩着一点悲伤的色彩，因为它们也记录了现实世界是怎样戕害那个独立、纯真的世界的。
　　《少年心事》读完后借给一个画画的同学，最终遗失了，成了我的终身遗憾。后来，我在互联网上找到了《梦多》的一些片段，例如「大堤尽头一带有块水泥板。梦多最熟悉它了……它微微倾斜，表面被磨得溜光平滑。梦多盘腿坐在上面，轻声地跟它谈心。向它问候。有时，他还讲故事给它听，让它高兴高兴，因为它天长日久、一动不动地呆在儿，也许有点百无聊赖了。这时，梦多就跟它谈起旅行、轮船和大海，还有漂游于地球两极间的巨鲸。水泥板默然不语，一动不动，然而，想必它非常喜欢梦多讲的故事，否则的话，它怎么会那么平滑、温柔?」这种童话一般的诗意至今仍令人入迷，当然我现在知道这是勒克莱齐奥的一大主题：人与物齐。和世界万物说话，不就是诗人的一个天赋吗？就像李白说的「东风动百物，草木尽欲言」，诗人要倾听它们又和它们说话，然后成为它们的翻译者。
　　仍然记得《梦多》的结尾：找寻失踪的梦多的蒂琴，找到了一块梦多留下的石块，「石块上歪歪斜斜地刻着几个字：永远 热爱」。这是梦多认识的不多的几个字，可以说，也刻在了我的心里。这句话和十年后我读到的另一个流浪汉：凯鲁亚克（Jack Kerouac）的《达摩流浪者》中的一句话遥相呼应：「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令人魂飞魄荡、心向往之的两句话，早已成为我的一种信仰。
　　半年后，1994年春，我读到了勒克莱齐奥的成名作《诉讼笔录》（Le Procès-verbal）。那是23岁的勒克莱齐奥写的一个29岁的流浪者亚当•波洛的所思所行、他的「在蚁群中遇难之诉讼笔录」。亚当•波洛是一个军队的逃兵，也是拒绝服所谓文明社会之「役」的逃兵，他独自生活在海边的一间废屋里，以观察和挑衅不远处这个碌碌尘世为乐，终于有一天他「疯」了，就像「狂泉之国」里那个唯一的清醒者，向着世上所有那些真正的疯子演说真理，却被投进精神病院。我如此喜爱亚当•波洛以至于在书的扉页上绘画了我想象中的他。
　　其实，亚当•波洛是一个原初意义上的犬儒主义者——犬儒主义本意是指人应当摒弃一切世俗的事物，提倡对道德的无限追求，同时过着极简单而非物质的生活；现在，「犬儒主义」一词通常用来描述那些为了保护自我利益、达到自我目的而向恶妥协的懦弱卑劣之人，前后之意恰恰相反，而后者正是亚当•波洛、勒克莱齐奥和我所痛恨的人。
　　因为日后勒克莱齐奥的每一部小说都在向文明世界宣战。国内陆续出版了《战争》（1994）、《流浪的星星》（1998）、《金鱼》（2000），台湾出版的印数极少的《他方：勒克莱齐奥访谈录》（1997）我都第一时间读了，甚至在旧书店里买到了勒克莱齐奥的第一本中译本《沙漠的女儿》（1983）。另一个主题在这些著作中出现：第三世界、殖民地人民及其文化与殖民者文化的对抗，也许都以现实的失败告终，但在心灵意义上，前者永远是胜利者。正如勒克莱齐奥在《沙漠的女儿》前面「寄语中国读者」所写：「它描写了一位老人在信仰的激励下，在人民力量的支持下，与殖民主义灭绝人性的侵略进行了双方实力不相等的斗争，同时也描写了一位年轻姑娘在当今西方世界与不公正和贫困所进行的力量悬殊的孤立斗争。他们的斗争绝不会是无益的。」这些在八十年代的中国出版物上显得陈词滥调的话，出自勒克莱齐奥这么一个西方叛逆者的口中，配以这本文笔坚硬且诗意淋漓的小说，却如此令人信服。沙漠的女儿拉拉最终离开巴黎时尚圈回到北非的故乡，像她妈妈一样独自在海边的无花果树下生下自己的孩子，我们知道，他象征着世界更新的希望。
　　这个主题的延续和丰满直发展到今年出版的《乌拉尼亚》，这是勒克莱齐奥2006年写的长篇小说。以前孤身奋战的西方文明对抗者，由一个人发展到这里的一群人，他们是建立自己乌托邦的「坎波斯」人，他们的使者拉法埃尔与来自法国的地理学者达尼埃尔在墨西哥的山谷小镇中相遇，后者发现自己所认同的大地和星空的价值在坎波斯仍然被珍惜，虽然最后坎波斯被毁于墨西哥贪婪的开发商手下，但它的子民像蒲公英一样在世界上游荡。这部小说最为突出的是，勒克莱齐奥表露了更强烈的现实批判立场，矛头直指全球化贸易分配下第三世界人民的悲惨处境，原本丰饶的河谷被分配了草莓生产地的职能，地理学者愤怒地「说到冷冻厂的名字，河谷有一半居民都在那里工作，从摘草莓的孩子们到那些负责用塑料袋进行包装的老妇。这些工厂的名字在朗波里奥的院子里回荡，变成一种单调的控诉，它们代替了那些我不能说出的名字，土地所有者和商务代表的名字，他们的钱是从黑土地里，从孩子被草莓腐蚀到流血，腐蚀到指甲脱落的幼小的手指的疼痛中榨取的」！勒克莱齐奥的批判已经从早年的调侃、挖苦发展到大声疾呼。
　　这让我想起几年前的诺贝尔获奖者戏剧家品特，他在获奖感言里引用了聂鲁达的诗《解释一些事情》：「你们会问：你诗里的紫丁香哪儿去了？……你们会问：为什么在我的诗里／不再诉说梦、树叶／和我的国土上的巨大的火山？／你们看／鲜血满街流／你们来看一看吧／满街是血啊！」我们世界的所谓文明发展到现在，诗人的良心已经难容自己去歌唱紫丁香，因为这意味着对世界残酷的另一面视而不见。
　　那些指责诺贝尔文学奖又颁发给欧洲作家是西方中心主义的东方吃醋者，他们错了，其实从耶利内克到品特到莱辛到勒克莱齐奥，无一不是西方价值观的强烈批判者，莱辛1999年的长篇《玛拉与丹恩历险记》和勒克莱齐奥的后期小说非常相似，都是来自非洲的孩子在旧世界的废墟上寻找新世界的寓言，勒克莱齐奥更是用他全部的故事来讲述这一信念。这个信念，在资本主义文明实用主义的信赖者眼中也许只是历史进步观的反动和虚无，然而它却符合了诺贝尔文学奖最初的规定：「授予最出色的理想主义倾向的文学作品」，勒克莱齐奥的放浪、反逆和愤怒，背后实则是一种执着的理想主义精神。
　　十五年前，我们读到《诉讼笔录》最后一段说：「如果等到将来的一天，倘若对亚当或对他身上的另一个什么人没有什么好议论的话，那才叫真怪了。」现在，好议论陆续来了，虽然是针对作家勒克莱齐奥而还离流浪汉亚当很远，但仍值得我们这些达摩流浪者举酒瓶子庆贺，为了这几个字：「永远 热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