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如虹（五）

九、承前启后谱新篇
    窑业公司落下帷幕后，刘少文同志亲笔给中共湖南省委高文华副书记写信，说明中华窑业公司渌口电瓷厂是中共地下党的企业，属党内资产，现由戴凌翔同志前来办理移交当地党委的手续。中共华东局出具组织介绍信。爸爸立即离沪，经武汉，到中共华中局转介到湖南省委。爸爸在途经武汉时得知北京国家邮电部急需大号电讯瓷瓶，立即电告吴明，火速去北京承接订货。
    爸爸到湖南省委时，高书记出差未归，由周礼书记接见。两天后，爸爸再去省委，秘书告诉爸爸：省委同意接收渌口电瓷厂，工作同志都留用，省委的意见已批发到省军管会工矿处，由工矿处研究恢复生产事宜。
    爸爸去见工矿处主任陈钧同志。这位陈主任，当时不了解电瓷工业，对于是否立即招回遣散职工，恢复生产，犹豫不决。此时，正逢李文采同志随刘、邓大军进军大西南，路过长沙。这位李文采是个传奇人物。有一份革命回忆录里，有他不少精彩故事。他是湖南永顺人，1931年在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系学习时入党，1932年在洪湖苏区干了一年，被国民党军队打散后，逃到武汉，他父亲送他到德国。后来，他在德国德列士顿大学取得电热专业工学博士学位，1939年回国后，再次投身革命，在我党隐蔽斗争工作中，出过不少好点子，开办纸厂、石墨厂、窑业公司等都出自他的建议。这位博士，听了爸爸谈的情况后，和爸爸一起去见陈钧主任，他大讲电瓷的用途，及在当前恢复国民经济建设工作中对电瓷的需求。陈主任听后，第二天就下达军管恢复生产的通知，批给复工资金300万元（折合现今人民币300元），任命戴凌翔为军管渌口电瓷厂厂长。
    10月中旬，爸爸回到渌口，亮出军管通知，说明这个渌口电瓷厂，原是党的地下组织开办的，以前，以私营面目经营，现在已是公营厂。马上招回职工，恢复生产。
    解放之初，百业待兴。爸爸针对当时生产上的问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首先是充实劳动力，其中包括动员职工家属参加生产劳动。妈妈也就在10月初，把名字改了一个字，叫丁善经，参加工作，从学徒工干起。其次是，职工对国民党伪币狂跌，钱不值钱，记忆犹新，在对人民币尚未建立信心之际，爸爸采取发放职工所需米、盐等实物工酬。仅两个月，职工看到市场稳定，人民币值钱，才恢复人民币工资。当时，渌口没有电力，生产工艺全过程都靠手工完成。爸爸从长沙买来旧汽车引擎和发电机，请来师傅，装上天轴，带动机台、制坯，生产效率倍增。晚上发电为厂区照明。
    1950年3月6日晚，妈妈在渌口生了我的小妹妹，那天上午爸爸要出差，临行前留话，取名戴丁。

     1954年全家摄于醴陵

    1950年6月，中共湖南省委财委宋乃德主任，找爸爸到财委谈话，明确渌口电瓷厂是党的资产，今后财务报表等，从省政府工业厅转到省委财委帐上，省委财委决定扩大电瓷厂生产，要爸爸提出扩建方案。
    回到渌口，爸爸想，现时已没有掩护秘密交通、情报工作的需要，渌口厂周围已没有扩大余地，应在醴陵建新厂。不久，爸爸拿出方案，提出利用已停办的醴陵瓷业学校校址，改建电瓷厂。
    省委财委很快批准了爸爸提出的方案，并由省委财委投资一万担米（约合现人民币8万元）。新厂定名为湖南电瓷厂，厂长戴凌翔，负责筹建。爸爸来到醴陵县城，办好购买瓷业学校校园、校舍的手续后，决心改变醴陵瓷业百年多来手工生产方式，实现机械化作业。
    当时，醴陵县城没有工业电力。爸爸决定厂里办电。爸爸想到抗战时期湘江里有不少轮船，被日机炸沉江底，便在长沙市找打捞公司，付给打捞费，从两艘沉船上，拆卸、捞出两套完好的燃煤锅炉及其附件，运到新厂。从湘潭电机厂订购一台40千瓦发电机及其配套设备。这些设备安装完成后，工厂就有了成套自备动力。与此同时，爸爸聘请工程师设计，由长沙机床厂制造，从粉碎瓷土，炼制原料，直到制坯、成型，乾燥等各项生产工序的机器设备。有了这些设备，除工艺流程的运输仍用人力外，生产各工序都可实行机械化作业。最后，把用木柴作燃料的烧成窑炉，改为用煤作燃料的园窑。不到一年，新厂建成，渌口厂停办，全部职工都进新厂上班。
    新厂开工后，产品质量和数量大幅飙升，这些措施在醴陵堪称瓷业生产的一次大飞跃。此后，新厂广接订货，发电厂用的悬式电瓷瓶和小电瓷件都做；抗美援朝，军委需要大量通讯瓷瓶，每只仅合现今两角钱也做。积小成多，盈利倍增。
    1952年，"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在全国开展起来。爸爸在厂内发动职工自查自揭，搞了多日，没有打出贪污一千元以上的"小老虎"。省委副书记兼工业厅长高文华找爸爸谈话，批评领导不力，打不出"老虎"。最后问："你自己是不是老虎？"爸爸理直气壮地回答："自问不是，可以查嘛！"不几天工业厅派出人事处长带领十几个小青年进厂"打虎"。当晚，他们就对几位经手财务的职员分隔围攻，采取粗暴的"逼供信"办法，甚至抓住头发，逼迫弯腰，肉体折磨。这种搞法，除个别人能挺住外，多数人在逼迫下都胡报贪污金额。一下子就打出多个大、小"老虎"。第二天，贴出"打虎捷报"，"战果辉煌"。晚上召集第二批对象座谈，动员主动自报。财务科长对先一天的一个大"老虎"报的贪污金额，表示怀疑地说："他总共经手的钱，也没有达到万元。全部贪污了，也不够当‘大老虎'"。打虎队长一听火了，说财务科长是包庇"老虎"，对抗运动。队员们一哄而上，把财务科长暴打一顿，眼镜都打碎了。队长一看，快出人命，才叫住手。隔天上班，厂里出现了好几个剃光头的职员。他们是怕被列为"打虎"对象，被揪头发挨斗。一个多星期，全厂打出"老虎"十几只。"打虎"队得胜回厅。厂里职工情绪消沉，谁也不敢、不愿沾钱。人们嘴里不说，心里明白："太冤枉人了！"生产经营几乎停摆。厂里只得逐人逐事甄别、平反。结果还是一个"老虎"也没有。
    爸爸觉得，这种搞法，真叫人难以接受，不好理解。
    后来，中南行政区重工业部在武汉召开工厂领导人会议，厂长们有的不发言，有的发牢骚，消极情绪普遍。中南工业部副部长曾志在大会上说，群众运动免不了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她说，她自己在延安整风运动时受批斗，关了好几个月，后来还是平反，照常为党工作。她要大家消气，振作精神，搞好收尾，抓好工作。这是爸爸第一次见识群众运动。
    1953年初，第一机械工业部成立。爸爸参加成立大会。经一机部与湖南省委协商，决定将湖南电瓷厂改为第一机械工业部直属厂。这年夏天，第一机械工业部电工局基建处长王子宜陪同苏联专家沙柯夫来厂视察，对湖南电瓷厂的经营管理和生产，大加赞扬。秋天，第一机械工业部统一全国部属厂的名称，按工厂所在城市名称，将湖南电瓷厂改名为醴陵电瓷厂。
    升级部属大厂，并没有使醴陵电瓷厂忘形。爸爸的作法是：对内开展劳动竞赛，多劳多得，加强工艺流程的质量检查；对外不提价，不拒绝小批量、小产品，有单就接，有活就干。在有些国营大厂需贷款发工资的情形下，醴陵电瓷厂总是有大量利润上交。
十、奉调进修名校
    1954年4月第一机械工业部经过湖南省委，通知爸爸到清华大学学习。
    爸爸进清华大学是按照进修教师的身份安排的，工资照发，有寒暑假。和爸爸一起进清华园的还有上海电机厂一位党委副书记和电工局的两位处长。这四位"进修教师"编成一个党小组，相互照应，自我管理，随清华电机系电94班听课。

1954年在清华大学，与学友电工局生产副处长吕进

(左后)，基建副处长张玉清合影。

    1955年3月18日，妈妈在醴陵生了我的大弟弟，取名戴晓强。
    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在毛泽东主席亲自部署下，通过普遍号召，层层座谈，广泛征求意见，"大鸣大放"的群众运动席捲全国。清华大学电机系总支书记多次来到四人党小组动员鸣放，认为四位置身于有"鸣放旋风"美誉的清华园，不应沉默。而这四位，有三位来自老区，自是老到，另一位已有"三反"前车之鉴，对政治运动颇有感受。他们以学业紧张为由，没有鸣放，只是在课余增大了阅报时间，关注运动动态。仅只一个月，全国大鸣大放高潮过后，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一场反右斗争在全国展开。那位系总支书记，被定为右派，开除党籍。

           1956年全家摄于醴陵
    这个学期结束时，爸爸的基础课学习告一段落，下学期将转入专业课学习。此时，一机部计划新建的开关、电瓷、电容、绝缘材料四个电工厂和高压电器研究所，已确定集中建在西安，并成立西安电力机械制造公司，开始筹建。爸爸被预定在绝缘材料厂，工资关系由醴陵转到西安。
    暑假期间，爸爸要落实专业学习班级，由于清华大学没有绝缘材料专业，只有上海交通大学有这个专业。这年9月，爸爸转入上海交通大学绝缘材料专业四年级，跟班听课。学了一个学期，上海交大的这个专业要内迁到西安交通大学。爸爸的专业学习也要随之内迁西安。
    1958年春节前，爸爸回到醴陵，领着妈妈和弟妹们，迁往西安。到西安后，妈妈进西安高压电瓷厂上班，爸爸到西安交通大学电机系绝缘材料及电缆专业继续学习绝缘材料专业课程。
    这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在北京举行，随即拉开了"大跃进"的帷幕。12月，爸爸奉第一机械工业部调令到兴建中的西安绝缘材料厂参加安装设备和试生产工作，任副厂长，中止了在名校的进修学习。
    现在，北京清华大学承认爸爸是该校的校友。2000年，清华大学电机系，印制一本校友录，其中有爸爸一个专页，刊载爸爸的相片和简历。
    上海交通大学的校友名册上也有爸爸的姓名和通讯处。
    1996年，西安交通大学迁校40周年纪念活动，爸爸应邀参加，获赠校庆纪念品、纪念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