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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瑜的立方时空 著有《民主的细节》《送你一颗子弹》
  1. 2014-05-17 15:32
    刘瑜:七年之后

    刘瑜

    刘瑜,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政治学系副教授,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网名“醉钢琴”(Drunk Piano)。著有《民主的细节》、《观念的水位》、《送你一颗子弹》等作品。本文摘自《送你一颗子弹》(上海三联书店2010-01).

     

    1.

     

    那年上飞机前圆圆的爸爸对我说:到了纽约,一定要随身带5、60美元现金,万一碰到抢钱的,这就是“保命钱”了。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告诫,于是我到了纽约之后,总是随身带着5、60美元的现金,随时等待被抢,等了好几年。如果那个迎面而来的黑人青年朝我拿出枪来,我就可以惊喜地掏出那些美元,说:你终于抢劫我了!

     

    可惜7年来,这一幕始终没有发生。事实是,这些年我在街上遇见无数黑人青年,其中有n个曾经笑嘻嘻地对我说:“hey, baby, you’re beautiful。”但是从没有人对我说:“Give your money to me.”事实是,不但想象中的打劫始终没有发生,想象中的其它很多事情都没有发生。比如结婚生子,比如开始热爱学术,比如超越种族、文化、语言的障碍与世界各国人民打成一片。

     

    而发生的事情却常常是没有想到的,比如911,比如在一个秋日的下午收拾东西去一个叫剑桥的地方。

     

    说到和世界各国人民打成一片,这事的难度的确是我所料未及的,大约是我来美7年之后所有的“没想到”里面最没有想到的一个。以前我总觉得象我这样的民族虚无主义者,结交五湖四海的狐朋狗友还不是轻而易举,但是事实证明“文化差异”这个虚无缥缈的东西力量确实比我想象的强大很多。你和一个阿尔巴尼亚人可能政治观念、喜欢的哲学家、电影、电子游戏一模一样,你们甚至可以谈恋爱,但是somehow你们就是不能成为“哥们”。

     

    这个 “somehow”是如此诡异以至于用“文化”去概括它都显得词不达意。

     

    2.

     

    我还记得到达学校的那天下午,00年8月23号,在学校住房办公室的门口,因为签房约要照片,我在路边翻箱倒柜地找照片。三个大行李箱,全锁着,一一打开找照片,急得大汗淋漓。

     

    为什么我后来见到的119街和记忆中第一次见到的119街如此不同呢?是不是脆弱感会让一个建筑、一个街区、一个城市显得比它实际上的更高大呢?

     

    “你知道,一个人到一个新的地方总是特别脆弱。”

     

    后来我竟然做了住房办公室的兼职员工,后来住房办公室的主任在指导我怎么给新生签约的时候这样说。还有一个人跟我说过这句话,他跟我同一年来美国,去了另一个地方,很快结了婚,他就是用这句话来论证他为什么急于结婚。

     

    年轻气壮的时候,我总觉得一个人因为脆弱而结婚是多么可耻的事情,现在我觉得这也没什么。人人都追求幸福,但是很多人的当务之急不是追求幸福,而是精神自救、不发疯、不崩溃、不象大街上的那个疯子一样高举圣经在车水马龙中高喊“哈里路亚”。

     

    又想起刚到美国的时候穿的那双塑料拖鞋,脚背上镶着两朵小花。走在大街上,有人说:cute shoes. 我说:what? 他重复:nice shoes. 我又说:what? 他又重复:cute shoes. 最后,那个既不懂美国人赞美陌生人的文化又不懂英语的女孩逼得那个善意的路人停下来,凑在她耳边大声、一字一顿地说:I’m just saying your shoes are nice!

     

    又不是抢钱,那么大声干嘛。

     

    还有另一双鞋。牛仔的靴子,00年的生日礼物,由西岸来访的某同学所送。那次该同学还和我一起从事了我来美之后的第一次shopping活动。我们在H&M买了大约200美元衣服,对于当时的我来说,已经是巨额消费了。我们高高兴兴地坐公共汽车回家,但是下车的时候忘了把购物袋拿下来。就这样,穿着粉色滑雪衣的我,和穿着黑色滑雪衣的他,沮丧地走在纽约冬天的大街上,为丢失巨资购买的衣服而黯然神伤。

     

    后来天就黑了,后来他就走了,后来在一场关于巩俐演技的辩论结束之后我们就分手了,后来我就把那双穿旧了的牛仔靴给扔了。

     

    一个令人奇怪的事实是,为什么关于每一场恋爱,我们所能牢牢记住的,往往只是开头和结尾而已。

     

    或者,如果关于这个人你能记住的只是开头与结尾,那么你们从来就不曾真正恋爱过。

     

    3.

     

    这7年,发生的事情是多么地少啊,简直像一场我所厌恶的蔡明亮的电影,到处是长镜头里面目模糊的脸,对话稀薄,情节漫无目的。

     

    At some point, I lost interests in making my life a soap opera. At some point, I started pretending I’m not home when people knock on my door.

     

    那么,我到底应该出于对极简主义艺术风格的欣赏而为自己的生活喝彩呢,还是出于对热烈生活的向往而为自己的生活哀叹呢?

     

    也许发生的事情并不少,只是我对事件有一只巨大的胃而已。还写小说了呢。还博客了呢。还专栏了呢。还和蚊米演绎了一场可以让单田芳来讲解的章回体爱情故事呢。

     

    其实仔细一想,我在国内的时候过得也挺没劲的。在清华的时候,不也是一个人,骑着一辆破自行车,独来独往。翻看当年的日记,里面并没有莺歌燕舞欢声笑语以及“阳光灿烂的日子”。“生活枯燥得令人痛心。好象是在看一本书,翻到某个阶段,奇怪地出现了些空白页,一页一页,全是空白。”

     

    那我为什么老嚷嚷着想回国呢?难道就算寂寞,上面也要裹上一层热闹的糖衣?而今天的地球上,没有哪里比中国更热闹。

     

    可是,热闹有两种,一种是充实和丰富,一种是鸡飞狗跳。

     

    可是的可是,苍白也有两种,一种对能量的珍惜与节约,一种是荒凉与空洞。

     

    如果从鸡飞狗跳退出之后进入的只是荒凉与空洞,或者反之,这还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吗。

     

    4.

     

    本来我还一直为离开纽约这个“大城市”前往剑桥这个“小镇”而伤感的,后来我想通了:在美国这些年,虽然我名义上住在大城市,但过得其实也只是“小镇”生活。除了在波士顿那大半年,来美7年,我活动的范围一直是一个叫做morningside heights的小社区:96街为南界、125街为北界、Riverside为西界、Amsterdam为东界,还不如剑桥大呢。

     

    这么一小块巴掌大的地方,就是我的纽约,我的西伯利亚。

     

    来美7年,我没有去过西岸,没有去过“南方”,没有去过阿拉斯加或者夏威夷。我并没有强烈的旅游的愿望。我成为一个全球流浪者完全是历史的误会。我骨子里的理想就是坐在村头那棵大槐树底下给孩子喂奶而已。

     

    他们说人生是一场旅行,我怎么觉得人生就是从一口井跳到另一口井呢。

     

    他们还说时光飞逝如电,那说的大约是中国的时间,而不是这里的时间。这里的时间是宽阔平静的河流,一点一点往前挪,还动不动断流的那种。

     

    7年来我的村庄几乎没有任何变化。110街的Right Aid,113街的Mill Korea,116街的Ollie’s,112街的Labyrinth bookstore……当然,110街的Dynasty早就不在了,旁边的Café Taci也变成了一个墨西哥快餐店,新的West Side虽然重新开张,但是冷气大得我都不敢进门。

     

    我想起有一回坐在110街的Starbucks,隔着玻璃窗,看见外面出了一场车祸。我看到的时候,车已经翻了,斜躺在马路中间的矮树丛中,警察还没有来或者已经走了,车里的人也不知道有没有出来,几个群众在围观,更多的人若无其事地从旁经过。那天下午的太阳特别好,好到马路中间的一场车祸都显得非常安详。

     

    若干年后,想起我的纽约,我的西伯利亚,我的morningside heights时,我希望自己想起的,是这样的安详。

     

    5.

     

    24岁到31岁,对于一个女人来说,算是一段“黄金岁月”的流失?我试图为此伤感,但却伤感不起来。时间嘛,哪一段和哪一段不是差不多。一想到一个30以上的女人为自己的年龄而自卑本质上是迎合男人的世界观和审美观,我就更觉得不能让他们得逞。

     

    事实上,青春简直是个负担呢。它让你对生活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让你以为“世界归根结底是你们的”,现在好了,这误解消除了,该干嘛干嘛去,还少了上当受骗的屈辱感呢。还更好。

     

    写毕业论文的时候看了不少红卫兵传记,从此简直讨厌青春了。年少,口号,不知天高地厚,以为大地在你脚上,荷尔蒙武装起来的正义感,这些东西搅和起来,人就操蛋了起来。而这操蛋中最操蛋的一点,就是那貌似“反叛精神”中隐藏的谄媚情结以及herd mentality.

     

    对,我31了,在异国他乡如你们所幸灾乐祸的那样变老了,但是我并不伤感。

     

    6.

     

    总还有些变化吧,比如说,政治面貌?其实也说不上什么变化,99年开始上网之后,因为网上辩论,发现自己在向理性底线不断退却的过程中,退到了一个叫做 “自由主义”的地方。其实从来没有刻意在某一个阵营里安营扎寨,但是接下来的7年里,我发现自己在几乎每一场政治辩论里、对每一件事物的看法里,都不断回归到这个立场,最后不得不承认这个立场对于我具有一种“地心引力”。

     

    7年来,我已经从一个“自在的”自由主义者变成了一个“自为的”自由主义者。我并不比以前更反动,但是我的反动比以前更顽固。

     

    顺便说一句,我不认为自由主义是我的政治信仰,它只是我的政治底线。事实上自由主义真正关心的只是底线问题,而其它主义者关心的大多是蓝图问题。

     

    不是没有过惶惑,not politically, but socially。过去7年,作为一个留学生中的右派,我渐渐意识到自己“双重少数派”的位置。在中国留学生当中,我当然是少数派。但即使是在美国学界,我也时常处于“少数派”的位置上。7年来目睹了美国高校越来越被乔姆斯基这样的极端左翼占领的氛围,而我特别反感这样的氛围,反感乔姆斯基等恨不得把那些“流氓政权”描述呈诗情画意的“和谐社会”的架势。

     

    我想我骨子里其实挺neo-con的。当我说我灵魂深处是个“老头子”的时候,我指的“老头子”是那个已经死了很久的、现在已经被媒体搞臭了的、据说是新保守主义鼻祖的犹太移民Leo Strauss。

     

    7年过去,作为一个Leo Strauss的当代中国女文青版,我逐步克服了“双重少数派”地位带来的孤独感。岂止克服孤独感,简直培育出了一股“我看你们能把我怎么地”的焦大感以及高尔基的海燕感。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我不再需要有意识、无意识、潜意识的herd mentality。用北岛老师的话来说: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

     

    7.

     

    如果我把过去7年的生活当作一个电影,放给7年前那个刚下飞机的女孩看,她会不会很失望呢?会不会失望到说“啊,就这样啊,那还是算了吧,我买张机票回去算了”?

     

    来美7年,我最痛心的一点,就是自己没有如愿以偿地爱上学术。但是出于生计的原因,又不得不一直从事学术工作。不幸的是,对一件我并不热爱的事情,我竟然还有一点天分,至少足以通过考试答辩论文找到一份还算体面的工作。

     

    最近老看蚊米他们打Texas Hold’em,一个发现:抓到烂牌固然不幸,但更不幸的往往是抓到好牌--好但不是最好的牌。我的学术天分对于我,就是这样一副好但不是最好的牌。

     

    以前王小波对“反熵”行为表示欣赏时举过一个例子,一个登山者解释自己为什么爱爬山时说:不为什么,因为这座山在这里。

     

    没有比这更可悲的答案了。我为什么要读博士呢?因为“博士学位在那里”?我为什么要出国呢,因为“美国在那里”?

     

    00年的冬天,在我还是西岸某同学的女朋友的时候,有一天晚上,我曾经突发奇想,给他打电话,说:我想退学!我要考电影学院!

     

    西岸同学当即给予了否定,为此我们大吵一架。

     

    当然事后我并没有去考电影学院。我想究其原因,不过是因为我嫌先下这个山、再爬那个山,路途太遥远而已。

     

    可是有时候我会畅想:What if?

     

    弗洛姆说,“逃避自由”是人的天性。在我看来,逃避自由的表现就是:“因为山在那里,所以我要爬山”。

     

    读关于“延安整风”以及的著作,读来读去,结论只是:一切洗脑(整风)的成功要旨,不过在于帮助人们逃避自由。当一个体系能够用逻辑自洽的方式替你回答一切问题、并且保证这些答案的光荣伟大正确的时候,的确,还有什么自主思考的必要性呢?

     

    Am I escaping from freedom by climbing the academic mountain in front of me?

     

    这是一场多么不辞辛苦的逃避啊,几乎可以说是艰苦卓绝,从一个大陆到另一个大陆,从另一个大陆又到另一个小岛。

     

    从前有一个女孩,她总是非常焦虑。有人问她:你为什么总是那么焦虑?生活多么美好啊!她说:我也不服啊,但是没有办法,我缺乏智慧,总是要翻山越岭才能到达一个近在咫尺的地方,但是你知道吗?我有一种预感,我相信自己会越老越快乐的。

     

    后来呢?

     

    后来她就去了英国。

  2. 2014-03-24 15:17
    刘瑜:但是不要只是因为你是女人

    我承认,有时候我会想,如果我是男人就好了。这句话的完整说法是,如果我象男人那样没心没肺就好了。 
     
    其实现在的社会,至少在我从小到大的生活环境里,男女还是比较平等的。我自我感觉好像没有谁歧视我。虽然我觉得小时候我妈更喜欢我哥,但那主要是因为我爸更疼我,所以我妈就来那么一手,制衡一下。 
     
    对我自己来说,女性这个性别之所以成为一个负担,就是因为女性都太沉溺于爱情这档子事了。得不到爱情时就天天叹息,失去了更要叹息,就是得到了,也不知道怎么搞的,好像总不是她想得到的那个。所以我认识的女孩女人,从十几岁的到几十岁的,个个都像是职业恋爱家,每天翻来覆去地分析她那点破事,她说不厌,她的闺蜜也听不厌。 
     
    他今天竟然说我笨,真是的! 
     
    他昨天竟然说我笨,真是的! 
     
    他前天竟然说我笨,真是的! 
     
    他大前天竟然说我笨,真是的! 
     
    凡此种种,没完没了。 
     
    这事我觉得上帝干得很不地道。他怎么就把女人给设计成这样了呢?居心多么险恶。如果这些女孩把她们得不到的痛苦、失去的痛苦、不得其所的痛苦统统给转化为创造性活动中的生产力,这该是生产力多么大的一次解放啊,这个世界又会冒出来多少女爱因斯坦、女托尔斯泰、女贝多芬、女比尔盖茨啊。 
     
    可是女人不。她们不要生产力,非要蹲在那点感情坑里死活不出来。俗话说,病树前头万木春,人家偏不要那万木春,就要死死抱住那一棵“病树”。 
     
    男人却不一样。男人在年轻的时候,可能会有一阵子沉溺于一点小初恋小心动什么的,甚至可能干出过买一束鲜花痴痴地站在女生楼下等一晚上直到对方和另一个男生出现然后再跟那个男生打一架这样的傻事。就像老罗那样彪捍的,没准也在听齐秦的《大约在冬季》时独上高楼轻洒热泪过。但是对于男人来说,爱情这个东西有点象出麻疹,出个次把基本就有免疫力了,以后不大会得,就是再得,也是一点小伤风小感冒,不耽误他朝着通向牛逼的道路一路狂奔而去。 
     
    女人爱起来哪里是伤风感冒,上来就是肿瘤,良性的也得开刀,恶性的就死定了。更可气的是,她就是不爱的时候,也要把“不爱”这件事整成一件轰轰烈烈的大事,天天捂着心口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切切,那窝囊样,烦死我了都。 
     
    这深深地让我感到,女人跟男人根本不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女人背着感情的包袱跟男人事业竞争,好比一个人戴着脚铐跟另一个人比赛跑步,没法比。 
     
    当然我自己就是女人,所以也就是这个德性,所以有时候我才憧憬自己是个男人。如果没有感情的风云变幻,我这艘快艇得在知识的海洋里飕、飕、飕地跑得多快啊,想不牛逼都很难啊。 
     
    别跟我说为情所困也有为情所困的美好之处,“美丽的忧伤”这个pose,摆久了累不累啊。何况有时候忧伤它也不美丽,何况有时候你其实也不忧伤所谓忧伤不过是空虚的一种形式而已。再说了,有时候我真的搞不清女人是真的被上帝陷害成这样,还是潜意识里是用爱情来逃避更大的社会责任与更浩瀚的自由。 
     
    所以我现在劝别人也好,劝自己也好,一概都是:年纪不小了,该干嘛干嘛去,别一头扎进那美丽的忧伤,一边拼命往里钻一边喊救命。林忆莲有一首歌叫“伤痕”,其中有一句歌词唱道:让人失望的虽然是恋情本身,但是不要只是因为你是女人。其实我根本不懂这句话什么意思,事实上这句话简直有点不通顺,但是,莫名地,我就是觉得它很有道理。 
     
    可惜的是,道理仅仅是道理。
     

  3. 2014-03-06 11:04
    刘瑜:我们应该怎样谈论政治?

    刘瑜,政治

    刘瑜:这次演讲的题目就是“作为生活经验的政治”,我选择这个题目,是因为我觉得我们现在,在我们当代的中国,我们谈论政治,经常有两个误区。

    一个是把政治作为一种高层的精英活动来看待,比如说:政治是什么呢?就是党中央要开什么会了,领导又接见谁了,中央又发什么指示了。我记得小时候老师给学生写评语的时候,一般第一段总是会写你的政治思想状况,老师们特别爱写某某同学特别关心国家大事、经常阅读《人民日报》、观看《新闻联播》等这样的评语。凡是这种视角它都是把政治作为一个高高在上的东西,而不是说渗透着、包围着我们的柴米油盐的生活的这么一个东西。

    像我们这代──更早几代人可能更是这样,可能你们在座的很多80后,也许经历这种东西少一点──在饭局上,经常会看见有人特别振奋地窃窃私语:你知道那谁谁是谁的人吗?你觉得那谁谁十八大有戏吗?这种对高层政治的热衷,我觉得不仅当代中国是这样,实际上我们的传统就是这样,我们的正史就是这样写的。我们的正史实际上是什么?就是一个宫廷八卦史,就是皇帝亲信了一个小人谁谁的谗言,没有听好人谁谁的话,这个朝廷就完了。就是这么一种认识历史的方式,认识政治的方式,我觉得它是一个误区。

    另外一个误区是什么呢?我觉得是把政治看作一种纯粹概念性的、理论性的、漂浮的东西,不去追究你的判断以及这些概念性的东西到底有没有现实经验论据的支持,我觉得这也是很常见的一个状况。

    因为讲到这一点,我就想起,前一段时间许知远同志跟我交流他和另外两个所谓的“新左派”前辈的对话。像许知远这种“反动派”,肯定和那些“新左派”发生了一些辩论。他说当时辩论到最后,那两位“新左派”的前辈就会说他:你看你,你为什么会中自由主义的毒呢?是因为你读书太少了,因为你读书只读到了19世纪的西方政治思想史,你没有往下读,所以中了这个毒,你如果往下读,你就会意识到,比如说美国的民主、资产阶级民主是虚伪的等等。

    我当时听了这个话,印象挺深刻的。后来我就在想,如果是我在那里,我可能不会这样跟他们辩论。因为这两个“新左派”的前辈,有一个还是在美国的著名大学教书,教文科的,你跟他比阅读量是比不过他的,你跟他讲哈耶克,他跟你讲福柯,你跟他讲福柯,他跟你讲德里达,你跟他讲德里达,他跟你讲德勒兹。就是说你是不可能真正辩论过他的,所以我说如果我在那里,我不会这样去跟他辩论。如果他跟我讲福柯说什么,我可能会跟他讲我二舅说过什么,他跟我讲德里达说了什么,我可能会跟他讲我表弟身上发生的故事。我的意思是什么呢?当他企图不断地想把你往理论的高峰推的时候,你要不断地把他拉回到现实当中来,我觉得这是我们讨论政治的一个正确的思路和方法。

    否则,如果按他那种思路去思考问题,在我看来,实际上就是刻舟求剑。就是你把那些西方学者的名字刻在你的船上,然后去找那把剑,实际上你是找不到的,但是你刻了很多很多的名字,你以为你离剑越来越近了,但是实际上并不是这么回事。我觉得这是第二个误区。

    在我看来,面对这样两个经常出现的误区,我觉得一个比较好的讨论政治的方式是回到生活本身,回到事实本身。这是我们讨论政治时非常必要的一个态度。那回到生活本身是什么意思呢?

    前两天,我跟另外一个记者朋友聊天,因为我写时评嘛,他就说道:“有人说女人谈论政治是行为艺术。”这话听起来很奇怪,我说这是对女人和政治的双重误解。因为政治是怎么回事呢?比如说像你现在住的这个小区,今年物业费是2000,到了明年加成3000,然后你心里就会犯嘀咕,怎么回事?为什么要加这1000?这1000块钱用到哪里去了?这1000块钱跟你商量了没有?你到物业去讨论这个事情,甚至去抗议,这对你来说是一件非常自然而然的事情。

    其实国家生活是一样的,只不过把它无穷地放大了而已。政治是什么呢?无非就是说,比如,最近在讨论加房产税,这个房产税要不要加?加多少?而我有没有发言权?再比如说,像我住的那一带,一到晚上的吃饭时间就特别不好打的。其实这也是政治。这涉及什么呢?比如说,政府的出租车管理有没有垄断,或者发放的牌照够不够。还有,我知道中国很多家长,都在苦恼是让孩子正常地上学呢,还是让他去学奥数。我说:“你为什么要让他学奥数呢?”他说:“奥数加分。”那我就说这也是个政治问题。谁来规定你学这个可能没什么用处的奥数能够加分?这种事情是谁作出的规定?这个规定合不合理?

    我的意思是说,政治本身,它是一个柴米油盐、衣食住行的东西,没有必要把它看成一个很高层的东西,它并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东西。它的主角不仅仅是政治家,它的主角更是我们自己。这就是我说的回到生活本身。

    而回到事实本身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当我们对一个事情作出判断的时候,我们要想有没有论据去支持它,我们要想这个宏大的判断是不是一个漂浮的东西。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比如说,面对这样一个判断──美国的民主是虚伪的资产阶级民主,实际上这是一个经验的判断,你是可能去检验它的。

    你怎么检验它?你可以看美国政策的决策和民意调查的结果,你可以进行对比。比如,在教育政策上──提高教育的开支──它的政策是这样的;然后你看民意调查是不是这样的,你如果能对上,它就不虚伪。当然事实上有很多调查显示,在大多数情况下,尤其在媒体报道比较多的情况下,民意调查和政策往往是相符合的。当然你可以说,我不同意这个标准,你可以提出其他的标准。比如说,看这个国家的福利和社会保障民生等方面的开支占它的财政开支的百分之多少,这也是一个可能的标准。比如美国,实际上连年在联邦的财政开支中,50%以上都是福利和社会保障的开支,所以它是有标准的。

    刘瑜:所以,我们要回到事实本身来讨论政治是怎么回事。如果我们观察政治的方式是回到生活本身,回到事实本身,那听起来是不是很容易呢?是不是我们东张西望一下,就了解了政治呢?

    其实没有那么容易。我们观察政治,实际上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回到生活本身,回到事实本身是非常困难的,有非常多的障碍,而这是由于我们受到层层的伪现实的屏蔽。这种伪现实的屏蔽是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第一层就是权力的屏蔽。我前一段时间在网上看到贾樟柯的一个访谈,我对其中的一个片断印象非常深刻。他讲为什么他会拍像《小武》《站台》这样的电影,他说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发现他看到的电影,关于中国的电影,和他的现实生活毫无关系。他发现,比如说吃早饭,他所看到的中国人吃早饭是:你推开一个黑糊糊的厨房,桌上摆着剩菜,然后你把它热了一下,可能也不太好吃,就糊弄过去了。可是在电视上、电影上,你看到的早饭是什么样的?是一个窗明几净的餐厅,左边一杯橘子汁,右边一个煎鸡蛋,有人推开一扇门说:“我昨天晚上刚从巴黎回来。”──这是他看到的,我们的电影是怎么回事?是这么回事。

    而且,比如说中国2006年的数据显示,中国群体性事件是9万起,那就是说相当于平均每天几乎有两三百起。我们在电视里看得到吗?我们在电影里看得到吗?我们看不到。还有另外一个例子是什么呢? 在2008年的时候,美国大选嘛,我当时在国外,但是我也会看新华网或者是新浪网的报道,然后就看到,中国对这方面的报道铺天盖地,不但讨论他们的政策,候选人的背景,有时候甚至具体到希拉里那颗眼泪是不是真的,或者是,麦凯恩的老婆是干什么的。这让我觉得特别滑稽。

    为什么?因为于己,我们是不知道的。就是说权力的屏蔽导致我们生活在一个哈哈镜的世界里面。有些很重要的东西被无限地缩小,有些其实很不重要的东西被无限地放大。而生活在一个哈哈镜的世界里面,我们看不到我们真实的生活和事实是什么,因为这是一个权力屏蔽的世界。

    还有第二层屏蔽是什么呢?价值的扭曲或者缺失。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有些事情我们看到了,但我们不觉得它是一件事。为什么我们不觉得它是一件事呢?因为我们的价值体系不支持我们把它看成一件事。举个例子,比如说美国的关塔那摩监狱事件,在美国影响非常重大,就美国政府未经审讯关押了几百个恐怖分子嫌疑人这件事,引发了风起云涌的抗议,从公民团体到律师团体,到新闻媒体,甚至很多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也会针对这件事情来抗议美国政府。

    但是我们会把它当成一件事吗?我们有多少人把它当成一件事来看待呢?权力的屏蔽,最多是导致你敢怒不敢言,但是我们有多少人会感到愤怒呢?价值的扭曲或者缺失,会导致我们对事情的判断力的严重下滑,而且对事情的观察是有选择性的,我们可能会look at something,但是不会真正see it,也就是说,我们看到一些事情,但我们不会真的看见那些事情。

    非常有趣的一个对比是:在其他的一些国家是事情的,我们不把它当做事情;但是在其他一些国家不是事情的,在我们这里可能就成为事情。举个例子,前两天我看电视,有点被“雷”到了。当时的那个节目讨论什么呢?在讨论中学的校方有没有权力管理女生的发型。前一段时间有一个女孩子给逼死了,她可能烫过头发,然后学校就三番五次地说她的发型不合格,因为小孩子精神比较脆弱,就跳楼自杀了,这是一个很大的悲剧。

    对我这种人来说,我觉得凡有这种讨论,都是对人的羞辱,因为谁有权利来支配我的身体?谁有权来限制我怎么使用我的身体?但是我们,不但有这种讨论,而且现场的很多嘉宾、观众都非常理直气壮地说:“我们就是有权力管理你剃什么发型。”所以,有什么样的价值体系就会有什么样的问题意识。一方面,我们觉得女孩子剪什么发型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另一方面,有妇女被抓去强制堕胎,这对我们来说却不是问题,这不会引起我们的愤怒。在我看来,这是一种价值的扭曲和缺失,它会扭曲我们看到的现实。

    第三点,什么东西会屏蔽我们对现实的观察?这个东西它未必是和政治相关的,很大程度上也是跟人性的局限性有关系的,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井底之蛙,我们看到的现实都是有限的,我们肉眼能观察到的、能听到的东西都是有限的。

    这种有限性,有时候就会让我们把看到的这个局部的东西当做全部的现实。比如说我们现在在北京,据我观察,我在国外生活的这些年,我北京的朋友圈子的生活水准,和我在国外的朋友的生活水准是差不多的,甚至可能更高。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现实当成全部的现实,当作中国的全部现实,我们对现实的诊断和问题的解决方案的提出,可能都是有偏差的。

    就在我们说话的此时此刻,可能还有人被关在那种“黑监狱”里面,可能还有人在黑窑里工作,可能还有很多像那种在某些合资企业工作的小孩,他们一天工作12个小时,而且不许说话,所以我觉得我们要时时刻刻提醒自己,我们所看到的现实并不是全部的现实。

    时间上的距离也是一样的,因为我们自己的生活是一个碎片,我们是巨大链条当中的一个环节。我前一段时间看德国的纳粹史,常常在想,德国很多看似很正常的人为什么会成为纳粹罪行的一个很重要的参与者?它讲的原因之一,就是每个人在这个体系里面,可能仅仅是一个螺丝钉,比如说,我仅仅是把犹太人推上火车的人,我跟这个事没什么关系,这事不归我管;或者我仅仅是把这个犹太人登记在册的人,这个事情也不是由我负责;或者像《朗读者》里面那个女的讲的,我仅仅是看守,这件事情我也不负责……但把他们所有的这些看似无关紧要的链条组合起来,就构成了一个巨大的悲剧和罪行。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也是一样的,有的时候,可能我们的沉默恰恰是一个巨大悲剧的链条里面最重要的一个环节,不仅仅是环节之一。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要提醒自己,把我们自己从井底之蛙的那个井底给拔出来,俯瞰我们生活的更大的一个时空,我们才能看到事实和生活本身。

    这就是为什么我说,虽然我们可能东张西望,但是我们看不到现实。我们需要去发现现实,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哈哈镜里面,因为我们的价值观是有问题的,因为我们是井底之蛙,所以我们看到的东西是有限的。

    真相最大的敌人不是谎言而是信念

    接下来最后一个方面就是讲一讲,在我看来怎样才能尽量地突破,拨开这种伪现实,看到更多真实的生活和世界。我觉得怀疑的精神特别重要,就是说尽量不要人云亦云。小的方面,比如说,如果大家都说《红楼梦》是巨著,是伟大的著作,有可能它的确是伟大的著作,但是我觉得最好是大家去看了,自己有所体会了,再下这样的论断。同样的,对鲁迅甚至是王小波的评价,我觉得我们都要自己先去消化,然后再作出判断。

    再举个例子,像我们经常会听到这样的论断──生存权、发展权是第一人权,言下之义就是言论自由权和政治权利只是第二人权,相对不太重要的。这样一个观点,表面上看好像也没什么错,谁能说生存不重要,谁能说发展不重要呢?但是另一方面来说,抱着一种怀疑的精神,我就会去想,为什么我们要把这两者对立起来?为什么我们只能二选一呢?实际上如果我们纵观整个政治历史,我们会发现,很多时候言论自由权实际上是生存权的一个前提。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大跃进”,恰恰是普通人被剥夺了说话的权利,被剥夺了说真话的权利,最后没饭吃了。所以把生存权和言论自由权对立起来,实际上是一个经不起推敲的观念。这就需要我们抱着怀疑的精神面对施加给我们的观念。

    当然,怀疑精神,我觉得重要的不仅仅是说怀疑别人施加给你的东西,也要勇于自我怀疑。尼采说的一句话我特别欣赏,他说:“真相最大的敌人不是谎言而是信念。”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过于顾及我们的信念,但它可能会妨碍我们看到更全面的东西。

    我在英国的时候发现,因为英国老师给学生改卷子是大家集体协商的,我们老师有一个共识,就是说给学生扣分的时候,一般最大的扣分给的是什么呢?就是学生没有严肃地对待可能的驳论,用英语来说就是“The student didn't seriously address possible counter-arguments”。

    这是一个很大的不同。可能我是同意你的观点的,但是如果你没有把你的观点建立在对可能的、严肃的驳论的讨论上,我就会觉得你的观点可能是站不住脚的,是无效的。在英国,这是你要取得一个比较好的成绩所需的很重要的标准。当然在中国可能就相反,对于某些考试题目,你千万不要严肃地对待这可能的驳论,否则你就考不及格了。

    对我来说,我对民主这种价值有非常强烈的认同,但是与此同时,那些批驳、反对民主的观点,我是非常愿意洗耳恭听的。比如说,民主会不会导致多数人的暴政?民主会不会导致族群矛盾的激烈化?民主化了之后,会不会导致经济的萧条和社会的动荡?我觉得这些都是特别值得思考的问题,不要一听到这种与你的观点不相符的东西就暴跳如雷,就气急败坏,我觉得那是一种特别不好的态度。

    其次,就是实证的精神,就是刚才我所说的为你的观点寻找论据的精神。其实和那种怀疑的精神连起来,就是胡适先生说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我觉得实证精神本质上是一种知识上的谦虚和开放性。我说这话什么意思呢?前一段时间写了一篇文章,引起了很多争论,那篇文章可能在座的有些人看到了,就是《从经典到经验》。我在文章中谈到很多人读经典,却不太关注现实生活本身,有人就因此批评我。

    其中,有一个评价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对我的这篇文章,他说我特别反智。他说:“你就是说你只要求大家来经验现实,关注这个经验的世界,而不去读经典的那些书。”首先,我要澄清一下,我并不是说不鼓励大家去读经典,我只是说,在中国这种传统里面,我们更要注重的是对经验的观察。他说我特别反智,我当时就觉得很奇怪。因为我觉得,实际上你对经验的观察,比读经典要难得多。读经典的话,是打靶,而你对经验世界的观察,实际上是在打一个移动靶,一个变速移动靶,因为现象是不断变化的。

    像政治学里面,有一个大家经常讨论的命题,就是经济的发展会不会带来民主化。你会发现不同的研究,比如说,你关注1950年到1991年这一段,它可能是这样的结果;如果你拉长了,拉到1850年到2000年,发现结论又是不一样的。或者说,你如果观察亚洲是这样的,然后你观察拉丁美洲又是另一个结果。所以经验的现象是不断变化的,你用一种实证的精神去面对问题,实际上是用一种开放的眼光去面对问题。

    我觉得胡适先生有一句话说得特别好── “一切知识都是假定”。当然,把这放在自然科学里面也许不一定对,我不太了解,但我觉得放在社会科学里面,这是非常好的一句话。坏处是我们不可能一劳永逸地去得到很多问题的答案,好处是像我这样的人永远不会失业。

    最后一点,就是比较的眼光有助于我们观察和了解政治的现实的知识,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比较的眼光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要把我们所置身的这个现实,看作很多种可能性当中的一种,因为我们从小到大,会经常被灌输一种观念──事实只能如此,但实际上,我们,尤其像我,去了不少国家以后,我就会认识到,我们所面对的现实经验是各种可能性当中的一种。

    我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呢?比如说在英国,我看到了议会辩论,就非常惊奇,因为他们的议会辩论,看起来就像一场球赛,非常不严肃,就是起哄的、狂笑的、鼓掌的,非常热烈的、激烈的辩论。然后你再看其他的一些代议机构,就会发现,人人都是面无表情的,一声不响地坐在那里,你会觉得自己走进了一个蜡像馆。

    又比如说在美国。我在美国的那些年是布什当政的那些年,对布什的批评非常多,多到什么程度?正如我那个《民主的细节》里面写到的,多到最后就把布什的肖像印在了手纸上。而在朝鲜又可能是什么样的情况呢?你会发现这个国家的领导人在一个中学的或小学的黑板上写了几个字,然后这块黑板,居然要作为一个重大的纪念品保护起来,摘下来放到当地的展览馆或者是博物馆里面去,这也是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不同的可能性。

    所以我觉得,激励我自己去观察、追问政治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对这种不同的可能性感到的惊奇,我希望大家也能够保持这种惊奇。以前,我在博客专栏里面,有说到俾斯麦说过的一句话──政治是可能性的艺术,就是希望我们能够通过观察政治去发现更好的可能,更好的自己。

    刘军宁:我们政治学是一个老气横秋的学科,我差不多是在中国还没有政治学的时候就开始学政治学,一直到今天还是这个学科,没推过几次清新之风,很高兴今天能有机会可以推一推清新之风。

    因此,我要简单地总结一下刘瑜老师讲的这个结论,不知道我记得准确不准确,她要求我们以反思的、批评的、怀疑的和实证的态度来对待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政治。要反思的,我举一个例子来完成她布置的作业。我给我自己的第一个反思就是,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是多还是少?我是这么想的,如果大家都对如何做一个公民感兴趣,那么来的人太少了;如果大家都想当政治学家,那么来的人太多了。

    (本文节选自《新民说·盗火》,严彬、马培杰 /编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2014-1)

  4. 2013-09-04 07:16
    刘瑜:埃及风波告诉和没告诉我们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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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瑜:埃及风波告诉和没告诉我们什么?埃及最近发生的事情令人痛心。6月30日,穆尔西总统上台刚一周年,世俗派对他展开了波澜壮阔的街头抗议,7月3日,他终于被军方赶下了台。正当我们以为秩序开始恢复,为之松一口气时,又轮到穆斯林兄弟会──也就是穆尔西的选民基础──不高兴了。他们涌上街头,也开始了旷日持久的抗议。8月14日,失去耐心的军方暴力清场,导致至少600人在冲突中死亡。
     
    如果说之前热烈但相对和平的街头抗议还让人对埃及局势抱有希望的话,8月14日以来的冲突给埃及带来的创伤却可能需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来弥合。
     
    就在不久前,埃及还被视为民主“新秀”。虽然土耳其、印尼等国家已经显示了民主制度与伊斯兰文化之间的兼容性,但是当伊斯兰文化的腹地──埃及这样一个古老大国──出现自下而上的民主化浪潮时,整个世界还是感到了别样的振奋。尤其这些年阿富汗、伊拉克、叙利亚坏消息不断,埃及成了众望所归的对象。
     
    然而,从穆巴拉克下台到今天,两年多过去,埃及就像穿行于暴风雨中的轮船,一个浪头接一个浪头,始终没有摆脱岌岌可危的状态。虽然今天还不能断言埃及的民主转型已彻底失败,但这些天的风波已经让全世界领教了这一过程的艰难。
     
    这种艰难放在一个相对短的历史坐标里来看格外明显。从上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世界进入亨廷顿所谓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在此之前,全世界只有三四十个民主国家,而今天全世界有了100来个民主国家(根据研究机构“自由之家”)。在这一过程中,近期的阿拉伯之春之前,除去个别国家的悲剧(比如前南斯拉夫),绝大多数国家的民主化是和平实现的,虽然大规模的街头抗议、吵吵闹闹的议会政治、低密度低烈度的政治暴力对几乎所有民主化国家而言都不少见,但是大规模的流血冲突却并不常见。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埃及──确切地说整个中东──民主化中的这种烈性冲突,就显得格外刺眼和令人痛心。
     
    民主转型艰难的原因何在?原因在于:在任何社会裂痕巨大的国家,民主转型都将是艰难的,而当这个裂痕已使社会充分两极化时,民主甚至可能脱轨。这个裂痕可能是宗教的(比如伊拉克、埃及),可能是族群的(比如前南地区、南非、台湾、肯尼亚、尼日利亚),可能是阶级的(比如贫富悬殊的拉美),也可能是城乡之间的(比如泰国),还可能是意识形态的(比如魏玛德国)。但不管这个社会裂痕由什么引起,只要这个裂痕太大,那么由其引发的社会冲突就可能造成政治超载,民主机制就可能因难以承载这样的剧烈冲突而陷于瘫痪甚至崩溃。
     
    更糟的是,民主化本身内置的社会动员机制,甚至可能在一个阶段内“激活”这种曾经被高压政治所掩盖的裂痕,恶化社会冲突。如果我们观察“第三波”民主化,会发现相对平稳过渡的国家(比如东亚、东欧以及南欧的多数国家),多是结构上──无论从经济还是族群角度而言──相对“同质”的社会。社会结构的相对“同质”意味着民主动员很难沿着那个社会裂痕进行甚至扩大那个裂痕,意味着冲突的可调和性。
     
    深度社会矛盾冲垮正常的民主程序,正是埃及所发生的事情。在世俗派眼里,穆尔西及其支持者试图垄断权力,并推动埃及的伊斯兰化,这是他们万万不能接受的,于是他们为了阻止埃及“伊朗化”而斗争。在穆尔西及其穆斯林派支持者看来,世俗派对一个民选总统处处吹毛求疵、反应过激,最后不惜通过政变把穆尔西赶下台──他们才是破坏埃及民主的真凶。
     
    我们常常认为政治的失败源于政治家的偏狭,却往往忽略政治家作为特定社会集团的代言人,其偏狭往往也是社会普通成员──即你我他──偏狭的反映。就埃及而言,固然,穆尔西和军方都有各自的重大问题,但双方各自“群众基础”表现出了的狭隘和暴躁也触目惊心。引发世俗派群众上街的,据说是穆尔西的专制倾向和他将埃及伊斯兰化的做法,但仔细分析穆尔西的作为,似乎常常是他这边刚抬起手,那边就大喊“杀人了!杀人了!”
     
    穆尔西做法里最有争议的无非是去年11月制宪危机中的“总统令”。当时穆尔西和穆兄会控制的制宪会议试图推动制定新宪法,而世俗派及其核心政治力量──法院──则因为缺乏信任而试图解散制宪会议,相持之下,穆尔西11月22日发布了一个“总统令”。根据这一“总统令”,在新的宪法通过之前和新的议会选举出来之前,任何个人或机构不得废止总统上台之后的法令;司法机构无权解散制宪会议。
     
    这些做法有些很糟糕,有些则明显是暂时的“防御性”措施,民众抗议固然可以理解,但穆尔西是否已经“倒行逆施”到需要民众通过杀人放火、甚至欢呼军事政变的方式被赶下台?在强烈的民意反弹面前,穆尔西其实已经做出了一定妥协,比如很快撤销了11月“总统令”,但世俗派仍然不依不饶,新宪法12月公投通过后更是“怀恨在心”。
     
    显然,世俗派当初推动民主化的时候,似乎并没有做好“民主可能选上你不喜欢的人、通过你不喜欢的法律”的心理准备。将民主视为功利性而非程序性的事物,一旦偏好不能满足,本可以诉诸新的选举、总统弹劾、修宪和和平示威等民主程序来解决问题,却选择了暴力示威和军队镇压,只能说有很多埃及世俗派民众对民主制度的追求是叶公好龙。如果说有一天他们发现对穆兄会的斗争最后是“前门送走了狼,后门又迎来了虎”、导致穆巴拉克式专制回潮的话,也只能是他们自作自受。
     
    同样,当穆尔西和穆兄会的政党以微弱优势当选后,他们首先关心的似乎不是如何“团结大多数”,而是急于推动一个党派的政纲政见。之前的承诺──不“夺取政治权力”,选择一个女性当副总统,加强基督徒的政治代表──纷纷被抛弃,变成了大力在各个权力机构部署“自己人”;他们坚持要在许多世俗派政治家“罢工”的情况下推动制宪和公投;在已经占据总统和议会多数之后,他们仍然试图侵吞世俗派最后的“堡垒”──法院的权力;在穆尔西被软禁之后,通过谈判解决问题的机会还没有丧失时,旷日持久地占据街头、使交通乃至经济陷入瘫痪──这些又何尝不是偏狭?
     
    或许,每个专制的长期受害者都多多少少患有专制后遗症。毕竟,当一种游戏规则几乎一夜之间变成另一种游戏规则时,旧习俗的惯性不会在一夜之间消失。专制制度下,政治往往是你死我活的游戏,掌握权力意味着赢者通吃,暴力是万能的,“谈判”不过是用来争取时间……这些制度特点会在每个人的心里投射下长长的阴影。而转型过程中的大规模街头运动,往往会使很多民众迷恋上集体的力量、街头的力量和运动的力量,浑然不觉民主不仅仅是“斗争”和“激情”,而且是妥协、规则、程序、理性、组织化和制度化。
     
    但是,能否因为埃及的遭遇,从此对民主化本身持悲观甚至否定态度?答案当然不是这么简单。如前所述,第三波民主化以来,大部分国家的民主化是以相对和平的方式实现的──如果埃及一个个案就可以说明“民主化之后就会天下大乱”的话,那么显然有更多个案可以用来说明“民主化之后不会导致流血动荡”:韩国、巴西、印尼、波兰、匈牙利……就近半个世纪的民主化转型而言,大规模流血冲突是例外而非常态。哪怕就埃及而言,流血冲突固然可悲,但是,至少在不少──甚至可能是多数──埃及人看来,世俗派和伊斯兰派之间的这次“决战”彻底斩断了“政治伊斯兰”在埃及的前景,是“为了变得更好而变得更坏”。
     
    从更长的历史时段来考察政治制度转型,会发现第三波民主化之前,极少有政治转型是一帆风顺实现的。法国大革命、中国国共内战、红色高棉运动、朝鲜战争和越战……自不用说,即使是民主化方向的转型,在大多数国家也绝非一个线性过程,往往“一波三折”。那些我们今天看来相当成功的民主国家,民主化也常有“进两步、退一步”的插曲──如果我们站在1653年的英国(克伦威尔建立独裁的年份)、1792年的法国(雅各宾派当权)或者1861年的美国(南北战争爆发),更不用说诸多发展中国家的许多历史时刻,恐怕对这些国家民主化的前景也会无限悲观。从这个角度来说,出问题的不仅是埃及的民主转型,而且是我们对民主化进程本身过于浪漫的想象。
     
    那么,既然民主化这么困难重重,建立或者维持专制岂不是更好?当然不是。首先,当社会裂痕巨大时,专制解决社会冲突的方式,其社会代价真的更小吗?希特勒式的独裁自不用说,1970年代智利社会撕裂成左右两极时,皮诺切特试图通过“专制转型”来解决冲突,代价是3000左右智利人的“消失”,八万人左右被拘禁,四万人被施以酷刑;当苏哈托1960年代试图以“专制转型”来解决印尼的两极冲突时,代价是50万人丧生和150万人入狱。
     
    从萨达姆到穆巴拉克,从金正日到穆加贝,我们看到专制制度在解决社会冲突方面不但没有什么优越性,往往会更加暴力。只不过,由于缺乏动员空间,专制下的暴力未必以大规模街头冲突的形式爆发,又由于信息封锁,即使爆发了外界也所知有限,但专制社会里,分散的、持续的、隐秘的暴力及其威胁却无处不在──只不过,我们很容易把没有发生在摄像机前的冲突当作和平,把没有成为国际新闻头条的镇压当作稳定。
     
    其次,随着现代化和全球化加深,专制具有内在不稳定性。由于信息流通和观念传播、中产阶级的壮大和消费社会的兴起,世界无论从经济、信息还是观念上,都变得更加扁平。经济上的“大众社会”和政治上的独裁难以长期兼容,社会的流动性和权力的封闭性也难以长期兼容,观念的多元化更是使得意识形态的一元化难以为继。如果说专制的直接或间接社会代价使其不可欲的话,当代社会的特点也使其越来越不可行。事实上,以埃及为例,其民主化的原动力既非“美帝阴谋”,也非埃及的“公知蛊惑”,而是千千万万普通埃及人走上街头表达对自身权利的诉求。
     
    那么,今天的埃及到底告诉了我们?又没有告诉我们什么?只能说,埃及颠簸的局势说明,在一个结构存在巨大裂痕的社会,民主化难以包治百病,也不大可能一帆风顺,但如果有人试图以埃及的情况证明专制的“优越性”,则显然患上了选择性失明。也许,与死死拽住既不可欲也越来越不可行的专制相比,对于还在民主化的门槛外徘徊的国家及民众,更有意义的是积极准备,在民主化的浪潮到来之前努力弥合社会的、经济的、价值观的裂痕,为这一浪潮的来袭打造一艘坚固的大船。
  5. 2013-06-01 23:13
    刘瑜:让政治变得家常

    自家垃圾这点小事也要找政府上门服务?只有一个谦卑的政府才肯放下架子如此鸡毛蒜皮。


    最近我搬家遇到一个难题:有很多“大型垃圾”需要扔掉,怎么扔、扔到哪里呢?所谓大型垃圾,就是指旧冰箱、拆掉的浴缸之类的大家伙。扔到楼下的垃圾桶里,小小垃圾桶装不下不说,妨碍了交通和景观,邻居也会抗议。找垃圾清理公司来收,花费肯定不菲。正一筹莫展之际,一个朋友建议:找剑桥市政府处理,他们会以低廉的收费给你处理大型垃圾。


    自家垃圾这点小事也要找政府上门服务?乍一看似乎不大合理,但仔细一想,政府本质上不过是个公共服务机构,而不是什么高高在上的官府,我给英国政府交了那么多税,既没有享受过公共医疗服务(来之后还没有生过病),也没有享受过免费教育系统(没有孩子上学),更没有麻烦过警察消防员,让政府给拉一回垃圾,似乎也是理所当然。


    于是我就到剑桥的政府网站查找相关信息。果然,政府网站标明,将大型垃圾扔到自家小区是不允许的。我要么可以将它们拉到一个指定地点免费扔掉,要么预订政府工作人员来清理,清理价格是1件20镑,2-3件26镑,4-6件30镑,7-10件40镑。虽然收费,客观来说,相对于这边的收入水平,并不算很贵。我按照网站上指定的电话预约,很快就将垃圾顺利处理了。


    我很高兴剑桥的政府网站能提供如此方便的服务信息。在逛网站的过程中,我发现它提供的方便远不止如此。如果你想在网上交地方税,可以点击A;如果你想知道剑桥所有的停车场位置,可以点击B;如果你是个无家可归者,可以点击C寻求帮助;如果你想住上政府补助房,点击D;如果你想抱怨隔壁的装修噪音,点击E;如果你对某个公务员的服务不满,点击F……总之,剑桥政府网站显然把自己定位成了一个互动型的服务性网站。


    理解一个东西是什么,最便捷的方式恐怕就是去观察它不是什么。一个互动型的服务性网站,意思就是它不是一个灌输型的宣传性网站:它的头条新闻不是“市委书记某某某在某某某会议中指出……”,它也不在显眼的位置上报道“某区认真开展专项执法活动”,它不为“我市加快集群产业集约发展”大声喝彩,也不为“市领导和工作人员踊跃为困难群众捐款”感动不已,它和普通人鸡毛蒜皮的生活而且仅仅和普通人鸡毛蒜皮的生活有关系,告诉你垃圾怎么处理,没钱住房子了怎么办,停车场在哪。


    只有一个谦卑的政府才肯放下架子如此鸡毛蒜皮。一个服务型的政府网站更像是一个饭店门口的服务生,见到顾客亲切问候:“您好,请问能为您做些什么?”事实上打开剑桥市政府的首页,头条是这么一条标题:“请帮助我们改进你的社区”,内容为“你对改进你的社区有什么想法或者建议吗?请填写这个表格告诉我们……”接下来的新闻位置只有四条:吉瑟斯绿地改造的公共咨询;圣诞和新年公共服务开放时间说明;圣诞和新年垃圾清扫时间表;德式圣诞市场开放说明。接下来就是一系列的服务信息:如何交税免税、找房及寻找住房援助,交通和街道信息,环保卫生信息等等。


    如果你关心政府透明度问题,网站上也有相当的信息。它提供42个市委会成员的名单、联系方式和分管领域,而且每个月都更新市政府详细的工作计划,让民众有事先知情权。每个委员会的开会时间和议程都要公之于众,以便感兴趣的民众前往参与。如果你想了解市政府的财政状况,没关系,网站上有清晰的一栏:“你的税收是如何被花费的。”


    其实,剑桥市政府网站这种谦卑、透明、互动,与其说是网站定位的问题,倒不如说是政府定位的问题。对于好大喜功的政府来说,它关注的是“本市投资某某亿兴建某某项目”,自然不屑于到市民家拉旧冰箱这种小事。对于好吃懒做的政府来说,它把钱花在公款吃喝上,而不是穷人补助房的投资上。对于高高在上的政府来说,它告诉你本市又出台什么什么新法规,却不告诉你你可以前往听证该法案出台的会议过程。在投资主体、巧取豪夺、游手好闲、提供服务之间,剑桥市政府选择了一个政府最应该待的位置:提供服务。


    以前我有一个理论:观察一个地方的政治,首先观察这个地方的垃圾。这是因为若干年前我回老家县城的时候,发现一个现象:县里有很多人生活已经很小康了,到处盖满了独门独院的私宅,但是在宽敞别致的私宅门口,往外走上几步,往往是成堆的垃圾小山。这种政治发展滞后于社会发展的现象令人深思。现在我又多了一个理论:观察一个地方的政治,首先观察它的政府网站。

  6. 2013-06-01 23:13
    刘瑜:查韦斯式实验,民粹主义盛行的拉美式民主
    查韦斯终于等到了这一天。2月15日委内瑞拉以54%的赞成票公投修宪,认可总统有权无限连任。就是说,到2013年,本来连任期满要下台的查韦斯可以继续竞选总统了。
     
    在阐述修宪理由时,查韦斯说:“为了保卫社会主义革命,我需要更多的时间。”于是群众就给了他时间。事实上,查韦斯上台十年来,委内瑞拉群众基本上给了他所想要的一切:1999年,查韦斯要求公投修宪,将总统任期从不能连任改成可连任一次,提案通过。2002年,反对派军事政变把他赶下台,委内瑞拉群众走上街头愤怒示威,48小时后查韦斯重返职位。2004年,在弹劾查韦斯的公投中,人民群众再次挽留了他。2007年取消总统连任期限的公投失败,但据说并不是因为人民厌倦了查韦斯本人,只是那次公投捆绑的激进内容太多,这次2009公投,群众终于又对他敞开了怀抱。
     
    委内瑞拉人民这么热爱查韦斯当然不无理由。内政上,他以穷人代言人自居,推动国有化、全民医疗、教育普及、贫困补助。外交上,他积极反美,在联合国论坛上引用毛主席语录: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这么一个只有2600万人的小国,愣是在10年之间被他搞成了国际舞台上的反霸领袖和革命史上的新旗手。
     
    十年之后,革命到底有没有成功呢?好像也不大明显。查韦斯追求均贫富,但2000年委内瑞拉的基尼指数是0.44,2007年0.42,有所下降,但很微弱。委内瑞拉医疗教育发展迅速,绝对贫困人口从17%减到8%,但反对党认为这些数据是修改测量标准的结果。更重要的是,很多人认为,查韦斯改革只是沾了油价暴涨的光——作为拉美第一产油国,委政府收入一半来自于石油。2000年到2008年初国际油价一路飙升,于是查韦斯左手从国家油企拿钱,右手把它发给了选民。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反讽,委内瑞拉的社会主义建设资金来源仍然是国际资本主义体系。虽然查韦斯骂布什是“蠢驴”,这并没有妨碍委内瑞拉把一半以上的石油出口到美国。
     
    问题是油价最近跌了70%,查韦斯这种“拿油企的钱,做自己的人情”的政治模式就成了问题。更重要的是,他的社会主义成就很大一部分被高通胀率和高犯罪率所抵消。委内瑞拉现在有拉美最高的通胀率(30%),很多穷人刚进得起医院,又买不起牛奶了。即使油价不跌,这种高赤字高通胀的发展模式能否为继也很可疑。相对于把蛋糕做大,民粹主义者总是热衷于把蛋糕分掉,原因很简单:一样的财富,以政治家恩惠的形式出现,就从资本转化成了政治资本了。
     
    也许有人要说:管他有多少成就呢!反正他是民选的,尊重民主就要尊重查韦斯的胜利。这就牵涉到如何看待委内瑞拉民主,确切地说,民粹主义盛行的拉美式民主。
     
    很多拉美国家的民主都有一个特征:它注重政府和民众之间的垂直呼应,但忽视政府和立法、司法机构之间的水平制衡。查韦斯式民主就是这种瘸腿民主的一个典型,他频繁地诉诸各种公投来实现其政治目标(10年之内14次)。他将议会从两院改成一院、2/3投票制改成简单多数制,使国会成为他的橡皮图章;他将大法官从20个增加到32个并安插亲信,将最高法院变成他的队伍;他把军队控制权从国会转移给自己;他通过监管机制成了最大油企PDVSA事实上的CEO;他对公民社会的容忍度也在降低,反对派电台被关、国际人权组织被驱逐等新闻层出不穷。就是说,民众通过投票把权力交给了他,然后他用这个权力瓦解其他权力机构,有人称之为“竞选式独裁”。
     
    而我始终认为,一个健康政治制度的真谛在于制衡,而不是民粹。一个好的民主制度不仅仅在于选举的“那一刹那”政治家是否赢得了高选票,而且还在于两个“刹那”之间的岁月里,能够有制度性制衡来推动不同机构和利益集团之间的协商互动。一个只注重垂直呼应民意而忽视水平制衡的政府,也许合法性很高,但是合理性很低。
     
    公投取胜之后,查韦斯热情宣布“波利瓦尔革命在复兴”。我想,查韦斯很可能是一个真诚的理想主义者,但在21世纪,理想主义治国的有效性令人生疑。当然对委内瑞拉的去向我们也不用太操心,如果说每个国家都是一个政治制度实验室的话,那么,就当查韦斯给人类赞助了一个新的实验室。
  7. 2013-06-01 23:12
    智识劳模刘瑜:一个人,浩浩荡荡地,走着

    刘瑜

    她可以算智识活动上的劳模。这起自她澎湃的好奇心。当很多人习惯于在思维上“偷工减料”,“多快好省”地得出“豆腐渣”结论时,她却有“丁是丁,卯是卯”的安全施工的自觉。

     
    她很少让文章穿着登高鞋或者装扮成圣诞树出来,在她看来,一个道理的意义不在于它能创造多少美学上的新鲜感或者提供多少智力上的游戏感,而在于它在多大程度上回应了现实中的真问题。
     
    与此同时,她是嫁接“道理”和“感受”的高手,很像一个潜伏到武术队的厨子,在习得武林秘笈后,用烹饪大法讲述一招一式,让墙外的吃货们拼命点头:我们懂你。
     
    而对于人生这桩事儿,她的文字通常没有正确的提示,而是像一个诚恳的病友,深深咂摸其中的残酷,在绝望之后,找到自由。
     
    见到刘瑜时,想到一个句子:一个人,浩浩荡荡地,走着。——当然,不是指她有孕在身,体态浩荡。事实上,即便怀孕九个月在身,她也比照片上更为娇小和柔和——而不久前,她也已经完成“升级”,成为一个双鱼座姑娘的母亲。那种浩荡,更多是指这些年来,她作为独立个体,借助文字,所传递出的力量。这种力量,一方面呈现于公共生活中,一方面则体现在她追索爱与自由的过程中,在灵魂层面的负重上。
     
    最近,她有新书《观念的水位》推出,是她近些年专栏和随笔的结集。在谈及让这些文字完成“小团圆”的初衷时,她提到:我相信这些文章结集在一起所传递的信息,相比它们零散的存在,其重量和清晰度是不一样的,而这些信息在今天的中国值得被反复和清晰地传递。而如果对这些信息进行总结,她认为是:既需要对国家之顽固、也需要对普通人之麻木,乃至知识分子之骄矜说“不”。
     
    智识活动上的劳模
     
    刘瑜可以算智识活动上的劳模。这起自她澎湃的好奇心。当她发现一件事儿没有标准答案,而是有许多种答案时,这种不确定性对她来说,是个愉快的事儿,因为这意味着挑战和知识上的开放性。对于接受应试教育过来的中国学生,这是一种稀缺的特质。在她看来,很多极端的结论,譬如种族主义以及头脑中的各种挡箭牌、替罪羊,不过是一种过于懒惰的世界观。所以,当很多人习惯于在思维上“偷工减料”,“多快好省”地得出“豆腐渣”结论时,她却有“丁是丁,卯是卯”的安全施工的自觉。写专栏,对于她是“鸭梨山大”的事儿:每次交稿前焦虑三天,酝酿两天,动笔一天,每挣1000块稿费平均要给自己买零食、咖啡、衣服、化妆品等1200元。
     
    她的文字,在客观层面承担着启蒙的价值,但启蒙这个词却让她有某种伦理上的尴尬,她觉得所谓的启蒙,与其说是教育,不如说是对蒙蔽理性的擦拭。任何人,你只能告诉他不知道自己知道的道理,“你无法叫醒任何一个装睡的人”。
     
    表达上的平民范儿
     
    刘瑜是纯正的学院派知识分子,学历豪华,却没有之乎者也的腔调。她很少让文章穿着登高鞋或者装扮成圣诞树出来,在她看来,一个道理的意义不在于它能创造多少美学上的新鲜感或者提供多少智力上的游戏感,而在于它在多大程度上回应了现实中的真问题。她觉得表达观点时,尊重对方的思维方式去讲述,完成有效沟通,比一种自我陶醉的姿态要更为重要。
     
    她对姿态有着特别的反感。当初离开微博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害怕一个事情出来,她必须按照一个方向发言,这种表态、站队的压力,让她无从适应,所以,她退出微博,选择去了“冰岛”。在一篇文章里,她解释了冰岛的概念:漂浮着他人的眼光的生活是多么的油腻啊,我所说的冰岛,就是干净而已。
     
    努力坚持“外婆都懂”的常识感的自觉,对老实、朴素的学风和文风的认可,以及建于凡常生活经验之上的诚实治学,使得她的文章逻辑清晰,深入浅出,亲切好读。《民主的细节》大卖,追其缘由,她的看法是:不过是大家口渴了,而我来卖水。
     
    在新书中,一篇《今天你施密特了吗》的文里,她把施密特比作中国思想界的新款LV包,认为在中国这种自由讨论仍然不充分的情境下谈论自由的限度,谈论施密特,就如同一个300斤的胖子,刚减肥30斤,理论家就开始担心:他会不会太瘦。而对于言必称施密特的粉丝们,她有个非常诚恳的建议:其实,从朝阳区到海淀区,可以不绕道阿尔卑斯山,坐地铁10号线就可以。
     
    嫁接“道理”和“感受”的高手
     
    她是嫁接“道理”和“感受”的高手,很像一个潜伏到武术队的厨子,在习得武林秘笈后,用烹饪大法讲述一招一式,让墙外的吃货们拼命点头:我们懂你。这种活泼俏皮的文风,有助于很多人消除对于政治的冷感。政治不是教科书上的“面目可憎”的无用说教,也非权术、阴谋和诡计,它是切实可感的日常生活之所需,是关系到我们是否可以自由选择工作和生活的大问题。
     
    这种嫁接能力的娴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她的文青经历。在她出版《民主的细节》《送你一颗子弹》之前,她已写作了小说《孤独得像一颗星球》《那么,爱呢》《烟花》。在那些早期作品中,她就已开始密集使用绝妙而精当的比喻或通感。和她的一些影评、时评写作一样,她的情感小说,也表现出哲学化倾向。
     
    她非常善于从一堆“生活”的道具里,拎出“哲学”的骨架。她对于人的存在状态异常敏感:人生的种种可能性与局限性;爱情,即便本该那么美好的东西,依然是对人的怯懦、渺小和贪婪的暴露,甚至拯救不了;即便,科技让人的选择有了表面上的无限性,可人性中的局限还是无法被改变。在梳理这三本小说时,她发现自己有一个情绪轨迹,即从忧伤到怨恨,再到绝望。对于人生这桩事儿,她的文字通常没有正确的提示,而是像一个诚恳的病友,深深咂摸其中的残酷,在绝望之后,找到自由。
     
    在网上,她有一篇名为《一个人要像一支队伍》的文章,流传甚广。文中,她说:“自己终究是幸运的,不仅仅因为那些外在的所得,而且因为我还挺结实的。总是被打得七零八落,但总还能在上帝他老人家数到”九“之前重新站起来,再看到眼前那个大海时,还是一样兴奋,欢天喜地地跳进去。”
     
    面对新出生的孩子,刘瑜希望她个性爽朗,而所谓的爽朗就是这样一种东西吧。
     
    【对话刘瑜】
     
    1 公共事物与公共言论
     
    我觉得在中国当下,最缺乏的是用论据和逻辑来朴素地说理,并且以真诚交流为目的的公共言说方式。
     
    新京报:《观念的水位》在强调观念的力量,从《民主的细节》到它,你是否观察到了一些观念的变化?
     
    刘瑜:从《民主的细节》到《观念的水位》中间大约只有三四年,三四年可能还不是一个足够长的审视变化的时间段,但如果放大到近二十年,一些观念的变化是显而易见的。
     
    譬如上世纪90年代初,很多民企的目标还只是合法化的存在,但是现在会追求与国企的平等地位,会追问为什么四万亿只投给国企?为什么地王都是国企?为什么民企贷款这么难?又比如人大代表申纪兰,她当了几十年的人大代表,并且自豪地宣传从未投过反对票,以前人们没觉得这有什么,没准还觉得一切对政府言听计从是个好代表的表现,但是最近几年,网上对她的批评铺天盖地。
     
    再比如化工厂,以前政府在哪建化工厂什么时候跟民众商量过?民众为此严重抗议过吗?但是你看这几年,有多少抵制家门口建化工厂的邻避运动?……
     
    诸如此类,都是权利和参与意识在增强的表现。因为一定的制度对应一定的观念基础,当制度和观念错位时,制度是不稳定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制度变革的文化基础正在慢慢形成。
     
    新京报:在书中,谈及知识界存在很多“印象主义”,缺乏实证精神时,有段话是,今天的知识界,放眼望去,一堆人在玩前现代,另一堆人在玩后现代,独独中间那一望无际的空地上,仍然人迹罕至。为什么这么说?
     
    刘瑜:这是因为我觉得一些知识分子的言论在引领一个有害的学风,甚至有害的社会发展方向。我文章里提到的“前现代”,是指一些人以复古为价值导向,尽管从传统中吸收好的资源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一些人公开表示要通过儒教原则来设计中国的宪政结构和政治制度,这就有些不可思议。尽管你可以说理论是好理论,历史上被实践坏了,但是如果一个东西曾拥有很多机会被实践,却在绝大多数时候被实践歪的话,是否也有一个可能,就是这个东西本来就是有问题的?
     
    另一个“后现代”的倾向,是指一些学者受到一些故弄玄虚的理论的诱惑,敌视自由、民主等启蒙观念,敌视现代化进程,敌视市场经济和全球化,这些人往往问题感错位,学风上把引用当做论证,而且似乎引得越玄乎越高级。有意思的是,前现代和后现代现在有殊途同归的合流之势。
     
    我觉得在中国当下,最缺乏的是用论据和逻辑来朴素地说理,并且以真诚交流为目的的公共言说方式。可能在很多人看来,老老实实讲道理是没有吸引力的,他们觉得这是受“美式”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毒害,反而故弄玄虚的学风会受追捧。
     
    新京报:学者熊培云说:在许多公共讨论中,道德被污名化。坚守底线的人被嘲笑,理性克制被认为是“抢占道德制高地”。事实上这个时代最流行的不是抢占道德高地,而是抢占道德洼地,然后一起审判崇高。你怎么看这种现象?
     
    刘瑜:我的理解是,在中国存在一种现象,就是在公共领域,什么都不说都不做的人活得最自在自得,既然无所作为,当然很“清白”,又因为这种“清白”,他们常常对有所作为的人横加指责吹毛求疵。就是说,说点话做点事的人会被按照圣人要求——这个人在道德上要完美,在知识上要毫无漏洞,甚至说话的姿态都要完美无缺。
     
    所以在当下,如果你说话做事无底线,即使无比丑陋,也会被很多人夸为真性情,而如果你关心公益和社会责任,就会被怀疑是伪君子。这就是所谓的“抢占道德洼地去审判崇高”吧。这种观念的流传是非常糟糕的事情,因为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社会很难形成善的循环和传播,很多人不是没有财力和善意去做好事,而是怕搅入一摊浑水。
     
    2 公共知识分子及其污名化
     
    公知是指具有一定专业知识或文化艺术背景,一定社会影响力,并对公共事务发言的一群人。在中国,什么都不说都不做的人活得最自在自得,无所作为,又常常对有所作为的人横加指责吹毛求疵。
     
    新京报:怎么看“公知”这个概念以及它的污名化过程?
     
    刘瑜:我的理解,从传统意义上讲,公知是指具有一定专业知识或文化艺术背景,一定社会影响力,并对公共事务发言的一群人。但这个词在现实的运用中,已经彻底乱套了。一些人明明不是公知,仅仅是出于公民责任心就一些公共事务发过声,就被视为公知;而一些人明明是传统意义上的公知,仅仅为了打击异己,却否认自己是公知。
     
    公知污名化的原因可能有好几方面。一个原因出在公知自身身上,可能有些公知说话不是特别严谨,特别是对不同意见表现出暴戾之气,这些确实存在。我想如果批评是立足于此,敦促公知在说话时更严谨,更温和理性,这种批评未必是坏事。但有些人对公知的攻击却似乎并不立足于此,他们似乎只是反感一切对政府、对现实的批判性言论,反感有影响力的人对公共事务说三道四。所以我看到的对“公知”攻击最凶猛的,往往是表面上看是批评公知,其实不过是借着批评公知来党同伐异而已。表面上他们主张知识分子应该回到书斋、明星回到演艺圈、商人回到商界,大家都不要“越界发言”,但实际上他们自己对公共事务的发言一点也不少,只是立场不同而已。
     
    公知污名化现象刚出现的时候,我有所担心,倒不是担心个人声誉什么的,而是担心很多人因为这种污名化而不敢再就公共事务发言。但后来我发现在所谓的“污名化”之后,公共知识分子群体还在发挥社会功能,而且是很正面的功能——针对很多热点的公共事件,比如任建宇劳教案,比如乌坎事件,比如什坊事件等,所谓的公知群体还是在通过他们的行动或转发、或讨论,将之提到公众关注的视野范围内,可以说,他们还在起着设定公共议题,引导公众讨论的作用。如果这个群体的这个社会功能依然存在,我想就没有什么可担心的。
     
    新京报:因为韩寒代笔事件,劈柴等事件的发生,有人说,他们被拉下了“神坛”,现在也进入了偶像的黄昏时代,你怎么看?
     
    刘瑜:大众媒体时代是一个人与人越来越丧失距离感的时代,距离产生美变得很困难,公众人物脸上有几个青春痘,几颗麻子,公众都能看得很清楚。哪怕马丁·路德金,他的抄袭案如果是在微博时代被打假人士纠出来,可能就是另一个唐骏。这是大众媒体时代的特征,中外都一样。这也未必是坏事,神化一个人本身就有问题,偶像思维往往是极权政治的文化基础。
     
    不过把对韩寒柴静之类的批评称作“拉下神坛”似乎不妥,至少在我眼中,他们从来就没有在“神坛”上,不排除个别粉丝将他们视为“神”,但我所了解的绝大多数欣赏他们的人,也没觉得他们品德完美、才华盖世,只是对他们的言行和社会角色抱有大体肯定的态度而已。现在有些人以“拉下神坛”的名义把人说得一无是处,有点大战风车的阵势。一个人只能要么完美无缺、要么一文不值吗?这种非黑即白观是我不能理解的。
     
    3 关于刘瑜及刘瑜的写作
     
    到我现在这个年龄,我对文字不是那么看重了,更在乎道理本身是否有说服力,像秦晖、陈志武老师的东西,文采并不突出,甚至有点干巴巴,但逻辑紧凑,有道理,这就够了。
     
    新京报:作为前文艺青年,怎么看文艺青年这个词?
     
    刘瑜:“文艺”在我看来,就是讲究生活质量,这没什么不好。一个人对生活质量有要求,除了温饱还追求精致,喝咖啡的时候上面打点奶泡,写PPT之外还读点诗,上班下班之外还上下豆瓣,这有什么不好?这个词引起一些人的反感,可能是因为一些人本末倒置,过分追求生活的姿态而显得做作,这种人也许有,但我看也没那么多。
     
    新京报:是否有自己的文字英雄?
     
    刘瑜:和很多人一样,大学的时候很喜欢王小波,喜欢他文字中的举重若轻,没有八股气,也没有痞气匪气,让人觉得很舒服,毫无压迫感。不过到我现在这个年龄,我对文字不是那么看重了,更在乎道理本身是否有说服力,像秦晖、陈志武老师的东西,文采并不突出,甚至有点干巴巴,但逻辑紧凑,有道理,这就够了。
     
    新京报:人性中的哪些弱点是你很痛恨的?
     
    刘瑜:如果一个人把愚蠢和恶毒结合起来,对我来说是难以忍受的。我也很受不了那种什么事儿也不做,但是对做事的人吹毛求疵的人。就像一个站在山脚下的人,对爬到半山腰的人说:你有本事怎么不爬到山顶去?这也是我厌恶的。
     
    新京报:那你自己的个性中,是否有些自己想去克服的部分?
     
    刘瑜:说实话,我是一个比较脆弱的人,我希望能克服掉自己的脆弱。不过某种意义上,可能我对人的同情心、同理心恰恰来自于这种脆弱,但我又不想克服掉自己的同情心同理心,这是一个矛盾。我选择和网络保持距离也和这个有关系,被一些人恶意攻击会很影响我的情绪,但情绪低落本身还是次要的,重要的是情绪低落会影响我的工作状态和思想重心,这就得不偿失了。所以当初退出微博一定程度上是出于自我保护,但与其说是保护自己的情绪,倒不如说是保护自己人生的方向感——我不希望因为网络上的一些个人恩怨而影响了自己“该干吗干吗”的状态。
     
    新京报:会担心孩子的教育吗?
     
    刘瑜:没有特别担心。我觉得孩子来到一个不完美的世界,其实也挺好的,否则她的人生体验该多匮乏。有时候我想想自己的经历,跨了很多时间空间文化,从小县城到纽约,挺丰富的,我希望我的孩子也有机会体会丰富的人生。
     
    我会告诉她我自己也有过这样的阶段,也经历过各种厌世,不要为此惊慌,更不要因为这种厌世的“高度”而自恋。如果她因此自暴自弃,我会问她,人生充满了意外,你难道对你未来人生的各种意外不感到好奇吗?
     
    我不会要求孩子一定要成为某个领域的佼佼者,但也不希望她因为缺乏任何技能和特长而在小朋友群体中被鄙视,毕竟孩子还是很在乎“同类压力”的。关于孩子,我有个朋友说过,一定要坚定信念,相信自己的孩子最终会长成一个普通人。我觉得这种心态挺好。
     
    采写 新京报记者 于丽丽
  8. 2013-06-01 23:11
    刘瑜邀请你反驳

    刘瑜

    刘瑜形容自己对民主的态度是“暧昧”。一方面她“推崇”民主,因为民众缺乏表达利益诉求的管道;另一方面,她从关注美国民主,转向发展中国家:印度、菲律宾、委内瑞拉。 (刘瑜 供图)


    2013年1月,刘瑜的新书《观念的水位》出版。在这本书中,清华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38岁的刘瑜讨论制度和人民素质的关系;分辨“民意”与“伪民意”;点评7·23动车追尾及陈光诚事件;评论什邡政府的危机公关;嘲弄某些知识分子的骄矜;也批评爱国愤青的盲目。


    因为是专栏文章的结集,每篇文章皆在2000字上下,每篇都有别出心裁的小锋利,辑录成书,却让人吃惊于过去两三年间,“小女子”刘瑜持续、密集、安全地谈论“敏感话题”这件事本身。


    上一本以“民主”为主题的书《民主的细节》出版后,刘瑜曾被戏称为“民主女神”,尽管有人出于善意,有人出于恶意。《民主的细节》跻身畅销书之列,甚至被某市宣传部门作为集体学习材料。如果说《民主的细节》以美国成熟的民主制度为蓝本,在《观念的水位》中,刘瑜的视角更多转移到中国当下,以及原苏东地区、东南亚、中南美洲等在民主转型中的国家。


    经验的样本变了,论者对民主本质的理解并没有太大改变:“民主是一种权力制衡的机制,对一个健康社会来说,它是非常重要的;但另一方面,民众的意志,一定要受到其他的权力机制的约束,否则它就会变成一个非常有破坏力的东西……”在清华,刘瑜开两门课:“美国的民主”、“比较民主化”,未来希望能开“中国政治”、“比较革命”。在“比较民主化”这门课上,她讲民主和腐败的关系,讲民主可能不能制约腐败;在“中国政治”这门课里,她会从政治上解释中国过去三十年的高速发展的原因。


    与基本民主观一样保持不变的,是刘瑜的文风。刘瑜三年前出版的记述私人生活的博客文集《送你一颗子弹》中所有的活泼、锐利被保留下来。


    在一篇名为《今年您施密特了吗》的文章里,针对希特勒第三帝国法学家施密特在中国学界走红的现象,刘瑜感叹:“这样一个逻辑上漏洞百出、伦理上早已破产的理论,居然被一大群中国学者作为学术地沟油回收回来,炒出油光滑亮的论文和书籍”,“施密特粉丝团的核心成员很多是反西方文化霸权的民族主义者。作为民族主义者,却如此钟情于用生硬的翻译体、晦涩的西式文本、掉西方书袋的方式翻山越岭来教育中国人,便是我,也感到传说中的‘吊诡’了。”结尾更妙:“对施密特迷们,我想说的是:从朝阳区到海淀区,是可以不绕道阿尔卑斯山的,坐地铁10号线就行。”


    语言的风趣,会为公共空间里的表达增分不少。2012年年初,刘瑜删掉自己新浪微博的全部内容。这个空无一字的微博的“粉丝”却在一年间增加14万。


    刘瑜不以意见领袖自居:“我不能肯定我能影响多少人。我不知道别人是不是因为我比较希望的理由而喜欢我。事实上,人们可能因为各种奇奇怪怪的理由喜欢你:你读过名校;相对来说还比较年轻,在女博士群体里,长得还过得去……很多人并不是因为你讲的道理,或者你讲理的方式喜欢你。”


    我不做智力判断和道德判断


    南方周末:书名《观念的水位》,你写专栏,是为了提高社会的“观念水位”吗?


    刘瑜:那倒也没有,我对社会热点的有些感想,恰好能跟专业思考勾连起来,倒没有特别地想去启蒙别人。


    我从开始跟人辩论以来,就没有成功地说服过一个人。说服人是非常困难的,有的人表面上是你说服的,其实他本来就同意你,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把一个人“自为”的状态变成“自觉”的状态。你不太可能使一个人了解自己所不知道的东西,你的工作不是去强加一个观念给别人,而是唤醒他,让他意识到自己内心深处模模糊糊已经有的想法。


    以前我在剑桥给学生改作业,我们一个重大的扣分点就是:你没有严肃地对待可能的驳论。哪怕是写2000字,或者是1500字的东西,我都尽量在其中去容纳别人可能怎么反驳我。当然,有时候我也觉得对方的言论不值一驳。


    学社会科学这么多年,我发现社会科学里面一些非常重大的问题,大家并没有共识,没有结论。去呈现这种未知,或者是不确定的状态,我觉得不但是必要的,而且是有趣的。


    但专栏、140字的微博,会使很多你的受众接收到的是口号性、标签性的东西。这种属性对我想传播的内容来说已经不够了。接下来我想写一点,更偏重论文、专著之类的东西。说白了就是换一种形式来做同一件事。


    南方周末:你想传播的内容是什么?你想把那些内容传播给谁?


    刘瑜:传递给像我一样想把一些问题搞清楚的人。微博上有很多极端的声音,你不太可能真正影响那些人的判断,反过来,那些人也很难影响我。但一个普通的公务员,他没有网络上的戾气;一个大学生,网络纷争跟他无涉,可他们又实实在在为一些事情困惑。比如说,中国民主化了,天下大乱了怎么办?民主化会不会引起经济萧条、衰退?


    当初“韩三篇”引起很多争论,韩寒问:中国人的素质是不是不太适合民主化,大家连交通规则都不遵守,随地吐痰等等,如果搞民主会不会搞成另外一种形式的暴政,中国的政治会不会换汤不换药?有人碰到这样的观点就会暴跳如雷:你是不是五毛,你是不是被洗脑了?


    我特别不喜欢这种态度。这些很朴素的观点来自一些很朴素的人,作为一个学者,作为一个自由派知识分子,你要严肃地对待这些观点。把人骂一顿,或者仅仅把一句口号甩过去,把自己的观点扔过去,是不够的。越是朴素的疑问越需要做学理上的梳理,需要一个很扎实的论证。


    南方周末:《观念的水位》的第一篇《素什么质》刚好就在谈中国人的素质跟制度之间的关系。你觉得你回应了朴素的人们的朴素疑问吗?


    刘瑜:我这篇和其他很多文章,我就同一个问题,都有一个双面的态度。就素质问题,我的基本看法是:当我们谈论素质的时候,我们到底在谈论什么?如果“中国人素质低”是事实,原因何在?解决这个问题最有可操作性的办法是什么?


    我读到的一些关于政治文化的论文都强调制度和文化之间的兼容性:制度太超前,文化太超前,都会导致社会的不稳定。制度上三权分立、民主选举都有了,但人民的素质非常低下、政治冷漠、知识水平非常低,由于贫困导致人民对物质极度地渴求……这个国家的民主不会结出太甜的果实。从这个角度,我站在韩寒这一边。但问题是,中国的现实不是制度超前于文化,而是文化已经领先于制度了——所谓文化指权利意识、参与意识、程序正义意识。


    当我们说一个社会,或者一个民族政治素质不够高的时候,我们要去分清楚究竟是因为所谓的文化劣根性,还是制度不允许人们通过言论的表达、通过实践去提高自己的素质。


    南方周末:谈论社会问题时,别人是嬉笑怒骂,你是嬉笑嘲骂。你从来不生气?


    刘瑜:生气当然会生。比如说乌坎事件解决之前我就很生气。但我写作的时候,会尽量克制情绪。让情绪引领,会影响逻辑推理过程,写出来的东西比较偏激,影响传播效果。如果我一想某事就生气,我就不写它。


    南方周末:你写专栏的时候会讨好谁吗?比如使用网络流行语汇,比如嘲弄“政治不正确”的人或事。


    刘瑜:我跟别人讲理经常是个自我说服的过程。我会把自己推理的过程呈现给别人。我也会站在对方的角度想:他会怎么驳斥我?


    一旦你把一个事情讲得清楚、透明,文笔又比较明快的时候,人们会以为你是在刻意地讨好谁,但其实不是。公共写作首先要让人家看明白,人家看明白,实际上是在邀请反驳。这里有一种交流的真诚。


    南方周末:你在潜意识里嘲笑你的反对派吗?


    刘瑜:骨子里可能会有。在我特别不同意的人面前,尤其是对方的观点非常有害的话,有时候我会有点刻薄尖酸。但我基本对事不对人。对一个具体的人进行特别严厉地批评、攻击、嘲讽,我自己基本上没有。我不喜欢那种把某领导人称为“影帝”的言论。


    南方周末:你不能容忍的最高的刻度是“有害”,而不是“傻”?


    刘瑜:“傻”是一个智力判断,我不太愿意做两种判断:一个是智力判断,一个是道德判断。我从来不用“五毛党”这个词,我觉得说别人“五毛党”,相当于是对人家做道德判断:他拿了钱,才去说违心的话,诸如此类。我也不太说别人弱智、白痴、脑残这种词。哪怕是在以前我不出名,甚至我用匿名ID骂人的时候,我都不会用这种词。


    如果你说的有道理,但人们因为你说话的方式不愿意去听你的道理,这其实是双输。


    胡适说过:宽容比自由更重要。我们说自由的时候,我们说的是一种制度。当我们说宽容的时候,我们说的是一种文化。一个制度是需要文化的基础,而自由这个制度的文化基础就是宽容。


    “民主制度本身就是吵吵闹闹的制度”


    南方周末:当年香港大学第一次从内地招生,清华、北大表达忧虑,被你比喻成宋祖德捶胸顿足为什么自己不是男一号。现在你已经是清华的一个教头了。

     

    刘瑜:把清华比喻成宋祖德是耍小聪明,在表达方式上,我现在也许跟以前有点不同。但不会因为我是高校的人了,该批评的我就不批评了。对我来说,我只是老老实实地工作,大学老师的工资挺低的,体制没给我什么好处,是我的劳动给了我一些报酬。我不欠体制什么,为什么要因为在“体制内”,而说话小心翼翼?


    这两天,网上有人讲国家社科基金招标。有一个招标课题叫:论西方言论自由的虚伪性。有人吐槽:你还没研究你怎么知道它虚伪?如果你已经知道它是虚伪的,你为什么要去研究它?


    高校最让我不满的一点是学术资源分配的政治导向造成人力、物力的极大浪费。


    南方周末:从《民主的细节》到《观念的水位》,你对民主的看法有什么变化?


    刘瑜:在价值观层面没有本质变化。我对民主的看法从来不是非黑即白,可以说,我对民主的看法一直是挺“暧昧”的。我对民主很“推崇”,那是和现实情况联系在一起的:民众缺乏表达自己利益诉求的管道。但这几年,我思考民主问题的经验立足点确实发生了变化。写《民主的细节》,我更关注的是美国的案例;现在我对发展中国家挺感兴趣的,我会更多关注印度、菲律宾、委内瑞拉。


    我们关注一种制度,最好多几个参照系。人家说:你谈论民主就谈美国,民主只有美国那种形式吗?这是非常合理的一个质疑。应该看到:在有一些国家,虽然未必是民主使得那个国家那么糟,但至少在一些民主国家,情形很糟。学者应该思考这是怎么回事。


    南方周末:你本人最近的一次民主实践是什么?


    刘瑜:我不是活动家,也不是行动家,我确实没有任何实践。我们小区物业委员会,我倒是觉得自己应该有一点参与。但我也没有打听过怎么加入这个委员会,主要还是懒和时间精力有限。


    “民主”这个词不能被泛化。我跟一个朋友聊天,他说:你看中国现在很多人讲民主,但是他在自己的公司里,一点都不民主……我觉得他对民主的理解有点泛化了。“民主”这个词本质上还是和政治共同体联系在一起的。公司、工会、NGO,我甚至不能肯定我们有义务去要求它是民主的。乔布斯民主吗?他一点都不民主!人们在公司、NGO里是有退出权的,而在一个国家里,退出成本非常高;老板、CEO们独断专行,是受制于市场、社会的奖惩机制的。但在一个垄断暴力的政府面前,可能几代暴君才会出一个陈胜、吴广。


    南方周末:最近有一本书叫《可操作的民主》,把这本书和《观念的水位》对比看,我会想:民主是仅仅靠“观念水位”的提升就能达到,还是需要在实践中习得?


    刘瑜:你说的有道理,但我觉得我自己有没有这个经验并不那么重要。我的朋友杨鹏写过阿拉善生态组织从成立到运行的过程。阿拉善的发起人全是企业老总,都是平时说一不二的人,但他们要坐到一起,把一个生态组织建立起来要慢慢地学会妥协,学会让步,学会透明化等等。学者何包钢也曾到广东组织农民讨论应该怎样分地。比如说土地补偿,要不要有已经嫁出去的女儿的一份。他发现讨论确实会使人们的共识程度提高。当然还有寇延丁、袁天鹏他们在《可操作的民主》里描述的那些工作。


    我是觉得,哪怕是这种小规模的实践,都不需要每个人都很正确、有知识、有准备,才能实践民主。民主制度本身就是一个吵吵闹闹的机制。这种机制,使表达意见的每一方不可能独断专行。


    在某种程度上,微博就是一个演习场。你可以说它有很多极端的东西。另一方面来说,它对于训练人们如何在公共领域里面讲道理,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宽容是一种习得的品质。怎么习得?你首先要意识到有那么多跟你意见不同的人在说话,而且他有权利说话;那些你特别讨厌的人,不管在你看来有没有价值,他们是会存在的,他们是会跟你一起变老的。通过微博,你可以看到世界观的谱系、知识的谱系,甚至人性的谱系有多么的广阔。这个广阔让你很无奈,甚至很痛苦,但是你必须接受这种广阔。


    我们常在微博上看到极左、极右吵得不可开交,姿势很丑;但另一方面,双方慢慢都通过互相打脸的过程,意识到说话应该更严谨,更小心。比如有人贴出一张1960年代大饥荒的图片,马上就有人说:你这个图片不是1960年代大饥荒的图片,是1942年国民党时候的图片……慢慢地每一个在发言的,尤其有一定影响力的人,慢慢意识到我说话要更小心,否则的话被人抓住辫子是很难看的。人只有到水里才能学会游泳,微博实际上就是把你扔进水里。将来有一天,这些人坐在议会里面,他会意识到“我说话得严谨一点”。


    南方周末:微博只是观点之争、意气之争,到了真正的民主实践的场所,争论背后是利益,那可能要比网络惨烈很多。


    刘瑜:以劳教案为例,我想很多参与这个辩论的人,肯定不仅仅是说“我赢了吴法天就行,我赢了贺卫方就行”,他还是对劳教制度有自己的判断,希望自己的言论触动现实的变化。很难把网络的辩论和现实的变化完全割裂开来。当然,人们的争论如果激烈到流血冲突的程度,那的确很可怕;但零星的街头冲突、双方声嘶力竭地呐喊,可能都是我们接受这种方式的一个代价。


    每个群体都不能为所欲为


    南方周末:此时此地谈论民主会让你觉得尴尬吗?


    刘瑜:民主化大体来说无非是两方面:民主化的动力和民主化的后果。就动力而言,一种是像中国台湾、西班牙那样,自上而下式的模式;一种是像埃及、菲律宾那样自下而上的模式;再一种是像东欧那样,上下结合。当我在探讨不同的转型动力模式的时候,我是在思考中国未来的可能性是什么,哪一种模式更好;它对经济发展的后果是什么,对社会稳定的后果是什么……


    作为知识分子,要为有可能到来的社会变革进行一些知识准备。但知识分子无法左右社会变革。1960、1970年代学术界流行“依附理论”: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化在国际纷争体系里会被边缘化。可是后来发现韩国、日本、中国台湾这些参与国际体系化早的国家、地区,发展得最快。所以那批学者的研究完全作废。


    南方周末:你对中国民主化进程的动力和后果的判断是什么?


    刘瑜:最好的情况未必会发生在中国身上,最坏的情况也未必会发生在中国身上。


    中国政府在军事、宣传、组织资源、经济资源上非常强,如果没有来自上方的决心,是很难真正推动变革的。


    对中国来说,最具有可比性的,是儒教文化圈和原苏东地区,他们和我们的历史遗产是最接近的,这两个地区的转型都是相对平稳的。从逻辑上来讲,中国哪怕现在就转型,经济上已经是中等收入国家,市场经济观念比较深入人心,和当时中东必须政治、经济同时转型的情况也不一样。


    南方周末:“历史问题”在变革中是一个重要的变量吗?


    刘瑜:利比亚、古巴的当权者一个人统治几十年,这和中国的制度是不一样的。这是中国新领导人上台能够“平反”、“拨乱反正”的原因。新领导人实施变革的心理成本、社会成本、政治成本都会相对低一些。


    阿尔蒙德写的《公民文化》就认为:一个好的公民文化是在“参与性文化”和“全民文化”之间的一个平衡状态。转型过程中最害怕的就是一个国家进入无政府状态。像巴布亚新几内亚、索马里,一转型政府立刻就失效,不要说公共服务、公共福利了,每个人的安危都要自己来负责。一个国家的文官传统,会让民主参与和政府的管理之间,相对来说更容易实现平衡。


    南方周末:你在《观念的水位》序言里从经济基础、社会结构、国际环境的变化表达对中国走出“历史三峡”的乐观。你称这种思维方法为“结构主义”的思维方法。可是我看正文,如果说你的乐观是结构主义的,你的焦虑也是结构主义的:官僚机构的强大、知识分子的骄矜、大众的非理性……这种“结构性”的乐观和“结构性”的焦虑对撞,会发生什么?


    刘瑜:可能乐观的标准不一样。对很多个体、群体,我会有很多悲观的理由。但是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各个群体之间会形成某种制约关系。每个群体都不能为所欲为。哪怕每一个群体都有让人悲观的理由,但他们的权利关系可能不会那么让人悲观。

  9. 2013-06-01 23:09
    刘瑜谈国家转型的多种样式

    刘瑜

    一说起转型,我们习惯了言必称英美。继英美范的《民主的细节》和《送你一颗子弹》之后,刘瑜最近的新书《观念的水位》也将视角延伸到了“另一种转型”——中东欧、中亚、南美的“第三波民主化国家”。


    刘瑜和我们谈到了中东,“一个国家转型根本的力量应该是内生的,否则即使外力能帮助你走向民主化,也难以帮助你实现民主的稳固”;谈到了拉美,“很多中国人谈到拉美转型时的优越感令我有些困惑”;谈到了俄罗斯,“有人试图从俄罗斯的例子来论证‘威权政治’比‘自由体制’更有利于经济发展,如果是这样,就无法解释中东欧地区已实现民主化的国家经济同样能在过去十年稳步发展”。


    《观念的水位》一书中提到了很多“别处”的转型。通常谈民主转型时,舆论言必称英美这些似乎是“典范式、牧歌式”的转型,您在书中谈得更多的却是如俄罗斯、吉尔吉斯斯坦、乌克兰、智利等这些“第三波民主化国家”转型前后的磕磕碰碰。与英美这些第一波国家相比,很多第三波国家在转型后的当下总是面临着这样那样的问题,有的转型甚至根本就是失败的,是什么造成了两者之间的差距?有一种解释是,英美在引入民主选举前,本身已先建立了现代国家制度。


    刘瑜:有一点应该澄清,欧美这些“第一波”民主化的国家,其民主化过程并不一帆风顺,绝非“牧歌式”的,只不过时间过去太久,我们可能忘记了其民主化过程的艰难。拿美国来说,一个南北战争都没有真正解决黑人选举权的问题,是又过了近一百年,通过又一波的民权运动才真正解决这个问题。拿英国来说,我们常常说光荣革命是一次相对和平的革命,但是别忘了之前的英国内战,那也是英国人为争取议会主权的重要步骤。英国内战导致大约十万至二十万人的死亡,这占当时英国人口的比例也是很惊人的——这还不包括之前的议会斗争和之后的普选权斗争。法国和德国的民主化历程我想就更不用说了。


    与第一、第二波民主化的经历相比,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的第三波民主化进程其实反倒是相对和平顺利的。虽然也有前南斯拉夫、今天的叙利亚这种大规模流血的案例,但是绝大部分是相对和平过渡的——只不过如此近距离地观察当代史,对其中的“磕磕碰碰”看得也格外清晰。七十年代中期的时候,全球约三十多个国家是代议制民主国家,现在一百来个(其中当然有国家数量本身增长的因素),这样一个席卷全球的政治变革,并没有伴随普遍的大规模的战乱,这本身就是一个“成就”。历史上的制度性变革所带来的社会动荡往往远大于此。


    当然不是说第三波民主化没有问题。与欧美很多国家历时数百年、渐进式的(但未必式和平的、“牧歌式”的)民主化方式相比,第三波民主化常常是囫囵吞枣式的。前者像是“少食多餐”,后者则是狼吞虎咽。狼吞虎咽的后果之一就是很多国家对民主制度消化不良,形式大于内容。


    即使是在“第三波国家”内部,转型的成败与效果也大相径庭,如何解释西班牙、葡萄牙、捷克、波兰这些国家的成功和吉尔吉斯斯坦、格鲁吉亚等国家的不成功呢?


    刘瑜:当然会有各种各样的解释。一个是经济水平,一般来说,经济发展水平相对高的地区,其民主稳固就相对容易——政治学家 Prezworski 有个著名的论断:人均 GDP 六千美元以上的国家(他的书写于2000年),民主制度从未崩溃过。这个应该不难理解,相对高的经济水平意味着财富分配不必是你死我活的,作为一种财富分配模式的民主,火药味也相对减少。像你说的吉尔吉斯斯坦、格鲁吉亚都是相对贫穷的国家。第二是经济模式,一般来说,如果一个国家要同时面临政治和经济转型,往往过程也会更艰难。像西班牙、葡萄牙,政治转型前本来就是以市场经济为主的国家,转型就是政治转型,转型就会比吉尔吉斯斯坦、格鲁吉亚甚至捷克、波兰都更顺利。还有就是地理位置,离欧盟、美国地理位置近,转型也相对顺利,这不仅仅是因为文化的渗透性,还有经济和社会的勾连——哈佛大学教授Levitsky就认为,就民主化的国际维度来说,“勾连”比施压更有意义;另外历史也很重要,很多转型相对成功的国家,历史上都有过民主化的经历,目前的成功实际上是“二次革命”……此外文化、社会结构、族群结构等都可以成为解释,甚至制度选择也可以成为一种解释(比如有很多政治学家试图论证议会制比总统制更有益于政治转型),这些解释很难“一言以蔽之”,各个国家情况不同。


    与前一个问题相关的是,经济因素在转型中的作用究竟是什么?按照通常的说法,市场化和经济发展(如形成一个强大的中产阶级阶层)是促进转型的积极力量,但我们也看到,就威权政体而言,经济危机对于政绩合法性的消解反而是促进转型的一大契机,比如亚洲金融危机中的苏哈托。


    刘瑜:我个人认为这两个看法并不矛盾。作为政治转型的动力来说,长线的经济发展加短期的经济危机可能是转型的最有力配方,这正是印尼1998年的情况,其实也是一些拉美国家比如墨西哥、今天的中东国家比如埃及的情况。一方面,长线经济发展会不断提高人们的预期,并悄悄改变着国家和社会力量的对比;另一方面,短期的危机则会使人们抬高的预期突然跌落,同时失望的人们有了更强的动员能力,其中的张力可能构成政治变化的动力。当然这还是“理性人”的解释。我个人更偏向政治学家 Inglehart的看法,长线经济发展——尤其是后工业时代的经济发展——会改变一个国家的政治文化,使人们更重视个体自由、政治权利,从而推动制度变革。换言之,经济发展通过制造文化和观念的变化导致政治变革,虽然这种变革的导火索可能是经济危机,但是其根本动力还是政治文化的变化。这也是我的书谈及转型问题时的基本看法,书名取为《观念的水位》也根源于此。


    乌克兰、格鲁吉亚十年前都经历过“花朵革命”,您在书中也指出“花朵革命”的着眼点是扫除选举舞弊的“选举革命”,但我们也看到,“革命”之后,这些国家却失去了当年的光环。


    刘瑜:他们的革命也不能说毫无成果。首先,各个国家情况不同,比如格鲁吉亚的“玫瑰革命”就比乌克兰的“橙色革命”和吉尔吉斯斯坦的“郁金香革命”更成功,这主要体现在“革命”之后这十来年的政治平稳程度和清廉程度上。像格鲁吉亚的腐败排名,2003年的时候全球第一百二十四位,2012年则提升到第五十二位,变化不可谓不大,而且“革命”之后的总统和议会选举都相对平稳。其次,要看你如何理解“成果”。比如乌克兰,是否因为颜色革命而实现经济高速发展和清除腐败?这方面的确成效很低。但是就扫除选举舞弊与和平权力转移而言,颜色革命的确带来进步。2004年的橙色革命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库奇马和亚努科维奇的选举舞弊行为,但是2010年的总统选举基本被国际和国内社会视为“公正和自由”的。对指望民主转型能够“毕其功于一役”的人,其中可能包括很多乌克兰人,颜色革命是失败了。但是从长线历史来看,六年之间,选举从不公正走向公正,说明当初“闹事”的民众并没有“白闹”。选举不是民主的全部,但是选举的公正化是民主由表及里的一个必要环节。


    另一方面来说,也应该承认颜色革命成果有限,它所带动的社会变革不深刻。这个我的书里也有提及,颜色革命并没有明显提高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甚至民主程度也没有出现明显提高。比如很多人认为巴基耶夫治下的吉尔吉斯斯坦并不比阿巴耶夫更民主,亚努科维奇2010年的当选和尤先科的下台更是对橙色革命的讽刺。总的来说,我觉得站在今天评价颜色革命还是距离太近,需要更长的历史时段才能看清变化的真正走向。


    您对俄罗斯的转型似乎也不以为然,将其称为“不自由民主”的典型,可能对于俄罗斯人来说,“不自由”的普京时代比“自由”的叶利钦时代好太多了。


    刘瑜:将近年普京治下的俄罗斯视为“不自由的民主”代表,并不是我个人的看法,而是国际社会和学界的主流看法。比如,自由之家的自由排名,2012年已经将俄罗斯列为“不自由的国家”,之前很多年还认为它属于“部分自由”这个类别;同样,《经济学人》的民主指数2011年也将它列为“威权国家”,而2007年时它还被列为“混合政体”。据我所知,很多国际俄罗斯专家和学者也持这种看法。这主要是因为普京治下,新闻自由、结社甚至示威自由都受到极大打压,政府机构间的水平制衡和地方分权也被很大压缩。


    普京的民意支持率跟很多国家的总统比,的确是相对高的,好像一直维持在65%左右。不过可以指出两点,第一,在一个缺乏言论自由的环境里,高的民众支持率很可能只是说明言论控制的有效性而已,而不一定说明这个人真的有多么受欢迎,这一点我在书中的《民意与伪民意》一文里面就解释过;第二,从65%左右这个数字来看,即使是在言论控制严密的情况下,还是有三分之一左右的俄罗斯人对普京不满。这一点我们从俄罗斯近年爆发的大规模抗议示威中也能略知一二。


    普京治下的经济的确相比叶利钦时代要发展更快,但是如果刨除转型阶段的阵痛和国际油价上涨这两个因素,这种经济发展多大程度上可以归结到普京政府的经济能力,这是可疑的。有人试图从俄罗斯的例子来论证“威权政治”比“自由体制”更有利于经济发展,如果是这样,就无法解释中东欧地区已经实现民主化的国家(比如捷克匈牙利波兰等)经济同样能在过去十年稳步发展,以及该地区维持“威权政治”的国家(比如中亚各国)经济未能实现明显发展。

     

    再谈谈拉美吧,在公共舆论中,拉美的转型显然是一个失败的案例。您在书中将拉美的转型称为“反市场的民主化”,这显然与我们经典意义上“民主化”与“市场化”并行的转型不太一样。当我们说到拉美的民主时,一定会提到“民粹式民主”(民粹这个词可能用得太滥了),拉美民粹民主的弊病主要在哪里?毕竟,他们也是真刀真枪地一票一票选出来的呀。


    刘瑜:很多中国人谈到拉美时的优越感令我有些困惑。我们真的有资格说拉美是“失败”的代表吗?拿中国和拉美大国比较,就经济发展而言,以世行2011年的人均购买力GDP来说,阿根廷排五十二,智利排五十三,墨西哥六十,巴西七十五,秘鲁八十二,哥伦比亚八十四,而中国是九十四,落后于绝大多数拉美的大国。无论就政治发展还是腐败状况而言,拉美在国际上的排位都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不堪,所以我认为将拉美视为“显然失败”的转型案例并不妥当。


    “反市场的民主化”这个说法,是针对近年拉美的政治趋势而言,在委内瑞拉、厄瓜多尔、尼加拉瓜、玻利维亚、阿根廷等国,选举结果都显示左翼民粹派势力在增强。之所以在拉美出现这种现象,我想是因为拉美国家贫富悬殊非常严重,以及它们的“社会主义”传统相对发达。在东亚甚至中东欧地区,“民粹式民主”的土壤就要缺失得多,因为这些国家在转型前和转型过程中社会贫富分化并不严重,所以转型后民众的再分配冲动不是那么强烈,“民主化”和“市场化”在这些地方就可能并肩而行。


    您在书中还以泰国为例指出了发展中国家转型时的一个通病:一旦政治民主,民粹主义经济政策就抬头;而要想实行自由经济政策,常常不得不依靠独裁或军政府。您也有一个有趣的观点:参与性经济制度和自由经济政策之间,只能二选一;而可能有争议性的是,您认为如果一定要二选一的话,参与性政治大于自由经济。


    刘瑜:我在书里的确指出过,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存在着“政治民主化”和“经济自由化”之间的悖论,但我不想说这是所有发展中国家的通病,更不想说这是一个不可克服的障碍。在回答上面一个问题时,我就指出了其实在不少转型国家,由于历史、传统和社会结构的不同,“民主化”和“市场化”并没有出现势不两立的局面。事实上,如果你去读Heritage Foundation的经济自由度指数,就会发现“经济自由度”高的国家几乎都是民主国家——前五十名里,仅有的例外是新加坡、中国港澳地区和阿曼(而这些地方基本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威权国家或地区),而经济自由度最差的国家往往是专制国家。这说明了什么?如果政治民主化必然导致经济自由度恶化的话,那我们看到的排名结果应该是相反的:排在经济自由度高的国家都应该是专制国家,排在经济自由度低的国家都应该是民主国家。其实不是这样,事实正好相反。我希望那些以捍卫经济自由的名义反对民主制度的人思考一下这个现象。


    我不敢说在所有国家所有情况下,一定要在参与性政治制度和自由经济政策之间二选一的话我都会选择参与性政治,因为具体情况必须具体分析,那篇文章针对泰国而写,更多的是针对泰国的看法。但是原则上而言,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制度具有相当的纠错机制,这意味着它可能通过试错法选举不同的政党上台,在不同经济政策间摇摆——比如美国,一会儿加税一会儿减税;比如印度,它可能从社会主义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甚至拉美,今天的左派也不再是冷战时期的左派。而非民主政治不是说它没有纠错能力,但这种纠错能力不是制度化的,往往需要从天而降的“明君”来给经济政策“掉头”,如果“明君”不出现,它往往需要一条道走到黑,在这个国家和社会付出极大的代价和牺牲后才可能“掉头”。即使是右翼专制政府,它以暴力手段坚持市场经济的代价往往是对人权的残酷镇压,像在皮诺切特或者苏哈托时代,轻则言论自由受损,重则人头落地。就我的价值观而言,人的生命和尊严的重要性高于经济增长速度到底是3%还是8%。你可以说皮诺切特和苏哈托总比波尔布特或者斯大林要好,这一点当然没错,但请注意,我们这里比较的不是奉行经济自由的专制政府和奉行命令经济的专制政府,而是奉行经济自由的专制政府和尊重人权和生命的民主政府。


    说起泰国,不能不想起前几年他们的街头政治,您怎么看待用街头政治赖掉民主选举结果这种现象?可能有很多人认为,街头政治是更直观的、更直接的体现民意的形式吧。


    刘瑜:其实在泰国,拿2006年来说,最终“赖掉”民主选举结果的并非“街头政治”,而是军人政变。光是民众在街头喊喊口号挥挥胳膊,选举结果不是那么容易改变的。比如俄罗斯总统选举结果出来后,乌克兰总统选举结果出来后,甚至美国2000年选举结果出来以后,都有人抗议,却不能改变选举结果。


    “街头政治”改变选举结果,这个现象普遍吗?某种意义上的确普遍,“颜色革命”就是例子。前几年肯尼亚、科特迪瓦、津巴布韦都有过这种情况。但是这些例子里“街头政治”基本都是针对存在舞弊的选举结果,所以在这类情况下,“街头政治”未必是坏事。民众就一个相对公正公平的选举结果试图“耍赖”并且在军方的协助下获得成功,除了泰国,其他国家也不是没有过,比如委内瑞拉2002年的政变,比如洪都拉斯2009年的政变,但我印象中这些是特例的情况,而且最后的结果对于“耍赖者”并不好,他信妹妹英拉的当选、查韦斯在政变之后的重新上台、洪都拉斯政变后国际社会的谴责,都是对“耍赖没好果子吃”的说明。


    街头政治更体现民意吗?问题是街头上有各种各样的声音。支持他信和反对他信的,支持普京和反对普京的,支持查韦斯和反对查韦斯的,支持陈水扁和反对陈水扁的,所以就意见多样性而言,似乎街头并不比选票更能代表民意,它只是以更激烈的方式表达民意而已。


    关于转型的最新动向是中东。对于中东转型,最让大家困惑的可能是在引入民主化这一项大原则的同时,却又抛弃了“世俗化”的另一项大原则,借用您形容拉美的“反市场的民主化”,我们或许可以称中东为“反世俗化的民主化”。您怎么看待中东民主化时的伊斯兰化。我们看到,现在连中东世俗化的标兵土耳其也走向“沦陷”了。


    刘瑜:说转型后的中东国家已经“抛弃”了世俗化原则,或者土耳其已经“沦陷”了,我觉得这种说法有点夸大其词了。不错,埃及穆斯林兄弟会派系当选议会多数和莫西当选总统,的确让很多人担心埃及走向政教合一,但是莫西是以极其微弱的优势当选的,这本身就说明埃及内部的穆斯林优势并不是那么明显,最近埃及对莫西风起云涌的抗议更是显示埃及世俗化力量的强大。另外,莫西最近的作为到底是宗教极端教派在起作用,还是民主化初期常常会历经的一个“强人政治阶段”?后者无论在穆斯林还是非穆斯林国家都是常见的。所以我个人认为现在说中东民主化就会导致去世俗化还为时过早,毕竟埃及转型从开始到现在才两年左右,两年就对一个国家的走向作出判断实在太早了。


    同样,土耳其“沦陷”了吗?“沦陷”的标准是什么?一个温和伊斯兰倾向的政党在两三次选举中获胜就叫“沦陷”吗?正义和发展党获胜到底是因为它的文化倾向还是它的经济业绩呢?我个人觉得,无论什么政党,如果它能够按照自由民主的游戏规则上台,能够在宪政框架内实施治理,就很难说这个国家或社会“沦陷”了。重要的不是一个党的意识形态倾向是什么,而是在一个宪政框架里,它的意识形态倾向受到什么样的制约。正义与发展党也许是一个温和伊斯兰政党,但是它有能力强迫女性戴头巾和不许开车、禁播好莱坞电影和音乐、用伊斯兰法而不是世俗法治理国家、让宗教领袖享有至高无上的政治权力吗?除非它在这些方面改造了土耳其社会和政治,否则说“沦陷”可能太早。据我所知,土耳其民众不会轻易答应国家往那个方向前进。


    反过来,我们倒是需要思考,像伊朗、沙特这样的国家,它们需要威权体制才能维持政教合一的状态,需要通过各种各样的言论压制、人权剥夺甚至暴力镇压才能抹杀社会本应有的文化多样性,使得一种文化一枝独秀。所以,我们看到民主转型使一些中东国家释放出政治宗教化的倾向,但不要忘记在另一些国家是拒绝转型让这种倾向制度化。换句话说,民主国家的民众里也许有反世俗化的声音以及这种声音暂时的胜利,但只有专制国家的独裁者才会使这种声音绝对化和永久化。


    很多人认为美国在中东用“武力输出民主自由”,而美国在伊拉克的民主试验目前为止显然不太成功(但日本显然是成功的)。您在书中也提到,福山也不认为民主自由可以被武力施加,坚持制度只能从社会经济结构中内生出来。而就西方用经济制裁(有条件合作)来输出民主,您似乎也持保留意见。


    刘瑜:是的,虽然也偶然有外力成功推动民主化的例子,像你所说的日本,但是我认为一般而言,一个国家转型根本的力量应该是内生的,否则即使外力能帮助你走向民主化,也难以帮助你实现民主的稳固——伊拉克、阿富汗就是典型的例子,非洲不少国家为了得到国际组织的贷款而采用装饰性的选举,也是类似的例子。“内生”有两方面的含义,一个是成功顺利的民主化往往需要一定经济基础和社会结构基础,还有就是民主社会团体的发育和民主文化的形成,以及在这个条件下的社会运动,这些都是外力很难真正介入的,因为它有一个“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的过程,拔苗助长很难行得通。这就好像一个家长强迫一个孩子学习,孩子自己如果没有真正意识到学习的重要性、没有学习的热情、没有找到学习的方法,家长坐在旁边虎视眈眈作用一般是很有限的。日本的情况毕竟是特例而非常规,它吃了两颗原子弹,道义上也一败涂地,可以说彻彻底底地臣服于美国了,它人口结构比较单一,不存在显然的族群和宗教冲突,此外美国在当时的情况下可以无限地投入建设日本(不像现在稍多一点投入就国际国内抗议声一片),还有儒家文化以及早先的宪政传统等等因素,所以日本的成功很难复制。


    但是也不能说国际因素不重要。对那些经济上十分依赖欧美的国家,比如墨西哥、东欧各国,外力对其民主化可能起了相当大的作用。不过即使如此,起作用的机制也更多的是“利诱”而非“威逼”,因为“威逼”很可能引起民族主义的反弹,从而延误而非推动民主化。此外,国际社会所施加的道义压力以及这背后的武力压力,虽然未必能推动真正的民主化,但也许能让独裁者有所忌惮,使其独裁不那么极端。如果没有国际社会的压力,也许就不止一个萨达姆,而会有五个十个,也许穆加贝对付反对派的手段会更加有恃无恐,也许伊朗、朝鲜早就研制出了原子弹……当然这些都是假设,可惜一般来说,这个世界不会承认我们得以避免的痛苦是收益并因此感恩,而只会认为我们现实承受的痛苦是成本并因此感到愤怒,哪怕其实前者远远大于后者。

  10. 2013-06-01 23:08
    刘瑜:牛校牛在哪

    我在哈佛做一年博士后,这一年,除了领钱,基本也没有什么别的任务。为了防止自己整天缩在家里,把薄薄的那一沓钱翻来覆去地数,我决定去旁听几门课。


    那天我去学校我所在的机构,跟机构里的秘书表达了此意。她非常干脆地说,没问题啊,只要教授同意,都可以呀。我问,有没有一个什么社科方面的课程清单,我看看有什么课可选。我问的时候,想象的是几页纸,可以站那顺手翻完。结果说时迟那时快,柔弱的女秘书突然掏出一个庞然大物,向我递过来,我伸手一接,胳膊差点因为不堪重负而当场脱臼。


    定睛一看,这本1000多页的玩意的封面上,赫然印着几行字:


    Courses o fInstruction 2006-2007


    Harvard University.


    Faculty of Arts and Sciences.


    Harvard College


    Graduate School of Arts and Sciens.


    就是说,仅仅就本科和文理学院的课程表及课程的简单介绍(一般3-5行的介绍),哈佛就一口气列了1000多页。我估计,把哈佛全校的课程名单一一排列出来,是不是得绕上赤道一周两周啊。


    以前在哥大听课,我就觉得自己已经见过世面了。现在,捧着这个庞然大物,我有种金轮法王突然路遇萧峰的悲凉感,过去六年建立起来的牛校感当即化作片片飞屑,随风而逝。


    端着它回到自己的办公室,仔细研读起来。如同一个饥饿无比的人,捧着一个写满了各种山珍海味的菜单,边咽着口水边往下读。读到最后,就是《廊桥遗梦》里面女主角遇上男主角的感觉,之前和丈夫风平浪静的婚姻,原来都是不算数的,这才是真正伟大的爱情。


    当然,让我产生伟大爱情的,不仅仅是哈佛所提供的课程之多,更重要的,是它所提供的课程之人性化。


    国内的媒体,时不时地就会把“大学精神”这个话题拿出来讨论一下。基本上大家都会达成一个共识:大学不是职业培训机构,大学精神不应当仅仅是训练工作技能的精神。据说,大学应该熏陶的,是一种人文精神。


    虽然“人文”这两个字,因为靠“文人”两个字太近,已经臭大街了,我觉得,大家还是应该再给它一次机会。


    哈佛大学之所以是一流的大学,当然是因为它最有钱,然后用这些钱买了最先进的设备和雇了最牛的教授。但是同时,也是因为它蕴含了丰富的人文精神,而这一精神,最集中地体现在它的“核心课程”上(哥大也有,但是跟哈佛比,是小巫见大巫)。


    所谓“核心课程”,就是学校提供给本科生的一系列基础课,学生必须从中选出几门作为必修课。这些基础课的目的,是让学生在进入知识的细枝末节之前,能够对他所置身的世界有一个框架性的理解和探索。这样当他置身于自己的专业时,能够知道自己所学习的,不过是一个巨大有机体里面的一个毛细血管。


    摘抄一段关于“核心课程”的说明:“The philosophy of the Core Curriculum rests on the conviction that every Harvard graduate should be broadly educated,as well as trained in a particular academic specialty or concentration.It assumes that students need some  guidance in  achieving this  goal,and that the faculty has an obligation to direct  them toward the knowledge,intellectual  skills,and habits of  thought   that  are  the  hall marks of   educated  men  and  women.”


    哈佛的“核心课程”分成七个板块:ForeignCultures;HistoricalStudy;LiteratureandArts;MoralReasoning;QuantitativeReasoning;Science;SocialAnalysis.拿MoralReasoning这个板块做为例子,所给的课程包括:


    1。民主与平等


    2。正义


    3。国际关系与伦理


    4。伦理学中的基本问题


    5。儒家人文主义


    6。有神论与道德观念


    7。自我,自由与存在


    8。西方政治思想中的奴隶制


    9。社会反抗的道德基础


    10。共和政府的理论与实践


    11。比较宗教论理


    12。传统中国的伦理和政治理论


    13。古代与中世纪政治哲学史


    14。现代政治哲学史


    拿科学这个板块来说,所给课程包括:


    1。光与物质的性质


    2。空气


    3。宇宙中的物质


    4。观察太阳与恒星


    5。时间


    6。爱因斯坦革命


    7。环境的风险与灾难


    8。现实中的物理


    9。Cosmicconnections


    10.音乐和声音的物理学


    11。看不见的世界:科技与公共政策


    12。能源、环境与工业发展


    13。LifeasaPlanetaryPhenomenon


    其它的板块,就不列了,太长。基本上,“核心课程”的目的,就是让学生们在开始研究树木之前,能够先看一眼森林。最好能够把这个森林地图印在大脑上,以后走到再细小的道路上,也不会迷路。


    我再列一些“本科新生研讨会”的课程(freshmanseminar)――这个freshmanseminar是什么宗旨,什么来头,我不大清楚,但是有些课程名称开得非常诱人,因为名单太长,我只列上那些我感兴趣的课程――也就是如果我有三头六臂会去旁听的课程。


    1。人的进化


    2。翅膀的进化


    3。细菌的历史


    4。银河与宇宙


    5。象棋与数学


    6。疾病的话语


    7。DNA简史


    8。美国的儿童医疗卫生政策


    9。应然:道德判断的本质


    10。火星上的水


    11。医药公司与全球健康


    12。传染病对历史的影响


    13。非洲的艾滋病


    14。关于意识的科学研究


    15。什么是大学,它的目的是什么?


    16。俄罗斯小说中的爱情


    17。怀疑主义与知识


    18。一个社区的研究


    19。基督教与美


    20。怎样欣赏画


    21。浮士德


    22。黑人作家笔下的白人


    23。香蕉的文化历史


    24。乌托邦与反乌托邦


    25。苏格拉底及其批评者


    26。怎样读中国的诗歌


    27。互联网与法律


    28。美国的70年代


    29。TheAmericanCreed:ExceptionalismandNationalism.


    30。语言与政治


    31。信任与民主


    32。美国的总统选举


    33。60年代的青春文化


    34。盗版


    35。全球变暖与公共政策


    36。当代印度


    37。公共健康与不平等


    38。公墓的历史


    39。人权


    40。政治演讲与美国的民主


    41。“犯罪”的概念


    42。现代欧洲国家的民族主义


    43。烟草的历史


    44。酷刑与现代法律


    45。大脑的测量:心理学实验的兴起


    你看,随便这么一列,就有45个。对于一个求知欲很强的人来说,这些课程简直就是一场饕餮之宴,举着筷子,不知从何下手。


    不知道清华北大,能给那些刚刚背井离乡的18岁孩子,开出上述45门课中的几门。


    我相信,大学精神的本质,并不是为了让我们变得深奥,而恰恰是恢复人类的天真。


    天真的人,才会无穷无尽地追问关于这个世界的道理。关于自然、关于社会。大学要造就的,正是达尔文的天真。爱因斯坦的天真。黑格尔的天真。顾准的天真。也就是那些“成熟的人”不屑一顾的“呆子气”。


    “成熟的人”永远是在告诉你:存在的就是合理的,而合理的就是不必追究的,不必改变的。


    真正的人文教育,是引领一群孩童,突破由事务主义引起的短视,来到星空之下,整个世界,政治、经济、文化、历史、数学、物理、生物、心理,象星星一样在深蓝的天空中闪耀,大人们手把手地告诉儿童,那个星叫什么星,它离我们有多远,它又为什么在那里。


    前两天读王璐小友的文章,其中有句话说的挺好玩,说到国内某现象,他说:两个连大学都算不上的什么机构,竟然为自己还算不算一流大学而辩得脸红脖子粗。


    这事我没怎么跟踪,所以也不太清楚。好像是香港几个大学挖了几个高考状元走,清华北大就开始捶胸顿足,觉得自己不再“一流”。这种捶胸顿足有点滑稽,仿佛宋祖德为自己不再是一线男星而痛心疾首。其实,清华北大的确应该捶胸顿足,但不该是为了几个高考状元,而应当是为自己与天真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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