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体 登录 申请加入
一人军队的立方时空
  1. 2015-04-07 11:07
    我的老师彼得

    (原载于《读者·原创版》2015年第4期)

    大学二 年级开学的前一天晚上,我坐在没有空调电扇的闷热屋子里给新学期每节课的老师发电子邮件。邮件内容极为简单,除了标题落款,剩下的就是几句客套话,大致如 下:“XX老师您好,我叫XXX,是一名二年级学生。我很高兴这学期能选到您教的XXXX课,我期待在课堂上与您见面!”我这么做的唯一原因是我的父母多 次叮嘱我要给老师提前打个招呼,给人家留下良好的第一印象。躺在对面床上玩手机的斯丁格对我过去十五分钟在电脑前的所作所为感到好奇和困惑。

    “你们美国学生这么干么?”我问他。

    “没听说过。”

    “你说那些老师会怎么想?”我又问。

    他考虑了片刻,面无表情地说:“他们应该会直接点删除。”接着他把目光转向我,得意地笑着:“鬼才有闲工夫理这些东西呢。”

    收到新邮件的提示音响起,发信人一栏写着“彼得”。这回轮到我笑了:“鬼来啦。”

    这个彼得是戏剧系的教授,我选了他的戏剧入门,有多半理由是为了应付学校艺术类课程的要求(每个学生在大学四年之内除专业课以外必须上两门艺术类的课,作为“普通教育”标准的一部分)。他在信里是这么说的:

    “晚 上好!首先祝贺你已经从大学一年级迈进二年级,多么伟大的飞跃呀!等会,弄错了。严格来说,你此时此刻仍旧是个大一的小屁孩,因为明天才开学。噢?选我的 课你挺高兴是么?那咱们就看看两三个礼拜以后你还高不高兴。嘿——嘿——嘿(请你自行想象我在电脑前坏笑的样子)。”结尾还有一行小字:“实话告诉你吧, 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念你的名字,所以只能蒙着胡念了,你不要怪我。我是美国人,我笨。”

    我和斯丁格盯着电脑屏幕半天不知道说什么。最后他说:“这家伙有点意思。不像我化学课的老师,没开学作业已经下来了。”

    几 天之后,我在周三的课上见到彼得。他五十多岁,头发灰白,蓄着浓密的、近乎全白的络腮胡子。他算不上胖,只是有个鼓起的肚子,这肚子让他比我见过的其他教 授少了一些书本气,给他添了几分活泼。我赶着点到了教室,刚刚坐下,彼得用指头敲了敲桌子,宣布开始上课:“这是戏剧入门课,我是你们的老师。如果你是来 上编程课或者物理课的,那么我遗憾地通知你,你走错地方了。至于你的教室在哪,我也不知道。不过你也可以留下来听听,学点知识,还不用交作业和考试,多 好。”他等了几秒钟,说:“好,看来大家要么是都很聪明,全找对了地方,要么就都是……呃……求知欲强,喜欢旁听的年轻人。我们开始上课。”

    那是我上大学以来听过的最有趣、最生动的一节课。彼得迈着娴熟的步子,在讲桌和投影屏之间移动。他在这所大学里教了十几年书,入门课每年都有,但他举的例子,穿插的笑话,都是活的,因为我能感觉到他自己也体会到其中的乐趣。

    下课的时候我在教室门口等着彼得,想和他聊聊。

    “哦,给我发邮件的就是你吧。怎么样?打算后天还来呢,还是现在就去教务处把我的课去掉?”

    “当然还来,我喜欢你的课。”

    “谢谢你的喜欢。现在你来教教我吧,你的名字到底怎么念?”

    我极慢地重复把自己的名字重复了几次。他跟着我说,但都不太对劲,他自己也觉出来了,皱着眉头让我又说了几次。

    “别着急,中国学生的名字总是让美国教授们头疼。”我宽慰他。

    “我看也不公平,凭什么你说我的名字就那么容易。我得练习一阵子,我想像你的同学一样说你的名字。”

    “你以前看过戏剧演出吗?演过什么没有?”他又问我。

    “没看过什么。上学期倒是演了一次,一个朋友排演莎士比亚的《暴风雨》作为他的毕业作品,本来要演卡利班的演员生病回家了,他就问我愿不愿意替补。我脑子一热就答应了。后来结果还不错。”我回想起几个月前我那次意料之外的经历。

    “啊!卡利班!多精彩的角色!我到现在还能背上一两句这个小怪物的台词:‘在梦中,我觉得天上的云彩裂开了,显出美丽的东西就要落在我的身上;以至于,我醒了之后,哭着愿意再到梦中。’”他自我陶醉地表演起来,我倒是早把那些拗口的台词忘得一干二净了。

    晚上我一个人坐在食堂,看着校园的路灯一盏一盏亮起来,石阶小路在不远处的树林里若隐若现,弯弯曲曲地通向山下戏剧系的教学楼。我回想着白天和彼得认识的场景,越发觉得这个白胡子老头是个有意思的家伙。

    那个学期也成为了我大学生涯的重要转折点。在那之前,我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自己会对戏剧产生兴趣,而随着学期将近尾声,我发现自己每周都在期待着彼得的课,期待看他装作极认真地捋着胡子思考一个愚蠢问题的样子,期待听他用自嘲自讽的口气讲自己并不成功的演员生涯。

    逐 渐地,对我来说他在课上所教授的理论知识已经成了最不重要的部分,自己买些书啃完也是可以把那些知识学得八九不离十的。那种兴趣相投、相见恨晚的亲切和一 天一天形成的坚固友谊才是我所珍惜的。系里的排练结束之后,或者学校放寒暑假之前,我和彼得总会到附近的快餐店买些吃的,东拉西扯地聊一阵,从他对系主任 的抱怨到我对某个女孩的暗中爱慕,没有什么是我们不说的。

    期末考试卷的最后一页,彼得留了整整的一夜空白,一行小字写着:“请在此处填写对该任课老师的抱怨、谩骂,或者画一幅幽默漫画。”当时离圣诞节只有不到两周了,我写了“希望你过个快乐的圣诞,白胡子老头儿!”

    一周之后我从自己的信箱里取出试卷,翻到最后一页,看到彼得全是大写字母的批注:“我就不!你又不是我妈!还有,‘白胡子老头儿’?天啊,你们国家是怎么教育你的,这就是你给你的老师起的外号吗?太没有想象力了吧!?”

    从那天开始,直到大学毕业,我每个学期都选了彼得的课。

    大三的秋季学期,彼得花了几年时间准备的,他自编自导的话剧《战争戏剧》要在学校上演。我做了他的舞台监督,负责整个演出的指挥调度。

    这 当然是件大事,每天下午,彼得都会挺着肚子站在学校剧场的二楼,叉着腰居高临下监督布景的搭建。他暂时收起了平常的幽默,换上一张严肃、苛刻的脸。布景墙 上的假开关,道具酒瓶上的商标,花瓶里的假花种类,都必须经过他的亲自检查才能过关。要是某一处细节反复修改重做还是不入他的法眼,他就回办公室换上一身 工作服,自己上阵。布景里有一堆泡沫塑料做的假石头,彼得说颜色不到位,非要重新上色,我就陪着他折腾了一下午,把那堆假石头从一个颜色变成另一个,在我 看来简直没什么区别的颜色。他瞧我不以为然,说:“不信?你明天晚上就信了。”

    第二天晚上,所有布景,道具上的漆全干了,我们开始调试灯 光,为一周以后开演做准备。我一手举着一个假人,按照彼得的指示在舞台上移动,测试每个区域灯光的亮度和色调。控制板上的一个故障让本该十一点结束的工作 拖到了夜里一点半。彼得累极了,皱着眉头,眼镜挂在鼻头上,对我说:“总算捣鼓好了。你赶紧回去休息,我欠你一顿饭。”

    “哎,回来”我要出剧场的时候他突然把我叫住,“还没说服你呢。”

    我俩把后台的那堆石头搬到舞台上,灯光一打,重新上色的那些石头看上去果然逼真多了,作为对比,剩下没有改颜色的石头老远一看就是粗劣的道具,丝毫没有石头的厚重质感。

    “现在明白了没?一下午没白折腾吧?”他摇头晃脑地问我。

    “明白了。确实不一样。”

    他得意地捋了捋下巴上的胡须:“这些家伙们可不是白长的,小子!”

    两 天过去,正式进入彩排,前面几周一直待命的灯光、音响都加入进来,没想到这个关头又出了岔子。负责音响的学生竟然在彩排进行到一半的时候睡着了,更要命的 是他那并不十分内敛的鼾声传到了坐在前面一排彼得的耳朵里。彼得缓慢地转过身来,脸上一副冷血杀手行动前的表情,他愤怒的目光投射在那做梦的人的脸上,好 像要把皮肉都炙烤得冒烟了。

    彼得让我把他叫醒。接着他亲自把那学生领到一旁,用虽然压低了但是仍能清楚听到颤抖的声音说:“开演前只有两次 彩排让你熟悉音响指令,你居然就坐在那儿给我睡着了。这戏很无聊是么?这么多人辛苦忙活了一个多月,你觉得他们都很蠢是么?哦,我明白了,我们浪费了你宝 贵的时间,打扰了你的睡眠是么?”

    “不……不是。”另一个颤抖的声音说。

    彼得站在那里,仍旧是死死地盯着那个可怜的学生。过了好一会儿,他好像突然疲惫了,有气无力地说:“你走吧。你在这呆着也没用,什么用都没有。我不扣你学分。”

    那天晚上的彩排结束后,我到彼得的办公室里做排练报告。说到音响的问题时我俩都沉默了,互相瞪着眼。

    突然彼得笑了:“刚才差点没气死我,那家伙在我眼皮底下居然敢睡着!我应该学学中国的老师,直接给他一拳。”他攥起拳头,满脸凶相地挥舞起来。

    “玩笑归玩笑,”他平静下来,“问题还得解决。我们明天再找一个人来,不管谁来,但愿他学得快。”

    “让我试试吧。从排练开始到现在,我一直跟着,只有我对每一个细节都最熟悉。”

    他盯着我想了一会儿,说:“别中途睡着了。你要是搞砸了,我可得揍你一顿,你是国际生,我揍你学校不管。”

    两 天之后,《战争戏剧》开演。我负责给灯光信号,控制音响,在耳麦上通知后台演员们准备上台,还要和舞台旁侧的助理舞监沟通以确保所有服装道具都准备就绪。 每天晚上七点到十点我全神贯注地坐在一片漆黑的控制室里,从第一个观众入场就坐,到中场休息换布景,直到演出结束最后一个观众离场。几个小时就像几分钟一 样飞逝而去不再回来。剧场空了以后我意犹未尽地坐在原地,眼前的这个空间从寂静无声到被笑声、掌声充满,再到人去楼空,重归寂静。明天晚上的同一时刻,将 是同样的轮回,但其中的每一声笑,每一下鼓掌,每一句台词又将是绝对不同且独一无二的了。

    “一期一会呀。”我坐在那虚空似的黑暗里自言自语。

    那个学期系里的日程比往常紧,彼得的戏演完后立马就要开始把所有布景拆掉为下一场演出腾地方。我和彼得手里拿着榔头,锯子站在舞台中央有点不知所措。

    “花几个礼拜搭起来的东西,一个下午就没了。”前一天晚上的演出还在我脑海中回响。

    “这东西可不是电影,可以重放几百几千次,每一次的图像和声音都毫无差别。这东西,灯一黑,幕一落,唰地一声,就没有了,再也没有了,永远都不会有了。”他很慢很慢地捋着胡子。

    “但好在它还在我脑子里,永远都在那儿。因为我曾是它的一部分。”

    “那将是我的慰藉。”停了一会儿,他又说:“开始干活儿吧,你就想着是送别一个老朋友去远方,今后不再见面啦。”

    空荡荡的剧场里各种工具“叮咣叮咣”地响起来,像一首感伤的歌。

    在布景拆卸得差不多的时候,我们坐在舞台边上喘口气。彼得递给我一罐无糖可乐,他把肚子不再变圆变大的希望全寄托在那“无糖”两个字上。

    “问你个老掉牙的问题,小土豆(这是他给我起的外号),为什么跑这么远来上学?我听说你们国家人人可以骑着熊猫上班,多好呀。”彼得“吸溜”了一口饮料。

    “哦,那当然是希望出来增长见识,开阔眼界嘛。”我挺起腰板,装模作样地说。稍稍停顿,我又说:“这是外交辞令版的答案。还有真话版的。”

    “让外交辞令见鬼去。真话,我要听真话。”彼得简直两眼放光。

    我喝了一大口可乐,眯起眼睛,像一个有着沧桑过去的老英雄一样哑着嗓子说:“像我这样数学在梦里也没有及过格的家伙,考进个正经大学都难,一点不骗你。”

    “唉,难怪经济学家说我们美国要衰落了,瞧瞧,连你这样的残次品我们都招进来,还给奖学金。没天理了!”彼得双眉紧蹙,充满了对自己国家灰暗前景的惋惜。

    “说正经的。你们的老师真像你说的那样动不动就扇学生耳光?”彼得又问。

    “倒也没有那么夸张。不过我见过的老师都和你不一样。”我答。

    “怎么个不一样法?”

    “怎么说呢,他们无论如何也不愿意把自己和学生视为平等的人。更不用说成为朋友了。”

    到了大四毕业的前夕,我几乎天天跑到彼得办公室去,要么借书,要么就是坐下和他聊天,直到他上课或者开会。有一天,大概是四月下旬的一天,我们正聊到三周以后的毕业典礼,我向彼得抱怨学校如何不近人情,典礼下午结束,晚上七点以前就要求清空宿舍。让我们这些国际生上哪去?

    彼得忽然不说话了,阴沉着脸,嘟着嘴。过了一会儿,他慢吞吞地开口了:“有件事情我正不知道怎么跟你说呢。那个……呃……你的毕业典礼我参加不了了。”

    “你开玩笑的吧?”

    “没有,我是认真的。”

    “我能问为什么吗?”

    “我和劳拉的结婚纪念日就在下周,我们结婚二十年了,五年以前我们就开始制订计划了。而且她妈妈的生日也快到了,所以我们要开车去她们家,这周六就走。希望你不会生气。”

    “当然不会。这是值得高兴的事,祝贺你们。”我硬挤出一个微笑来。因为家里的原因,我的父母一周前刚刚取消了来美国的行程,多多少少让我有些失望。现在彼得也要走了啊。

    我俩尴尬地坐着,谁也不知道说什么。还是彼得先开的口:“要么这样,你在所有期末考试上都考个不及格,或者找个朋友打一架,这样他们就会把你留校察看,等你明年毕业的时候我肯定在那儿!”我俩都笑了。

    周六,说再见的时候到了。我们在学校附近的一家肯德基吃午饭,下午彼得就要出发。闲聊了一阵子,我们都不说话,只是默默盯着自己盘子里的炸鸡腿,气氛到底有点不一样了。回去的路上,彼得问我有没有听过一首叫“我们会再见”的老歌。我摇摇头。

    “那首歌是这样的。”他在手机上按下播放键,舒缓的旋律流转起来。

    “我们会再见/不知在何地/不知在何时/但我知道/在一个艳阳天/我们会再见”他跟着那轻柔的女声唱了起来,歌声一高一低,一重一轻搭配得恰到好处。

    在戏剧系的楼前,彼得很正式地和我握手,说:“等你毕业了,我就不再是你的老师。我们现在是朋友,很要好很要好的朋友。”

    我握紧他的手,说:“胡说什么呢,死老头儿?我一直是你的学生,你一直是我的老师。现在我终于可以这么说了,彼得,三年过去了,我依然很高兴当时选了你的课。”

    他像个初学外语的小学生一样说了一遍我的名字。

    “不错,可以得A了。”我捋着下巴上并不存在的胡须对他说。然后我们拥抱,挥手,道别。

    四月底,天气转暖,学校的小山坡上已是满眼绿色。

    毕业典礼当天,所有应届毕业生穿上学士服,戴着帽子,排着队绕学校一周。道路两旁的教授和家长们为我们欢呼鼓掌。彼得发来一条短信:“祝贺你正式毕业!我就在人群里,你抬头看看呀。”

    校长的讲话结束,四百五十二顶学士帽被抛向空中。书页合上,我的大学生涯结束了。

    我没有想到和彼得的重逢来的这么快,这么令人惊喜。那年九月,我在纽约,研究生课程刚开始一个月。彼得打来电话,说系里打算排演我去年写的话剧《熟悉的陌生人》,并邀请我作为嘉宾返校。

    彼得亲自开车去机场接我。路上他问了我很多关于纽约和研究生的问题,好像比我还兴奋。说到我的戏晚上要开演,我俩想起来半年前发生的事情,都笑了。

    毕业前两个月,我曾打算自己找演员把戏排出来。选演员那天,我和彼得在剧场里从下午六点坐到晚上九点,一共才来了三个人,而戏里的角色有五个人,别说“选”了,就是把我和彼得算进去才将将凑够人数。我直直地盯着天花板,被打傻了一样。

    “你要是想一个人静一会儿,我就让保安不锁门了。”彼得无奈地笑了笑,转身走了。我愣愣地坐到半夜才回宿舍。

    第二天早上不到七点,收到彼得的邮件:“你没有把自己吊死在我们学校剧场里吧,小土豆?那样我们还得找人把你弄下来,怪麻烦的。我知道你很受打击,但这种事情太正常了,这只不过是你将要经历的各种磨难的其中一种(相信我,我的胡子比你长)。做个厚皮土豆!”

    半年之后,我手里拿着节目单,编剧一栏写着我的名字,内页有我前几天才写好的“作者的话”。我发现自己又坐在了剧场控制室那仿佛能用手触摸到的,实体一般的黑暗里。这一次我是观众,在台下看自己写下的文字被别人表达出来,如电如梦。

    我从剧场出来的时候,桌子上摆着一个巨大的蛋糕,上面写着“祝贺演出成功!”这一切在几个月之前都几乎是不敢想象的。

    彼 得站在旁边,装出一脸的不屑:“多大的事情嘛,不就是写了个剧本排出来了嘛,有什么了不起的?我也写过好几个剧本,怎么没有人给我送蛋糕的?我要回家吃冰 激凌去了。”然后又凑过来悄悄说:“我为你骄傲。你是一个好土豆。快去吃蛋糕吧。”我向系里打听,蛋糕正是彼得的主意。

    两天以后的大清早,我要坐飞机返回纽约。彼得有课,不能送我。我们又站在了戏剧系的楼前。拥抱,挥手,道别。

    十月份,树叶已经染上淡淡一层红色,风吹过来的时候,站在高处看到漫山的树像海涛一样起伏。再过几个礼拜,就是一片深红的海了。

    我和彼得仍然经常联系。那首歌我时常想起:“我们会再见/不知在何地/不知在何时/但我知道/在一个艳阳天/我们会再见。”希望那一天不会远,老头儿。

    来自立方网
  2. 2015-02-01 00:54
    科尼岛的旋转木马

    (原载于《读者·原创版》2015年第2期)

            十月中旬的一天,空气里刚刚开始有一丝凉意。敏感于季节更替的人们换上了薄外套,但仍有一些人固执地穿着短袖,气温还得再降几度才能让他们甘心情愿承认秋天的到来。我决定不再拖延去科尼岛的计划,就坐上地铁,朝着那个位于纽约市布鲁克林区南端的狭长半岛进发。

            在人潮涌动的时报广场换乘N或Q线,终点站就是目的地。越往南走,车厢里的人越少,除了在几个靠近居民区的大站喧闹一阵,整个车厢就像是玩累了的孩子,安静下来。坐着的多是臃肿的说讲俄语的中年人,不用说,是朝被叫做“小俄罗斯”的布莱顿海滩去的。他们口中粗重的音节好像在到达对方耳朵之前就在半空硬邦邦地砸下来,摔碎在车厢地板上。再就是双休日带小孩来玩的年轻父母,他们还没有从一周的繁琐工作中恢复过来,对着车窗外楼房街道,神情多少有点呆滞,看着坐在婴儿车里的孩子兴奋地手舞足蹈,互相鼓励似地笑笑。偶尔有一两个短打扮,穿着跑鞋或推着自行车的年轻人七嘴八舌地上车,其他乘客就盯着他们看一阵,对他们的精力充沛投以艳羡。

            早上十点的科尼岛还在睡梦里听着徐徐涛声,街上的店铺餐馆都锁着门。十字路口车辆稀少,间或滚过的一两团废报纸像是行踪诡秘的小动物,在风里把昨天的新闻一蹦一跳地带向远处了。摩天轮和过山车在海滩上静止不动,这些产生尖叫和欢笑的大型钢铁娱乐设施此时此刻就像硬纸板折成的手工玩具一样。前一天晚上的灯光、吵闹一半散在海风里,还有一半被游玩的人们带回了家。码头上零星散落着钓鱼的人,他们聊天,打电话,满不在乎的样子。在那些低矮的石墩子上我看到不少贝壳,大大小小,有的碎了一角,有的干脆缺了一半,像是久远文明的残迹,这些扇形城墙内的住客早已遗失了。还有洒落着的鱼的骸骨,圆形的眼窝空空的,干干的,仿佛废弃的矿坑。

            我想我是来得太早了。

            我在海滩的木板路上走了很多个来回,后来走累了,就在休息区找了一张椅子捧着一本书坐下。大约十分钟后我睡着了,捧着的书没有和上。

            科尼岛把我叫醒了。我在迷糊之中花了好一会儿来确认自己还在原地,而不是梦游走到了另一个地方。阳光很刺眼,它虽然失去了八月初的炙烤的威力,但还是足以让人们脱个精光躺在沙滩上。飞驰的过山车上升下落,刷着彩色油漆的车身突然一闪,让人一阵目眩,接着传来一阵叫喊。木板路上人挤着人,路边的餐馆连一个站立的地方也难找, 好像永远都是这么忙碌。有一大家人坐在一间热狗店门口,他们胖瘦有致,宽细不一的身体统一晒成了暗红色,和桌上摆着的香肠没什么两样。就这样突然地,科尼岛像是在庆祝盛大节日一样,热烈、丰富地闹哄开了。成百上千的人聚集在这里,在这个狭长半岛上,他们全体像是一场仪式的祭祀,用啤酒、热狗、泳装和防晒霜把逝去不久的夏天从它逐渐冷却的坟穴里复活了。

            在木板路向东延伸的尽头,有几家冷饮店,也许是因为离热闹的人群有些远,门前的红色塑料椅子全都空着。几分钟前木板路上飓风一样的嘈杂声在这里变得像是一两只蜜蜂的嗡鸣,在人脑袋后面暗暗地响着。

            如果我没有好奇地朝刷着白油漆的房子里看一眼,我肯定就不会知道在这个过山车呼啸着从半空划过的沙滩上还会有旋转木马的一席之地。它并不像我在别处见过的许多相同设施一样是露天的,而是被四面墙包围着。在木头长椅上坐下,眼前的木马缓缓转动,同样舒缓的,我叫不出名字或者风格的音乐从中间的音箱里飘来,如同一个装着古旧时代秘密的布口袋突然打开,里面的一盏微笑和一声叹息像烟尘一样散在空中。转过身子,透过棕黄色的玻璃,远处的热闹仿佛也平静下来。房子里不断有年轻父母领着小孩进来。穿着花衣服的孩子们被抱上木马,他们踩着镫子,抓着缰绳,脸上是多么简单纯粹的快乐啊。父母站在一边,等自己的孩子转过来就举起手机给他们拍照。

            大约下午三点半的时候,进来一对身材胖大的中年夫妇。柜台前的售票员满脸惊异地看着女人——并不是她的孩子要玩,是她自己要玩!售票员皱着眉头仔细权衡,最后犹犹豫豫地打开门,让她进去了。她在转盘上走着,男人坐在我旁边,正把相机从包里取出来。

            “宝贝儿,挑一个外圈的,我给你照相!”男人说。

            “我该选哪一个呢?这么多马呢。”女人问。

            “挑一个你喜欢的!”说完这句话,男人好像突然发现了宝藏一样,他蓄着浓须的脸闪烁着兴奋,“靠右边的那个!就要那个!看见了吗?那头和其他所有的马都不一样!”他激动地说。

            直到这时我才发现,的确有一匹马与众不同。它身上披着闪亮的铠甲,奔驰的姿势也比其他马更有神采,在这些木头做成的马匹里,它显现出血肉的质感。我走近观察,它的脖子上有一个牌子,上面写着设计者和生产公司的名字。

            等到胖大女人有些费劲地上了马,转盘已经开始转动。男人绕着转盘给她拍照,不停地叫她看镜头,他足足转了有七八圈才又回到椅子上,注视着女人。他一直笑着,双腿并在一起,像个期盼惊喜的孩子,有些紧张又无比幸福地注视着女人。

            转盘放慢了速度,这时女人对男人说:“宝贝儿,再帮我照一张吧,马上就停了。”

            她来到了我们面前,一只手抓着缰绳,身体向侧面倾斜,另一只手悬在空中,男人按下了快门。

            忽然,男人转向了我,说:“你看她多美呀!”我愣住了,他眼睛里的泪水像科尼岛的海浪一样涌起来了。

            他们离开之后,我又呆了一会儿才起身,准备去海滩北面的地铁站结束我今天的行程。我走出白房子的时候,刚好有两个小孩子跑着进来。小男孩个子稍微高一点,领着小女孩的手,边跑边对她说:“一会儿你乖乖地坐下等我,我去给咱们买两张票,然后咱们就骑木马!”哥哥和妹妹吧,我想。小女孩穿着一件蓝色的短袖,在我刚刚离开的位置上坐下,穿着沙滩鞋的小脚丫前后踢着,耐心地等着。

            音乐再次响起来,两个孩子在木马上,一前一后,咯咯地笑起来。 我站着不动,突然想起来萨林杰《麦田里的守望者》的结尾段落。他们转到了我的面前,过去了,然后又转了过来,一圈接着一圈,好像永远不会停止一样。我朝他们招手,他们朝我笑。

            我走在晒热了的木板路上,白房子已经消失在身后,热闹的人群正在抓紧时间享受这一天里剩下不多的阳光。

    我一个人朝地铁站走去,嘴里不断重复着:“多美呀。”我好像在说那对夫妇,好像在说那两个孩子,又好像在说海滩上的每一个陌生人,又好像在说这一天。也有可能我说的是所有这些人和事情。

    来自立方网
  3. 2014-10-25 23:03
    纽约的新年

    (原载于《读者·原创版》2014年第11期)

            离新年还有两天,斯丁格和格鲁吉亚人一个坐飞机一个坐大巴,天上地下地来纽约与我会合。他们从树上还挂着红叶的时候就开始计划这次旅行,终于在冬季的第一次寒流刚刚过去,下一股冷风还未肆虐的空当抵达。两人来得不算早,无数游客已在一周前从世界的各个方向涌进来。每年这个时候,在纽约街头同时听到拍照时“茄子”的七种说法也不足为奇。

            斯丁格和格鲁吉亚人是我的大学好友。在大学生涯最后一年,我曾不止一次地在他们举办的派对上担任酒保。我时常在傍晚时分横穿校园潜入他们房间搭起的吧台一角,又在凌晨两点披着满天星斗回到自己床上。这是我们毕业以后第一次见面。我们坐在一起,三个人因为困倦和寒冷而紧皱的眉头慢慢舒展,那些还没有远去的事情聚在脚边,渐渐地仿佛生起一丛火,每个人都说点什么,像是给那火焰喂柴禾。

            他们本来已订好旅馆,可格鲁吉亚人看到我隔壁的房间没人住,突发奇想提议把房门捅开住上几天,省钱还方便。我的反对还没有来得及形成句子,斯丁格已经把他的开锁工具放回衣兜,那门轻轻地开了。隔壁的人已经搬走,新的住客要到下个月才来,这我清楚,但房东要是哪天心血来潮发动一次突击检查,我就得在新一年刚刚开始的某一天里流落街头了。

            斯丁格退掉了旅馆的预定,大叫起来:“兜里一下回来了将近三百美元!”格鲁吉亚人看出我不放心,给我支招:“要是房东来了,你就说我俩是迷路的游客,硬赖着你借宿一晚,所以撬开了房门。到时候我就叽里呱啦地跟他说格鲁吉亚语,斯丁格你别说话,留些胡子看着邋遢点就行。”斯丁格点点头,他对这个办法比较满意。我把这种场景想象一番,它的滑稽程度已经足以打消我的顾虑。

            我们买来啤酒、薯片,在那间空无一物的大房子里开始制定第二天的计划。全天的精华,此次旅行的重头戏自然是时报广场上(即人们通常所说的“时代广场”。这其实是一处误译。Times Square中的“Times”其实是指《纽约时报》,其总部曾设在此地)元旦倒数的“降球仪式”。午夜零点,一个将近一千斤重的大水晶球从摩天大楼的顶端徐徐降下,这个仪式已经延续超过一百年。我早向周围的人打听过,要想抢一个好位置看降球和其他演出,最迟中午十二点就要在时报广场的四十二街街口安营扎寨。我们盘算一番,决定在附近看一场八点的电影,十点钟到达广场,开始漫长的等候。

            “咱们提前两个小时去,应该没问题。”斯丁格挺有信心。

            “我们得等,”格鲁吉亚人扳着指头数,“我们得等十四个小时!”

            “管他呢,一年就这么一次。”他接着又说。

            “最好现在就睡,小心起不来。”我发出建议的时候已经夜里一点。格鲁吉亚人关灯的时候悄悄对我说:“这是我过去五年里睡得最早的一次。”

            梦里我看到那巨大的圆球突然从楼顶坠下,摔得粉碎,闪亮的碎片在空中无乱飞舞,像是下了一场晶莹剔透的雪。

            直到我们从电影院里出来,才发觉事情不妙。大多数路口已经戒严,穿深色制服的胖警察正从警车里搬出各式各样的路障。我们和周围的人一块跑起来,像躲避追捕的嫌疑犯,从一个街口狂奔到另一个街口。“早晨八点半”,这是我从一对正在互相埋怨的情侣那听来的理想到达时间。

            时报广场在其他任何时候都没有如此拥挤、热闹,如此像一个宗教集会场所而不是一个商业中心。它似乎云集了这世界上所有种族、肤色和文化背景的“朝圣者”。一个人站在那,忍不住想:这个地方究竟有什么魔力,能像一块巨型磁铁一样吸引这么多人?但他肯定没有时间细想,因为他立刻像一朵水花,落入涌动的人潮被裹挟走了。而他自己也就成了那非凡魔力的一部分。

            我们的运气不算太坏,虽然位置有些靠后,但总算是能看到那颗水晶球。它此刻正轻轻悬在高楼顶端,似乎没有任何重量,风一吹就要把它带走。

            我们三人都从来没有和这么多的人肩并肩站着等待某件事情发生的经历,而今天这种体验要绵延十多个小时。时间像是被吹来的冷风凝结住了,步子慢得让人发狂。短短一个小时后我们意识到自己严重低估了这一天的寒冷。我环视四周,所有可怜虫的处境都差不多,鼻子、两颊通红,有人嘴唇干裂两眼流泪,还有人搂在一起,互相取暖。

            时至今日,我也不能令人信服地解释后面的几个小时是怎么过去的,可事实就是如此。我们和几十万人(后来我知道那天在广场上的人接近一百万)站在一块,耳朵里甚至能听见一分一秒走过时带着冰碴的脆响。我们尽可能地大声说话以分散注意力,斯丁格负责讲他在自家农场上与牛羊搏斗的趣事,格鲁吉亚人专说他老家的烤蘑菇,黑麦面包和各式奶酪,我像一个热心的导游,向他们介绍西安和兰州的各种名胜。到最后三个人再也无话可说,却发现自己要么对牲畜习性的了解大有提高,要么对东欧饮食习惯的知识突飞猛进,要么就是对东方古国西北地区两个省会城市的风土人物了若指掌。

            天空从灰白变成微蓝变成淡粉最后变成一片黑色的轻纱盖在人们头上。周围的说话声渐渐低下去,因为张嘴的难度不断变大,人们就不愿尝试了。广场前方的舞台上已经有工作人员在调试音响,演出就要开始了。饥饿像一条细长的毒蛇咬噬着我们三人的神经,那颗巨大的球仍然轻悬在高空,底下成千上万人的苦苦巴望也不能让它提前降下一厘米。

            “我饿。”斯丁格撑不住了。让一个一百七十斤的壮小伙站在冷风里六七小时不吃饭,简直是反人类。

            “谁让你不买点吃的。”格鲁吉亚人说。

            “一根烤肠五美元,明抢也没有这样的。”斯丁格的抗辩因为饥饿显得底气不足。

            我们就要不要去路障外面吃饭展开讨论,结论是:填饱肚子要紧,况且警察也不会不讲情理,到时候商量商量,肯定会放我们进来的。

            我们拖着冻得硬邦邦的一身肉无比笨拙地翻过警戒路障,这时我看到夜色下千千万万人,有的两眼直盯舞台,虔诚地等待他们热爱的明星登台;有的在愈发浸入肌骨的寒冷里跳着自己临时编排的极不协调的暖身操;有的或站或坐地抱在一起,该死的冷风反而让他们的心贴得更加紧密。人们就这么等着,死活不愿意离开。我们三个叛徒从朝圣的队伍里溜了出来,用几乎失灵的嗅觉去寻找面包和肉。

            就在这时,一个面色冷峻的警察从街角的阴影里转出来。他像终于捕获了猎物的猎人,指着我们背后的人群说:“你们应该知道,出来就不能再进去了。”

            于是我们知道这一天是白等了。从十点开始,到现在,中间的等待算是一笔勾销了。我们找到一条没有封闭的街道,顺着街边的饭馆挨家吃过去,谁也没有说一句话,只是用牙齿、舌尖和饱嗝发泄心里的沮丧。

            路障以外那群因为迟到而不得接近广场的人群里又添了三个倒霉蛋,他们游鬼一样穿行在不宽的马路上,在纸杯里散出来的咖啡香里抱怨自己努力白费。斯丁格个子高,在前面侦察到某一条离广场更近的街道有空可钻,就挥手招呼我们过去。我和格鲁吉亚人鬼鬼祟祟地跟在后面,他想要给执勤女警献殷勤妄图让对方打开路障的努力也以失败告终。这是纽约,天寒地冻的纽约,人们直线行走,一头奔着目的地,连骑警座下的马匹也不会多看你一眼。

            接近夜里十一点的时候我们总算在离广场两条街的布莱恩特公园找到落脚点。这一次我们终于抢占了有利地形,在一处栏杆的背后扎下阵脚。斯丁格说挺好,他还能看见楼顶上的水晶球。格鲁吉亚人说不赖,踮起脚就能看到球。我必须用手撑在斯丁格的肩膀上奋力一跃才能在那个瞬间看到远处那颗闪着亮光的球状物,落地的时候才发现自己的裆部卡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此处禁止喂鸽子”。

            人们经历了一整天的严寒,此刻已经习惯,甚至在寒风里攀谈起来。斯丁格正跟旁边的一个澳大利亚女孩低声细语,关切地询问对方要不要借他的手套。两年前他骑着摩托车穿行澳洲大陆,早把澳式口音练得纯熟。那些我听来古怪滑稽的发音就像家乡的浓汤暖融融流进女孩的心里,她脸上突然亮起来,惊喜在她的眼眸间流转。我和格鲁吉亚人在一旁冷笑,四条眉毛拼成各种形状旗语一样向斯丁格发射信号。他哪顾得上。

            只有十分钟了,再过十分钟,那凝聚了几百万人目光的球就要开始下降,在短短六十秒里下落四十三米,宣告新的一年正式到来。在漫长等待即将结束的时候,我们正前方的人群里响起一声尖利的怪叫,那种女人受到惊吓或者攻击时发出的特有声响。接下来的几秒钟里轻快的脆响表明一个人的手掌准确无误地降落在另一个人的脸蛋上。

            “两个女的打起来了。瘦高个给了胖矮子一耳光。现在胖矮子抓住了对方的胳膊,准备反击。瘦高个是金发的,可惜长得不好看。”我以前没发现格鲁吉亚人有当足球解说员的天赋。

            人群开始骚动,大家不愿错过这样的热闹场面,甩开胳膊向前挤。一个家伙暗中给了格鲁吉亚人一肘子,两人恶狠狠地互相威胁,额头就快碰在一起。我横在他们中间,不断重复着“都冷静点”之类的话,然后看到格鲁吉亚人把手伸进了裤子口袋,那个家伙也叫骂得越来越响亮。

            所幸瘦高个和胖矮子的冲突没有重演。那人被几个朋友拽走,都说他喝了些酒。我正要问格鲁吉亚人他是不是准备掏刀子,忽然感觉到自己被人从背后搂住了。

            “你没事吧?你们见到那种人应该躲远点。”一个女人轻声对我说。

            我看到一张白皙的脸隐藏在深色外套的兜帽里,她低着头,眼睛被帽子遮住。她高耸鼻梁下的两片嘴唇闪着一点淡红色的光,这时候她搂住我的手放下去了。

            我没来得及说一个字,就被周围的人群挤到了一边。人们听到最前面的一个家伙喊“路障开了!”所有人都想翻过栏杆向广场进发,这时候离零点最多还有两分钟了。与我们在广场上傻站了七个小时一样让人难以相信的是,我们离栏杆不过五米远,却用了差不多十五分钟才翻过去。我前面的人跨过栏杆时正正地踢在我的鼻梁上。泪水在眼前积聚的时候我抬头向天上看,漫天焰火把整个广场照得如同白昼。

            我们三个失魂落魄地走在街上,满街的人像是逃避战火的难民到处飞奔。不同的是,这些人开心得快要发疯,好像只有爬上帝国大厦才能平复他们狂喜的心。路口的警察满脸疲惫,警察的马也没有一丝精神,只剩下一身好毛皮,亮亮地映出时报广场上的光怪陆离。
            “你们看到球落下了吗?”我问他俩。

            “没有,你呢?”格鲁吉亚人说。

            “我看到了,不过已经停了。”斯丁格打着哈欠说。

            快到地铁口时我停下来,问:“你们看到我身后的那个女人长什么样子了吗?”

            “没注意。”他们齐声回答。

            “她搂了我一下。”

            斯丁格眉毛一挑,嘴里发出“啧啧”的声音。

            “谁信呀,我就站在他旁边也没看到。准是编的。”这是格鲁吉亚人的结论。

            “你口袋里到底装没装刀子?”我问他。

            他把口袋翻出来,耸了耸肩膀,“就是吓唬吓唬他。”

     

            此时此刻,我坐在书桌前,外面是蝉鸣、烈日、蓝天和孩童嬉戏声所组成的西安的炎热下午。马路上洒水车驶过,留下一串乐曲叮咚,那是《铃儿响叮当》,这洋溢着冬日气氛的曲子让我无比怀念纽约的新年。

    来自立方网
  4. 2014-09-26 01:03
    总是走得匆忙

            早晨六点半,离闹钟响还有半个小时,我已经醒了。

            猛烈咳嗽,吃不下去东西,接着是胃疼,这些症状在夏天将尽的清早像一盏盏信号灯次第亮起,它们是要告诉我:该出发了。如果这是一种病,那么它的名字应该叫做“临行综合症”,而我肯定是个屡医不愈的病人。

            我在家里小心翼翼地走着,轻得连猫也没有惊醒。整个屋子还笼罩早晨即将消失的淡淡的阴影里,像是上了年头的画。家里的东西,一件件好像静物画里的物品,安宁沉静,明明是昨晚来不及收拾落下的残局,现在看起来却都好似精心的摆布与安排了。铁壶上的一斑锈迹,地板上轻若无物的一缕猫毛,茶几上滚着的几颗糖炒栗子,对我来说没有什么事物比它们此时此刻的平淡无奇更让人值得留恋。它们仿佛少言寡语的老友,一夜没怎么睡,早早起来为即将出发的我送别。

            窗户外面仍是一片绿色。年轻的父母上班去了,爷爷奶奶推着婴儿车,慢悠悠地走着。对那安卧车中的孩子来说,这是又一个长长的白天。由于总是躺着,蓝天和天上零星的几朵云是他们最熟悉的景象。耳边响起的阵阵蝉鸣和老人的轻缓语调是他们最早接触的音乐。这景象,这音乐,让白天显得更长了,好像远山一样绵延到目不可及的地方。他们睡着了,再醒来发现自己在帷帐一样的夜色里,一天结束了。明天的白天又是长长的。就这样,直到有一天,他们忽然感到那些白天短得就像不曾存在过一样。

            在出发的前一天我的耳朵里响起秒针“咔哒咔哒”的声音,无论附近有没有钟表。我按着清单,一项一项有序地完成各种准备、道别以及最后的放肆。时间跟着我,像是最耐心的父母,总在游乐场里空无一人将要关门时才轻声说:“我们该走啦。”我小心盘算着那些遗漏或来不及做的事情,一边是遗憾,一边是小学生忘记做作业时的惶恐。临走的时候永远是忙忙乱乱的, “一切准备就绪只待明日上路”似乎永远是一句梦话。

            至于“走”或者“出发”,总归是个过程,而不是按下按钮后的瞬间结果。去飞机场的路上,我嘀咕着:“我正在出发了。”在机场书店里翻开一本杂志,一个人写了一篇《回家的下午》。“回家的下午”,蜜一样的五个字,闪着金光,细细地淌着。我站在原地,痛饮这苦酒一样的离家的早晨。酒滑向喉咙深处,留下一道银灰色的灼痕。

            明年。明年,我又回来。

    来自立方网
  5. 2014-09-07 12:01
    回家的下午

    (原载于《读者·原创版》2014年第9期)

            列车继续向西,我的旅途已到终点。车站广场像一片被混凝土和玻璃幕墙环绕的古老集市——大包,小包,商贩,吆喝。多的是几粒眼泪,两三盏笑容。一缕香味如同笛声曲折而来,黄土遮不住嗅觉:牛肉面。心定了:总算还是个兰州人。然后是慌张,因为陌生。

            往北是铁桥,有长着牛马笨脸的黄河母亲;往南是五泉山,有小时候喂过的动物园里的矮羊。往西往东记不清,几条街,以及街上的事物。我像一个没有行李,不拿相机的外省游客,匿迹在人群中。他们说话,我听,那些音调多熟悉,但在自己的齿间唇畔找不到了。我要是和他们搭几句话,多半会换来夸奖和友善的纠正。“这个外地人还学的挺像!”这个外地人出生在这儿。

            广场附近的噪音检测台早已拆掉。那东西像一颗矮树,我是树上的一只怪鸟。每天早晨我立在上头,用四岁或五岁的眼睛环视四周。“看车车。”我这么说。时不时细着嗓子唧唧瓜瓜叫上几声。“捷达!”“桑塔纳!”

            公园里的滑梯没有了,一只大象,一只长颈鹿。滑梯被无数个幼小的屁股磨得发亮,夜晚路灯亮起,映出一片金黄,侧面画着的动物也像有了灵性,要迈起步子。小孩们玩得尽兴,大声喊叫却不回头看看妈妈。

            站在原地呆想,那噪音台子也许被做成模型,正斜躺在一个男孩的玩具箱子里;大象和长颈鹿会不会在一个下雨的深夜一声不响走进昏黄的灯光里不见了。马上又笑自己的一厢情愿。那些水泥、仪表、铁板、铆钉,早就投胎转世,成了楼板、零件或护栏。孩子们的童年记忆是它们前世的照相存念。但照片大多遗失,粉碎,寻不回来。世上的建造终要崩毁,只是砖瓦上停留的指纹、脚印、目光让人觉得可惜。

            街上到处是围栏,里面动着态度野蛮技术粗糙的手术。割开薄薄的柏油皮肤,露出土黄色的肌肉,把钢铁种在肉里。扬起的沙土像溅起的血雾,和工人的汗拌在一起,油一样流进浅浅的口袋……

            到家,倒头睡下。醒来,奶奶在包饺子。案板上有手指嵌进面团时的古老声响。我站在厨房门口,突然感到自己从未离开。

    来自立方网
  6. 2014-03-14 02:37
    咪咪

     

    1

          这一天早晨我睁开眼睛,看到我生命的沙漏几乎流尽,我要死了。

          作为一只猫,我活了将近十三年,这并不是一个值得遗憾的数字。和外头那些灰头土脸毛色暗淡在严寒酷暑里奔窜求生的同类相比,我的一生优渥绵长,从未有过冻饿之虞。

          我甚至从没生过病,除了现在。我右后腿上的瘤子越来越大,已经有些妨碍走路,我便长时间地卧在一个地方——客厅的角落,窗帘的背后,或者花盆的旁边。我感觉到稳定的、温和的疼痛像一小粒石子抛入湖中泛起的波纹一样一圈一圈朝我的全身漫开。自然的恒久法则和光阴的无私利剑仁慈地守护我,它们无法把死神挡在门外,但在它们的注视下死神得直视我的瞳仁,甚至说些庄严的词句,然后才用它枯瘦的手将我引向它的领域,而不是轻佻跋扈地挥动镰刀,玩笑似地了解一条性命。

          人们经常用羡慕的口气说起我,和我的同类们,有九条命。如果我没有记错,他们是很会给动物身上加一些荒谬无稽的传说来满足自己的。月亮上的兔子,头上长角的马,还有背上缠着蛇的乌龟之类。九条命未敢奢望,但我们在生死上的确要敏感一些:叶子上露水的形状,风的语速,鸽子飞过地上投下的影子,自己身体里的一声似乎无限遥远但又无比清晰的闷响……我就明白了。我明白的时候,我就接受了。

          我转动脖子,看到女人正从厨房走出来,她穿着一件浅蓝的薄毛衣,灰色的裤子。她坐在我身旁,静静地看着我。光阴的魔梭在她的眼角留下了疏浅的痕迹,她的注视投来,像一只沉静平和的手拨响我毛茸茸脑袋里的一组风铃。她说话了。

          “咪咪。”她叫我的名字。

     

    2

          我还记着我妈妈。我和她一样,头上有三色花纹。我和我的兄弟姐妹们出生在郊区的村子附近,在拥挤的小破窝里蹬踹撕咬,“咪呜咪呜”地大声叫喊。等到妈妈从外面回来,我们才终于能饱餐一顿。

          一天早上,我们照例在妈妈怀里打闹的时候,一个裹着头巾手提篮子的干瘪女人在窝外头来回走动。她像变戏法一样从篮子里拿出些碎肉和骨头抛过来,妈妈弓起身子试探着前进,即便她保持了我们祖先以及造物所能给予她最大限度的谨慎和警惕,那几块肉散发出来的味道还是像命运之轮纺出的魔线一般把她一步一步诱向我们不可逆转的分离。

          妈妈的齿尖刚刚陷进一块骨头,提篮子的女人手里的木棍就在地上溅起一片灰土,脆生生的一响。妈妈空旷的喉咙里回响起低吼,可对直立行走手脚并用的骄傲物种来说这不过是卑微的抗议。

          “快逮去!”女人发号施令。

          一个好像是从半空跳出来的小男孩接过篮子朝我们跑来。他也长得像他妈妈。一个一个我们被捉进篮子盖上一块花布。我探出头,看见妈妈在空空的窝旁边来回走着,她嘴里还叼着那块骨头。我们几个一致同意,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她了。

          我一点不责怪妈妈没有保护我们,她只是太饿了。

          几天以后我们坐着铁笼子摇摇晃晃来到城里,在一个吵吵嚷嚷,足有一千只猫狗的地方落下脚。来来往往的人把我们拿出笼子,摸一摸,又放回去。孩子们的哭闹或央求,大人们的断然拒绝或无奈妥协,笼子门开关和钞票易手时的细微声响在这个地方的一个小时里重复了几十上百次,形成一种旋律。阳光透过或多或少一张张彩色的纸照在我脸上,生命,我们这一身在河边林中的芜杂阴影里孕育的在古老动物的原始子宫里凝就的在饥饿满布的肮脏混乱里诞生的血肉被如此优雅体面地概括总结成几张裁切整齐面值各异的纸。还有什么理由能阻止他们戴上万灵之长的王冠呢?

          这一天的太阳带着倦意颓颓欲坠的时候,一个穿着黑白花纹裙子的年轻女人带着她的儿子来到我的笼子前。男孩蹲在我跟前,眼里带着新奇直勾勾盯着我。我也盯住他看,我把头微微斜过去,他也照做,他的两只大耳朵好像要呼扇起来。这把我逗笑了,可他并没发现。年轻女人一动不动地站着,她的目光在我和男孩之间跳转,我读到她的每一条思绪,她的犹豫和小小的担心,她的轻柔无声的自问自答。我只是耐心等待。

          她目光的钟摆在男孩的脑后停住。

          “皮,就要这一只吗?”她蹲下来问男孩。

          年轻女人领着皮皮,皮皮提着我,我坐在紫色的小笼子里,玫瑰色的余辉花瓣一样洒在街边的店铺和猫狗们的脊背上。

     

    3

          我仍然静静地卧着不动,疲劳像一阵海潮席卷了我的全身,我甚至连伸懒腰的力气都没有了。

          “咪咪,难受吗?噢,可怜的咪咪。”女人用手挠挠我的脑袋。

          我隐约听到门外的狗叫和孩子们的嬉闹声。十三年在我爪子的肉垫下缓缓流过,不出一点声音,我在想我认识的其他动物们:一只乌龟,沉默寡言的慢性子,他那深绿色带花纹的面皮上刻着恒久不变的冷淡表情;几只小鸭子,长满黄毛的短命鬼们,他们没有一个能活过两个礼拜的。

          嘟嘟。我差点忘了,我怎么能忘了,嘟嘟。

          这个黑白相间的,肉乎乎的家伙在屋子里逗留过几个月,我们还成了很好的朋友。我起初对狗没有好感,妈妈在窝里也常对我们说:“不要跟不认识的狗说话,不认识的狗给你肉你也不要吃。”但是我挺喜欢嘟嘟。

          嘟嘟是个疯子,我对狗知之甚少但对这一点深信不疑。他总在我睡得正香的时候把湿乎乎的鼻子贴在我脸上,我睁开眼睛看到他的大脑袋甩着,几颗唾沫星子正从嘴巴里飞出来。

          “还睡呢,别睡啦,起来玩呀!”他凑近我的耳朵大喊。

          他在客厅里横冲直撞,在沙发上连滚带爬,在房间的各个角落散布他的气味。男人,皮皮的爸爸,常常把他提起来想要教训一顿,但嘟嘟的漆黑如夜的两只眼睛却总能替自己博得同情。

          有一次嘟嘟把我咬疼了,我气急败坏地把他吼到一边去了。他委屈地独自卧了一天,甚至错过了晚饭。男人,女人,和皮皮都睡了以后,他悄悄地爬到我身边朝我道歉。

          “把你咬疼了。”

          “没事,我应该让着你些,我比你大嘛。”

          “我以后注意。我喜欢和你玩,有时候我想你如果也是狗就好了。我们就能生很多小狗,黑白的,带三花的,肯定好看。”

          “嘟嘟,你为什么总那么疯呢?”     

    “因为我高兴呀!”

          “你为什么高兴呢?”

          “因为我有个秘密呀!”

          “什么秘密,能告诉我吗?你要是告诉我,我就把我的午饭让给你。”

          “当然,那就是……”他歪着脑袋吐出舌头想了好一会,“那就是……哈哈我忘了哈哈哈,来玩呀,他们都睡了咱们玩呀!咱们去咬他们的鞋子呀!”他的表情恢复了平日的疯癫,一蹦一跳地走了。

          嘟嘟最后被送走了,他太疯了。临走那天他把我摇醒,向我道别。

          “我走啦。”

          “再见,嘟嘟,照顾好自己。”

          “你不想知道我为什么那么疯吗?你不想知道我的秘密吗?”

          “想啊,告诉我吧那就。”

          “我看见过人们杀牛,杀猪,杀羊,杀猫,杀狗。我们这些动物,皮厚皮薄,毛多毛少,好像都是一样东西做成的。就像你吃的猫粮,有好多种形状,但里面的夹心都差不多。用鞭子打我们,我们就会疼;用刀子戳我们,我们就会流血;把我们的肚皮剖开,我们的肠子肚子就会流出来。我一想到这件事就浑身痒痒,想乱咬乱抓。”他面无表情,像狗里的哲学家,如果狗里面有哲学家的话。

          这就是嘟嘟的秘密。我再没见过嘟嘟。

     

    4

          门响了,男人回来了。女人走过去跟他轻轻说了几句,两人在餐桌旁坐下。我腿上的瘤子又疼起来,我能闻到自己身上的一股味,我的视线有些模糊了。

          我刚到这一家最初几天是在沙发底下度过的。只有饿极的时候我才循着牛奶的味道小心翼翼地爬出来,稍微舔几口就赶紧钻回去。他们的叫声我听不懂,他们吃的东西很奇怪,睡得也太少。有一次我正在赶往沙发底下的路上,男人的一声喷嚏吓得我一个前滚翻。

          “咪咪”和“皮皮”是我最早明白的两个词。一个是我,一个是男孩,开始我还经常听混。我对他们语义的理解慢慢增加,我们也变得亲近。他们喜欢逗我,看我在地板上翻滚或者高高跃起的样子。我常常端坐在餐桌边上,歪着头一动不动盯着他们,一块鸡脖子或者一段炸带鱼总会在我眼前出现,这一招从没失灵过。

          我和他们不是没有闹矛盾的时候。女人嫌我抓坏了沙发,男人总担心我把他的瓶瓶罐罐摔得粉碎。可我们没有隔夜的仇,第二天早上我的碗里总还是会有吃的。男人有时候喝得东倒西歪回家,他俩也会吵上几句,不出两天功夫又重归于好。如果我站在另一端把这十三年一眼望穿,不错,男人和女人的争吵变少了,他们更多地坐在一块,看书或者聊天,或者静静地不说话。有那么一两次我突然感觉到,他们好像我的孩子们一样,长大了。我想长久地和他们在一起,用我的绿眸子看着他们,哪怕再没有鸡脖子和炸带鱼我也心满意足。我想告诉他们,每次他们出门旅游把我留在家里,我对那似乎是天降的自由的狂喜总是极快过去,我有足够一星期的食物和整个屋子的使用权,但那安静——缺了拖鞋与地面的摩擦、面条煮熟时的咕嘟、烟卷燃烧时的窸窣——对一只猫来说也有些太静了。

          大概从几个月前开始,我开始犯糊涂,把尿迹零零星星地散布在屋子的各个角落,而我总是在十分钟以后才反应过来,可等我再要找厕所的时候却又忘得一干二净了。

          “她老了,糊涂了。”女人带着宽容的表情说。

          有一天我又尿在地毯上,我蹲在原地怀着好奇端详自己的尿迹。我忽然想:我的妈妈哪去了?那个提着篮子的干瘪女人哪去了?嘟嘟哪去了?那个长不过男人手掌嚼不动猫粮的我自己哪去了?我好像在那黄黄的痕迹里瞥见了一切,一切的一切的一切。我从电视上听到人们宣讲上帝的神圣,崇高,与仁慈,在我看来他一点也不神圣,一点也不崇高,一点也不仁慈。他是一个藏在角落里捂着嘴偷偷笑的家伙,心怀鬼胎地盯着他的作品,他从那些垮塌的容颜衰竭的心肺粘稠的血管腐败的牙龈贫瘠的子宫剥落的指甲近盲的视线佝偻的脊柱羸弱的呼吸,和我腿上渗着脓水的瘤子里获得了莫大的快感,他紧接着想起那些蓬勃的肌肉润泽的瞳仁挺拔的筋腱丰满的乳房圆硕的大腿钢铁的脚踵烈火的注视山峦的躯干太阳的体温,他再也忍不住了,天堂荡起他的怪笑。 

         

    5

          可是,皮皮呢?皮皮怎么还没有回来?哦,皮皮要等到秋天的叶子落了冬天的雪花飘了春天的青草长了,才从很远的地方乘着第一缕热风回来。我等不着他了。

          七岁到二十岁,这是我陪伴他的时光。我的生命已经在死亡的床榻边即将沉沉睡去,而他像一只刚刚羽翼丰满的幼鹰正要振翅起飞。

          从老家坐火车来的爷爷奶奶回去了,他一个人坐在小床上哭,哭累了就把我抱在怀里。我肚子里的咕噜声像是摇篮曲,他听着听着就困了,靠在墙边睡一会儿。我也盘卧在他身旁打个盹儿,直到窗外的声音把我俩一块吵醒。他睡得迷蒙的两只小眼睛还带着一点忧伤,皮皮呀,你还有足够的时间去经历离别聚散,我也会是其中的一部分。你不要着急,大耳朵都哭红了。

          皮皮有一阵子特别喜欢画猫,他的美术本上画满了一页一页的猫。他还细心地给我讲解,哪一个是猫妈妈,哪一个是猫爸爸,他们生了几只小猫。他画的猫都是直立行走的动物,两只胳膊的一头是两个椭圆形的手掌。虽然没有手指或爪子,这些椭圆也能轻松拿起铅笔,篮球,甚至游戏机的手柄。他是不是也幻想着我肚子上有一个能拿出千奇百怪玩意的口袋呢?

          慢慢地,皮皮的耳朵显得不那么大了,他长高了些,满头粉刺让他有些尴尬地站在人群里。背着书包走在回家路上的小男孩在转角处朝我招招手,再不见了踪影。有一天他和一个女孩一块回来,假模假式地给男人和女人打电话问他们什么时候下班,得到他预想的答案后高兴得胡言乱语起来。他做贼心虚似地给我倒了满满一盆粮食,这又把我逗笑了,我朝他咧咧嘴,他也笑笑。   

          皮皮要去很远的地方,一年才能回家一次。男人、女人和皮皮都没有去过那么远的地方,谁也不知道该给箱子里装些什么,就塞几样东西,对它们的必要性展开辩论,再拿出几样东西,直到夜里两点才收拾停当。三个人围着箱子满脸疲惫地坐了二十分钟,没有一个人说了一句话。临睡前,他们的眼泪汇流在一起,淌入夜晚的每一个缝隙里。

          我经常卧在皮皮空空的书桌上向窗外看。院子里满是疯跑的小孩子,跳跃追打,和小猫小狗们没有多少区别。我一走神好像又看到皮皮了。他提着小桶和铲子,戴着米老鼠的鸭舌帽和那些小孩子们玩,他们的笑声像闪着光的金子。所有孩子都跑回家了,剩下皮皮一个,他歪着脑袋看我。

          我很想他。这时女人把我轻轻抱起来,朝书房走去。

          “咪咪,看皮皮,皮皮叫你呢!”我几乎抬不起脖子了。

          我看到了屏幕上的皮皮,他在朝我招手。他什么也没有说,我们只是静静地呆着。过了不知多久,疼痛漫山遍野袭来,我倒在了椅子上。周围事物发着光,飘乎乎的,我在女人的怀里,我感到自己轻极了。皮皮猛烈地抽咽着,他低下头,拳头砸着桌子。

          别哭,大耳朵。

          皮皮,我跟嘟嘟一样,也有个秘密,你不想知道吗?

          你和那个女孩回家的那天,你忘了关你房间的门,我就一直坐在那,看你,看你们。别紧张,你们没做什么出格的事,我也没有多少时间给男人、女人告密了。我只是细细观察那个爱揪我尾巴的男孩,看他的羞涩、紧张和诚实。他脸上的表情就像许多年前那个下午一样,我觉得他可爱极了。

     

    6

          这是我最后的时刻了。疼痛稍稍减轻,但我的脑子里已经一片空白。我感觉我的整个身体正微缩成一个发亮的小光点。

          光一点一点弱下去,疼痛已经消失得没了踪影。我浑身轻松,只是有些困了,我打算像一只货真价实的懒猫那样长长的睡一觉。一觉睡到时间也不曾踏足的地方。

          再见,男人,女人和皮皮。留下些关于我的记忆,让它们成为你微笑的理由。

          请把我埋葬在有花有草的地方。当泥土亲吻我面庞的时候,我就朝那云间的白城飞去。

    来自立方网
  7. 2014-03-01 12:37
    只有一个圈套:《第二十二条军规》书摘

    图片加载中……

    1961年出版

    约瑟夫·海勒(Joseph Heller)著

     

    1.你们都是美国军官。世界上没有其他军队的军官可以声言他们是美国军官。你们好好考虑考虑吧。

     

    2.依照这一规则,只有从未问过问题的人,方可提问。不久,参加短训班的,便只有那些从未提问过的官兵。终于,短训班彻底解散,原因是,克莱文杰、下士和科恩中校三人取得一致看法,培训那些从不质疑的人,既不可取,亦绝无必要。

     

    3.你每次执行飞行任务,死神与你便是近在咫尺。到了你这般年纪,你还能长多少岁?半分钟以前,你还在上中学,一只解了扣子的奶罩便是你心中的伊甸园。仅五分之一秒以前,你还是个小孩,过一个是星期的暑假,尽管似十万年一般长,却仍旧去得匆匆。嗖!飞逝而过。

     

    4.这其中只有一个圈套,那便是第二十二条军规。军规规定,凡在面对迫在眉睫的、实实在在的危险时,对自身的安危所表现出的关切,是大脑的理性活动过程。奥尔是疯了,可以获准停止飞行。他必须做的事,就是提出要求,然而,一旦他提出要求,他便不再是疯子,必须继续执行飞行任务。如果奥尔继续执行飞行任务,他便是疯子,但假如他就此停止飞行,那说明他神志完全正常,那么他就必须去执行飞行任务。假如他执行飞行任务,他便是疯子,所以就不必去飞行;但如果他不想去飞行,那么他就不是疯子,于是便不得不去。第二十二条军规这一条款,实在是再简洁不过,约塞连深受感动,于是,很肃然地吹了声口哨。

     

    5.亨格利·乔是很神经质的,长得极瘦削,一副可怜相,脸色憔悴泛黄,两侧黑黢黢的太阳穴上,一根根抽搐着的青筋,似被切成若干的蛇段,在皮下蠕动。那张脸瘦得两颊凹陷,透着孤独凄凉,因久虑而显得阴沉,全无了光泽,恰似一座废弃的矿工城。

     

    6.女人于他,是人间奇迹,美丽动人,令人赏心悦目,心醉神迷;是取乐的工具,威力之巨实在难以估量,欲望之强令人无法招架,造就的又是这般精美,不足道的卑劣男人是没资格享用的。

     

    7.这些道德准则中,有一条即是,只要实际情况允许,无论要价多少,也算不得是罪孽。

     

    8.锦旗不代表金钱,也不代表等级特权。它们就跟奥林匹克运动会奖章和网球赛奖杯一样,仅仅表明获奖者做了一桩于谁都无甚益处的事情,只不过比任何别的人都做得出色罢了。

     

    9.有些人是天生的庸才,有些人则是后天努力后才显出庸碌无能的,再有些人却是被迫平庸地过活的。

     

    10.重要的是要让他们不停地宣誓,至于他们是否心诚,这无关紧要。正因为如此,他们也让小孩子们宣誓效忠,尽管孩子们连什么是“宣誓”和“效忠”都还一窍不通。

     

    11.敌人,就是让你去送死的人,不管他站的是哪一边。

     

    12.你要知道,凡是碰上该让我们感到羞耻的事,我们反倒要自吹自擂——这或许是解决问题的办法。这是一门诀窍,好像从来就不会出什么差错似的。

     

    13.约塞连一边走一边在头脑中想象着那两个女人身上穿的内衣的样子:她们的内衣可能是墨黑色或者是发乳光的柔和的深粉红色,紧紧地贴在她们那显示出女性特征的柔软部位上,轻如薄纱,柔软滑亮,边缘处缀满了花边,上面散发着娇嫩的肌肤透溢出的撩拨人的香气;香味扑鼻的洗浴盐化成了一个越变越大的云团,从她们那蓝白色的乳房上升腾而起。

     

    14.他们虽然在医院里还无法支配死神,但却肯定可以让她乖乖听话,他们教她举止得体。他们虽不能把死神挡在医院之外,但当她进来时,她得像位贵夫人一样温文尔雅。

     

    15.他们没有像克莱文杰那样神奇地逃入一片云层。他们没有被炸成血乎乎的肉块。他们没有被淹死,没有遭到雷击,没有被机器轧得血肉模糊或在山崩中被砸得粉身碎骨。他们没有在拦路抢劫中被击毙,没有在强奸中被扼死,没有在酒吧里被捅死,没有被父母和孩子用斧头劈死,或遭上帝的某个天条的惩罚而一命呜呼。没有人窒息而死。人们因流血过多在手术室里像绅士一般死去,或者在氧气帐里断了气而未吭一声。完全没有医院外边流行的那种“这会儿你见到我过会儿就见不到我”的变戏法似的事情,也没有“这会儿我还在过会儿就完蛋”那种事情。这里没有饥荒或洪水。孩子们不会闷死在摇篮里或冰箱里,也不会跌倒在卡车轮下。没有人被活活打死。没有人把他们的脑袋伸进还开着煤气的烤箱里,或跳到疾驰的地铁列车前方,或像大铅锤似的带着呼呼声从旅馆窗户里骤然跌落,以每秒三十二英尺的加速度垂直向下,最后令人胆寒地扑通一声,像只装满草莓冰激凌的羊驼呢口袋摔在人行道上,鲜血淋淋,粉红色的脚趾还在抽动,令人恶心地死于众目睽睽之下。

     

    16.上帝没有什么特别神秘的地方。他根本没在工作。他在玩。要不就是他把我们全忘了。那就是你们这些人所说的上帝——一个土佬儿,一个笨手笨脚、笨头笨脑、自命不凡、粗野愚昧的乡巴佬。天啊,你对一个把像粘痰和龋齿这样的现象都必须包含在它神圣的造物体系之中的上帝能有多少尊敬呢?当他剥夺了老年人的大小便自控能力时,他那扭曲、邪恶、肮脏的大脑里究竟是怎么想的?他到底为什么要创造出疼痛来?

     

    17.国家是什么?国家是四周用界线围着的一块土地。通常是非自然的。英国人为英国而死,美国人为美国人而死,德国人为德国而死,俄国人为俄国而死。现在有五六十个国家在打这场战争。当然,这么多国家不可能都值得人们为了它们去死。

     

    18.“这是你犯下的一项严重罪行,神父,”少校说。

          “什么罪行?”

           “我们还不知道,”上校说,“但我们会调查出来的。而且我们确信,你的罪行是非常严重的。”

     

    19.第二十二条军规不存在,对此他确信无疑,可那又有什么用呢?问题在于每个人都认为它存在,而更糟糕的是,它没有什么实实在在的内容或条文可以让人们嘲笑、驳斥、指责、批评、攻击、修正、憎恨、谩骂、啐唾沫、撕成碎片、踩在脚下或者烧成灰烬。

     

    20.一个穿着薄薄的衬衫和薄薄的破裤子的男孩赤着脚从黑暗中走了出来。他长着黑黑的头发,他需要理发了,他还需要鞋子和袜子。他面带病容,脸色苍白,一副凄惨的摸样。他走在湿漉漉的人行道上。他的脚踩在雨水坑里,发出吮吸般的轻微声响,听起来十分可怖。这男孩的贫穷深深地打动了约塞连,他从心底里同情他。他真想一拳把男孩那苍白、凄惨、面带病容的脸打个满脸开花,真想一拳把他打出人世间,因为,看见这男孩使他想起所有生活在意大利、生活在这同一个夜晚的苍白、凄惨、面带病容的孩子,想起他们全都需要理发,需要鞋子和袜子。这男孩还使约塞连想起那些残废人,想起那些饥寒交迫的男男女女,想起那些寡言少语、逆来顺受的虔诚母亲,她们在这同一个夜晚目光紧张地坐在户外,毫不在乎地在阴冷的雨中袒露前胸,用冻得冰凉的动物般的乳房给婴儿喂奶。奶牛。恰恰在这个时候,一个正在喂奶的母亲抱着用黑色破布裹着的婴儿缓步走过。约塞连真想也把她打得满脸开花,因为这使他想起了刚才那个穿着薄薄的衬衣和薄薄的裤子的男孩,以及这个世界上所有令人不寒而栗、目瞪口呆的悲惨事件。在这个世界上,除了那些擅长权术、卑鄙无耻的一小撮人之外,其他所有的人全都得不到温饱和公正的待遇。这是一个多么令人憎恶的世界啊!他想知道,即使在他自己那个繁荣的国度里,在这同一个夜晚,有多少人缺吃少穿,有多少住房四壁透风,有多少丈夫喝的烂醉,有多少妻子遭受毒打,有多少孩子被欺侮、被辱骂、被遗弃。有多少家庭忍饥挨饿买不起食物?有多少人伤心欲绝?在这同一个夜晚,发生了多少起自杀事件,又有多少人精神失常?有多少奸商和店老板欣喜若狂?有多少赢家变为输家,多少成功者变为失败者,多少富人变为穷人?有多少聪明人其实愚蠢透顶?有多少美满的结局其实充满了不幸?有多少老实人其实是骗子,多少勇敢的人其实是胆小鬼,多少忠心耿耿的人其实是叛徒,多少圣徒其实道德败坏,多少身居要职的人为了几个小钱向恶魔出卖灵魂?又有多少人根本没有灵魂?有多少笔直的窄道其实弯弯曲曲?有多少最美好的家庭其实是最糟糕的家庭,多少好人其实是坏人?你要是把这些人全都加起来,然后再把他们从总人数中减掉,剩下的也许就只有孩子们了,或者还有个艾尔伯特·爱因斯坦,再加上什么地方的一个老提琴手或雕塑家。

     

    21.人是物质,这就是斯诺登的秘密。把他从窗口扔出去,他就会摔下去;把他点燃了,他就会烧起来;把他埋入地下,他就会和别的各种垃圾一样腐烂。灵魂离去之后,人就变成了垃圾。

     

    22.当我抬起头来时,我看到人们全在设法赚钱。我看不见天堂,看不见圣人,也看不见天使。我只看见人们利用每一次正当的冲动和每一场人类的悲剧大把大把地捞钱。

    来自立方网
  8. 2014-02-24 06:55
    内布拉斯加

    (1月12日写的。拖了太久,改起来都不知道从哪下手了。先发上来吧。)        

     

            三周前的平安夜下了一阵小雨,街头的往日喧闹像火苗一样被雨水浇熄了,“咝”地散发出节日安然熨帖的气味。林肯中心旁边的大马路上行人寥寥,千万个孩子一年 只有这一天提早睡下,而那个一身喜庆的白胡子胖老头,无论他的住址到底在哪,也正在收拾行装准备出发。电影院的一溜窗口早就关得剩下一个,卖票的中年女人 手撑着头,神思透过玻璃飘得遥远自在,脸上的五官疲相毕露,年底啦,它们几乎是东倒西歪地各自歇着。我要看的是亚历山大·佩恩导演的新片《内布拉斯加》。

            这部黑白影片与越来越多可以称作色彩漩涡特效迷宫的电影比起来干净素雅得恍如另外一个时代的穿越客。故事也简单至极:老头儿收到一封邮件说他中了一百万美 元,执意要去内布拉斯加州首府林肯市领取奖金。包括老伴、儿子在内的所有人都劝告老头儿说这肯定是个幌子。无奈儿子拗不过爹,只得请了假开车带老头儿去 “领奖”。抵达林肯市之前,父子先到了霍桑市(虚构的地名,以内布拉斯加州的麦迪逊县为背景),这是老头儿长大的地方。地方已经变了,人们也已经老了,坐 满一屋子的亲戚听说老头儿即将成为百万富翁,祝贺的笑声、嫉妒的眼神、甚至讨债的拳头开始在餐桌上空飞扬。等到老头儿按着地址找到了“领奖处”,自然没有 百万美元等着他。人们给了他一顶印着“我赢啦!”的帽子把他打发走了。影片结尾,儿子带着老头儿来到一家汽车销售店,给他买了一辆他一直想要的皮卡。老头 儿开着新车在路上绕了几圈,在高速公路的口子上下车把方向盘交给儿子。两人回家了。

            《内布拉斯加》有两个细节让我印象深刻。第一个是父子在霍桑闲逛时,老头儿看到自己的儿时故乡破败不堪,好容易找到若干年前他开的修车铺,可惜现在的工人 根本不认识自己了。第二个是当儿子问老头儿问他为什么一心想着那一百万,因为一辆皮卡最多不过几万块钱。最重要的是老头儿一身病,有时还犯糊涂,自己上街 都老得让警察送回来,更别说开车了。老头儿面无表情地说:“我想给你和你哥留点钱。”

            

     

            电影一开场,我看到老头儿一个人在高速公路上走着,就想起我的爷爷奶奶。比起“祖父”、“祖母”,我更喜欢这两个叠词,它们所保留的一丝幼稚和亲昵像一个柔软的网兜把仅存的童年记忆兜住。

            我爷爷是个老警长,一辈子的警察。他不到二十岁一个人来到兰州,把第一碗牛肉面,第一筷子手抓羊肉囫囵填进永远饥饿的身体里。他从火车站派出所的小警察一 直干到城关区的分局局长,这个狭长城市的每一条街巷,每一块井盖,每一个马路牙子上都有他的皮鞋印子。他熟悉这个城市就像他熟悉自己手背上的纹路一样。我 每年暑假回家,从西安坐火车回兰州,他总是赶着大清早来接我,等我该走了,又一次不落地送我上火车。我俩在火车站等公共汽车的时候他经常指给我看:这儿原 来是一片树林,那儿以前是一道矮墙,他和同事们蹲在那儿抽烟,等着贼出现……只是,我在很多时候简直是这世界上最差劲的听众,有几次他说着说着声音慢慢小 了,然后就坐下来点一支烟,眯着眼睛有点不安地看着远处。这种时候我感到抱歉极了,但又不知道该怎么办。他在每一条街巷,每一块井盖,每一个马路牙子上的 足迹被盖住了,他得讲过去的故事,好把它们发掘出来。

            一辈子警察生涯把严肃刻进爷爷的神情,把谨慎凝结进他的血液里了。他的“警长性格”让他显得难以相处。我二十二岁,他七十五岁,我们有时候还会吵架。每次 争吵刚一开始我就后悔莫及又愧疚不已,我想把时间倒回去几秒钟,一把扯住自己的混账领子,大声喊叫“不要和他吵!”直到我把嗓子喊破,好像这样自己才能听 得进去一样。事实上,每一次我回家之前,在飞机上,在火车上,我都在十遍一百遍地叮嘱自己,和自己许诺,不要再让类似的事情发生,就差左手和右手拉钩了。 但我似乎从来没做到过这么简单的一件事。两年前他看我的篮球鞋的后跟快磨破了,就用那种黑色的鞋掌给钉上。我大概是觉得那块黑乎乎的东西在白色的鞋上很难 看,对他发了脾气。爷爷愣了一下走开了,晚饭没有吃,我看到他一个人坐在阳台上哭。能把老局长气哭,我的混账程度把自己都吓了一跳。那件事跟爷爷的倔强没 有任何关系,我用不着找什么狗屁借口,再简单不过——我做了一件无法忘怀的不可饶恕的绝难原谅的事,我做了漆黑的厚重的敦实的恶。后来,我在王鼎钧的一本 书里读到一句话:“容我指述,心灵的巨创深痛,多半是由近在肘腋的人造成。”

            爷爷脸上、手上的所有深纹细路里有穿城而过的黄河的泥沙和土腥气,但兰州终究不是他的“霍桑”。爷爷是河南武陟县人,他在报纸上看到周边的县市就会跟我说 “那离我们家不远,我小时候还去过。”电视上豫剧比赛里某个人要是唱得不好,爷爷还能拐出一句很有本土特色的“乡骂”。某种意义上我从未真正回过老家,那 里的亲戚们对我来说也仅仅是几个名字。我觉得自己跟那个地方毫无关联,我不承认自己是那儿的人。爷爷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回去,我好奇他站在铁桥上看着黄河向 东奔流会不会常常想起他的老家。

            

     

            我上小学的时候,奶奶常坐火车来西安看我。有一次她来的时候正赶上我过生日,那天她很早就出门,直到傍晚才回来。她提着的大塑料袋里装着一只很大的绵羊玩 偶,她说:“就是给你买个生日礼物呗,你属羊的呗。” 后来她告诉我她一直坐车到钟楼,进了一个很大的地下商城才看到这个玩偶的。卖玩具的人一开始要六十块钱,她和人家磨了半个小时,终于便宜了十块钱。现在那 只绵羊还在我衣柜的顶上放着,只是落满灰尘,快要变成黑绵羊了。

            我在发呆或者做梦的时候,常常想象奶奶那天去买生日礼物的场景。我看到她出了门下了电梯,顺着文艺路走,一路上向人打听哪里有卖玩具的,坐几路车能到—— 她对西安一点也不熟悉。然后她坐上公共汽车往钟楼去,她走下好几十级台阶,到那个叫做“世纪金花”的商场里去。她走啊走终于看到了那只绵羊。我觉得她提着 那只羊回来的路上应该是高兴的。我甚至想象她在笑。但不知为什么我每次想象这些场景的时候又总感到一阵伤心。别人送我礼物的时候我总不免感到伤心,无论我 有多么想要那个礼物。我老是为人们买或者亲手做那件礼物所经历的困难和付出的代价而感到难过和愧疚。哪怕是一件或买或做都简单得要命的礼物也会让我陷入这 种情绪。我搞不清自己为什么有如此感觉。

            

     

            电影结束,我前排坐着的情侣手勾着手去暗处接吻了。我走出影院,雨已经停了。人行道被雨打湿,显出一种深灰色。潮湿的夜气扑面而来,远处的红绿灯更显得孤 零零的。我突然发现自己像荒郊里的野狗一样半哭不哭地抽咽着。路边烤肉店里的墨西哥小伙用惊恐的眼神望着我。这时我感到,冬天真冷呀。

    来自立方网
  9. 2014-01-11 02:19
    你我都曾是霍尔登:《麦田里的守望者》书摘

    立方照片分享

    1951年出版

    J.D.萨林杰 (J. D. Salinger)著

     

    (注:摘自施咸荣翻译的汉译本)

     

    1.那是个混账的下午,天气冷得可怕,没太阳什么的,在每次穿越马路之后许,你总会有一种像是失踪了的感觉。

     

    2.你这一辈子大概没见过比我更会撒谎的人。说来真是可怕。我哪怕是到铺子里买一份杂志,有人要是在路上见了我,问我上哪儿去,我也许会说去看歌剧。

     

    3.最后他从混账门帘那儿过来了,站在淋浴台上,问我还有谁同去。他老是打听什么人去什么地方。我敢发誓,这家伙要是在哪儿沉了船,你把他救到一只他妈的船里,他甚至在跨上救生船之前都要打听是哪个在划船。

     

    4.他就是那种人,跟你握起手来要是不把你的指头捏断那么四十根,就会以为自己是娘娘腔。

     

    5.这类事情老让我笑疼肚皮,我老是在跟人说“见到你真高兴”,其实我见到他可一点儿也不高兴。你要是想在这世界上活下去,就得说这类话。

     

    6.问题是,每当你要跟一个姑娘行事的时候——我是说不是做妓女什么的姑娘——十有九次她总不住地叫你住手。我的问题是,每次我都住手了。大多数男人都不这样。我却由不得自己。你总拿不准她们是真正要你住手呢,还是她们害怕得要命,还是她们故意要你住手,万一你真的干了那事,那么过错就都在你身上,她们可以脱掉干系。不管怎样,每次我都住手了。问题是,我心里真有点儿替她们难受。我是说大多数姑娘都那么傻。你只要跟她们搂搂抱抱一会儿,就可以真正看出他们全都失去了头脑。一个姑娘只要真正热情上来,就不再有头脑。我不知道。她们要我住手,我就住手了。我送她们回家以后,总后悔自己不该住手,可到时候又总是老毛病发作。

     

    7.许多学校都已放假,这儿总有一百万个姑娘或坐或立,在等她们的男朋友。有的姑娘交叉着腿,有的姑娘并不交叉着腿,有的姑娘大腿好看得要命,有的姑娘大腿难看得要命,有的姑娘看去为人很不错,有的姑娘看去很可能是只母狗,如果你对她有进一步了解的话。这委实是一片绝好的景色,你要是懂得我意思的话。可是说起来,这景色看了也有点叫人泄气,因为你老会嘀咕着所有这些姑娘将来会有他妈的什么遭遇。我是说在她们离开中学或大学以后。你可以料到她们绝大多数都会嫁给无聊的男人。这类男人有的老是谈着他们的混帐汽车一加仑汽油可以行驶多少英里。有的要是打高尔夫球输了,或者甚至在乒乓球之类的无聊球赛中输了,就会难过得要命,变得非常孩子气。有的非常卑鄙。有的从来不看书。

     

    8.要是一个姑娘跟你见面的时候看去极漂亮,谁他妈的在乎她来的是不是迟了?谁也不会在乎。

     

    9.演完第一幕,我们就跟其他那些傻瓜蛋一起出去抽烟。这真是个盛举。你这一辈子从未见过有这么多的伪君子聚在一起,每个人都拼命抽烟,大声谈论戏,让别人都能听见他们的声音,知道他们有多么了不起。

     

    10.每次我要穿过一条街,我的脚才跨下混账的街沿石,我的心里马上有一种感觉,好像我永远到不了街对面。我觉得自己会永远往下走、走、走,谁也再见不到我了。

     

    11.麻烦就在这里。你永远找不到一个舒服、宁静的地方,因为这样的地方并不存在。你或许以为有这样的地方,可你到了那儿,只要一不注意,就会有人偷偷地溜进来,就在你的鼻子底下写了“X你”字样。你不信可以试试。我甚至都这样想,等我死后,他们会把我葬到墓地里,给我立一个墓碑,上面写着“霍尔顿·考菲尔德”的名字,以及哪年生哪年死,然后就在这下面是“X你”两字。我有十足的把握,说实在的。

     

    12. 嘿,雨开始下大了。是倾盆大雨,我可以对天发誓。所有做父亲的、做母亲的和其他人等,全都奔过去躲到转台的屋檐底下,免得被雨淋湿,可我依旧在长椅上做了好一会儿。我身上都湿透了,尤其是我的脖子上和裤子上。我那顶猎人帽在某些部分的确给我挡住了不少雨,可我依旧淋得像只落汤鸡。不过我并不在乎。突然间我变得他妈那么快乐,眼看着老菲比那么一圈圈转个不停。我险些儿他妈的大叫大嚷起来,我心里实在快乐极了,我老实告诉你说。我不知道什么缘故。她穿着那么件蓝大衣,老那么转个不停,看去真他妈的好看极了。老天爷,我真希望你当时也在场。

     

    13.你千万别跟任何人谈任何事情。你只要一谈起,就会想念起每一个人来。

    来自立方网
  10. 2014-01-03 14:37
    书签1201-101

    立方照片分享

    1.《英儿》 顾城 雷米著 1993年出版

    字里行间杂草般疯狂生长的绝望与世界崩溃前凝立于一点的平衡之美交融在一起,就是一本《英儿》。这本书1993年11月出版,由顾城和妻子雷米合写,雷米的部分收录在后半部作为篇外。全书的语言在一种徐缓、清冷的节奏中行进,没有高山深谷,而巨大的悲伤已经悄悄浸入血液。合上书,天都黑了。

    书摘在这里:http://www.l99.com/view.action?postId=5993417

    “雪花就这么降下来,它们穿过树枝落到地上,它们围绕着树枝,围绕着自己空中的伤口,飞舞着,降落到地上;它们是完美的,一望无际地覆盖着道路,它们已经讲完了这个故事。我看见到处都是白茫茫的。而你,还没有看见过雪呢。”

    “走的时候你不再哭了,但我仍然能够感觉到你的悲伤。你说:再见,妈妈。你说:谢谢你来看我。好像是对我,也是对所有关于你的故事。”

     

    立方照片分享

    2.《沉沦》 郁达夫著 1921年出版

    一个人窝在房间里过寒假,郁达夫的小说简直成了最应景的陪伴。集子里还收录了《南迁》与《银灰色的死》两个短篇。几天之后读三岛由纪夫《假面自白》时又想到《沉沦》,顿时觉得对比之强烈,同样的青年的惆怅和迷惘,在郁达夫笔下是蒙着雾在乡间缓慢哼着德国小曲的,而在三岛那里则是带着菊花与刀,闪着血光迅烈得要撕裂筋肉的。

    “这里就是你的避难所。世间的一般庸人都在那里妒忌你,轻笑你,愚弄你;只有这大自然,这终古常新的苍空皎日,这晚夏的微风,这初秋的清气,还是你的朋友,还是你的慈母,还是你的情人,你也不必再到世上去与那些轻薄的男女共处去,你就在这大自然的怀里,这纯朴的乡间终老了罢。”

    立方照片分享

    3.《第二十二条军规》(Catch-22)约瑟夫·海勒(Joseph Heller)著 1961年出版

    二战期间意大利南部一个小岛上,美国空军基地里管事儿的上校不断提高飞行任务次数,飞行员们想要回家只有向连队提出自己精神失常,可按照规定,一个人若是提出申请则证明他精神并无问题,因为“对自身安全表示关注,乃是头脑理性活动的结果。”小说的前三分之二可以说是海勒写作风格的展览会——正话反说,反话正说,黑色幽默,辛辣讥讽。你可以放心大笑,偶尔的伤心转折就像奶油蛋糕上的水果点缀。但最后的三分之一,大概从第三十二章“永恒之城”开始,你绝对再笑不出来了,海勒笔锋一转,给你喂够了胡萝卜直接劈头盖脸来一记大棒。虽然写于五十多年前,“军规”对于今天的魔幻现实主义中国有着一种同样魔幻的现实意义,那些遥远的、虚构的人和事突然显得亲切无比。

    “在这个大部门,我们干的事儿全都无关紧要,也根本不用着急。但另一方面,最重要的是我们得让人们知道我们做着大量的工作。”

    “第二十二条军规规定他们有权做任何我们不能阻止他们做的事情。”

    立方照片分享

    4.《无知者无畏》 王朔著 2000年出版

    现在看他十三年前说的话,有些依然立得住,有些看上去像是喝高兴了吼到纸上的。但在当时来说,这些批评、反思、狂言都锐气十足。再说,他是王朔,又不是预言家。

    书摘在这里:http://www.l99.com/EditText_view.action?textId=1204526

     

    来自立方网
here is webi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