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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友琴的立方时空
  1. 2013-02-09 17:04
    王友琴:受难者林昭

     

    林昭

     

    林昭

    林昭,女,1932年生,北京大学中文系1954级学生。1957年被划为“右派份子”。1960年又被以“反革命罪”判刑20年。1968年4月29日被加判死刑枪毙。她的家人没有收到死刑判决书,只被索取枪杀她的子弹费。
    1980年,笔者第一次听到林昭的名字。那时候北京大学的学生有一个《未名湖》文学杂志。在最后一次编辑会上,谈到那时候北大老师辈的一些人刚开了一个会,纪念一个叫林昭的人,学生的时候成了“右派份子”,文革的时候被枪毙。她是当年的学生文学刊物《红楼》的编辑。
    林昭曾是《红楼》编辑这一点使得《未名湖》的主编不禁喊了一声。显然是由于太近的联想。红楼和未名湖都是北京大学里面的地方。作为学生文学刊物,《未名湖》没有能继续办,但是也没有重复《红楼》的经历。这里起了决定的作用的,是政治大环境和方向的改变。
    关于林昭,她的同学、妹妹和她母亲的朋友,在文革后都撰文纪念。他们描写了林昭年轻,聪明,有诗才,追求真理,不屈服,有个性,遭遇了极悲惨的经历。他们的描述注重个人,而不是介绍个人悲剧的时代背景。
    一方面,作为个人,林昭的确是与众不同的。另一方面,作为受难者,她的悲惨遭遇是和别的受难者一致的,因为这是最高领导人的大政策所导致的。
    林昭在北京大学上学的时候被划成“右派份子”。仅仅北京大学一所学校,有714人被划成了“右派份子”,其中589人是学生。(据《北京大学纪事 (1898-1997)》,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当时的学生总人数是8983人。北京大学学生中的“右派份子”人数是百分之六点五。这些人和林昭 一样经历了长期的迫害,有的甚至和林昭一样在文革中被处以死刑。毛泽东死亡两年之后,“右派份子”得到了所谓“改正”。
    这样的多的“右派份子”人数,是来自上面制定的比例。在高层的内部的指令里,一定有有关说明,是现在还没有公开的。但是,从毛泽东死后公开发行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里,也可以发现这一点。
    北京大学的学生在1957年5月19日才开始贴出大字报“鸣放”。但是,早在5月15日,毛泽东就写出“事情正在起变化”这篇文章。这篇文章只在共产 党高级干部中间传阅。毛泽东在这篇文章里,提出了“右派大约占百分之一、百分之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这就是毛泽东后来说的“阳谋”。(《毛泽东选集 第五卷》,“事情正在起变化”。)
    毛泽东1957年7月9日在上海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又说:“右派只有极少数,像刚才讲的北京大学,只有百分之一、二、三。这是讲学生。讲到教授、副 教授,那就不同一些,大概有百分之十左右的右派。”(《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北京大学的教职员中,就是划了百分之十的“右 派份子)。
    《红楼》的编辑中,有两个学生另外编辑了一个刊物《广场》。他们都是林昭的同学和朋友。实际上,《红楼》编辑部很快就开除了这两个编辑《广场》的人。 《广场》成为很多“右派学生”的重要罪证,还被写入另一个大学的学生的判决书中。林昭对《广场》的接近和同情,是她成为“右派份子”的原因之一。
    笔者为了写“顾文选”,需要寻找他在《广场》上的一篇文章,才发现原来《广场》仅仅油印过一期,一个仅仅一期的刊物,就给一批青年人造成了长期的灾难 甚至死亡――“顾文选”在文革中像林昭一样被枪毙。为了寻找这份刊物,努力数年到处询问,依然一无所获。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图书馆都说没有。北京大学的 “右派份子”们没有,非“右派份子”们也说没有。这简直让人感觉到一种卡夫卡式的荒诞,怀疑这份东西是否存在过。后来在巴黎找到了这份《广场》。这份刊物 确实并没有反对共产党,只是批评了共产党的一些具体问题,而且,他们是在中共北大党委的号召之下发出了这些议论。
    对“右派份子”的处理是逐渐实行的。在1957年夏天,他们还继续上课。但是到了年底,一批“右派份子”被逮捕判刑,其他人遭到不同等级的别的处罚。《广场》的主编被判刑8年。林昭的处罚是在图书馆劳动。她曾经自杀,没有死。
    1962年,林昭在上海被判刑20年。起因是1960年她在上海母亲家中养病,在图书馆认识了兰州大学的“右派学生”。他们编了一个杂志叫《星火》, 林昭写了诗在上面。他们油印了几十份,还没有传播,就在甘肃被逮捕,《星火》也就被公安局没收。同时,林昭在上海被逮捕。在甘肃的学生也都被判了重刑。
    在“纪念园”的“张东荪”里可以看到张东荪的孙子张鹤慈,1963年时是大学生,与几个中学同学一起传阅自己的诗文,随便说他们的团体叫做X社,就被 公安局逮捕,被“劳动教养”三年。X社成员中有共产党高干子弟,尚且如此,林昭原来已经是“右派份子”,被判处20年徒刑,在当时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严厉镇压的恐怖结构,在那时候已经牢固地建立起来,并且有条不紊地工作着。
    林昭的妹妹说,林昭曾经住过上海精神病院。著名精神病专家栗宗华诊断她精神不正常。文革中栗宗华被指控为借精神病之名包庇“反革命份子”。实际上,人们描述的林昭在监狱中的一些表现,有明显的精神病症状。
    李梧龄先生(《泣血年华》一书作者)在林昭死后被关进了同一监狱。他帮助笔者访问了一位曾经和林昭同时关在上海提篮桥监狱的人。那位受访者也在 1957年被划成“右派分子”,1966年再升级为“反革命”进了监狱。他在监狱中当过“事务犯”,知道人进去时填的表格,知道较多情况。他说,林昭在三 号监狱五层关过。三号监狱是男监狱。因为林昭受迫害精神失控制,在女监时时大声呼喊,就把她关到男监。当时三号监狱人少,五层没有人,因为这是个出入中 队,一般一批犯人关进来以后,不久就被送到外地劳改农场,流动过程中就会有空房。林昭在楼上大声叫喊,被戴上了“孙悟空帽”,就出不了声了。“孙悟空帽” 是一个橡胶头套,只露眼睛和鼻子。
    他被派上楼送东西的时候,看到过林昭。林昭的双眼通红。林昭是在监狱中开会宣判死刑后立即执行枪决的。宣判死刑时她在台上不能出声,很可能是像张志新一样被作了手脚。他当时听说林昭被枪决的地点是在大礼堂后面的小院子里。
    1968年4月林昭在监狱中被判处死刑,于4月29日被处死。这个判决实际上至少包含了两个方面的非法和残忍。第一,是否可以因为一个人说的一些话,触犯了权力当局,就可以处以死刑。第二,是否可以对一个精神病人的言论作处罚。
    实际上,在林昭被判处死刑的同一天,上海交响乐团的指挥陆洪恩也被判处死刑。他的情况和林昭有某种相近。他也是文革前就发现有精神病的人,文革中把他说的话都算做“反革命言论”并且判处他死刑。
    文革的领导者们这样残酷地镇压和杀害对他们有非议的人,哪怕是精神病人也不放过。杀鸡儆猴,他们在文革的全过程中成功地控制了所有的人,这种威慑甚至一直延伸进今天。
    林昭的部分老师和同学为她在苏州建立了一个纪念碑。林昭的名字,不但意味着一个曾经存在的美丽生命,更要人们再思考历史和法律。  

  2. 2013-02-09 17:02
    王友琴:文革受难者——杨朔

    杨朔,1913生,作家,任中国作家协会外国文学委员会主任。在文革中杨朔被“批斗”,1968年8月3日自杀。时年55岁。
    杨朔可能是最为中国人知道名字和作品的作家之一,因为在文革前和文革后,他的散文《荔枝蜜》、《雪浪花》、《茶花赋》等印在中学的语文教科书里,因而 得到相当普遍而彻底的阅读:有老师详细讲解“词语”“段落大意”和“中心思想”,每个中学生都要反复朗读甚至必须背诵这些文章。
    文革开始后,杨朔的散文不再在语文教科书中。杨朔本人也在文革中被“斗争”。他在1968年8月3日服大剂量安眠药自杀死亡。
    在文革结束后不久,杨朔得到平反。1980年前后的一段时间,是对文革受害者的大规模平反时期。受害者中的一些高级干部和社会名人的名字和故事,出现 在当时的报纸上。从那些文章的篇幅和印刷位置可以看出,如何报道这些被平反的人的事情,“内部”存在一些“规则”:比如关于刘少奇(1966年8月前最高 权力圈子的第二号人物)和陶铸(1966年8月后的第四号人物,1966年底被“打倒”)的悼念文章,有整版长。关于级别比他们低的人的文章则比较短,也 不占明显的位置。级别再低的人,一般仅仅提到名字,没有故事。级别更低的受难者,名字和故事都不会见报。这种“规则”施行的结果之一,是可能给人造成一种 错误印象,即文革主要就是迫害了一些高级干部和社会名人。
    另外,在当时的报纸上,虽然登载了一些在文革中死去的人们的名字和介绍了他们的生平和美德,但是对他们死亡过程本身则回避直接描述或者含糊其辞。报纸 上有一则为杨朔平反的简短的消息。报道简单地说杨朔“被迫害致死”。“被迫害致死”是当时普遍运用的一个“说法”,指那些在文革中受到迫害而自杀身亡的人 的情况。
    文革中发生的大量自杀,无法找到历史上可比的情况,所以很难用现成的词语来描述。“被迫害致死”这种说法,比简单地说“自杀”要好,因为文革中的自杀 远远不同于平常条件下的自杀。文革中自杀的人,在“斗争会”上被“斗争”,被咒骂,被打,被戴“高帽子”,被“游街”,被“挂黑牌”,被体罚,被侮辱,被 恐吓,被关押,他们是在遭受了种种残酷的心理的和肉体的折磨之后自杀的。描述他们的死,必须强调指出他们死前身受的残酷的迫害,因为他们不是仅仅因为善感 多愁过于敏感而自杀的,不是仅仅因为长期的忧郁或者一时的气愤而死的,也不是象屈原那样因为不愿意随波逐流不愿意与世人同醉而选择了自杀以表明个人意志。
    但是,另一方面,“被迫害致死”这一表述回避说出“自杀”,会使以后的人无法知道他们到底是怎么死的。但是这种表述使得文革时代的恐怖比较模糊,减低 了对文革事实的显影的清晰度。这显然也是这一表述那时被大量使用的原因之一,因为文革后的中国领导人虽然否定文革,但是不愿意暴露太多的文革阴暗面。
    文革后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文学卷”有词条“杨朔”。词条用一千多字介绍了他的生平和作品,但是,没有提到他的文革中的遭遇,也没有提他是怎么死的。这部书里其他的人物词条,在文革中自杀的人,比如考古学家陈梦家,也都不说明这一点。
    新一代的年轻的学生继续在教科书里读杨朔的文章。但是对他的死,可能完全不知道。
    很多年过去了。1997年出版的张光年的《向阳日记》(上海远东出版社1997年版)写到了杨朔的死。张光年即诗人“光未然”,《黄河大合唱》的作词者,长期担任中国作家协会的领导人。该书第259页载1975年11月12日日记:
    “晚杨朔的弟弟杨玉玮、杨朔女儿杨渡来访,严文井在座。玉玮细谈了杨朔因病逝世情况及他为此进行调查研究经过,谈了两小时。”
    该书263页载同年12月6日日记:
    “上午九时,与严文井、韦君宜、王志远同车到八宝山,参加杨朔同志移灵式……”
    从这样的记载可以看出,在1975年,杨朔去世七年之后,他的工作单位为他举行了一次骨灰重新安放的仪式。当时这种由工作单位举行的仪式的一个主要意 义,是对他的“问题”的作了新的“结论”。这是因为在林彪死去、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之后,对文革中被“处理”的一部分人有了新的比较宽松的“政策”。不仅 是杨朔一个人,有一批类似情况的共产党干部,在文革开始后受到“斗争”或者关押后自杀,他们自杀的时候,自杀本身就成为他们的一大严重罪状。在1975 年,如果没有发现他们有别的“问题”,就给他们重新作了一次新的“没有问题”的“结论”。另外,他们早先死亡的时候,很多人的骨灰都被扔掉了,不准家属保 留,当然更谈不上有葬礼,新的结论作出后,为他们举行了追思仪式。
    在这个“移灵式”(这似乎不是当时所用的名称,可能是张光年沿用了他习惯的说法)之前,杨朔的弟弟和女儿与张光年以及另一负责人严文井谈话,大概就是 为了这第二次结论的事情。可以看出,他们的意图很明显,说杨朔是服用安眠药过量而死的,是要说明杨朔并非自杀。他们作了调查,颇费了一番时间,要说服张光 年和严文井。从张光年的记叙的口气来说,他未说是否信服这一说法,也没有对此发表评论。他只是记载了这一段谈话。
    这样的谈话可能很难被未经历过文革的读者理解。为什么在杨朔死了7年之后,他的家属要为他作这样的抗争。出现这样的谈话,是由文革的特定背景决定的。
    在笔者所作的关于文革的调查之中,以下四个实例都相当有代表性,可以说明为什么会有杨朔的家属和张光年的那一场谈话,那个谈话的里面的意义是什么。
    1966年8月4日,北京大学西语系教授吴兴华在“劳改队”中劳动时,被逼迫喝了校园中水沟里的污水,其中从附近化工厂排出废水,然后中毒昏倒,当天 晚上死亡,时年44岁。但是北大那时的权力者硬说他是自杀的,是“对抗运动”,“畏罪自杀”。他们命令医院解剖尸体。在这种情况下,主导对话的题目是他是 否自杀,而不是追究是什么人强迫他喝了污水而害死了他。
    1966年8月,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研究员谢家荣,作为“反动学术权威”遭到“斗争”(包括下跪和被打),晚上在家中服大剂量安眠药自杀。他写下了 遗书。家属发现他死亡时,也看到了遗书。但是他们当即烧毁了遗书,报告说他是心脏病发作去世的。尽管如此,谢家荣还是被送上解剖台进行尸体解剖。解剖后医 生作证说没有证据说他是自杀的。他被打开的胸腔还未缝合,就被拖走火葬。这样作,尸体被解剖,但是免除了作为自杀者会遭到的死后斗争。
    李季谷是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1968年,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李因其“历史问题”被“审查”。7月25日,他的专案组逼迫他“交代问 题”,强迫他跪了一整天,并用燃烧的香烟多次烫他的后背和脖颈。当天夜里李季谷投河自杀。第二天召开了对他的“批斗会”,因为李季谷已经身死,就画了一张 他的漫画像,由历史系的另外两个也在被“审查”的“牛鬼蛇神”举着这张像站在台前,替他接受“批斗”。李季谷和杨朔的死日相隔不到10日。
    人出自本能就热爱生命,愿意活而不愿意死。如果不是因为遭到难以忍受的残酷的殴打和侮辱,很多人是绝不会自杀的。但是,文革当局却把在遭受侮辱摧残后 的自杀,视为对文革的反抗,视为对他们的权威的挑战,把自杀也当作一项“反革命罪行”。在当时,无数人被“斗争”,他们下跪,他们低头弯腰作“喷气式飞 机”状挨斗,他们诅咒自己是“牛鬼蛇神”,他们承认他们应该被“砸烂砸碎”,他们写下“检查”“交代”和“认罪书”,他们胸前挂着大牌子,牌子上面他们的 名字打上了红色的大叉子。当时的社会制度,使他们无处可逃。最后,他们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但是,文革当局甚至不准人通过死亡来逃避迫害。文革当局要强迫人 变成甘愿被斗、甘愿下跪、甘愿诅咒自己、甘愿不象人样子地苟活着的人。
    文革中,一大批人遭到“斗争”后自杀,死后,还被称为“畏罪自杀”,“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是“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毛泽东语),要“遗臭万 年”。 自杀可以成为进一步迫害的借口。他们死后仍然要被戴上各种罪名,一旦“定案”,家属子女继续蒙受迫害,上学就业都受到大的影响。文革的残酷不但在于逼人自 杀,还在于继续残害已经自杀的人。这种对人的逼迫的极端程度,后人很难想象。
    在文革的这种话语系统中,在害人者方面,他们对自杀者大张挞伐,另外,还竭力要把不是自杀的人说成是自杀的,以此制造对死者以及死者家属的进一步的迫 害。在被害者家属方面,不能指责和追究造成死亡的害人者,却只好声明死者不是“自杀”以保护死者及其家庭避免更多的迫害。了解了这种背景,我们才能理解为 什么在1975年,杨朔死去7年之后,家属前往说明的是他并未自杀是病死,而不是追究谁把杨朔关押起来“斗争”而害死了他。在文革的话语系统中,他们只能 争辩这个问题。
    细察文革时代的逻辑,当时的话语系统,论证方式,象当时的无数的死亡一样,令人气愤,也令人难过。
    杨朔的遭遇令人感叹。
    杨朔以优美的散文著名。杨朔最优美的散文,如收在语文教课书中的《荔枝蜜》、《雪浪花》、《茶花赋》,都写在1961年。从题目就可以看出,这些散文写的都是一些被普遍认为美的好的东西。同时,借物抒情,他通过描写这些东西来表现他的感情。
    他写荔枝蜜:
    “吃着这样的好蜜,你会觉得生活都是甜的呢。”
    他写茶花:
    “如果用最浓最艳的朱砂,画一大朵含露乍开的童子面茶花,岂不正可以象征着祖国的面貌?”
    他写浪花:
    “老泰山(文中的一个人物)恰似一点浪花,跟无数浪花集到一起,形成这个时代的浪潮,激扬飞溅,早已经把旧日的江山变了个样儿,正在勤勤恳恳塑造着人民的江山。”
    然而,如果看到当年发表这些优美的文章的杂志,1961年的文学杂志,会叫人吃惊:印刷那些文章的纸张糟糕极了,不但粗糙,而且根本不是漂白的。直白地说,就跟那时候人们上厕所用的草纸差不多,因为现在的人用的手纸质量不同。
    1961年,正值大饥饿的年代。几千万人被饿死。没饿死的人,普遍得了浮肿病:病人看似白胖,在用手指在手臂上腿上按一下,会出现一个小凹窝,在失去 弹性的身体上,这个小凹窝要好一阵才能平复消失。食物匮乏给人们留下的印象自然是最深的,因为饥饿的感觉是最令人难受的感觉之一。但是实际上,当时不仅严 重缺乏食物,也严重缺乏别的东西,比如,纸张,布匹,做饭用的锅子,吃饭用的碗,小学生用的作业本子,全都买不到。杂志用草纸一样的纸张印书,就是由于没 有平常用的白纸。
    政权推行的荒唐的经济政策以及对人民的生死漠不关心的态度,造成了全面的经济灾难。这种灾难不仅造成了生命的死亡,而且带来了心灵上的创伤。在家庭中,人们为食品而起纠纷,在社会上,人们为了得到一些生活必须品而不惜道德上的亏损。
    从杨朔那一时期的文章看,他常常在外国;在中国的时候,也总在旅行,住在风景区的旅馆里,比如,在广东的从化温泉、四季如春的昆明,北戴河,那里分别 有荔枝蜜、童子面茶花和雪浪花。他显然是一个有特权的人,也许没有饿肚子。但是他不是聋子瞎子,杨朔一定不会不知道普通人民在经受的苦难。他应该知道,高 级宾馆里的生活,并不是大多数人的生活。浮肿的人并不是营养过剩引起的肥胖。1961年的生活里没有蜂蜜,饥饿中的祖国不象含露乍开的茶花,人民不仅没有 民主权利而且正在饿死的地方也不能叫作“人民的江山”。
    但是1961年的苦难现实好象一点都没有影响到他的笔。他写出的文句,和现实中的饥饿和贫困好象没有一点联系,如果不是印在那么劣质难看的纸张上的话。
    用传统的批评文学作品的话语说,他的文章是在“粉饰太平”。这种批评也许过于简单。也许他的文章背后有他的复杂而审慎的考虑。但是除了这些散文,他好象没有留下关于他的感受的另一类记录。
    而且,更为讽刺性的是,如果要把他的这种写法指为“谎言”的话,还只有在那一由于经济困难而在出版方针上较为“宽松”的时期,才允许写这种优美型的谎 言,才对这种文章予以高的评价并选入语文教科书中。在大饥饿年代之前和之后,他都不能有这种机会。1961年,他的文章回避了饥饿、匮乏和死亡,但是至少 还在歌唱优美,这些文章没有在吹亩产粮食几十万斤的牛皮,歌颂毛泽东也不到后来那种肉麻和荒诞的程度,也不在提倡“斗争”、“专政”和杀戮。
    1966年文革开始。1966年6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党组《关于1966-1967学年读中学政治、语文、历史教材处理意见的请示 报告》。教育部的报告说:原有的政治语文历史教材,未印的均停止印刷,已印的也停止发行。中学历史课暂停开设;政治和语文合开,以毛主席著作为基本教材。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对这一报告的批示写道:目前中学所用教材,没有以毛泽东思想挂帅,没有突出无产阶级政治,违背了毛主席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违背了党的教育方针,不能再用。
    在这种背景下,杨朔的文章被清除出教科书。文革连虚假的优美也不再需要。从文革的发动者方面说,他们已经彻底巩固了权力,接着要“继续革命”,所以不 在乎美化现实;而且,粉饰太平毕竟还意味着对太平的价值肯定,美化现实也仍包含有对美的向往。新起的文革文体,一方面充斥着夸张、暴力、和粗野的词句,正 和现实中对人的残酷的迫害相称;另一方面充斥着“最最最最”“蓝天为纸,大海为墨,也写不下我们对毛主席的无限崇拜无限敬仰”这样的迷狂语言,和毛泽东绝 对权威的树立配合。杨朔风格不能为文革所容。
    早在1966年4月,中共中央发出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就明确写了文艺界“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 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在这样的理论下,原来的文艺单位都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文革领导人派军代表管理控制了所有的文艺机构,并且领导那里 的文革运动。在那些地方,虽然没有象在学校那样红卫兵学生打骂甚至活活打死被斗者,但是也相当野蛮。作家队伍在1957年就遭到一次大规模清洗,在文革 中,从1966年开始,除了极少数的例外,几乎是全部被打击。
    1968年,杨朔在单位里被列为重点批斗对象。他在“斗争会”上被“斗争”。他自杀的时候,55岁。
    文革后,杨朔的文章重新被印入中学语文教科书,但是,他的死却没有真实地记载在百科全书里他的小传中。当局也始终不准许对1959到1962年的大饥饿以及文革的恐怖和杀戮发表真实的记录和报告。说出真实,仍然不是一件能得到许可的事情。 

  3. 2013-02-09 17:00
    王友琴:受难者老舍

    老舍,作家,本名舒舍予,老舍是其笔名,1899年生,任北京市作家协会主席和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1966年8月23日,老舍和其他28人被红卫兵押到 北京文庙“斗争”:跪在焚烧京戏服装和道具的火堆前被毒打三小时。8月24日夜,老舍在北京西城太平湖投水自杀。不准留下他的骨灰。
    老舍是个作家。但是他的自杀却难以和历史上任何作家的自杀类比。
    老舍遭到中学生红卫兵“斗争”和毒打以后,还面临将要来到的更多的暴力折磨,他在这种境况下投湖自杀;身为作家,他死前却未留一字遗书;他的尸体被火 化后,当局不准留下骨灰。另外,他所遭到的迫害和死亡不是孤立的个案。 同一时期,北京有数千人被“斗争”而死--实际是在“斗争”过程中被打死,还有一大批人象老舍一样在被“斗争”、殴打和侮辱后自杀。
    要理解老舍之死,也需要了解:这种暴力性“斗争”是怎么运作的?怎么会在1966年夏天如此普遍地进行?这种有领导的通过“群众”之手来进行的暴力迫害和杀戮的方式是怎么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老舍在1966年8月23日被拖去“斗争”的时候,和他一起被毒打被侮辱的还有28个人。这28人人之一是老作家肖军,在《肖军纪念集》中,列出了其 他被斗者的名字,他们是:肖军,骆宾基,荀慧生,白云生,侯喜瑞,顾森柏,方华,郝成,陈天戈,王诚可,赵鼎新,张孟庚,曾伯融,苏辛群,季明,张国础、 商白苇、金紫光,王松生,张增年,宋海波,张治,张季纯,端木蕻良、田兰、江风。(《肖军纪念集》,800页,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0)其中还缺两 个名字,有待补正。这些人都是北京市文化局和“文学艺术家联合会”的作家、艺术家和干部。荀慧生是著名京剧演员。肖军、骆宾基和端木蕻良是老作家。赵鼎新 是文化局长。
    这29个人被红卫兵“斗争”,首先是因为早在1966年4月,中共中央发出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明确写了文艺界 “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在这样的理论下,各文艺单位都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绝大多数作家和文艺界领 导干部就成为“黑线人物”。对这些人的清除,是对一个群体的清除。军队代表被派往各文艺单位,领导那里的文革运动。
    在当时的体制下,“作家协会”有一批领固定薪金的“专业作家”。并不是所有的作家都被批判斗争。在北京作家协会,会长老舍“靠边站”了,新成立的“文 革委员会”的负责人,除了军代表,还有作家浩然。他的关于农村“合作化运动”的长篇小说《金光大道》,在文革中成为“突出阶级斗争”和“塑造高大完美的无 产阶级英雄人物”的样板之作。尽管老舍也拥护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但是老舍的作品和浩然的作品也确实有相当的不同。文革批判打击了一大批作家,但并不是每个 作家都受到同等惩罚。奖谁罚谁的差别,明确显示了文革在文学领域的取向。
    在1980年,笔者曾经与象老舍一样遭到毒打的老作家肖军先生两次谈话,听他回忆当时发生的事情。
    在红卫兵运动掀起之前,一批文艺工作者,就在本单位被“揪”出来了,也在本单位里的会议上被批判。肖军就曾经在大会被喝令站起来。与8月之后不同的是那时他们只被咒骂和当众罚站等等,没有被毒打。
    后来他们遭遇的残酷的暴力性攻击,和红卫兵运动的兴起直接相关。1966年8月1日,毛泽东写信支持红卫兵。随着红卫兵在各校普遍建立,殴打老师以及 所谓“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也迅速蔓延。8月5日,北京发生了第一例教育工作者被红卫兵学生打死的事件。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百 万红卫兵,戴上了红卫兵袖章,并且对给他献袖章的红卫兵说了“要武嘛”。8月18日大会之后,红卫兵暴力大规模升级。一批教育工作者在学校中被活活打死, 而且,红卫兵进入机关和居民住宅,捣毁书籍文物,并且殴打虐待甚至打死和平居民。红卫兵的行为得到了最高当局的热烈支持。这就是为什么在1966年8月 23日,北京大学和北京第八女子中学的红卫兵学生可以闯到文化局和文联机关,对那里的“牛鬼蛇神”动手施暴。几个女红卫兵用铜头皮带劈面抽打肖军,给他挂 上了“反动文人肖军”“反革命份子肖军”等几块大黑牌子,还在他的名字上画了红色的大叉子,并且把他的头发剪掉。
    8月23日下午三点,在烈日下,这29人被一个一个叫出来,每叫出来一个,就套上一块写着他们的名字和罪名的牌子,排成一排站在院子里。四点钟,这 29人被装上两辆大卡车,从他们的机关被运到东城区国子监“文庙”的院子里。那里曾是皇帝时代的最高学术和教育机构,后来成为首都图书馆。红卫兵在院子里 架起了一个大火堆,焚烧戏剧服装和书籍等等,烈焰熊熊。口号声震天响:“打倒反革命黑帮!”“打倒反党份子XXX!”“XXX不投降,就叫他灭亡!”“谁 反对毛主席就砸烂谁的狗头!”“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党中央!”
    这29人被强迫在火堆前围成一个圈子,跪下来,头顶地。站在他们身后的有数百名红卫兵。有的红卫兵拿来了舞台道具木刀、长枪和金瓜锤,对他们劈头盖脸 地乱打。有的红卫兵解下腰间的军用铜头皮带,狠狠地抽打他们。当时正值盛夏,人们身穿单衣。铜头皮带打下去,一下一块血渍,打得衣服的布丝都深深嵌进肉 里。这29人后有红卫兵,前有大火堆,无处躲闪。
    肖军说,当他跪在烧书的火堆前,被身后的红卫兵用棍棒和铜头皮带毒打的时候,心中真是愤怒至极。肖军年轻的时候进过军事学校,练过武功。他心里想,如 果他动手反抗,凭他的功夫,可以打倒十几个人。但是,他看到老舍先生就跪在旁边,脸色煞白,额头有血流下来。他想,如果他反抗,寡不敌众,他最后会被打 死,其他28个“牛鬼蛇神”,包括老舍先生,一定会跟他一道统统被打死在现场。他不应该连累别人。他压下去反抗的冲动,忍受了三个多小时的毒打和折磨。
    在这三个多小时里,没有人出来制止暴行,也没有人打电话报告市里和中央的领导请他们来制止暴行。因为当时在场的人都知道,类似的事情正在整个北京城里轰轰烈烈地发生,而这一切都是文革的领导人正在热烈支持的,不可能有上级或者警察来制止这场殴打。
    在“文庙”被毒打过之后,这29人被拖上卡车回到文化局机关。肖军被禁闭在传达室隔壁的一间小房子里罚站,不给水喝,不给饭吃。他昏倒在地。他的儿子 和女儿不见他回家,到机关来找他,也遭到殴打。肖军在机关里被关了一个多月,9月底才获准许回家。他的儿子肖鸣被毒打后失去知觉。厂里的人以为他死了,把 他装上车送火葬场。他在途中苏醒过来,才没有被烧掉。
    肖军曾经讲到他的一些看法:他说他家中当时上有老,下有小,有11口人需要他负担。他从1940年代起就多次受到“批判”。他的工资是每月110元 钱。家里难得包一顿饺子,只能买五毛钱猪肉加在白菜馅儿里。如果他死了,他家人怎么活下去?无论如何,他得忍辱负重活下去。他认为老舍和他不太一样,一直 比较“顺”,前几次“政治运动”都没有遭害,保持了优越的社会地位,所以可能在心理上对承受这样残酷的对待较少准备。另外,老舍不但年纪已老,而且腿有残 疾,走路吃力。在当时的情况下,体力强壮与否,也与能否继续承受红卫兵的暴力折磨有一定关系。
    在“文庙”毒打之后,老舍被带回到机关,继续遭打。当时在场的作家杨沫,在三个月后的日记中追记8月23日的情景道:“在文联楼门前的台阶上,有几个 女学生紧围他,询问他,不时还用皮带抽打两下。我们都被迫围绕在这个会场边。当时,我不敢走开,站在旁边,心如火燎。我们中的一位作家还当场站出来,义愤 填膺地批判老舍拿了美金。” (《杨沫日记》下册,第5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4年)
    那晚,老舍后来又被送到公安局,半夜才获准回家,并被命令第二日仍去机关接受“批斗”。第二天早上,他离开家后,却未去机关。因为他未在机关中出现,有红卫兵拎着铜头皮带到他家中找寻。第三天,8月25日早晨,在西城区太平湖上发现了老舍的尸体。
    文革后,1978年6月给老舍举行骨灰安放仪式的时候,报道文章里说,他的骨灰盒里装着他的钢笔和眼镜。文章没有直接说老舍的骨灰盒子并没有他的骨灰。那时候的这类文章虽然给文革的受难者平反,但是说及文革中的一些可怕的事情时,尽量模糊委婉。
    1994年,笔者曾经有机会和老舍的儿子舒乙见面,向他询问为什么老舍的骨灰盒子里只有他的钢笔和眼镜。舒乙说,老舍的骨灰当时没有留下来,因为火葬 场不让留骨灰。老舍去世的时候,舒乙31岁,他拿着北京市文联开出的一封“我会舒舍予(老舍本名--笔者注)自绝于人民,特此证明”的公文介绍信,到火葬 场操办了老舍的火葬手续等等。是两个年轻的妇女办的手续。其中一个是梳小辫儿的姑娘,她说,上面有规定,这样的情况不能留骨灰。
    笔者询问是一个什么样的“上面的规定”,是哪个权力机关发的文件。舒乙回答不知道,只记得是那个梳小辫儿的姑娘说的。在舒乙发表的关于老舍的多篇文章里,没有提及有这样一个“规定”,也没有说火葬场工作人员告诉他有如此规定而不准留老舍骨灰。
    由于不能获准查阅文革档案,笔者不能确定这是一个写成书面文字的“规定”,还是一个来自文革高层领导的口头命令。但是确实,在1966年8月下旬被打 死和被打后自杀的人们,都没有能留下骨灰。当时北京的红卫兵中流传着一句话,“打死个人,不就是28块钱的事儿吗?”被打死者的家属被要求付28元火葬 费,但是不能要求保留骨灰。比如,从笔者的调查知道,1966年8月27日被北大附中红卫兵打死的中关村中科院气体厂工人陈彦荣,1966年9月8日被打 死的北京第25中学教师陈沅芷,他们的家属交了28元钱,但是没能得到死者的骨灰。事情作得如此一致,这里面一定是有某个“上面的规定”在起控制作用,才 可能如此。希望有读者会提供关于这样一个“规定”的寻找线索。
    另外,舒乙告诉笔者,那个火葬场的梳小辫儿的姑娘还告诉他,象老舍这么高地位的干部,被这么处理--指丢弃骨灰,还是第一个。老舍当时除了在文联和作 家协会身任高职,还在“政协”任高职。舒乙在《父亲的最后两天》文章(见《老舍之死》一书,第62页,北京,国际文化出版社,1987)中也提到这一点。 老舍在被“斗争”以前有小汽车和司机接送他上下班,显然也说明他的地位和级别都很高。所以,老舍的情况和上面说到的工人陈彦荣以及中学教员陈沅芷的情况, 有所不同。作为一个级别高的干部受到丢弃骨灰的对待,应该是由高层决定和指示的,如果没有一个写成文的规定的话。
    有一种解释说,不准保留骨灰不仅仅是为了进一步打击死者,也是因为技术上不许可。当时北京大批人被打死以及被打后自杀。在8月18日后,死人数一天比 一天上升。根据一份“内部”的统计资料,在老舍被送往火葬场的8月25日,北京有86人被红卫兵打死。第二天,8月26日,被打死的人的数字比前一天增加 了百分之五十,高达125人。以后仍然逐日增加。此外,还有一批人象老舍一样,在被打被侮辱后自杀。这样,8月下旬每日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已经大大超过了北 京的正常死亡人数。大量被打死的人和被打后自杀的人的尸体成批送往火葬场,尸体上既没有标明姓名也没有作过血迹清洗。火葬场的停尸房爆满。焚尸炉超负荷工 作。也就是说,大规模的暴力迫害和杀戮造成了分别焚烧尸体和保管骨灰的困难。
    但是技术性困难显然不可能是主要的原因。对这些被害死的人们的高度蔑视以及进一步迫害他们的恶意,才会有这种不准留骨灰的规定及其实施。在文革当局的 逻辑中,他们的生命都可以被用残酷的方式剥夺,对他们的遗体当然也要穷追猛打。在普通人这一边,对他们的被虐死都只有容忍接受了,也没有可能再关心他们的 尸体处置。但是要知道,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残酷。在古代,对判处死刑的犯人,也还容许家属收尸筑坟。文革当局的无限权威却一直延伸进了火葬场。文革对个人 的迫害一直继续到死后的骨灰。
    老舍投湖,因为这个世界已经在肉体上不容他。他已经在前一天遭到了残酷的暴力性的所谓“斗争”;这一天他如果从湖边转去机关,他显然会在那里又遭到毒 打,整个北京城的打人风,那时正方兴未艾;他面临的将是漫长的不知何时才能结束的虐待和侮辱;甚至在老舍死后,当局连他的骨灰都不准存放。--在老舍之前 自杀的人,已经遭受了这样不准留骨灰的待遇。老舍投湖,而且没有写下任何遗言。他无声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在自杀前,他为什么没有写下遗书呢?难道他死得心甘情愿,或者自惭形秽,故而不置一词,黯然离世?这显然不可能。他一生写作,笔头很勤,是个多产作家。书写文字,表达想法,是他的职业。在他生前,大概是日日动 笔的。他在8月24日早晨离开家的时候,身上带有笔和纸。有人看到他投湖以前在湖边坐了一整天。也就是说,他是有时间也有纸笔可能写下遗书再自杀的。他更 不是没有能力表达自己的失望、愤怒或者抗议的人。但是在自杀前,却没有写一个字。那是因为在精神上,他也觉得已经完全走投无路了吗?结束自己的生命,是一 个人能作的最为惨烈的事情。使用文字对作家老舍却是一件驾轻就熟的事情。老舍不写遗书而死,在1966年恐怖的8月中,用文字表达自己的看法变成比较于死 亡更为不易之事。
    文革结束后,老舍得到平反,而且得到当局的高度礼遇。他的朋友和家人,发表了一批回忆和纪念他的文章。但是他们都没有写到他在1966年8月23日被 “斗争”被毒打之后和自杀之前,他对他身受的暴行作了任何评说,也没有写到他对自己在8月23日之前受到的批判的反应,也没有写到他对于在他之前身受迫害 而自杀的相识者与同行的死的评论。其中的原因可能是两方面的:老舍没有说过适合于发表的话,或者写纪念文章的人没有认为应该写出他生前的真实看法。
    巴金是老舍的老朋友。他在《怀念老舍同志》一文中说,1966年7月10日, 他在人民大会堂见到老舍。这个时候,北京的历史学家和作家吴晗等人已经在报纸上遭到猛烈攻击,吴晗已经被涌入他家中的学生侮辱和殴打。这个时候,北京的学 生已经一个多月不上课,在校园里开会“斗争”一大批教育工作者。当时人民大会堂是不准许普通人参观的,所以能进入大会堂就是一种身份和政治地位的表现。巴 金写道:“我到京出席亚非作家紧急会议一个多月,没有停到人提老舍的名字,我猜想他可能出了什么事,很替他担心,现在坐在他的身旁,听他说:‘请告诉朋友 们,我没有问题……’我真是万分高兴。”(该文收于巴金《探索集》中,见《巴金全集》,第16卷,156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
    老舍的儿子舒乙在《父亲的最后两天》中说,老舍在1966年8月23日被“斗争”以后,深夜回到家中,告诉他的妻子说:“人民是理解我的!党和毛主席 是理解我的!总理(指周恩来)是最了解我的。” (该文见《老舍之死》一书,第61页,北京,国际文化出版社,1987)
    按照巴金和舒乙的描述来推理,在1966年7月和8月,眼看着文革对一大批人的严重的迫害,眼看着毛泽东和周恩来热情支持红卫兵(老舍被打发生在毛泽 东接见百万红卫兵并戴上红卫兵袖章五天之后),眼看着他人和自己受到暴力摧残(在老舍被打和自杀之前,已经有一大批人被打甚至被打死),老舍非常看重的就 仅仅是“我没有问题”,以及希冀着毛泽东周恩来对他的“理解”吗?他的全部焦虑就限于此?有没有别的?当作家的身体遭到残暴对待的时候,他的精神的关注也 已经被文革的巨轮碾压榨干而只剩下他自己“有没有问题”和最高权力者对他的态度?他已经完全接受了文革的这一整套做法和想法,只能在文革的框架里面为自己 撇清?他有没有别的关怀和思考?
    老舍得到平反后,出版了《老舍写作生涯》一书(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1年)。该书“内容简介”说:“本书是老舍先生的一部自述文集,收录的都是 作家写自己生活和创作的文章。”“本书既可以当作老舍先生的自传来读,又是研究老舍的可贵资料。”这本书中有老舍写的一篇题为《新社会就是一座大学校》的 文章,原来发表在1951年10月1日的《人民文学》上。主要部分摘录如下(见该书247-249页):
    在过去的一年里,社会上每一天,每一小时都有使我兴奋与欢呼的事情发生;我说哪一件好呢?
    最后,我下了决心;不能老拿不定主意啊!就说前天在天坛举行的控诉恶霸的大会吧。
    会场是在天坛的柏林里。我到得相当早,可是林下已经坐满了人。
    开会了。台上宣布开会宗旨和恶霸们的罪状。台下,在适当的时机,一组跟着一组,前后左右,喊出“打倒恶霸”与“拥护人民政府”的口号;而后全体齐喊,声音象一片海潮。人民的声音就是人民的力量,这力量足以使恶人颤抖。
    恶霸们到了台上。台下多少拳头,多少手指,都伸出去,象多少把刺刀,对着仇敌。恶霸们,满脸横肉的恶霸们,不敢抬起头来。他们跪下了。恶霸们的“朝代”过去了,人民当了家。
    老的少的男的女的,一一的上台去控诉。控诉到最伤心的时候,台下许多人喊“打”。我,和我旁边的知识分子,也不知不觉的喊出来。“打,为什么不打呢?!”警士拦住去打恶霸的人,我的嘴和几百个嘴一齐喊:“该打!该打!”
    这一喊哪,教我变成了另一个人!
    我向来是个文文雅雅的人。不错,我恨恶霸与坏人;可是,假若不是在控诉大会上,我怎肯狂呼“打!打!”呢?人民的愤怒,激动了我,我变成了大家中的一 个。他们的仇恨,也是我的仇恨。我不能,不该,“袖手旁观”。群众的力量,义愤,感染了我,教我不再文雅,羞涩。说真的,文雅值几个钱一斤呢?恨仇敌,爱 国家,才是有价值的、崇高的感情。
    这不仅是控诉了几个恶霸,而是给大家上了一堂课。这告诉了曾经受过恶霸们欺负的人们:放胆干吧,检举恶霸,控诉恶霸,不要在怕他们!有毛主席给我们作 主,我们还怕什么呢?检举了恶霸们,不单是为个人报仇,也是为社会除害啊。这告诉了我,和我一样文文雅雅的人们:坚强起来,把温情与文雅丢开,丢得远远 的;伸出拳头,瞪起眼睛,和人民大众站在一齐,面对着恶霸,斗争恶霸!恶霸们并不是三头六臂的,而是站在我们面前跪着,颤抖着的家伙们。恶霸们不仅欺负了 某几个人,与我们无关;他们是整个社会的仇敌!
    一个卖油饼的敦厚老师的老人控诉恶霸怎样白吃了他的油饼,白吃了三十年!
    ……
    读上面老舍的这篇文章,不能不感到震惊。
    首先,他描写的这个“控诉大会”,这种“斗争”方式,活脱脱就是15以后老舍自己身受的那一场文庙“斗争会”的翻版。两个会有同一个模式:都是群众大 会,都是先已经定好了被斗者的罪名;开会后,喊口号煽动情绪;所谓“揭发控诉”,都不准被斗者说明和辩护,不用法律的标准来衡量,只是煽起仇恨,然后,到 高潮点,与会者高喊“该打该打”,对被斗者使用暴力。
    老舍写的这个斗争会,不但和他所自己遭受的那个斗争会模式一致,甚至连细节都相仿。在老舍描写的斗争会里,老舍写出的唯一的被斗者的具体罪行就是“白 吃油饼三十年”。这样历时漫长的一个故事,应该到法庭上去仔细说明,才能决定是什么性质的罪行。但是在“斗争会”的气氛中,只听单方面的话,不问细节,不 讲法律准则,一片喊打之声之后就实施暴力攻击,老舍还觉得理所应当,并无不安。在老舍被“斗”的故事里,则是“斗”他的人说他“拿了美金”。这该是指他 1946年接受美国国务院的邀请访问美国,这种访问是邀请方面提供旅行花销的。老舍曾经发表过他在美国写的关于他的旅行的文章。这一访问不是秘密,也完全 可以说清楚这是什么性质的旅行。但是,在杨沫所描写的围成一圈展开的“斗争”过程中,就足以使他再遭红卫兵的皮带毒打。而且,在1966年,因为他是北京 作家协会的主席,他也确实被攻击为“文坛恶霸”。
    老舍是作家,在这篇文章里,他把自己从“文文雅雅”变成高声喊“打”的过程一步一步写了出来,很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这种斗争会的心理机制。他所经历的, 可能就是15年后毒打他的一些中学生红卫兵所经历的。从他的自述中,我们看得到人的从众心理怎么被利用,人的仇恨怎么被煽动起来,人的暴力行动怎么被合理 化。这套方式相当有效,显然也是文革中的“批斗会”还是用相同的模式组织进行的原因。
    当然,最让人难过的是,1951年老舍描写这种“斗争会”的时候,他热情满怀,不加思考。他为这样的新的生活形式叫好。这种新形式是新的社会制度的重 要结构部件之一。这种“斗争会”在实践上和理论上后来都一步一步发展,到了文革时代,更加深入和广泛。文革十年,几乎每一个人不是“斗争”过别人,就是被 别人“斗争”过。这种“斗争会”违反法律程序,激发人的非理性,鼓励暴力虐待,是一种对人的迫害。这种形式的发明是一种可怕的发明。不能说文革中出现的千 千万万个“斗争会”中有老舍的责任,归根到底,他是受害者。但是,他曾经参与接受、确认和颂扬这一最终害死了他的机制。
    读了老舍的这篇文章之后,作为一个普通读者,笔者倒宁愿设想,老舍投湖前一整天在湖边思想的,不只是最高权力者对他理解与否或者他自己“有问题”与 否,而还有别的一些焦虑,比如,为他在15年前写的一篇赞美那种“斗争”方式的一篇短文感到的自责。15年来,他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这类“斗争会”,从 “斗争”他不认识的人,到“斗争”他的同事和熟人,最后,“斗争”到他自己身上,而且,这一次的“斗争”比从前的更为残暴,逼他选择了死而不是继续被“斗 争”下去。在他投湖之前,他应该对这种反法律反人道的逼死了他的“斗争会”有所思考和分析,或许也感到了惭愧,毕竟他不可能已经完全变成了一个只会在“斗 争会”上跟着主持人喊“该打该打”的人,他不该完全失去了理智、良心和道德感。 

  4. 2013-02-09 16:59
    王友琴:受难者翦伯赞

    翦伯赞,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文革开始后,遭到“批判”“斗争”,并被抄家,监禁。1968年12月18日,他和妻子戴淑宛一起自杀。当时翦伯赞70岁,戴淑宛68岁。
    在文革受难者中,翦伯赞先生和他的妻子戴淑宛是相当独特的。他们已经度过了最被折磨和作践的时期,在他们被释放并且生活条件有所改善之后,双双自杀了。
    巫宁坤先生在1951年从美国应聘到北京燕京大学英文系教书。当时翦伯赞是燕京大学的历史系主任。巫宁坤在“燕京末日”(《星岛日报》,1998)一文里,对当时的翦伯赞有如下描写:
    思想改造的下一阶段是“忠诚老实运动”。全校教职员人人都要写一份自传,交待从出生到目前的全部经历,重点是交待本人的政治历史问题和各方面与美国的 关系。工作组宣布,党的政策是“自觉自愿,不追不逼”,有问题就讲清楚,不要有任何顾虑。我在学习会上表态时说我毫无顾虑,生平事无不可告人言,这次不远 万里来归为新中国工作,足以证明我的心迹。可是我照样得先在三人小组上交待历史,再到文学院教授会上交待,接受大家的启发帮助,最后写出一份自传。我自以 为写得既忠诚又详尽,无可挑剔。谁料到,自传交上去没几天,人称“新燕园摄政王”的历史系翦伯赞教授约我到他府上谈话。他也住在燕东园,别的教授这时都是 两家合住一座小楼,他却是独占一座,而且因为他藏书丰富,学校正在为他扩建。我走进他的书房,果然四壁书架上摆满了线装书,足见主人学识渊博。翦教授坐在 一张大红木书桌后面,招呼我在书桌前面一张椅子上坐下。
    他一开腔就是居高临下的口吻:“找你来有点公事,党组织委托我找你谈一谈你的自传,你交待你本人历史的轮廓,看你年纪不大,生活经历可不简单。我们党 的政策是不追不逼,但是你要补充还来得及,特别是重大的遗漏,我希望你不要错过这个机会。……”他点了一支香烟,对着我喷云吐雾。
    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一个同仁竟然如此不客气,而且公然威胁,一下就把我惹毛了。我憋着气简慢地答道:“我没什么好补充的。”
    “别着急嘛,别感情用事。我们每个人都有一部历史,不管你是否愿意正视他,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我们正视事实,放下包袱,向党交代一切问题。你一定可以 回忆你成人后的重大经历,特别是最近发生的事。譬如说,你从美国回来,这本身当然是件好事,但是到底为什么回国,又是怎样回来的呢?还有真正的动机呢?”
    “我已经在自传里讲得一清二楚。”
    “你是讲了一些,但是,你是不是可以拿回去看一看,有没有什么重大的遗漏需要补充。我对自己的历史就不断进行补充。”
    “我没有什么好补充的。”
    “悉听尊便。你可以补充,也可以不补充。我已经说过,我们党的政策是不追不逼,但是你还来得及,嗯……。”
    “坦白?我没什么好坦白的。我回国不是来搞什么‘坦白交待’的,翦教授,我失陪了。”
    这是发生在1952年的事情。“忠诚老实运动”之后,北京大学搬到燕京校址,燕京大学取消,翦伯赞成为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一级教授。在1960年代初还被任命为北大副校长。他是文革前的历史学界最权威的几个人之一。
    巫宁坤则在1957年被划成“右派份子”,并且被发配北大荒“劳动改造”,文革中又遭到残酷“斗争”。1980年代他到了美国,把他的经历写了一本题 为《一滴泪》(A Single Tear)的自传。他的以上描写,看起来是相当真实的。那时候,翦伯赞作为资深共产党人和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者,就可以对巫宁坤这样的人这样谈话。比较起其 他领导“忠诚老实运动”的干部来,翦伯赞的谈话方式可能还算“客气”的。
    文革把翦伯赞的地位彻底改变了。
    笔者查阅《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出版,2002年),在文革初期,毛泽东在关于文革的谈话中多次点了翦伯赞的名字。
    1965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讲话:
    一些知识分子,什么吴晗啦,翦伯赞啦,越来越不行了。现在有个孙达人,写文章针对翦伯赞所谓封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让步政策”。在农民战争之后,地主阶级只有反攻倒算,哪有什么让步?
    一九六六年三月,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
    现在学术界和教育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掌握实权。社会主义革命越深入,他们就越抵抗,就越暴露出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面目。吴晗和翦伯赞等人是共产党员,也反共,实际上是国民党。现在许多地方对于这个问题认识还很差,学术批判还没有开展起来。
    1966年4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翦伯赞同志的反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文章,占了几乎整整两大版。
    1966年7月21日,毛泽东在讲话中又提到他:“文化革命只能依靠群众,如翦伯赞写了那么多书,你能看?能批判?只有他们能了解情况,我去也不 行。”又说:“文化大革命,批判资产阶级的思想,陆平有多大斗头?李达有多大斗头?翦伯赞出那么多书,你能斗了他?群众写对联,讲他是庙小神灵大,池浅王 八多’,搞他,你们行?我不行,各省也不行。”
    毛泽东7月21日的谈话不通顺,但是意思清楚,就是要更多的人来“斗”翦伯赞。而当时的“斗”的意思,就包括语言文字的攻击和人身的攻击。
    根据《北京大学纪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1966年4月7日,中共北大党委决定,“当前重点搞翦伯赞的问题”。对推动文革起了一定作用以后,中共北大党委自身在6月1日也被“打倒”了。
    翦伯赞在各种“斗争会”上遭到“斗争”,低头弯腰,胸前被挂黑牌,还被放在马车上“游街”,等等。他不但遭到打骂,而且受尽侮辱。
    1966年8月24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红卫兵和其他中学的红卫兵一起到到清华大学砸东西打人之后,又来到燕东园二十八号翦伯赞家中抄家,也就是上文中巫宁坤先生在1952年去过的那座翦伯赞独家住的有大量藏书的小楼。
    红卫兵撕毁了翦伯赞家里的画和书,封了翦伯赞的书房。深夜回到市内中学校里,他们还兴奋地向同学形容他们怎么训斥翦伯赞,模仿和嘲笑翦伯赞恐惧畏缩的样子,和巫宁坤先生当年在那里看到的趾高气扬的样子截然相反。
    说明这一点并没有任何贬低翦伯赞先生的意思。红卫兵造成的恐怖是无先例的。红卫兵不像警察,他们当时可以随意打人,打死人。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 的红卫兵,在三个星期之前已经打死了他们的校长(请看“卞仲耘”)。而且,他们是中学生,还会想出各种奇怪的折磨人的方式,如果被他们攻击的人不顺从他 们,是会被立刻打死的。不独翦伯赞先生,别的人当时也都这样。不能为了不愿意说出受害者的窘境,就回避说出毛泽东利用红卫兵进行迫害的残酷和邪恶。
    在那以后,北京大学的红卫兵又来抄家,并且把翦伯赞逐出燕东园的独家小楼,搬到海淀成府的一间小黑屋里。那里没有厨房,他只能在门口放了一个炉子做饭。附近的小孩子知道他是“黑帮”,是“牛鬼蛇神”,常常来起哄,还往锅子里吐吐沫,丢脏东西。
    仅仅《北京大学纪事》所记(这本书对文革的记载并不详细),1967年翦伯赞在万人大会上被“斗争”的有两次。一次是4月4日,一次是5月16日。“斗争会”上,被“斗”的人都站在台上,低头弯腰,两臂后举,当时把这种姿势称为“坐喷气式飞机”。
    两年以后,1968年11月,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到翦伯赞:
    还有一个翦伯赞,北大教授,历史学家,资产阶级历史权威嘛。你不要他搞帝王将相也难。对这些人不要搞不尊重他人格的办法。如薪水每月只给24元,最多 的给40元,不要扣得太苦了。这些人用处不多了。还有吴晗,可能还有某些用处。要问唯心主义,要问帝王将相,还得问一问他们。
    翦伯赞、冯友兰是放毒的,我们对他们就是批。批是要批的,也是一批二保,给他们碗饭吃,叫他们受工农兵再教育。
    那时候,毛泽东的话叫做“最高指示”。由于这一“最高指示”,执掌北京大学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指挥部负责人立刻到北大的“牛棚”――“监改大 院”――宣布解除对冯友兰教授的监改,叫他回家居住。同时,也将翦伯赞释放回家。他们还宣布给冯友兰每月125元生活费,给翦伯赞夫妇每月120元生活 费。他们说这是按照毛泽东的指示,把他们当作“反面教员”“养起来”。至于被关在“监改大院”里的别的人,照旧被关。那个“监改大院”关押过200名北京 大学的教职员。
    另外,翦伯赞夫妇也从小黑屋被搬回校园,被分配住在燕南园64号,这是北大比较好的房子。每月120元的待遇,虽然远低于翦伯赞原来的工资,但是当时北大已经工作了七八年的青年教师每月工资只有56元,所以也不算少了。
    据北京大学的赵宝煦教授说,周恩来办公室曾经来人问翦伯赞有什么要求,翦伯赞说,别的要求没有,只有斗我的时候,让大人来斗,别让孩子来斗。
    在因毛泽东指示受到“优待“一个月以后,在1966年12月18日夜,翦伯赞和妻子戴淑宛一起,服安眠药自杀于燕南园家中。
    有人说,翦伯赞夫妇自杀的原因是那时有军代表又逼迫他们“揭发”“交待”“问题”。这可能是原因,但是,不会是充分的原因。文革已经进行了两年多了, 翦伯赞已经经历了大量这样的事情。而且,他被放出来的时候就说得很清楚,是要他当“反面教员”而不是会被奉为上宾。他不会有很高的期待。实际上,在毛泽东 的最高指示下达后,他的处境有了改善,至少没有了小孩子往他的饭锅里吐口水。在笔者看来,翦伯赞夫妇的自杀,有他们拒绝毛泽东分配给他们的充当“反面教 员”的角色的意思。
    现在令人会想到的是,是否有人曾经把翦伯赞夫妇的自杀消息报告给毛泽东?现在看不到任何关于毛泽东对翦伯赞之死的反应的报告。很可能,从来没有人敢把 此事报告给毛泽东,因为这会触怒毛泽东。据说,翦伯赞留下的遗书里还写了“毛主席万岁”,但是他和妻子的自杀,显示了他们不愿意配合充当“斗争”或者玩弄 的对象的意愿。
    当然,这还是因为翦伯赞不是普通的人。别的人,普通的小人物,根本就没有这种机会来显示他们的个人意志。
    翦伯赞夫妇的自杀,在文革中是非常特别的:他们不是在遭受“斗争”和折磨最严重的时候自杀,而是在得到所谓“落实政策”之后自杀。在获得某种“恩赐” 或“宽大”的时候自杀,在文革中还未听说别的案例。翦伯赞夫妇的这种行为,应该得到历史的注意。不但是为了注意他们的行为,也为了注意为什么这样的行为如 此稀少。
     

  5. 2013-02-09 16:58
    王友琴:文革受难者——潘光旦

    潘光旦,1899生,中央民族学院教授。1913年入清华学校,因运动受伤截去一腿。1922年留学美国取得硕士学位。在1957年被划成“右派份 子”,文革中又成为“批判斗争”对象,从1966年夏天开始,一直在该校“专政队”中“劳改”,1967年6月10日病重去世。
    潘光旦先生在去世前,用四个S开头的英文词,即“投降”、“屈服”、“活命”和“灭亡”,来描述自己的一生。

    1,四个S:SURRENDER,SUBMIT,SURVIVE, SUCCUMB

    1967年,潘光旦教授病危。那时正是文革仍然在轰轰烈烈进行的第二年。他从1966年文革开始后,一直就是中央民族学院的“批判斗争”对象,被编入 学校的“牛鬼蛇神劳改队”里,不断受到侮辱以至殴打。他在1957年被划成“右派份子”,在文革中成为“反动学术权威”。除了在精神上思想上遭到攻击之 外,他本来腿有残疾,加上年事已高,遭受长期“斗争”,对他来说在体力上也分外难以承受。
    去世之前,在最后的日子里,潘光旦的一位老友叶笃义来看望他。早年他们都曾经留学外国,取得学位,然后回到中国工作。潘光旦告诉老友,他自己的生活, 从前一直实行三个S的政策,这三个S是指三个以S开头的英文词,SURRENDER,SUBMIT,SURVIVE,意思是:投降、屈服与活命。叶笃义 说,那就继续实行吧,继续投降,继续屈服,继续活命。潘光旦说,现在我病重快要死了,我会有第四个S。我的三个S政策要变成四个S了。这第四个S是 SUCCUMB。
    SUCCUMB这个词的意思是灭亡。
    潘光旦在1967年6月10去世。
    在文革时代,这样的临终谈话不可能流传出来让人知道,因为这肯定会被当作“恶毒攻击社会主义和文化大革命”的“反动言论”被追究,连他的老友也会被牵 连进去,陷入牢狱之灾甚至死刑。只是在文革以后,他的老友才把这段对话说了出来。后来笔者从潘的家人处得到证实,其时潘光旦已经去世近三十年了。
    屈服,投降、活命、灭亡,这四个S的说法,相当震动人。
    这是潘光旦这样的学者才可能有的独特的表述方式。他曾经留学国外,精通英文。他才会用一组英文词语来描述他的生活。这样的表述绝不是一个懂英文的中国 人的文字游戏,而是来自一个他这样身份和经历的人的内心深处的思考。他这样的人,曾经被冠以“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反动学术权威”,文革后得到“平 反”,他们又被称为“热爱党热爱毛主席热爱社会主义”的“爱国知识份子”。中国报纸上的这些称号,是权力当局出于不同的需要对他们作的不同说法,但是他们 的内心想法,其实我们知之甚少。而不被了解的主要原因,不是因为他们不知道如何表达或者没有表达渠道,而是因为他们不敢说出来,更不能公开发表。潘光旦的 遗言在他死亡多年后,文革结束了才由他人来说出。而即使是在文革后,活着的人自己仍然不能直接说出有关的想法,而要借死者的言辞来表达他们那一代人的痛苦 和辛酸。
    这种震动更来自这个说法和历史事实的高度吻合。潘光旦和他同代人的经历,就是这样的。这不是俏皮话,也不是刻薄的牢骚,而是对一大批学者的人生经历的 非常现实主义的描述。这四个S,不但是潘光旦教授一个人,而且是一群与他身份相似的同代学者的生平概括。仅仅由于在权力的高压下,这样的说法在公众生活中 长期不被准许,所以流行于人们口头的是另外一些不同的东西。一些真实的说法长久地被淹没和掩盖,一旦说出来也就显得特别。
    关于潘光旦,在他死亡23年之后,在文革结束14年之后,1990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是这样说的:
    潘光旦:(1899-1967)1899年8月13日生于江苏宝山罗店镇。1913-1922年在北京清华留美预备班学习。1922-1926年留学 美国,先在约汉普夏州哈诺浮镇达茂大学学生物学,获博士学位,后在哥伦比亚大学学动物学,古生物学,遗传学,获硕士学位。1926年回国,在上海任大厦大 学教授,复旦大学教授,光华大学教授。 1934年起,任清华大学教授,教务长,社会学系主任,西南联大社会学系主任,教授。1952年-1967年在中央民族学院工作,任研究部第三室主任。曾 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三、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1967年6月10日在北京逝世。
    这一词条,至少遗漏了两项重要的事情。一项是他在1957年被定为“右派份子”,被当作社会的“敌人”。一项是他在文革中受到迫害和虐待,他拖着残 腿,长期在校园“劳改队” 中被强迫劳动,到他病重身死的时候,他的身份也还是“牛鬼蛇神”。另外,也没有说出他在1952年离开清华大学到了中央民族学院,是因为他所从事的社会学 研究已经被政府取消,他的离开是强制性质的,而不是学者们通常会有的更换学校和研究机构。
    这样的简历能告诉读者的,好象是一个一生平安的正常典型的学者,没有什么异常,和其他年代其他国度的学者生涯没有太大不同。读了这样的小传,人们决不会想象传主潘光旦本人,是想要用四个S来描述他的生活和死亡的。
    在百科全书这个词条中的每一项,都不假。没有什么是编造出来的。但是也不能说这样的描述是真实的。尽管这个条目没有捏造什么,但是缺了很多事实。由于 隐瞒和删除了他生活中的一些重要的东西,于是他的整个人生也显得很不一样了。这是一种特别的谎话,特点是,好象不假,可是也不真。这是一种特别的说谎话的 方式。
    在文革时代,谎话到处可见。最典型的例子之一是,明明当时物质供应匮乏,人民生活困难,报纸却总是说“形势大好”“市场繁荣”。另一类典型的例子是, 很多人根本没有敢反对毛泽东,也被定罪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说假话是文革的最大特色之一。文革时代说谎的特色之一是说一些不存在的东西,从 不存在的“市场繁荣”到捏造出来的个人的各种罪状,几乎俯拾皆是。在文革之后,关于文革历史本身,出版方面受到严格控制,依然不能说真话。不过,文革后的 官方媒体较少编造没有发生过的事情,这也许得算一种进步。但是不告诉人们发生过的坏事情,显然也是掩盖劣迹和拒绝真正修正的表现。抹去和消除历史事实,这 是一种新的谎言形式 。
    本文回顾潘光旦和他的同代学者,是怎么从1950年代的投降屈服活命,来到了在文革中的全面灭亡。
    文中所用的材料,如果是二手的,都一一写明出处。其他未注明的故事则来自笔者的调查。笔者的调查,包括阅读大量的文字记录材料以及和上千名文革的经历者谈话。

    2,“检讨”和“交代”的年代:“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忠诚老实运动”和“肃反运动”

    回看1949年以后在中国的大学里发生了一连串事情,我们会对四个S的说法有具体的理解和同情。
    1951 年下半年,由毛泽东发动、周恩来指导,在全国的大学里展开了一个叫做“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运动”。周恩来在1951年9月29日作的这场运动的指导性 报告,标题就叫“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毛泽东在1951年10月23日的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用了“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这一说法。
    确实,作为一个第三人称的词,在描述社会的时候,人们会把受过较高程度教育的人,把学校里的教授这样的人,叫做“知识分子”。但是在实际生活中,一个 社会集团的人不会把自己这个集团称作“知识份子”。把一个社会集团称作“知识分子”,意思上就有把别人排斥为“没有知识”的样子,当大多数社会都把“知 识”当成好东西的时候,这个说法却是个很不友好的说法。所以,在日常生活中,一个人可以说,我是一个教师,我是一个工人,但是不会也不能说,我是一个知识 分子。在社会中,正常使用的和“工人”“农民”相对应的词应该是“教师”“工程师”“医生”等等。对于从事人文学科研究的人,称为 “学者”也比“知识分子”要合适。
    在1952年出版的一本《新名词辞典》(上海春明出版社)说明了“知识份子”一词在当时怎么被使用。这部辞典介绍了当时的“新名词”。而这些新名词无 疑能说明一个建立一个与前不同的社会的时候使用的一套新观念。在这部辞典的“社会部”中有“社会成分”一类。这些“社会成分”是:
    劳动人民,体力劳动者,脑力劳动者,工人,产业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旧知识分子,工农知识分子,干部,职员,人民勤务员,群众,领袖,社会活动家, 积极分子,爱国民主分子,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英雄人物,革命军人,革命家,职业革命家,革命烈士,革命烈士家属,革命军人家属,手工工人,小手工业 者,中农,富裕中农,贫农,雇农,平民,小土地出租者,开明士绅,自由职业者,宗教职业者,手工业资本家,小商和小贩,商业资本家和商人,富农,半地主式 的富农,反动富农,地主,二地主,破产地主,地主成分的改变,高利贷者,管公堂,反动人物,反革命分子,叛徒,蜕化分子,坐探,工头、工贼,工人贵族,游 民,二流子,狗腿子,恶霸。
    这就是新当权者对社会组成的划分,也是进行“阶级斗争”的依据。通过这部《新名词辞典》可以了解到“知识份子”在1949年以后被用来指一种“社会成 分”,而且,从一开始“知识分子”就被当作一个需要通过“运动”来“改造”的社会成分。把他们划为一个阶级成分,理由就是他们拥有“知识”。这和把拥有土 地和工厂来划分地主和资产阶级有类似之处。
    后来,在最高当权者们的讲话中,还出现了“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这样的说法。“成堆”这样的说法刚出现的时候,听的人一定是很不习惯的,因为这里已经 含有蔑视的成分在内。知识分子被强迫接受批判并且检讨,称作“洗澡”,明显的意思是说他们在精神上肮脏不干净。不过还有更难听的说法是“知识分子”要“脱 了裤子割尾巴”。直到现在,人们也好象装作不知道这种说法的侮辱性和下流。在中国出版的书籍中,从来没有人哪怕从语文的角度来批评这种说法。在一个有漫长 文学传统和讲究文字的国家,这种麻木令人惊讶。
    1952年5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高等学校中进行批判资产阶级思想运动和准备进行清理中层工作的指示》,说:“根据北京和上海两地的经验,在这次 运动中,可以而且应该让60-70%的教师,在作了必要的自我检讨以后迅速过关;12-25%的教师,是要经过适当批评以后再行过关;13%左右的教师, 是要经过反复的批评检讨以后始予过关,只有2%左右是不能过关,需要作适当处理。这样的比例大体上是合适的。”
    这个文件明确体现了定好比例数字来整人的做法。应该注意到,这种做法,在人类历史上,在别的地方和别的时间,都是不曾有过的。往前追溯,在1950年 进行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中,毛泽东制订了农村杀1%的人,在城市杀0。5%的人的比例(关于这一点,在“顾文选”中有比较详细的说明)。按比例杀人的做 法,显然足以值得“思想改造运动”的按比例检讨过关变得相对份量轻了。而杀人的威慑力,也足以使得无人敢于反抗后起的 “思想改造运动”。
    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全国的知识份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人人必须“改造”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清算“美帝文化侵略”。学校停课搞 “运动”。教师们必须在群众大会上逐个进行“自我检讨”,把过去的思想和学术彻底否定。有的人还得多次检讨,才能 “过关”。除了检讨自己,还须“揭发批判”别人。同时,按照地位高低和是否运动的重点对象,各种人在不同大小的范围和场合当众检讨。
    潘光旦的长篇检讨《为什么仇美仇不起来》,曾经发表在报纸上。这份检讨有近万字长,把他的父母、师长、同学、早年所受的学校教育以及他自己从事的学术 研究工作,统统都陈列出来并且逐个加以否定。 “检讨”到了这样糟塌一切的程度。据说潘光旦一共“自我检讨”了十二次才获通过。一次一次检讨,不被通过,检讨了十二次以后,才予过关。
    在“思想改造运动”中,哲学教授金岳霖也是清华大学的重点对象之一。金岳霖的长篇检讨题为《批判我的唯心论的资产阶级教学思想》,也发表在报纸上。这 份“检讨” 比潘光旦的更进一步,在批判父母师长和自己之外,把他教过的学生也在其中批判了。除了在学校里由教研室到系到全校范围层层作检讨,一批教授的长篇“自我检 讨”被发表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和各省市的报纸上,内容都类似。这些“检讨”中形容词也达到了很高的级度,有“腐败”“反动”“丑陋”等等。通过 这样的做法,把“知识分子”向全体人民示了众。
    这样的“自我检讨”是怎么写出来的呢?

     

    全文:http://www.aisixiang.com/data/detail.php?id=28295

  6. 2013-02-09 16:57
    王友琴:文革死难者——李文波

     

    文革死难者,李文波

    李文波,男,1914年生,北京崇文区榄杆市广渠门内大街121号居民,1966年8月25日,李文波在家中被红卫兵打死,其时正值北京红卫兵的八月杀戮走向高潮之际。

    一,八月杀戮中留下记录的唯一姓名

    1966 年8月下旬,在北京,有数千居民被红卫兵活活打死,还有大批人遭到侮辱和毒打之后自杀。当时,中国文革的发动者和领导者们,通过接见、集会以及他们绝对控 制的报纸和广播,对红卫兵的行动表示高度赞扬和热烈支持。但是,数千被害者们的名字和死亡从未被媒体记载或提到;他们被抄家被殴打以致被打死,其中没有经 过任何法律程序;他们的尸体被烧,骨灰一律不准留下。于是,这数千被害者变成了一个无名无声的死亡群体。他们的名字和那场残忍又奇特的杀戮一起消失在历史 记载的黑洞中。出现在下文中的八月杀戮的被害者的名字,是笔者通过个人的访谈和调查,寻找出来的。
    在数千惨死的北京居民之中,只有李文波的名字是个例外。这个名字出现在那时留下的印刷品中,很可能是八月杀戮中唯一被记录的受难者:当时的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曾在两次讲话中提到“李文波”,还提到“李文波的老婆”。一次是周恩来1966年9月10日在“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外出串连誓师大会”上的 讲话,另一次是周恩来1966年9 月25日在接见“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主要负责人时的讲话。周恩来在讲话中说到“资本家李文波”对红卫兵“行凶”。不过周并没有说出李文波 已经被打死了。这两个讲话和当时其他的“首长讲话”一起被印刷成书,作为红卫兵运动的指导性材料,现在也还可以读到。在周的讲话中还提到在北京师大二附中 发生的另一桩类似事件,但周没有具体说出有关的名字。(那一事件中被控反抗了红卫兵的人名叫曹滨海,见下文。)除了李文波,在周恩来那一时期的公开讲话 中,没有提到任何别的被打死的人的名字,也从来没有提到当时有人被红卫兵打死。

    二,李文波之死真相

    李文波的名字之所以被人知晓,是因为他被当作“反抗”红卫兵抄家的案例,成为在北京掀起更大规模的暴力迫害的借口,他的名字也因此被最高当局知道。
    关于李文波,当时红卫兵的说法是,李文波用菜刀攻击红卫兵,然后跳楼“畏罪自杀”。李文波死后,红卫兵立即在北京传播“反动资本家杀害红卫兵”、“阶级敌人在搞反革命报复”的消息。在继续进行的抄家打人行动中,“血债要用血来还”成为新的口号。
    一年之后,北京大学附中红卫兵的报纸《湘江评论》和北京63中学红卫兵的《红卫兵之歌》联合印刷了一期“红八月专刊”,以庆祝红卫兵运动一周年。所谓 “红八月”指的是红卫兵运动兴起的1966年8月。其中一版的通栏标题是“忆往昔峥嵘岁月稠”(这是毛泽东的一句诗),下面有关于李文波事件的文章,题为 “榄杆市前洒碧血”(榄杆市是李家一带的地名)。这篇文章说,红卫兵到李文波家以后,先翻箱倒柜,又打了李文波夫妇一顿,然后就到屋顶去抄翻。后来李文波 要求上厕所,从厕所回来,李文波就举刀砍红卫兵。这篇文章还说,李文波用菜刀砍了红卫兵以后,从楼上跳下来,“义愤填膺的群众捉住他,拳头象雨点般的打了 下来,这条老狗,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文章还写道:1966年8月25日,“红卫兵小将用鲜血在历史上写下了第一笔,这一天红卫兵这个初升的太阳,又迸 发出了强烈的火焰。”显然,红卫兵把打死李文波当成了塑造他们的“英雄”历史的材料。
    32年后,即1998年,有署名“鸿冥”的文章发表(《民主中国》,1998年第三期)。这个作者说,他曾经和李文波事件的当事者之一,一个当年的红 卫兵,在一个单位工作。那个当事者说:“榄杆市那个小业主和他老婆,其实很老实、胆小。那时候我们才上初中,年轻不懂事,三伏天把他们夫妇关在楼上,一整 天不许吃饭、喝水、上厕所。老太太憋不住了,硬要下楼,被我们推倒还踢了几脚。那老头子一看急了,下楼理论,我们用棍子揍他,一打流血,他急了抄起了菜 刀,把我们吓跑了。实际上谁也没有砍谁,我们说他反攻倒算,也不知道怎么,后来就变成说他杀了人,把他给枪毙了。我在东北生产兵团入党时,如实跟政委说 过,他教我别说了,不然别人会说你立场不稳。”
    这种来自红卫兵方面的忏悔性的说法是至今仍然罕见的。这个说法提供了与前不同的关于李文波事件的事实方面的描述。
    假若李文波和他的妻子还能开口说话,他们会提供他们一方的描述和记忆。他们对事件经过的说法也会不同。那种当事人对同一事件的不同记忆和描述是生活中 引人深思的现象。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写过一篇小说《薮》,揭示了在一起谋杀案发生后,三个当事人的说法的差异及其形成的原因。日本导演黑泽明据此拍了一部 电影《罗生门》。他们对人心和世事的这方面的洞察相当震撼人。他们作的是虚构文学,李文波事件却是真实的。红卫兵方面已经出现了不同的说法。如果被害者能 象害人者一样发出他们的声音,又会有不同。如果能比较各种不同的说法,我们将不但能在事实方面而且能在心理方面对文革有更深的理解。但是,李文波和他的妻 子从来没有机会说出他们的话。
    李文波当场就被红卫兵打死了。李文波的妻子被警察的车辆带走。他被打死后,红卫兵计划在北京召开十万人大会声讨李文波,并在会上把李文波的妻子打死。 周恩来在讲话中两次提到李文波事件,是因为他说到要保护红卫兵,另外,他表示不同意红卫兵的这个在大会上打死李妻的计划。后来实行的方法是,在周恩来提到 李文波的9月10日的讲话两天之后,由法院将李文波的妻子判处了死刑。
    由于不准查阅文革档案材料,这里无法录出对李文波妻子的死刑判决书。但是有数位被访者都说他们曾经看到过判处李文波妻子的文字材料。其中有一个法律研 究人员说,那份判决书不但判处了李文波妻子的死刑,而且也判处了李文波的死刑,这个法律研究人员补充说,这等于判决一个已经死了的人的死刑,在法律上是很 特别的,所以让他印象深刻。他又解释道,当局这样作,可能是为了显示国家机器对红卫兵的充份支持。
    在周恩来的讲话中,在上面提到的红卫兵的文章中,说到李文波的妻子的时候,都称其为“李文波的老婆”,没有说她的名字。经过笔者的调查,发现了李文波 妻子的名字叫刘文秀。1966年9月12日,刘文秀被判处死刑。判决书号是:66中刑反字第345号。判决后的第二天,就执行了死刑。
    判决刘文秀死刑,是由国家机器而不是由红卫兵实施的,但是并没有经过法律程序应有的自我辩护、上诉等等过程,显然违反关于审判程序的法律。同时,即使 在当时,红卫兵也只是说李文波“行凶砍人”,并没有说他的妻子“行凶杀人”;而且,尽管上述关于“李文波事件”的不同说法对于事件起因的解释不同,但有一 点是一致的:此一事件没有造成任何一个红卫兵的死亡或重创。但是李文波的妻子刘文秀却被判了死刑。
    当时前去李文波家抄家的,是北京市第十五女子中学(该校现在已经改名为广渠门中学)初中的红卫兵。搜查在前一天晚上就开始了。他们一夜未准李家人睡 觉。他们搜查了李家以及李家的屋顶,殴打李文波夫妇,要他们交出黄金、枪支,而李家没有这些东西。也就是说,事实上,是红卫兵侵入李文波夫妇的住宅,抄家 打人。红卫兵没有公安局的搜查证,按照文革前的法律,那是非法的。如果李文波夫妇真的拿起菜刀反抗,这是宪法给予的权利,他们有权利自卫,保护自己的住宅 和人身安全。然而,李文波夫妇显然没有企图阻止红卫兵进入他们的家。而且,在8月24日,李文波被打死的前一天,他已经到房管局把他们的房产证书交上去 了;他们也在家中挂了毛泽东的画像和语录等等。和当时北京其他十多万个被抄家和被殴打的家庭一样,对红卫兵的行动,李文波一家是顺从的,忍受的。
    李文波事件,究竟是红卫兵渲染的煽情故事,还是发生了真正的反抗?从几方面调查到的情况来看,至少可以确定,当红卫兵到李文波家抄家并且殴打他和他的 妻子的时候,第一,李文波没有作过行动激烈的反抗;第二,如果李文波有反抗行为,那种行为也不是预谋的。那一天在李文波家中实际发生的事情,可能是在被严 重殴打的情况下,他出于自卫或者保护其妻子作了某种阻挡。李文波当时52岁,年纪并不很老,当时是盛夏,没有人穿厚衣服;那时的民用菜刀一般是铁制而非不 锈钢的,既锋利也很沉重,相当具有杀伤力,象李文波这样一个并不很老的男人,如果蓄意用菜刀攻击中学生女红卫兵,是完全可能造成严重杀伤的,特别是完全可 能严重杀伤第一个被攻击的人。正因为如此,文革后,1981年3月26日,中法81 中刑监字第222号宣判刘文秀无罪,也宣判对李文波不予起诉。
     
    这里的照片上,是李文波夫妇的家。这座房子的门牌是广渠门内大街 121号。这座房子建于50年代,是政府造的。因为地皮属于李文波,房子建好后分给李文波一部分居住。李文波在1949年以前有产业,1966年时没有正 式工作。文革前,他曾作过文书工作,因为写字写得不错。他也曾以修理自行车为生。
    李文波夫妇有三个子女,年纪最小的叫李玉海,当时是初中二年纪的学生。家中出事的时候,李玉海在学校里,他从那里被抓到崇文区公安局。他是8月25日 中午被关进去的,第二天他被换地方关押的时候,看到昨天空荡荡的数百平米的公安局大院子里,密密麻麻全是男女老幼的死尸,只剩下一尺来宽的走道,估计有数 百人,都是和他父亲一样被红卫兵打死的附近居民。他被关了一个半月。他的一个哥哥一个姐姐当时已经参加工作。哥哥被关了一年多才被放出来。

    三,暴力升级的借口

    李文波事件立刻在全市范围内成为红卫兵掀起更残酷暴力高潮的借口。
    首先遭害的是北京市第十五女子中学的一些老师和校长们。他们本来就已经在学校遭到“斗争”和殴打,受到各种非人的折磨和侮辱。这个中学的红卫兵在李文 波家遇到的冲突,成为对该校里面的“阶级敌人”发动更残酷的暴力行动“理由”。8月25日上午李文波被打死,当天夜里,红卫兵把已经被关押在校园中的第十 五女子中学校长梁光琪打死。梁光琪,女,时年54岁,已经担任这所女子中学的负责人三年多。她被打死之前,她已经被剃了“阴阳头”,受到各种虐待和折磨。 李文波事件成为红卫兵把她打死的一个借口。
    笔者访问过梁光琪的一个儿子,并给他看了笔者写出的关于李文波一家的故事。他说,他以前很恨李文波,认为如果不发生李文波打红卫兵的事情,自己的妈妈不至于被打死。他看了笔者写的文章,才了解了李文波家的情况,知道了他也是小人物,不能控制自己的命运。
    笔者也曾经访问李文波的一个儿子。他显然还生活在文革遗留下来的恐惧中。他说他妻子生病孩子很小,恳求笔者不要继续问他有关他们一家在文革中的遭遇的 问题。笔者理解他的处境和心情,挂了电话。尽管费了很长时间才找到了李文波儿子的电话,但是实际上,本文的内容来源却并不是李文波的家人。笔者也希望,今 后的某个时候,李文波的儿子和梁光琪的儿子会有机会在一起谈话,了解他们的父母的悲惨遭遇以及这到底是谁之罪。
    李文波死后的第二天,8月 26日,在位于北京海淀区的红卫兵的发源地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内,红卫兵负责人在教学楼前作动员,负责人之一激奋地说:“阶级敌人开始报复了。我们不能手 软。”在高三(一)班的教室里,红卫兵高声喊着“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向我毛主席的红卫兵举起屠刀了”,毒打了班里“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郑光昭、戴建中等四 人。这些人当时被称作“狗崽子”。因遭受毒打,郑光昭当晚发生休克,身体抽搐成反弓形,几乎死去。这样的殴打那一天在清华附中的多个班级里发生。一批所谓 “家庭出身不好”的女同学被剪了头发和遭到殴打。
    8月26日晚上,清华附中红卫兵在学校的大合班教室,召开全校性“斗争大会”。大会由该校红卫兵的一个领导人主持。被“斗争”的人中有附中校长万邦 儒、清华大学主管附中的教务处副处长邢家鲤、学校干部顾涵芬等,还有年轻的物理教员刘树华。红卫兵用铜头皮带和塑料跳绳拧成的麻花状鞭子抽打他们,一直打 到半夜。“斗争会”结束后,刘树华来到清华大学锅炉房的大烟囱顶上,往烟囱里面跳下身死。刘树华死亡时,26岁,身后留下了怀孕的妻子和失明的老爹。
    那一天上午,《人民日报》发表了署名“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关于"造反精神"的三篇文章。和这些文章同版的,是“《红旗》杂志评论员”的文章,大标题是“向革命的青少年致敬”。无疑,这对清华附中红卫兵当晚的新暴力行动有直接的鼓励作用。而前一天发生的“李文波事件”,成为清华附中红卫兵掀起新的一轮暴力迫害的借口。之前还没有成为“黑帮份子”的年轻教师刘树华,立刻在新一轮暴力迫害下丧生。
    8月27日,李文波被打死后的第三天,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在校园里打死了两个人,都是他们在抄家中抓来的住在附近的居民,其中一个是科学院气体 厂的工人陈彦荣,37岁,六个孩子的父亲;另外一个,是一老年女人,姓名现已无从查考。同日,北京第八女子中学和第三十一中学的红卫兵,在西交民巷打死了 孙启坤,一个退休女会计。北京宽街小学的校长郭文玉和教导主任吕贞先,也在这一天被打死;郭文玉的丈夫孟昭江同时被毒打,两天后死去。
    8月28日,已经在校园里打死三个人的北京师大二附中的红卫兵,抄了地安门东大街93号朱广相医生的家,并且殴打他。邻居李丛贞,半导体研究所的工 友,上前劝说:“朱大夫是好人,别打他了”。李丛贞因此被红卫兵绑在房前柱子上,当众打死。一个打他的红卫兵,为判断他是否真的死了,抡起一把刀从他的肩 膀上劈下一块肉,见没有反应,才把李丛贞的尸体从柱子上卸了下来。
    8月29日,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高二的一些红卫兵,到北京大学承泽园,打死了那里的一个居民、他们的一个同班同学的爷爷孔海琨老人。据这个学校的一 个红卫兵说,在那一时期这个学校的红卫兵打死的人共有十多个。死者之中,除了孔海琨,现在调查到姓名的还有该校教师杨俊。
    著名评剧演员新凤霞在她发表于文革后的一篇文章说,1966年8月26日到28日,是北京“打全堂” 的时候。“打全堂”是一个戏剧术语,被用来形容那时北京到处抄家打人的情况。这是打她的红卫兵的说法。8月26日,她听到有红卫兵声称“今天北京市全面开 花打全堂,一个也跑不了。”(《绝唱》,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第152,155页)新凤霞从那天开始,遭到中国评剧院学员班红卫兵的多次残酷毒打, 以致终身残废,再也不能上台演戏。她的同行,著名评剧演员小白玉霜,被毒打、侮辱后自杀。
    在李文波死后发生的大量杀戮中,还有北京大兴县13个“人民公社”进行的屠杀。从1966年8月27日到9月1日,325名所谓“四类分子”以及他们 的家属子女被杀害,22个家庭被灭门,受难者中有81岁的老人,甚至还有出生三十八天的婴儿。(《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宣传材料特刊,《北京日报》编辑 部编,1988年2月。但是在这份文革后印出的材料中,这325名被害者的名字,仍然一个都没有记录。)
    李文波居住的崇文区,并不是红卫兵最早开始活动的地区,但在李文波死后,据目击者说,大批红卫兵乘坐专门调派的公交汽车,从各处赶到崇文门外榄杆市地 区,对那一地区的“牛鬼蛇神”大打出手,一连数日。红卫兵还特别没收了许多人家的菜刀。他们的行动导致崇文门外一带大量的人被打死。
    根据一份"内部" 统计资料,在北京1966年夏天,红卫兵杀人最多的是四个区:西城区、崇文区、海淀区和东城区;在这四个区中,杀人最多的是西城区,即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所 在的一区。西城区的被害人数,几乎相当于其他三个区的被害人数总和。西城区之外的其他三区死亡人数相近。西城区、海淀区和东城区是红卫兵最早建立和开始活 动的地区,崇文区却不是。而且,崇文区是北京最小的一个城区。但是崇文区被杀害的人数略多于海淀区和东城区,仅仅次于西城区而名列第二位。这跟李文波事件 有相当关系。
    1966年8月,由于大批北京居民被活活打死,加上很多人在遭到殴打和侮辱以后自杀,北京城的死亡人数突然猛增,以致火葬场出现了尸体大量积压、尸体 焚烧要排长队的现象。焚尸炉日夜不停,仍然供不应求。据多位目击者说,被打死的人的尸体,从打人现场一车车运去,没有姓名标记,堆在一起;死者浑身血迹, 衣衫破碎,形同裸体。火葬场在尸堆上加冰块防腐,气味依然极其可怕。
    北京是一个有三千年文明史的城市。如此大规模地殴打和杀害和平居民,除了运用“文革”的名义,还需要用“阶级敌人猖狂进攻”作为借口。极其不幸,在愈演愈烈的红卫兵暴力浪潮中,李文波事件就这样被利用了。

    四,即使没有李文波事件

    1966年夏天,在“内部”,各情报机关每日向上报告当日被打死的人数,他们也许没有报告被打死者的名字,但至少是报告了数字的。根据这样的材料,以日期为横坐标,被打死的人的数字为纵坐标,做成图表,展示如下:
    文革死难者,李文波
    从这一图表可以看出在李文波之死前后的暴力杀戮的程度的变化过程。
    李文波死后第二天,8月26日,死亡人数从两位数跳到了三位数。从8月25日到8月26日,被打死的人数增加了百分之五十。从8月26日到8月27 日,死亡人数又再次加倍。在9月1日,死亡人数达到了最高峰。在此之前的8月31日,死亡人数出现了一个小的低谷。这是什么原因呢?原来,那一天毛泽东在 天安门广场,第二次接见百万红卫兵。那一天,大批红卫兵停下抄家打人,到天安门广场参加集会去了,因此那一日北京市居民被打死的人数相对小了。
    从上面的图表中还可以看到,从8月24日到8月25日,即李文波被打死的当天,被打死的人数就增加了一倍。此后,8月下旬每日被打死的人的数字一路径直上升。在李文波被打死之时,杀戮规模升级已经成为定势。
    北京红卫兵的杀戮开始于1966年8月初,开始是在校园里面,攻击对象是学校的教职员工,所谓"黑帮" 和"反动学术权威"。北京大学附中,是红卫兵最先开始校园暴力的学校,在7月底就大规模采用暴力攻击老师和“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学。接着,8月5日,北京 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的红卫兵,打死了副校长卞仲耘。8月17日,北京101中学的红卫兵打死了美术老师陈葆昆。这些情况被立刻报告到最高当局,但是他们没有 出面制止。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红卫兵,并且戴上了红卫兵袖章。红卫兵的领袖们上了天安门城楼。北京最早打死老师的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 子中学的红卫兵负责人宋彬彬,给毛泽东戴上了红卫兵袖章。北京最早开始在校园里使用暴力攻击的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负责人彭小蒙,在城楼上发表了讲话。 天安门的大会由广播电台和电视台向全国作了实况直播。毛泽东、林彪和周恩来与北京中学红卫兵在一起的大幅照片发表在所有报纸上。这样非同寻常的行动,表明 了最高当局对红卫兵的热烈支持,显然也包括了对他们已经开始的暴力行动的热烈支持。
    据"中共中央高级党校" 的一位干部说,在8月18日天安门大会举行后的当天晚上,在“高级党校”,这所共|产|党的最高学府,发生了第一次大规模暴力攻击“牛鬼蛇神”的行动。在 “高级党校”工作的干部都资历较深,那里的学生也不是普通的年轻人,而是共|产|党的比较高级的干部。但是那里的一些人在“八一八”大会之后立即采用了当 时中学生红卫兵使用的方式,对党校校长林枫等人施用暴力和人身侮辱,包括游街、戴高帽子、敲铁簸箕自报“罪行”等等。显然,那时中学红卫兵的行动成了全国 文革行动的示范。
    在8月18日会见的第二天,8月19日,红卫兵的暴力行动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北京第四、六、八中学的红卫兵,在中山公园音乐堂的舞台上,在数千观众 面前,毒打二十多名教育工作者,其中有人肋骨被打断。8月19日晚上,北京外国语学校的红卫兵,在学校里打死了教师张辅仁和职员张福臻。8月22日,北京 第三女子中学校长沙坪和第八中学负责人华锦,在各自的学校中,在被连续三天殴打和折磨之后死去。张辅仁、张福臻、沙坪和华锦,都被打死在“八一八”接见之 后、李文波被打死之前。
    在8月18日以后,北京中学红卫兵从毒打、杀害老师,扩展到对校外的居民进行大规模的暴力攻击,当时他们称之为红卫兵“杀向社会”。1966年8月 23日上午,北京第八女子中学的红卫兵,到北京市文化局和文联殴打那里的作家肖军、老舍等人,下午,北京市文化局和文联的29名“牛鬼蛇神”被押送到“文 庙”院子里(即“首都图书馆”所在地),被强迫围绕着烧毁书籍戏装的火堆跪下。前有火堆,后有红卫兵的皮带棍棒,这些人被毒打了三个小时。作家老舍在这天 的“斗争”之后的第二天,8月24日,在北京西城区的太平湖投水自杀。在同一暴力浪潮中,老舍比李文波早死了一天。
    1966年8月24日,在北京东城区,离王府井不远的东厂胡同,至少有六个居民被打死。其中有家住东厂胡同2号的孙琢良和他的妻子,孙是眼镜师,曾经 开设一家眼镜商店。住在东厂胡同6号的马大娘,是在胡同里帮人作家务挣钱的女工,她看到同院居民左庆明的妻子,胡同里称为“左奶奶”的老人,被绑在葡萄架 上毒打,就到胡同口报信,告诉左老先生不要回家。左庆明十多年前曾经开有一家卖劈柴的铺子,他得信后逃开了。红卫兵发现马大娘的报信行为后,把马大娘拉来 和左奶奶一起打死。红卫兵甚至提来一桶滚烫的开水,浇烫两位老人(当时左奶奶70来岁,马大娘50来岁)。两位老人凄厉的惨叫声传出院子。邻居们不忍听 到,只好关紧窗户,再用枕头把耳朵捂上。左奶奶和马大娘在凌晨时分被打死,天亮的时候,火葬场的卡车来拉走了他们的尸体。东厂胡同的这六位居民,比李文波 早一天被打死。
    上文写到,在1966年9月周恩来的讲话中,除了李文波,还提到师大二附中发生的一个类似事件。在那一事件中被指控的人名叫曹滨海,当时是北京师范大 学第二附属中学高三的学生。曹滨海的母亲樊希曼,是中共铁道部党校的一个干部,受到文革冲击。樊希曼曾经给儿子写过一封信,说及文革。这封信被班里的红卫 兵看到,他们说是“反动信件”。1966年8月25日上午,李文波被抄家的同一日,曹滨海班里的红卫兵到曹家抄家。抄家的过程中,曹滨海和他们发生争执。 据红卫兵说,曹滨海在厨房里抓起菜刀砍伤了一个来抄家的红卫兵。曹滨海当时就被抓到公安局关了起来。他的母亲樊希曼则被抓去学校。当天下午,在师大二附中 校内一个砖砌的乒乓球台上,这位母亲被打死。同一天在校中被打死的,还有这个中学的语文老师靳正宇和学校负责人姜培良。靳正宇、姜培良、樊希曼三人,跟李 文波在同一天被打死。
    母亲樊希曼被打死后,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的红卫兵又筹备在8月28日召开十万人大会,在会上把儿子曹滨海当场打死。周恩来召见了这个学校的红卫兵头 头进行劝说,结果十万人大会没有开。但是几天之后,8月31日,毛泽东第二次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红卫兵的时候,这所中学的几个红卫兵头头被邀请登上了天安门 城楼,这在当时是极大的光荣。曹滨海的母亲被打死了,他自己被关在公安局中未被打死,但是他从此精神失常。据90年代中期见到他的人说,他仍然没有恢复健 康。
    上述杀戮,都发生在李文波被打死的同一天,或者发生在李文波被打死之前。显然,这些杀戮跟红卫兵所指控的李文波的反抗,不可能有丝毫因果关系。上述一 系列暴力行动和杀戮发生的时间次序明显表明,暴力升级的主要动因,是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对红卫兵的声势浩大的接见。“八一八”接见之后,红卫兵杀 戮开始大规模升级。李文波事件发生于八月杀戮的这一大规模升级过程之中。在数千人被活活打死的情况中,唯有李文波、曹滨海两起被指控的反抗暴力的案例。两 个事件发生在同一天。李文波、曹滨海与红卫兵之间发生的冲突,从整个形势来说,是红卫兵的暴力行为大规模升级的结果,而不是原因。可以肯定地说,假使没有 这两个事件发生,八月杀戮的大规模升级也是一样要发生的。

    五,为什么无人反抗?

    1966年9月5日,李文波死了10天之后,当时领导文革的“中央文革小组”发出一期“内部”的“简报”,标题是“把旧世界打得落花流水——红卫兵半 个月来战果累累。”这份简报的正文至今仍然被作为“国家机密”保存,普通人和学者都不可能读到其中内容。据看到这份简报的高级干部说,这份简报写道,从8 月下旬到九月初,北京已经有上千人被打死。这份“简报”将此视为文革的“累累战果”的一部分。
    1966年10月举行的关于文革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发放了一份材料,这个材料的全文也至今还没有准许普通人民查阅。这个材料提供的数字是,在8月下旬到9月底的40天里,红卫兵在北京打死了1,772人。1, 772是一个巨大的数字。

     

    但是当年八月杀戮的一些目击者们认为,实际被打死的人数可能大大高于1,772这个数字。
    不仅如此。这数千北京和平居民的死亡,不是被子弹射杀的,也不是被刀砍了头,这数千人主要是被中学生红卫兵用棍棒打死的、用铜头皮带抽死的、用沸水烫 死的……总之,是以形形色色残忍手段虐杀的;被打死的过程长达几小时,甚至几天。跟一刀断头、一弹毙命相比,这样的死亡过程更加痛苦。这样的杀害当众进 行,造成无比的恐怖气氛。以这样的方式杀害数千人,可以称得上是史无前例的野蛮和凶残。
    今天回顾历史,使人发问的是,在这样野蛮残酷的杀戮中,怎么会只发生了两起事实上还模糊不清的反抗?——李文波和曹滨海,是1966年北京的八月杀戮 中仅有的被红卫兵指控为进行了反抗的两个人。其他被打死的数千人,还有被侮辱被毒打的无数北京居民,在铜头皮带和棍棒的凶狠攻击之下,都一直克制顺从,纹 丝不动,甚至坚忍到死。为什么没有人动手反抗?如何解释这个问题?
    上文写到,在李文波被打死的前一天,作家老舍在被打后自杀了,1980年,笔者和肖军先生(他是在1930年代开始写作的老作家)有一次谈话。肖军在 1966年8月23日那天跟老舍等一道被红卫兵毒打。肖军告诉笔者,当他跪在烧书的火堆前,被身后的红卫兵用棍棒和铜头皮带毒打的时候,心中真是愤怒至 极。他想过要反抗。肖军年轻的时候上过军事学校,练过武功。他说,那时候他心里想,如果他动手反抗,凭他的功夫,可以打倒十几个人。但是,他看到来自各学 校的红卫兵围得里三层外三层,争相出手,打人打得发疯了一般。他说,他想最后自己一定寡不敌众,会被打死,自己死了也就死了,好汉做事好汉当,可是其他被 斗者会怎么样?和他一道被“斗争”的还有近三十个人,他看到老舍先生就跪在旁边,脸色煞白,额头上正在流血。他想,如果他反抗,其他近三十个“牛鬼蛇 神”,包括老舍先生,一定会跟他一道统统被打死在现场。他也想到他的家人也会被报复打死。他想了又想,最后调动了心中所有的力量,压下去反抗的冲动,无声 地忍受了三个小时的毒打和折磨。
    李文波跟肖军不一样,他在现场就被打死了,他当时想了些什么,已经不可能说出来了。李文波的妻子目击了丈夫被打死,然后她自己被枪毙,也永远不可能描 述她的感受了。但是,肖军事后说出的心理活动,清楚地说明,1966年夏天在北京之所以无人起来反抗,不是由于迫害不够深重,恰恰相反,是由于那场迫害太 残酷了。
    1966年夏天的红卫兵暴行,并非只是某种失控的暴民政治,它同时是以国家力量为后盾的政府行为,是群众暴力和政府行为的结合。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施暴模式。它所造成的无边的疯狂和残忍,使得反抗无从发生。
    1966年8月29日,李文波死后第四天,“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指挥部”发布了“第四号通令”,其标题是“关于对地、富、反、坏、右、资的家进行查抄的意见”。这个“通令”也宣布把这些人限期驱逐出北京。
    作为实施这个“通令”的结果,在1966年夏天,北京城区有十万居民,被抄家后,又被注销户口,没收财产,驱逐出北京,押送往农村“监督改造”。这个 数字占当时北京城市人口的百分之二。在这十万人中,实际上很大部分连当时的所谓“黑六类”的“标准”也够不上,因为“黑六类”的人早就被清洗了。但是,任 何自我辩护都是不允许的。在死亡的直接威胁下,十万人被扫地出门。他们当中,有的被赶到农村后,无居所也无食物,很快就死去了;有的在到达目的地之前就被 殴死在火车上。假若李文波能从8月下旬的暴力抄家中侥幸活下来,他就会成为被驱逐的十万人中的一个。
    这场大规模的居民驱逐,没有遭到任何反抗就完成了。非常明显,在此之前的八月杀戮,为这场驱逐的顺利进行预先建立了威慑。这十万人只能在被打死和被驱逐之间作选择,也就是说,他们根本没有选择。这场残酷的驱逐,是文革领导者安排的八月杀戮的结局。

    六,李文波夫妇之死和红卫兵精神遗产

    李文波夫妇死亡之后,1966年10月1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国庆节庆祝大会上,参加抄李文波家的两名女十五中的红卫兵,收到邀请上了天安门城楼, 和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一起,检阅广场上走过的百万人的游行队伍。这在当时是莫大的荣耀,也是对其他红卫兵的鲜明示范。
    李文波夫妇死亡之后,对他们的杀害变成红卫兵的光荣精神遗产得到一再的肯定和宣传。除了本文开始引用的在他们死后第二年红卫兵报纸上的文章的赞扬,笔 者还找到一份1968年3月的印刷材料,由到李文波家抄家打人的第十五女子中学的红卫兵之一署名,她的头衔是“首都中学红代会首届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 大会代表。文章的标题是:“流血牺牲何所惧,红心永向毛主席”(《红卫兵报》,首都中学红代会机关报,第8/9期,1968年3月27日)。这篇文章的一 开头就说:
    六六年的八月是红色的八月,战斗的八月,胜利的八月,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红卫兵,高举革命造反的大旗,冲破一切阻力,向旧世界冲锋,向旧世界宣战。
    刊载此文的《红卫兵报》的“编后”写道:
    红卫兵小将(此处略去该人名字――笔者注)以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在你死我活的激烈阶级斗争中,怀着一颗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红心,毫不畏惧地同阶级敌人英勇战斗,杀出了红卫兵小将的威风。
    毛主席谆谆教导我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毛的话原来为黑体字――笔者注)。对于阶级斗争,我们就是要天天搞,月月搞,年年搞;过去搞,现在搞,永 远搞;搞定了!对于刘、邓、陶、彭、罗、陆、杨、谭等一小撮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叛徒、特务及地富反坏右这些阶级敌人,我们要不停顿地向他们进攻,一刻也不 能停顿。进攻!进攻!进攻!在全面胜利前夜的激战中,“宜将剩勇追穷寇” (此句是毛的话,原来为黑体字――笔者注),一反到底,杀出红卫兵的新威风!
    这时已经是李文波夫妇死亡后的第三年了。这篇文章不但在发表在报纸上,而且,一位在1966年还是小学生而后在1968年进入中学的学生说,这个人曾经到她的中学给全校学生作过报告。这样的思想显然已经被广泛传播,而且被传播到下面的年轻的学生。
    李文波已经死了34年了。他的故事还没有被报道出来。和李文波夫妇在同一个时期被活活打死的数千名北京居民的故事,在1966年夏天被驱逐出北京的十 万北京居民的故事,也还没有被报道出来。现在已经出版的三部大型文革通史,都几乎没有提到1966年北京的八月杀戮及其大批受难者。
    这里的李文波家的照片,是遇罗文先生在2000年8月16日拍摄的。他是文革中因撰写《出身论》被枪毙的遇罗克的弟弟,他在1999年写了《我家》一 书,记载了遇家的故事。 由于城市街道扩建,当年李文波家所在的这栋建筑,不久就要被拆除了。感谢遇罗文先生,摄下曾经发生过恐怖历史的这个场景。   

  7. 2013-02-09 16:53
    王友琴:文革受难者——党晴梵


    党晴梵,男,1885年生,陕西省合阳县人,文革前任陕西省“政治协商会议”副主席,家住西安。从1966年8月30日开始,陕西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的红卫兵连续到他家抄家,并且殴打他。9月4日,党晴梵在家中被红卫兵打死。时年81岁。
    党晴梵考过秀才,后来放弃科举,到上海进入由归国留学生办的“中国公学”,剪了辫子。他是同盟会会员,最早一批的国民党党员,曾经当过陕西靖国军秘书 长,于右任是总司令。于右任离开后,他改作学术研究,研究先秦思想和古文字,著有《先秦思想论略》。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时,他曾经给杨虎城出主 意,接触过共产党方面的朱德和周恩来。他在1940年代发表不满国民党的文章。1948年他被共产党方面的王震接到共产党占领区陕北。1949年共产党执 政后,他成为西北大学教授,并担任当时掌管西北地区的“西北军政委员会”的教育部副部长。1955年,党晴梵被任命为陕西省“政治协商会议”副主席。这一 职务级别很高,但是没有实际权力,同时党晴梵年事已高,基本上就待在家中。
    文革开始后,1966年7月,陕西省政协秘书长和共产党统战部负责人频繁到他家中,问他关于文革的看法等等,气氛相当严重。1966年8月初,党晴梵 被通知去省政协开会。那里已经布置好“斗争会”会场。大会发言和大字报都早已经准备好。和他一起被“斗争”的还有茹欲理。茹欲理也是政协委员,在国民党执 政时期当过监察院院长。给党晴梵的罪名是“反党(共产党)反社会主义份子”。此后,党晴梵原来享受的可以坐小汽车等等待遇被取消。
    党晴梵遭到“斗争”,是出于中共陕西省委的决定。在那一阶段,参与“斗争”党晴梵的省政协干部,虽然对他喝斥咒骂,还把大字报贴到他的家里,还没有动手殴打党晴梵也没有抄他家。当文革继续发展的时候,抄家打人以致打死人的行动是依靠年轻的红卫兵来实施的。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首次会见百万红卫兵后,迅速在北京和全国掀起了大规模的红卫兵抄家打人并且大量打死人的暴力活动。1966年8月30日,红卫兵到党晴梵家抄家。
    在党晴梵家的抄家进行了多日。党家住在自己私有的一座单独的四合院里。当时党晴梵的妻子已经去世,他和他的幼子以及一个老保姆住在一起。他的长子一家 住在同院,单过。党晴梵被关在一间房间里,和他的家人隔离开。不准他的家人和他见面或者谈话。他的家人听到他被红卫兵喝叱和殴打。
    前往党晴梵家抄家的红卫兵,是陕西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的学生。当时这所中学的学生中,有相当多中共西北局和中共陕西省委的高级干部的子女。在 1966年8月,他们的父母还没有象后来那样被“打倒”,而是仍然在该省的最高权力岗位上。这个学校的红卫兵在学校对老师和同学施用暴力,手段相当残酷。 他们侮辱殴打折磨教师。教地理的女老师是回族人。他们给她剪了“阴阳头”,会把猪油和痰盂里的脏水混合起来强迫她喝下,他们强迫她站在架高的桌子上被“斗 争”,然后推倒桌子使她摔下来。他们也残酷殴打所谓“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学。有一个女同学,只因功课好又出身于教授家庭,被红卫兵从楼梯上往下打,从四楼 一路摔到一楼。他们在校园内外施暴。在党晴梵家的红卫兵,有的在党家住了下来。在党家抄家打人的红卫兵,有几十个之多。
    党家所有的东西都被仔细检索。9月3日,也就是党晴梵被打死的前一天,有几辆卡车开到党家,把他家的所有书籍字画以及家具衣物都拉走。党晴梵收藏有一 些古书,其中较珍贵的有一套元代的雕版《南史》。他还收集有商代的青铜器拓片和甲骨文资料等等。除了书籍字画,党家的生活用品也都被拿走,几乎没有给他们 留下什么生活资料。还有干部模样的人来帮助红卫兵抄家。(文革结束后,在陕西省图书馆的一个古书展览会上,展出了党晴梵的那一套元代雕版《南史》,展品说 明说这部书的来源是“捐献”。)
    9月4日中午,有三个红卫兵,两个女的,一个男的,又来到党家,进了党晴梵的房间。党家的人不敢阻拦,因为这只可能招致红卫兵更厉害的暴力行动。这三 个红卫兵进了党晴梵的卧室。进去以后,过了不太长的时间,大约一二十分钟后,这三个人就出了房间,然后就匆匆离开了党家。
    这三个红卫兵是陕西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的高中学生,是高二或者高三的学生。其中两个女红卫兵从一开始抄家就来到了党家,在抄家过程中相当活跃。
    党晴梵的家人在红卫兵离开后立即进入他的房间。他们看到党晴梵在床上,满头是血,脸色惨白,奄奄一息。床边墙上都有喷溅上去的血迹,血迹有一米多高。 房间里留下了一个沉重的楠木笔筒,笔筒上有血。他们估计党晴梵可能是被用这个笔筒砸死的。笔筒很硬也很重,用这个笔筒猛击头部的结果,可以把党晴梵打死, 并且有血溅得很远。但是,到底党晴梵是怎么被杀害的?笔筒是否唯一的凶器?这样的细节,只有在场者知道。党晴梵的家属当时不被允许在场。红卫兵离开之后, 他们才进入党晴梵的房间。看到党晴梵身受重伤眼看要死,他们不敢呼救,也不知道怎么办。
    在杀害党晴梵的红卫兵离开大约十分钟之后,又来了另一拨红卫兵,是和前一拨红卫兵一个学校的,他们也是陕西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的学生。进门以后他们 直奔党晴梵的房间。这些人进房间看了,看到党晴梵正在死去,就退了出来,没有作什么就离开了。这批红卫兵中有一个的名字是令狐静平,他是陕西师范大学第二 附属中学红卫兵的骨干,他的父亲是当时的西北电力管理局局长。令狐静平没有参与杀害党晴梵,他是这场杀戮的目击者之一。
    党晴梵很快死亡。当天晚上,陕西省政协来了两个干部,对死亡现场作了检查和记录。这两个干部叫党晴梵的家人不要往外说此事。这两个干部的名字是郑殿辉,何岗。半夜的时候,火葬场的人来到党晴梵家,用车运走了党晴梵的尸体。这显然是陕西省政协的干部安排的。
    党晴梵的尸体被火化后,骨灰没有留下。实际上,在1966年夏天,被红卫兵打死的人或者在被毒打后自杀的人,不但被活活打死,而且连骨灰都不准留下。 这是当时几乎所有的被指为“阶级敌人”的死难者的下场。在文革后,为死难者平反的时候,却不把这种会议称为“平反会议”,而是一律称为“骨灰安放仪式”。 这样的修辞方法明显含有尽量淡化文革迫害的意向,但是其实大多数受难者的骨灰都没有保存,在仪式上的骨灰盒子里,根本就没有骨灰。
    党晴梵死后第二天,1966年9月5日,他的幼子和长子,以及长子的妻子和孩子,连加他的老保姆,全部被“遣返”,也就是强迫离开,扫地出门,押送往原籍农村。
    这一“遣返”,也是1966年夏天红卫兵从事的大规模的“革命行动”之一。这个说法“遣返”,是当年用过的原话。我们会注意到没有用“驱逐”而用了 “遣返”这一较为客气的说法。实际上“遣返”并不是符合实际发生的事情的词语。甚至“驱逐”也仍然和实际情况不合。当时发生的是用通过红卫兵的暴力性的抄 家,以“打死人不偿命”的残酷手段,威胁和迫使“遣返对象”顺从地离开城市,到农村接受“专政”,很多人实际上很快就死在“遣返地”。另外,当地的公安局 系统配合红卫兵行动,强行迁出户口。公安局的人并不出面打人,但是在红卫兵身后支持他们。这是一种很特别的情况。这种特别性使得一方面造成失去法规的“无 法无天”的恐怖,另一方面是恐怖的推行仍然相当有秩序而且有效率。
    党晴梵被打死,他的家人只有顺从地离开,来到党晴梵的老家陕西省合阳县。在那里,他们身无立锥之地。党家的老保姆老家在别处,也被红卫兵押解走。就这 样,在8月下旬到9月初的短短几天里。党晴梵由原来的“省政协副主席”,被抄家并打死,而且,党晴梵的家人也都被驱逐到农村。通过红卫兵和政府联合行动的 之手,对一个家庭的巨大迫害完成得迅速而彻底。
    在党晴梵被害之后,在西安,红卫兵在9月间成立了一个名叫“红色恐怖队”的组织。简称“红恐队”。这个组织的名字就体现了他们的行动性质。“红恐队” 成员戴着他们的红色袖章,在马路上耀武扬威,成群结队,公然进行暴力性的迫害活动。到党晴梵家抄家和杀害了他的一些红卫兵,成为“红色恐怖队”的成员。他 们在“红色恐怖队”建立之前就开始了恐怖行动,有了这样的组织和名称,他们的行动变得更加明确和系统化。
    由于西安的红卫兵的领导及骨干有很多是中共西北局和陕西省委的高级干部的子女,在1966年的所谓“红八月”之后,北京的文革领导人很快把文革的矛头 对准各省的共产党的“当权派”,并且扶植起大批新的所谓“造反派”组织。随着身据高位的父母被“揪出来”,早期的红卫兵失势了。他们中有些人和“造反派” 的冲突,使得中央文革抛弃甚至镇压他们。但是1966年夏天红卫兵的残暴行为,却从来没有被真正否定。当“红恐队”和“造反派”发生冲突的时候,西安交通 大学的造反派找过党晴梵的家人谈话,他们的目的是搜集所谓“保皇派”也就是保卫过前中共陕西省委的那一派的罪证,所以一度想用党晴梵之死作为对对方不利的 材料宣传。但是接触以后,“造反派”很快改变了主意。因为党晴梵当时头上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在当时的情况下,在他们眼睛里,这样的人被打 死,算不上他们要攻击的红卫兵的“罪”或“错”,因此不必调查和揭露。
    1967年,党晴梵的儿子设法到了北京,到 “中央文革小组”的“群众上访接待站”“上访”。他试图改善一家人的处境,希望北京的领导人能对他父亲这样的情况有所怜恤。“中央文革小组”当时掌握领导 文革的大权,毛泽东的妻子江青是这个“小组”的“第一副组长”。接待站有一些干部接见“上访”的群众。他得到的回答是:要到运动后期,才能对党晴梵的问题 作“定性处理”。
    1971年9月发生了林彪事件。从1972年开始,文革当局对之前受到严重迫害的老干部的政策有所缓解。在这种情况下,陕西省政协给党晴梵作了“结 论”:“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随后,他的家人被允许回到了西安。党家的房子已经被占用。在他家原来的房子里给了他们一间小屋。
    后来,中共陕西省委统战部恢复了工作。党晴梵在省里算是地位很高的人物,对他的死,统战部派几个干部作了调查。调查的“结论”是:时间太久,不可能弄 清楚了;这是林彪路线的错。其时林彪已经死,并且从“毛主席从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变成了“叛国投敌”的“反党集团”头目。
    1976年,毛泽东死去,“四人帮”被抓。1977年,中共陕西省委给党晴梵“平反”,举行了“骨灰安放仪式”。实际上是把一个空骨灰盒子放了一下, 因为党晴梵的骨灰根本没有被保存下来。党家人再次要求调查党晴梵之死。中共陕西省委把案子交给了陕西省公安厅。但是仍然不了了之——没有结果就是这件事的 结果。这种情况是很普遍的。文革后当局的政策是,对文革中的死难者,给予“平反”,但是对害死他们的人,却没有追究也没有惩罚。
    1980年代,中共北京市委曾经派两个干部找党晴梵家人调查。原因是陕西省政协“审干处”写信给中共北京市委,说当时已经在中共北京市委工作的干部王 申,在文革中杀害了党晴梵。王申在1966年时是陕西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红卫兵以及“红色恐怖队”的骨干,他的父亲是当时中共西北局书记处书记王林。调 查的目的是要决定该干部是否得到提拔重用,而不是要对其作法律方面的惩罚。党家人不知道后来王申是否在晋升方面为此受到影响。
    党晴梵被打死的时候,已经是81岁的高龄。这样一个高龄老人被活活打死,分外残酷。同时,应该指出,他并不是象有些人可能想象的那样,因为年迈体弱, 所以受到一般性的殴打就死亡了,也不是因为他有心脏病那样的突发性疾病,在受到殴打折磨后,疾病突然发作以致引起死亡。党晴梵被殴打折磨数日后,又被红卫 兵以重物猛击头部,头部大量流血,血喷溅到他床边的墙上。他被重物猛击后很快就断气死亡。另外,党晴梵也不是如有些人可能想象的那样,在人多手杂或者群情 失控的的混乱情况下,被打过头或者被失手打死的。他的被害,是一种谋杀。
    党晴梵的被害也不是一个孤立的案件。这是当时在陕西和全国发生的大量杀戮的一例。在西安,本网页通过调查了解到的就有一批教育工作者被打死或者在被毒 打侮辱后自杀。读者可以键击“死亡发生地”和“西安”发现他们的名字和故事。在西安的受难者中,有一名是袁玄昭老师,西安第五中学的教师。他曾是党晴梵的 学生,死于党晴梵之后。
    党晴梵的死,是红卫兵的行动结果。红卫兵的广泛建立以及在校内校外大规模施用暴力,是在北京的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当局直接鼓励和指导下进行的,在各省, 中共省委也积极组织和支持当地的红卫兵的暴力行动。除了大方向方面的理论指导和行政方面的措施安排,在北京和各省的权力当局还介入了局部的细节性的迫害行 动。这场大规模的迫害,不但伤害以致杀害了大量的普通人,也杀害了党晴梵这样的有很高地位但是当时被文革当局设立为打击靶子的人。在党晴梵的案例里,就可 以明显看到这种权力当局和“群众组织”紧密配合进行迫害和杀戮的情况。这样一种犯罪方式,是文革犯罪的特点之一。
    西安是中国最古的城市之一,最早的文明中心之一。在两千两百多年以前,汉王刘邦在那里建立了汉王朝,这也是我们现在所用的“汉族”“汉人““汉字” “汉语”的来源。刘邦率领军队进入关中地区的时候,和当地人民“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者,抵罪;盗,抵罪。也就是说,在两千多年以前,不能杀人, 不能伤人,不能偷盗,就是人们普遍接受和遵循的律令。但是,在“继续革命”的名义下,文革把这最基本和重要的律令打破了。红卫兵公然打死了一个八旬老人党 晴梵,却从来没有被当作是一种犯罪。
    30多年过去了。党晴梵的家人一直想要和当时殴打和杀害了党晴梵的红卫兵谈话。他们想要知道事情的经过,也希望听到作恶者的忏悔和道歉。他们还要等多久? 

  8. 2013-02-09 16:53
    王友琴:文革受难者——程贤策

    程贤策,男,北京大学中文系中共总支书记,1948年入北大历史系学习。1966年被作为“黑帮份子”遭到“斗争”、侮辱以及毒打。1966年9月2日,程贤策在北京郊区的香山树林中服毒自杀。时年38岁。
    我在文革后考进北京大学中文系读书,从来没有听到人提起程贤策的名字和他在文革中自杀的事情。虽然这个大学刚刚发生过文革这样的重大历史事件,文革历 史还未得到记录和分析,但是,有着著名文科科系的北京大学,却不教学生去认识和分析这些发生在自己学校的重要历史事实,这显然不恰当也相当具有讽刺性。不 过,这也是普遍的现象。其中主要的原因,是最高权力当局的严格禁止。
    后来我开始调查各所学校的文革历史,特别是在1966年被迫害而死的教育工作者们,包括被红卫兵学生打死的人以及在遭到残酷殴打和侮辱后自杀的人。我 跟很多文革的经历者们谈话,请求他们回忆文革时代的人和事。这时候我才听说了程贤策的名字。北京大学数位老师的回忆和叙述,提供了一个一个的片断,使我能 在文革的大背景下,渐渐拼装出程贤策在1966年文革开始后的遭遇,并且整理出他被推向死亡的过程的线索。
    1966年1月,作为中共总支书记,程贤策领导中文系的师生开会并发表讲话,内容是关于批判当时已经被报纸点名批判的《海瑞罢官》一剧。显然,他和中共北京大学党委一样,都没有反对过文革。而且,他们都尽量积极地投入了文革最初阶段的活动。
    1966年6月1日,毛泽东命令向全国广播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写的一张“大字报”。这张大字报的标题叫做“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 了些什么?” 陆平、彭佩云是当时北京大学的中共党委书记和副书记,也就是学校的最高负责人。在广播大字报的同晚,中共中央派“工作组”进入北京大学取代那里的原来的领 导。工作组宣布北京大学是“顽固的资产阶级反动堡垒”。陆平、彭佩云被宣布撤职。北京大学原来的整套领导干部都变成了“黑帮份子”。程贤策作为中文系中共 总支的负责人,也被宣布停职。
    1966年6月中旬,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工作组曾经在办公楼礼堂开“批斗会”,程贤策是重点被“批斗”的对象。工作组员和学生代表在台上讲话,程贤策站 在台下听“批判”并回答他们的质问。工作组依据百分比,把所有的干部和教师划成四类:好的,比较好的,有严重问题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工作组大力鼓 励学生“揭发”“批判”所谓“牛鬼蛇神”。虽然所有的干部和教员都表示愿意检讨自己,“改正错误”,但是他们仍然遭到穷追不舍的“揭发”和“批判”。除了 语言上的攻击,校园里出现人身攻击:戴高帽子,往身上贴大字报,推人,打人,揪头发,等等。有人自杀。
    1966年6月18日,在北大校园发生了著名的“618事件”。那一天,一些学生未报告工作组,就在全校范围内对那些已经被“揪出来”的人展开了大规 模的暴力攻击。他们在多处场地,把校系两级和学校附属单位的正在受到“批斗”的人拉来“斗争”,实际上是殴打和进行人身侮辱。几十个学生到中文系办公室所 在的“二院”,高喊“把程贤策揪出来”。
    程贤策在慌张中逃入一个女厕所。当时正在厕所中的一位女职员说,她见到一个男人冲进来,先受了一惊,她认识程贤策,比他年长。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情以 后,她装作拉裤子,想要阻止男学生闯进女厕所。但是学生根本不听,把程贤策从女厕所里抓了出来。中文系的教授王力、吴组缃、王瑶等也被抓来。学生用拳头和 棍子打他们,还把厕所里的大便纸篓,扣在他们头上。向景洁是中文系副主任,是中文系行政方面的第二负责人,他头上身上被倒了红的黑的几瓶墨水,面目全非, 晚上回到家中,妻子看到他背上被打得满是青紫,给他敷了药膏。
    原来已经零散发生的暴力行为,在6月18日那一天发展成大规模的集体性的暴力行动。那一天,程贤策的连襟胡寿文(他们的妻子是姐妹)遭到暴力攻击。胡 寿文是北京大学生物系讲师和中共总支副书记,他被学生用一根绳子套在脖子上,拉倒在地,拖着就走。胡几乎窒息昏死过去。那天北京大学各系共有六十多人被用 这样野蛮的方式“斗争”。
    虽然工作组一直在大力鼓励学生和“黑帮份子”和“反动学术权威”进行所谓“斗争”,并计划很快严厉惩罚“牛鬼蛇神”,但是对于6月18日在北京大学出 现的那种不受工作组领导的大规模的暴力行动,表示反对。北京大学工作组写了“第九号简报”,反对“618事件”。1966年6月20日,当时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主席刘少奇转批了北京大学工作组的第九号简报给各学校,要求各地参照北京大学工作组的做法,制止学校中的“乱斗现象”。刘少奇不是不要学生“斗”人, 而是不要他们“乱斗”。
    刘少奇的做法,遭到毛泽东的反对。1966年7月25日和26日,接连两天,“中央文革小组”到北京大学召开全校群众大会,毛泽东的妻子是这个“小 组”的第一副组长。江青和其他“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在大会上讲话,内容之一,是攻击北大工作组对待“618事件”的做法,他们赞扬“618事件”是“革命 事件”,责备北京大学工作组是一个“障碍物”。他们宣布北大工作组是一个坏工作组。另外一个触目惊心的大事,是在7月26日的大会上,在江青等人的旁边, 在北京大学一万师生员工面前,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的学生彭小蒙用铜头皮带打了工作组组长张承先。这是最早的在大会主席台上打人的先例。五天后,毛泽东在给当 时还只是一个中学生小组的“红卫兵”的支持信中点名表扬彭小蒙。
    暴力行为得到毛泽东和其他文革领导人的明确支持和提倡,全面兴起。7月27日,聂元梓倡议建立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筹备委员会,同时,也倡议建立了 校园“劳改队”。8月4日,西语系教授吴兴华在校园内“劳改”时,有红卫兵学生强迫他喝水沟里从附近化工厂流入的污水。他中毒昏倒,却被红卫兵说成是“装 死”。当天晚上吴兴华死亡。时年45岁。
    程贤策进了“劳改队”,和中文系其他几个“牛鬼蛇神”一起刷洗打扫学生宿舍厕所。他们做得非常认真,把厕所打扫得极其干净。有一天正在厕所里劳动,程 贤策被一学生叫走,他回来的时候,本来浓密的头发中间被剃去了一个十字型的凹沟。接着又叫同在“劳改队”中的向景洁去。程贤策小声关照他:“老向,千万稳 住,别有特别的表示。”向景洁被三四个人按在椅子上,他的头发被剪了个乱七八糟。
    程贤策被剪了头发之后,回到家里。当时他和一家人,与他的连襟一家人,合住一个两卧室的单元。每家的大人孩子都住在一间卧室里。虽然他们都是系一级的 负责干部,但是生活条件相当寒酸,住房如此拥挤,他的连襟连自行车都没有一辆。这种贫穷的生活状况是和当时整个的经济状况直接相关的。这不但是由错误的经 济政策导致的,也因为相当数量的一批干部在当时不但不事生产,还专门从事“阶级斗争”,阻碍和迫害那些从事生产和建设性工作的人们。他请他的连襟胡寿文帮 他把头发修理一下。那天胡寿文也被强剪了头发。胡寿文说:修他干什么?谁难看?是他们剪的。他比较坦然,不在乎。他替程贤策尽可能把已经被剪得乱七八糟的 头发修好一点。他很为程贤策担忧,因为看到他每天“劳改”回来,都疲惫至极的样子,脱了鞋子就靠在床上,无力挪动,一言不发。
    后来,程贤策、向景洁和教中国古典文学的女教授冯钟芸等人又被命令在胸前挂着写有他们的名字和罪名的牌子,在北大学生宿舍附近的商店一带拾检西瓜皮和 清理垃圾。当时有大量的外校或者外地红卫兵来北大进行所谓“革命大串连”。据当时的记录,最多的一天有13万人次到北大校园“参观取经”。商店前来来往往 的人很多,常常有人拦住这些“牛鬼蛇神”,命令他们站在反扣过来的垃圾筐子上“交代罪行”,或者“交代”他们的家庭出身(因为那时候红卫兵特别强调家庭出 身)。侮辱他们和打他们的事情每天发生。没有人制止这些暴行。只有一次,在通往北大南门的路上,有一个外国人,会说不地道的汉语,劝阻打他们的红卫兵说: “你们这样作是不对的,他们已经承认了错误,就不要打了。”他的劝说不起作用。
    除了“劳改队”的折磨,程贤策还和其他“牛鬼蛇神”一起,在各种大大小小的“斗争会”上遭到“斗争”。其中较大规模的一次是,1966年8月15日, “北京大学文革筹委会”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十万人大会“斗争”北大的最高负责人陆平。程贤策是系一级的干部,也被拉去“陪斗”。被“斗”和“陪斗”的人 都一律在胸前挂大牌子,牌子上除了他们的“罪名”如“黑帮份子”“反革命修正主义份子”之外,还有他们的象死刑犯一样被打了大红叉子的名字,而且,他们都 被强迫保持低头弯腰双臂后举的姿势,当时有专门术语,把这叫做“坐喷气式”。
    校园暴力再度升级,是在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接见了100万红卫兵之后。那一天,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了北京大学的“革命师生 代表”。毛泽东还给北大校刊写了题词“新北大”。这无疑是对北大校园里已经发生的一切的极大支持。8月18日接见之后,红卫兵暴力全面升级。北京每天先有 几十人后有几百人被打死。
    8月24日,北京大学生物系和中国医科大学预科班的一些学生来到程贤策和胡寿文两家人合住的单元抄家。他们两家除了一些书,没有什么财产。他们的书被 贴了封条。学生用铜头皮带毒打他们。当时红卫兵的标准装束是臂带袖章,身穿军装,腰系军用皮带。这皮带也用来抽打人。在8月初,红卫兵打人有时还显零星形 式,到了下旬,红卫兵打人已经发展出了一套方式,他们可以正式摆开架式,用皮带一口气把人抽上几十下。军用皮带厚重并且带有粗大的铜扣,对人的肉体伤害性 很大。在打他们的时候,还有人大声咒骂说:“老子今天是没有枪,要是有枪就打死你们。”等学生走后,他们的衣服已经被打烂嵌进肉里,黏连在血肉模糊的身体 上。后来慢慢用温水润开了血痂,才把衣服脱了下来。
    1966年8月24日在北京西郊大学区,是暴力发展的关键日子之一。清华大学红卫兵请清华附中红卫兵出面,用大卡车装了十二所中学的红卫兵来到清华大 学,他们一方面撕毁了清华校园里出现的攻击刘少奇等国家级领导人的大字报(当时毛泽东要打倒刘少奇的意图还没有很多人知道),另一方面,在清华和北京大学 的校园里开始抄家和打人,把当时中学红卫兵开创领导的暴力和杀戮之风全面带进大学。在那一天,离程贤策家不远的另一处北大宿舍里,英文教授俞大絪在被抄家 和殴打侮辱之后,于当天晚上在家中自杀。
    在8月24日之后,还有学生,包括附近中学的学生,来到程贤策和其妻妹家中乱翻东西,打他们。在北大校园里,暴力攻击也加剧了。有一次,程贤策被红卫兵用草席卷起来用棒子乱打。他看不见打他的人。棒子无情地落在他浑身上下。
    8月30日,“北京大学文化革命代表大会”召开。当时的中共中央高级领导人出席了大会。大会建立正式的权力机构“北京大学文革常务委员会”,聂元梓当 了主任,她讲话“确定今后战斗任务”是要“彻底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陆彭黑帮,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彻底摧毁旧的教育制度”。那天晚上, 程贤策和他的连襟一起没有资格参加这样的大会。他们在家里的平台上一起听了高音喇叭里聂元梓的讲话。程贤策始终表情沉重一言不发。事后他的连襟才意识到, 那时候程贤策已经彻底明白也彻底绝望了。从7月27日到8月30日,在“工作组”撤销后,北京大学一步一步建立起来了一个新的权力体制,暴力迫害正在越来 越系统化和制度化。各种迹象都清楚地显出已经发生的一切暴行并不只是年轻学生一时的乱打乱闹,而是有组织有领导的杀戮与迫害。
    8月3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第二次接见数十万红卫兵。第二天,9月1日, 北京每日被红卫兵打死的人数达到了最高峰,那一天有三百人被打死。
    9月2日,程贤策带一瓶烈酒和两瓶浓缩杀虫剂敌敌畏,来到北京大学西北方向十公里外的香山的树林中自杀。
    至于程贤策到底遭受过多少折磨和殴打,无法知道。这里我能记录下来的,只是他的几位同事亲友所看到的。我的判断是,他们仅仅知道程贤策所遭受的折磨和 殴打的一部分。在我以前写出别的文革受难者的故事的时候,有人问过我所写的是不是夸大了的。我自己的看法非常明确,我的报告实际上只可能遗漏了大量的受难 者遭受的酷刑和侮辱。因为死者已经死去,永远不可能说出他们身受的苦楚,作恶者现在总是掩盖和缩小他们对受难者所作的恶行,而旁观者只看到零星片断,缺乏 同情心的旁观者还往往对他们的受苦视而不见,早已忘却。
    9月2日早晨,程贤策没有在“劳改队”里按时出现。和他同在“劳改队”中的向景洁等人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对他竟然敢在这种情况下迟到缺席感到疑惑。后来他们被叫去开一个“斗争会”,听到宣布程贤策“自绝于人民”“变成了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毛泽东的话)”,才知道他已经死了。
    程贤策虽然死了,红卫兵还用白纸写了他的名字,把纸标插在“斗争会”会场上,两边还站着“陪斗”的人。开会“斗争”已经死去的人,在北京大学里程贤策不是唯一的例子。
    程贤策之死的一个直接的结果,是中文系副主任向景洁“升级”成为该系“第一号黑帮人物”,一次又一次地遭到残酷“斗争”。一天傍晚,有一群学生到他的 家里,把一个预先准备好的布口袋套在他的头上,不顾他家人的哀求,把他拖出了家门。他们把向景洁绑架到一个房子里后,才把套他头上的罩子取下。
    接下来的场景完全是按照电影里的某种审讯方式布置的。他们用强灯光照向景洁的脸,问他问题,而他们自己却在阴暗处听他的回答。窗户都是蒙死的,他不知 道是在哪里。他们审问了他整整一夜。审问的“罪行”,不是别的,是文革前中文系中止了林彪的女儿林立衡(林豆豆)的学籍,这被说成是“迫害林豆豆”,以及 “迫害林副统帅”。实际情况是,林豆豆曾经是清华大学的学生,她不愿意再学工科,教育部给北大发文,要北大中文系收下她。林豆豆从清华大学来到了北大中文 系。中文系派了专人照顾她,还派了两个教员帮她补课。没有人迫害过林豆豆,也没有人有过这样的念头。林豆豆后来长期请病假,已经超过了学籍管理条例关于需 要因病退学的时间,还是没有请她退学。后来她实在不会再来,中文系才中止了她的学籍。文革带来的权力的前所未有的恶性膨胀,使得林豆豆退学的事情居然成为 中文系的“罪行”,而且竟然用这样凶恶的方式来折磨中文系的负责人。
    1968年1月25日,北京大学校文革委员会专门开了一个大会,以“迫害林副主席女儿”的罪名“批斗”了一批人。假如程贤策还活着,作为中文系的负责人,他一定会被拉到这样的“批斗会”上遭到“斗争”。
    1968年,北京大学建立了一所校园监狱,命名为“黑帮监改大院”,把二百多名教职员工关在里面。那年6月18日,关在“监改大院”里的人被拉出来 “斗争”。当他们排队穿过校园的时候,甬道两面站满了学生,手持棍棒皮鞭,争相痛打他们。然后,他们被拉到各系,施以种种酷刑。那一天,北大校园里充满了 狂热的残忍与恶毒。中文系的王力、朱德熙教授等都遭到这场残酷的“夹鞭刑”。这样作,是为了两年前的这一天发生了“618事件”。一个残酷而丑陋的日子, 又用这样的残酷而丑陋的纪念和庆祝,是为了再次肯定暴力折磨和虐待的“革命”意义。如果程贤策还活着,他那天也一定会遭到这场暴打。从程贤策第一次被毒打 的1966年6月18日开始,两年里面,暴力迫害从未停止,还不断发展出新的形式来,也造成了更多的死亡。
    我从与多位北大老人的访谈笔记中,整理出了以上程贤策的故事。从中可以看出程贤策走向死亡的一步一步的轨迹。从1966年6月1日开始,到他在9月2 日自杀身亡,他所经历的迫害都和文革的步骤密切而直接地相关联。6月1日广播北大大字报以后,他被停职被揭发批判;6月18日事件中他被打被侮辱;毛泽东 对“工作组”和刘少奇的攻击,使他进了“劳改队”,被剪了头发,挂了牌子;毛泽东对红卫兵运动的大力支持使他被抄家和遭到进一步毒打。他是在经历了整整三 个月的文革以后,才决定自杀的。在这三个月里,文革的暴力迫害一步一步发展起来。在他自杀的时候,暴力虐待没有停止的迹象,暴力的权力机构却一步步稳固起 来,作为文革对象的他的处境越来越恶劣。他死后的事情则说明,如果他不自杀,他也一定会遭到更多更漫长的迫害。
    他的死,是非常阴暗,非常悲惨的。他的死不是孤立的个别的案例。在北京大学里,发生了一系列这样可怕的故事,有一批人遭到这样的命运。程贤策的死是北 大人的集体的文革命运的一部分。北京大学建立于1898年的维新运动中。大学本来应该是中国现代化、科学和文明的代表。但是在文革中,北京大学却变成最野 蛮残酷的行为发生的地方。暴力性的“斗争会”,包括殴打侮辱挂黑牌戴高帽子等等,校园“劳改队”,校园监狱,都在北京大学校园领先开始,更不要说道德方面 的堕落如诬陷、谎言、谄佞等等普遍发生。北京大学发生的这种巨大变化,是“文革”真正剧烈改变社会传统以及行为规范的最成功的例子。这种“成功”令人震惊 也令人思考。
    当我在北大作访问调查的时候,未有机会和北大中文系的乐黛云教授谈话。2001年我才读到了她的《绝色霜枫》书中关于程贤策的一章。应该指出,乐老师 关于程贤策的文革经历的记述有误。乐老师错记程贤策在1966年6月遭到暴力攻击后立即就自杀了,其实他死于9月。这个记忆错误背后实际上也有很令人悲哀 的背景:他们年轻时曾经是接近的朋友,但是在乐黛云在1957年被划成“右派份子”以后,程贤策则仍在领导干部位置上,他们就不再来往,所以乐黛云对程贤 策后来的遭遇了解不多。
    很重要的是,乐老师的书讲述了1948年她和程贤策的相识,以及他们在1950年代的交往。这使我了解程贤策在文革之外的故事,以及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有过怎样的思想经历。
    据乐黛云老师的书所写,在1948年她还是大学新生的时候,程贤策最先向她介绍了共产党歌曲和革命思想。1951年,部分北京大学文、史、哲三系的师 生去江西省,和很少几个地方干部一起,组成了“中南地区土改工作第十二团”,程贤策是这个团的副团长。乐黛云当时19岁,掌管一个村子。按照上面规定的土 地数目,在这个村子里划出了八个“地主”。后来这八个人全部被枪决,并且“陈尸三日”。八人中有一名老人,一辈子在上海做裁缝,攒钱在家乡买了地,成了 “地主”,被枪决了。乐黛云当时不能习惯这样的残忍。作为土改工作团领导人的程贤策“开导”她说,“不能凭道德标准,特别是旧道德标准来对人对事。”“由 于我们的小资产阶级出身,我们应该对自己的任何第一反应都经过严格的自省,因为那是受了多年封建家庭教育和资产阶级思想侵蚀的结果。尤其是人道主义、人性 论,这也许是我们参加革命的动机之一,但现在已成为马克思主义阶级学说的对立面,这正是我们和党一条心的最大障碍,因此,摆在我们眼前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彻 底批判人道主义、人性论。”程贤策要她把这样的“惩罚”视为“必然”,从理论到实践都接受这种对被指为“阶级敌人”的人的残酷做法。
    不知道这个程贤策当副团长的“中南地区土改工作第十二团”管多少个这样的村子,杀死了多少个地主。这是没有法律依据也没有审判程序的杀戮。这样的杀 戮,破坏了法律制度,破坏了农村经济,也破坏了人们的道德和良心。参与者以革命的名义作了这些,在摧毁所谓“敌人”的同时也在把自己改变成另一种人,即不 要人性和道德的人。
    乐老师的书里没有写这样的“土改”之后程贤策具体作了什么。我仔细阅读了北京大学在1998年编印的《北京大学纪事》,从中找到程贤策在北大的踪迹: 他在1950年担任北大学生会主席团主席,1951年建立中共北京大学党委的时候,他当宣传部副部长,后来当过统战部副部长。1959年,他被任命为专职 的中共中文系总支书记。1966年初,他领导了一段时间的文化革命直到他自己被“打倒”。
    在“土改”之后,北京大学校园里进行的是“知识份子思想改造运动”。然后是长达数月的“忠诚老实运动”。然后是“院系调整”,大学重组。北京大学搬到 了被取消的燕京大学的校园里。随后是更冷酷无情的“反右派运动”。1957年,北京大学有716名学生和教职员被划成了“右派份子”,而当时全校学生数是 8983人,教职员人数是1399人。当初跟随程贤策搞土改斗地主的乐黛云老师被划成了“右派份子”并“下放劳动”。在1949年被乐黛云说服未随父亲去 美国留学的好友朱家玉被划成“右派分子”后投海自杀。中文系的一批老师和学生被划成右派,其中有女学生林昭(请读“林昭”网页)。林昭离开北大后又被判 刑,在文革中被枪决。
    一批一批的人成为“敌人”,一旦被指控,就被无情地清洗出去,既不能自我辩护,也逃脱不了残酷的处罚。革命的巨爪不但在农村,也在这所中国最早建立的 现代大学里面,把人一把一把抓起来,糟蹋丢弃。在一系列改造原来的北京大学以及整个中国社会的“革命”过程中,我们无从知道程贤策作为一个专职的“政工干 部”的内心感受,但是他显然一直处在领导力量而不是被攻击对象之中。乐黛云的书写到了程贤策的人格魅力,他的笑容和热情待人的兄长风度,程贤策的同事们也 说到他的精明、活跃与文雅的风度。但是,对实行“阶级斗争”的信奉和对人性和人道精神的摒弃,对一个人的行为显然能起更重要的作用。
    文革开始。这一次他被指定为革命的对象了。他被“揪”出来被侮辱被打骂被“劳改”,北京大学的领导人在文革中,象15年前在江西的那些地主和1957 年的北大的那些“右派份子”一样,在一片喊打之声中,毫无办法自卫。1966年的所谓“黑帮”、“反革命修正主义份子”和“反动学术权威”,就象1950 年的地主,就象1957年的“右派份子”,只要革命的领导人圈定你是“敌人”,你就失去了法律保护和得到社会正义的可能,死路一条。程贤策对这套做法可能 理解非常深,在采访中,认识他的人都没有提到他曾经抱怨过他所受的虐待。只有对这一套不够了解的人才会惊讶和抱怨吧。他则了解“阶级斗争”就是这样“搞” 的。程贤策忍耐了三个月。他自杀了,没有再抱幻想。
    在1966年,程贤策从“革命者”变成为“革命”的打击对象。看起来,文革好像是非逻辑的。但是实际上这一切有其内在的逻辑。检视往事,现在可以看 出,一批人在参与迫害的同时,也铺就了迫害他们自己的道路。因为他们参与的迫害,不只是对一些个人的否定,而且是对法治、对程序正义、对一个公民应该具有 的公民权利的根本否定。当一套可以超越法律置千万人于死地的机构已经建立起来,当一批批可以充当打手的年轻人被准备好了,那么参与建立这套机构与准备这些 打手的人自己也会被吞吃掉。程贤策的死亡是恐怖的,是悲剧性的,他的人生道路也如此。 

  9. 2013-02-09 16:52
    王友琴:文革受难者——陈祖东

    陈祖东,1912年生,浙江湖州人,清华大学水力系教授。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被追查他自己和别人的“历史问题”,1968年9月20日在圆明园废墟上吊自杀身亡,时年56岁。
    陈祖东1935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曾到美国、印度考察工程,抗战时期在贵州主持兵工厂,1949年时是上海龙华飞机场总工程师,1956年到清华大学水利系任教,三级教授。
    陈祖东在1968年9月自杀前向他的家人谈过他的绝望心情。在1966年,他已经成了所谓“反动学术权威”,遭到红卫兵的“批判斗争”。1968年7 月底,毛泽东派“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清华大学,接着把“工宣队”派到全国的每一个学校。“工宣队”到学校后,进一步加大了迫害的力度。以前 还可以认为迫害是红卫兵学生暂时的胡打乱闹,现在毛泽东派来了“工宣队”全面掌管学校,陈祖东意识到文革这一套已经成为不会改变的新制度了。
    陈祖东去世前,已经有三个月没有领到工资。这是对他作为“牛鬼蛇神”和“审查对象”的惩罚。他反复被审讯、斥责,被强迫“交代”他的“历史问题”。 1949年国民党政府离开大陆的时候,他得到了离开上海的飞机票,没有使用,留在上海。但是他曾经集体填表参加过国民党,这在1968年的时候成为重要 “罪恶”。
    另外,给他很大压力还有,他不但被审讯追问他自己的“历史问题”,还被审讯追问别人的“历史问题”,他被强迫“揭发”他以前的同学同事在“解放前”即 1949年共产党执政前的“历史问题”。陈祖东告诉他的家人,要他冤枉自己,还可以;要他作证说别人做了什么什么,他不能那样做。
    在1968年开始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建立了大量的“专案组”,他们除了在本单位里面“深掘细挖”也就是通过审讯、“隔离审查”和“斗争会”等 手段抓出所谓“阶级敌人”,还大量到外地外单位找和“审查对象”有关系和人“调查”,有一个专门术语叫“外调”。“外调”人员拿着自己单位的“革命委员 会”的介绍性,找到要找的那个人的单位的“革命委员会”,一起配合迫使那个人“揭发”和做“旁证”。陈祖东说的和“外调人员”打交道的情况,在当时是非常 普遍和典型的。
    文革之后,有的作者发表了文章和书,写他们在文革中的经历。笔者曾经注意到:有些人在文中提到他们在文革中向上报告了别人的事情,像别人和自己的私人 谈话内容等等,给那个人带来了麻烦甚至灾难,但是平平静静地写过去,并不觉得自己做了不对的事情。他们似乎觉得,他们检举的事情,本身是真的,不是他们编 造的,他们检举了并没有什么不对。
    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文革时代,在恐怖的压力下和邀功请赏的心理下,作伪证的人都比比皆是,而且大量作伪证的人在文革后既没有受惩罚也没有受到道德谴 责。这种情况下,有些作者也就觉得只要说的是真的,就没有什么错,也就在他们的文章中把这些事情无所谓地提过。他们不觉得告密是不道德的,所以也就把他们 告密的事情不经意地写了出来。在这方面,文革造成的中国人道德水准方面的堕落,真的需要认真的思考和清理。
    在这种背景下,陈祖东所说的痛苦,给了笔者非常深的印象。显然,在他看来,告密违反了他的道德准则,所以他对于要“交代”“揭发”别人的“历史问题” 感到痛苦。他是个有道德观念的人。对一个保持了道德观念的像他这样的人来说,“革命”不但在身体和物质方面残酷打击了他,而且在良心方面摧残他。
    9月20日傍晚,陈祖东告诉妻子,学校里叫他去“交代问题”。这是以前有过的事情,他的妻子没有感觉特别。当时命令人去谈话,把人关起来不准回家,是经常发生的事情,人们必须承受甚至已经习惯了。陈祖东离开了家以后,一直没有回家。他的妻子开着灯等他,等了一夜。
    第二天,学校的人来叫他的妻子去认尸体。家中别的三个孩子都在外地工作。他的妻子和一个女儿到了圆明园的一片树林里。陈祖东吊死在一棵树上。他们立刻认出他来。
    陈祖东在外地的三个孩子都没有为他的死回家。当时还在北京的一个女儿不久后被分配到西北的农场。陈祖东的妻子原来是一个工厂的会计,那时已经病退。她去了在东北阿城的另一个女儿家。陈祖东就这样人亡家破。
    陈祖东死亡后,清华大学的广播喇叭里有人发表讲话,说陈祖东“畏罪自杀”“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罪该万死”“变成了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等等。这套残酷而恶毒的话并不是一个人的发明创造,当时那些受迫害而自尽的人们,都被这样声讨咒骂。
    清华大学迫害知识分子的整套手段,被总结成文,作成中共中央文件,传达到全国,成为示范。无数人被这套“经验”害死。在清华大学,“工宣队”进校后整 死了24个人。这里只收集到10个受难者的名字。其中和陈祖东在同一个系的有李丕济教授。1968年11月29日,李丕济被关押在水利系的水力实验室中 时,跳楼自杀。那是陈祖东死亡50天之后。李丕济比陈祖东年长一岁。
    1978年,陈祖东得到“平反”。文革前,清华大学有108名教授,曾经被人开玩笑说好像《水浒传》里有“108将”。陈祖东就是这“108将”之一。陈祖东的家人听说,到1978年,这108人只死剩下40多人了。 

  10. 2013-02-09 16:51
    王友琴:文革受难者——陈梦家

    陈梦家,男,1911年生,诗人和考古学家,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1957年被划成“右派份子”。1966年文革开始,他遭到“批判”和“斗争”,被罚跪,被打,被侮辱,被抄家,被关押。他说:“我不能再让别人把我当猴子耍。”陈梦家在1966年9月3日自杀。
    1980年代以后,中国的相当一批年轻人重新发现和喜欢徐志摩的诗。徐志摩的诗集成为畅销书。在经历了文革的野蛮、粗暴和残酷之后,徐志摩那些表现轻 盈精致的情感的诗歌分外吸引人。像徐志摩一样,陈梦家也同属“新月诗人”——一个由他们的文学杂志《新月》而得名的二三十年代之际的诗人群落。1931 年,陈梦家编辑了一本《新月诗集》,收入徐志摩等十多人的诗作。书中也收有他自己的诗,其中一首写道:
    今夜风静不掀起微波,
    小星点亮我的桅杆,
    我要撑进银流的天河,
    新月张开一片风帆。
    编《新月诗选》的时候陈梦家20岁。大学毕业后,他入研究院研究古文字,进而从事古史和考古研究。他是有成就的学者。他的学术著作有《古文字中之商周 祭祀》(1936)、《西周年代考》(1940)、《西周铜器断代》(1955-1956)、《尚书通论》(1956)、《殷墟卜辞综述》(1956), 等等。
    1940年代,他和妻子赵萝蕤一起在美国芝加哥大学。赵萝蕤1948年在芝加哥大学取得文学博士学位,研究专题是美国作家亨利詹姆士的小说。他们回到中国后,赵萝蕤任燕京大学英语系教授,陈梦家任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
    1951年,共产党开始了“知识份子思想改造运动”,要求全国知识份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改造”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清算“美帝文化侵 略”。学校停课搞“运动”。教授们必须在群众大会上逐个进行“自我检讨”,有的人还得多次检讨,才能“过关”。除了检讨自己,还“揭发批判”别人。“思想 改造运动”之后,又开始了“忠诚老实运动”,每个人都必须详细“交代”自己历史上作过的事情。被认为“态度恶劣”的人,还被“隔离反省”。“忠诚老实运 动”之后,就开始了所谓“院系调整”。大学重组。教会大学如燕京大学都停办。清华大学的文科系取消。陈梦家在清华大学受到猛烈“批判”后,离开学校,被 “分配”到考古研究所,那是1952年。
    陈梦家夫妇的朋友巫宁坤教授,也曾经在芝加哥大学留学,1951年从美国回到北京时,曾住在他们家中。他在1990年代发表的一篇文章《燕园末日》中 说,有一天燕京大学校园(即现在的北京大学校园--笔者注)里的大喇叭广播一个通知,要求全体师生参加集体工间操,陈梦家听到,说:“这是1984来了。 这么快。”《1984》是英国作家 George Orwell 写于1949年的小说,预言了未来的极权社会的情景。但是陈梦家并没有公开批评过共产党及其推行的制度。
    1957年,在考古研究所,陈梦家被划成“右派份子”。他的主要罪名之一是“反对文字改革”。其实他只是说过“文字改革应该慎重”。虽然考古和政治斗争相距甚远,考古界也对他进行了大量“批判”。他的妻子赵萝蕤受到过度刺激,导致精神分裂。
    那一年有上百万知识份子被划成“右派份子”,其中有一大批是曾经留学欧美的各种专家。上面写到的巫宁坤教授被划成“右派份子”,并且被送到中国东北地 区自然条件十分艰苦的“北大荒”“劳动改造”。 划成“右派份子”后,对陈梦家的惩罚是“降级降职使用”。当时对“右派份子”的处罚分为六种等级。比起那些被送到“北大荒”劳改营的人们来说,他受到的处 罚不算最重。他仍然在考古研究所,曾经一度“下放”到河南农村劳动,作踩水车等等。在那期间,中国发生了数千万人被饿死的大饥饿。
    1960年,在食品严重匮乏的情况下,陈梦家的一个朋友,有个亲戚由政府派往国外工作,设法从国外给他带来一些黄油。这个朋友请陈梦家到家中,吃抹上 黄油的烤窝窝头。这原本不是什么特别的款待,在那个时候却珍贵非凡。陈梦家吃的时候流了眼泪。他依然有一颗敏感的诗人的心。但是,和其他中国知识份子一 样,他忍耐着,熬过了三年挨饿的日子。
    1966年,文革开始,1966年8月,陈梦家在考古所被“批判”“斗争”。他曾经被强迫长时间跪在考古所的院子里,毒日当头,有人往他头上吐痰。
    他的家被抄。他们夫妇的住房被别人占用。他和妻子被赶到一间本来是汽车库的小破屋里住。他的妻子两次发病,但是送不进医院。
    1966年8月24日傍晚,陈梦家在被“斗争”后,离开考古所,来到住在附近的一位朋友家中。他告诉朋友说:“我不能再让别人把我当猴子耍了。”这 时,考古所的一些人跟踪到来,在他的朋友家中,强按他跪在地上,大声叱骂他。然后,这些人把他从朋友家又押回考古研究所。当天晚上,不准陈梦家回家。
    1966年8月24日,是北京红卫兵暴力行动进入了最严重的阶段的日子。红卫兵满城到处抄家打人烧毁文物没收财产。考古研究所位于北京市中心,离王府 井大街很近,穿过马路就是中国美术馆。那一天,在考古研究所旁边的东厂胡同,至少有六个居民被红卫兵活活打死。拷打从下午延续到深夜。除了用棍棒皮鞭打, 还用沸水浇烫被绑在葡萄架子上挨打的两位老年妇女。“像杀猪一样。”邻居说。被折磨的人们的凄厉的惨叫在夜空中回旋。邻居们不忍聆听,只好用枕头捂上耳 朵。天明时分,火葬场的大卡车开来,运走了尸体。
    那天夜里,陈梦家被关在考古所里。他一定也听到了被打死的人死前的哀号。那时候,人被剥夺的已经远远不止是他所热爱的诗歌和学术,也远远不止是人的体 面和尊严。那时的人被打被侮辱被剥夺生命,而且受到的对待其实比猪不如。在乡下,猪养大了,请会杀猪的人来,通常一刀就杀死了,猪死以后,才用沸水浇烫以 利除毛。但是在1966年红卫兵的八月杀戮中被害的人,不是被子弹或者大刀一下子杀死的,是被红卫兵用铜头皮带和棍棒以及各种折磨虐杀的,杀害的过程长达 数小时甚至数日,于是这种杀害也更为残酷更为痛苦。邻居们用“杀猪一样”来形容东厂胡同1966年8月24日晚上的杀害,只是因为他们找不到别的修辞方式 来形容这种前所未有的野蛮和残忍。
    陈梦家在8月24日夜里写下遗书,服大量安眠药片自杀。由于安眠药量不足以致死,他没有死。1966年8月24日是阴历七月初九,是有“新月”的时 候。不知道那一夜他是否看到了新月,也不知道他对月思考了什么。他20岁的时候作诗说“新月张开一片风帆”,这是一个美丽的隐喻:新月形如风帆,送他走向 理想。但是1966年8月新月伴他走向死亡。
    十天以后,陈梦家在钱粮胡同住地又一次自杀。陈梦家自缢,死于1966年9月3日。
    在陈梦家的两次自杀之间,北京有数千人被红卫兵打死;有数万人被没收财产并被驱逐出北京;大批人在各个工作单位建立的“劳改队”中受侮辱折磨;大批人 在受到残酷“斗争”和侮辱后自杀。火葬场的焚尸炉日夜不熄,尸体依然堆积。所有被打死和自杀的人,当局一律不准留下骨灰。
    在陈梦家死后两天,1966年9月5日,当时领导文革的“中央文革小组”发出了一期“简报”,标题是“把旧世界打得落花流水--红卫兵半个月来战果累 累。”据说这份“简报”写道,到8月底止,北京全市共打死上千人。这份“简报”的正文至今仍然被作为“国家机密”保存,普通人和学者都无法知道其中还有什 么内容。但是仅仅这个标题和死亡数字,就告诉我们,文革的所谓“累累”“战果”,是无数和平居民的生命。文革的残忍和恐怖,实际上超过了《1984》作者 的预见。
    陈梦家,是一个敏感的诗人,一个温和的学者。在1950年代初,他遭到思想方面的攻击并失去选择工作的自由。1957年,他被划成了“右派份子”,一 个属于“敌人”范畴的人。到了文革,他遭到的不但有尖利的精神折磨,还有残酷的身体摧残。他已经遭受过了两次劫难,这第三次,也是最凶恶的一次,彻底毁灭 了他。这是一个人的毁灭,也是一批像他一样的人的群体——文明中一个虽然很小却很重要的群体的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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