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 时空论》导论”，节选的这一部分的目的是把它作为“ 粉碎 迫近中国的阴谋 ” 的参考文章，因此省略了原文中的注释。

战 争在汉语词典中的定义，是为政治目的而进行的武装斗争。如果按照这个定义，鸦片战争就不能称之为战争，而只是武装冲突，虽然八国联军最后攻入了中国的首 都，火烧了皇家的园林，占领了大清的皇宫。世界历史上所发生过的战争大都是同鸦片战争一样，不是出于政治目的，而纯粹是出于经济目的，或者是争抢男女的目 的，尤其是发生于西方的战争。西方的拜上帝会在将古人的诸神统一为耶稣、玛丽娅等排他的单一的神之前，诸神中的战神或者是庇护神是决定战争的力量，而到了 拜玛丽娅会的时代，信徒希特勒在要求通过战争对每一代年轻人进行洗礼时说，“我来完成耶稣基督未竟的事业。”决定向日本的广岛和长崎投掷原子弹的杜鲁门， 后来在肯尼迪作为天主教（拜玛丽娅会）信徒成为美国总统候选人的问题上，以肯尼迪的拜玛丽娅会信仰的问题为由极力反对，不知道杜鲁门的内心是否认为拜玛丽 娅会信徒在驱动战争中所缺乏的经验，就是杀人的手段不够残忍和杀人的数量积累不够。发动南北战争的美国总统林肯，在争取成为美国总统的过程中曾经写到， “我知道这是上帝的旨意。要是上帝指定一个位置、一份工作给我，我相信我已经准备好了。”通过林肯的这句话，后人可以清楚地知道美国的南北战争，在林肯的 心目中，是上帝交给他的一份工作。 ---- 战 争还可以由上帝通过指定的人发动。东方的中国为政治而战的结局，常常导致的是战争的失败。汉语中对战争的定义的偏差，恰恰反映了东方文化中对金钱与性的认 识的自欺欺人。礼乐仁义之流的虚伪与不能自知，导致了中国最大的民族汉族，在汉朝以后的对外族的战争历史中屡战屡败、一败再败的原因，不是汉人不能战或者 不擅战，而是不知为何而战。

战 争的残酷性，是在于使用一切可以使用的手段，来达到消灭对方、或者屈服对方的目的。这个性质决定了战争成为任何目的下，最干脆利落的达致目的的手段。而这 一战争目的，如果仅仅是政治性的，它便会成为一个流产的战争，因为政治本身是虚无的，不具备任何的实际价值。人类社会除了金钱和资源（包括满足性欲的资 源）属于 时 再造的根本必须，没有其它的方面，类似于政治这样的寄生于资源之上的创造权利，和拜上帝会这样的寄生于金钱（经济）之上的制造信仰，可以真正的成为通过战 争消灭对方或者屈服对方的目的。政治的基本使用规则是在握拳中获得最大的利益和权利，而拜上帝会的游戏方式是在为上帝的名义下获取最大的财富和敬仰。这样 的特点，使政治和拜上帝会都不具备彻底性。所谓把革命进行到底的政治口号，是喊给别人听的，如果真的革命到底，取得了彻底的胜利，岂不就彻底断绝了政治的 生路？如果全人类都虔诚地信奉了上帝，上帝还凭什么来命令人类赎罪？如果说再虔诚的信奉都还是有罪要赎，那么有罪的恐怕就不是人类了。

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导致了发生在东西方的战争在目的上存在着甚至是南辕北辙的差异。在近代全面接受西方文化的日本人，便是将掠夺资源作为发动战争的首要目的。但是一直以来受到张冠李戴的、滥竽充数的儒家文化侵蚀的中国，由于在成百上千代的 时的再造过程中，不断地重复着自欺欺人的文化游戏，使中国人自汉代以后对于人性中的一些根本性问题失去了分辨的能力，完全沉醉于自己所构筑的幻想的氛围之中。于是错误地理解自己为何而战，错误地想象别人为何而战，成为一种习惯发生在与中国有关的一千多年来的战争中。

中国的确有许多战争是糊里糊涂的为政治而战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所有的对外战争和武装冲突，诸如 1979 年的中越战争， 1962 年的中越战争， 1961 年至 1975 年对越南战争的深入涉及， 1950 年至 1953 年 的朝鲜战争等，主要都是出于政治目的。出于政治目的的战争，常常给人以多此一举的感觉，为政治尸横遍野，说到底，在战争中死去的冤魂，纯粹是某些政治领 袖，甚至只是政治概念的炮灰。为了理想去杀人，这样的理想的根本是什么，往往是说不出口的，因为一旦说出来便没有什么人会为它或者它们去卖命，于是战争， 无论任何曾经发动的，主动的战争，都披着厚厚的迷彩和伪装，使参与战争的人类不知为何而战。

人类为了争夺已知的有限的资源而大动干戈，是最基本的战争原因。古老的战争，是种族、甚至仅仅是家族或者个人为了自己和后代的 时能够更加长远的延续和再造而发动的。到了后来，战争的目的变得不是这样的原始，掺杂了许多个人和组织的私欲。但围绕着满足金钱的后天原欲和性的自然原欲的需求，是人类战争最基本的原因。

发生在人类历史上的战争多如牛毛，记录和分析各种战争的书籍汗牛充栋，影片和图片也是琳琅满目。战争通常都是以各种不同的视角，被歌颂着，就像西方人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歌颂上帝，可惜我还是不得不做出我自己的论述，利用我自己尚存的血液循环。

作为中国人 时再造出的后代，我关心自己的祖辈所经历的任何一场战争，这些战争中的任何些小的差异，都足以改变我作为一个人的 时。因为没有哪一个人，在他祖先的 时 再造的过程中，不曾经被战争深深地卷入过。

发生在 19 世纪的鸦片战争，是中国人所经历的第一次东西方之间的战争。其中第一次鸦片战争发生在 1840 年至 1842 年，是英国对中国发动的一场贩毒战争，而不是通常所定义的侵略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是从 1856 年到 1860 年， 是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继续，只是将中国的对手增加了一个法国，将贩毒战争演进为抢钱的战争。西方将我所说的贩毒战争堂皇上了“通商”的冠冕，也就是将中国近 代史所定义的鸦片战争美化为“通商战争”。如果说“通商”这两个字可以丈量出某些西方主流学者的脸皮，那么“鸦片”这两个字衡量出的是中国近代的相关官方 学者大脑中的脂肪。而我作为已经难以找到脸皮的汉人 时再造于 19 世纪 60 年 代末的产品，只能够非常绅士地、客观地将那场东西方之间在中国本土战争称为“贩毒战争”。原本这场战争也可以用“贩毒与禁毒战争”的名称，但是由于当年西 方向东方的贩毒并非只有中国，而且对日本和印度的贩毒要早于中国，只是在中国，由于清政府的禁毒而导致了英国部队和英法联军对中国本土的进攻。即使没有这 两次对中国的侵略，这场西方文明对东方文明所发动的贩毒战争，也是实际存在的，因为以资源掠夺为本质目的的人类的战争，存在着某些物品，比起用于战争的武 器更加的强大而有效。试问，如果一个国家可以通过出售给另一个国家毒药，并要求这个国家的人民都去服用这种毒，这种毒药，是否是一种特别的武器？特殊在无 需战需物资的损耗，无需枪支弹药、大炮战舰，而且还是由战场上的对方来埋单。 ---- 埋单的金银中不只要支付成本，还有比成本高得多的超额利润。

发生在人类 19 世纪中叶的，东西方之间的贩毒战争，即使没有在中国本土为了禁毒而展开的反抗。也无法抹杀人类历史上的这场极其特殊的，最为野蛮和无耻的、与人类的文明极端地背道而驰的贩毒战争的战争本质。

在 19 世纪和 20 世纪，中国和日本之间也发生过两次战争： 1894 年至 1895 年的中日甲午战争，和 1937 年至 1945 年 的抗日战争。这两场战争使中日之间人民的关系变得非常地微妙。一些现代的中国人，由于日本人在中日战争中的野蛮和残酷而仍然对日本耿耿于怀。我亦如此，但 不同的是我对那个时代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切齿还要胜于对同期的日本人千百倍，尤其是对于向中国和中国之外的任何国家公然贩卖毒品的人类中的极端败类的痛 恨，使我立下了一个终生必须做到的心愿。将人类文明中最为丑恶的贩毒战争中的罪魁铆在、刻录在人类耻辱柱中最耻辱的部分。

几个所谓文明的西方国家将人类在 19 世纪初所能够制造的最尖端的化学武器 ---- 鸦片，大量的投放到东方，而且要东方国家的人民用商品的价格去购买这些化学武器，用于消灭祖辈们经过几千年 时积累而创造的文明。这就是人类从 19 世纪开始的东西方文明之间的不惜消灭人类 时的所谓文明冲突，而这种冲突似乎至今还没有停止。

第 一次贩毒战争（即鸦片战争，下同）以前，在大清帝国属于非法的鸦片走私，是当时西方犹太人对华贸易的核心业务。后来人们根据西方的歪曲指责大清的闭关锁 国，试问西方将鸦片作为“洋药”充当出口到中国的最主要的货物，堂堂的大清帝国，难道是对其全面开放就可以满足令西方称道的“开关卖国”的要求了吗？中国 清朝的军队在第一次贩毒战争中同英军之间的死亡人数的比例约为 600 ： 1 。

大卫•沙逊是当时向亚洲贩运鸦片的垄断供应商。仅在 1930-1931 年，就贩卖了 18956 箱到香港和横滨等地。到 1936 年，大卫•沙逊集团在亚洲主要是香港贩卖的鸦片已超过 30000 箱，而且利润是同英国女王分摊的。林则徐初次查收、倾倒入水的 2000 箱鸦片全部为大卫•沙逊的财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