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如虹(四)

七、临危受命，秘密交通站入党
    1946年上半年，国内的政治局势正处在密云不雨的状态中，国民党当局宣布还都南京，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也从重庆迁到南京。中共中央上海局在华东、华南开展工作。刘少文代表中共中央军委情报系统参加上海局领导班子，任委员。他马上建立起隐蔽斗争的掩护机构。
    为了建立联接浙赣、粤汉两路与香港分局的交通，组织上考虑在株洲附近建立秘密交通站。这时，任中衍在上海有一个堂兄任大张，抗战后期曾在湖南醴陵经营过一个小电瓷厂，现已停业。于是向刘少文、孙友余提出与任大张在醴陵合办电瓷厂，掩护建立秘密交通站。
    1946年12月，由李文采代表中国工业原料公司与任大张签订合股办厂合同。合同规定任大张负责生产制造，李文采派员负责一切会计事务。不久，在中国工业原料公司的招牌旁，又挂上一块《中华窑业公司》的招牌。
1947年4月，爸爸到上海后，孙友余拿出签订的合股办厂合同给爸爸看，要爸爸到醴陵"负责一切会计事务"工作。4月底，他和吴明一起启程，路过汉口、长沙，先后与张哲民、程若冰接上头，而后到醴陵。
    这时，任大张已先到醴陵，在已停办的瓷业学校租了几间厂房，请了十多名员工，安装机台，开始手工操作生产。爸爸不计较身份的高低，他明白：他对这个交通站的秘密掩护工作和公司的电瓷生产，负有全责。他必须搞好与任大张的团结，同时努力学习工厂的生产、管理业务知识。
    一个多月后，妈妈带着我，由公司安排，从上海坐船到武汉。张哲民从武汉把我们母女护送到醴陵。
电瓷厂的第一批小批量的产品运到上海交货后，中华窑业公司敞开接收订货，对客户有求必应，订户迅速增加。每份订单预收30%的预付金，经济收益可观。湖南方面生产压力很大，必须扩大生产能力，而生产场地和设备都不够用。爸爸急忙着手筹划解决办法。他在醴陵西边的渌口对岸的雷打石镇，找到一个倒闭的瓷厂，经上海方面党组织同意，6月份，以7200块银元买下这个厂。

    上海方面决定：戴凌翔去渌口负责筹建新厂。随后妈妈和我也到渌口安家。
不久，新厂建设就绪。公司指派任中衍到醴陵和渌口察看。他看到，渌口是渌江汇入湘江的地方，靠近浙赣和粤汉两路交点株洲，水陆交通方便。新厂就在渌口对岸的雷打石镇，比较隐蔽。他建议把醴陵厂停办，全部迁到雷打石镇。
    1947年12月13日，妈妈在渌口生下我的大妹妹，取名戴磊。她比我整整小10岁。

           1948年全家摄于株洲

     新厂投产后，大家习惯叫它渌口厂。工厂扩大了，产量倍增，业务量也重了。
    上海公司派来穆荪尧、高正钧到渌口厂增强管理力量。我的堂姑妈戴荫娴带着周岁的二女儿随同姑父高正钧，也来到渌口。
作为党的秘密交通情报站，渌口厂通常是按照上海方面的任中衍，武汉办事处的张哲民、岳健中和长沙办事处的程若冰，三个站的通知办事。主要是接待秘密转移的同志，掩护他们的行踪。如陈崇基同志（小说《红岩》里陈岗的原型陈崇德的哥哥），原在武汉市江汉区做群众工作，被敌特注意后，转移到长沙，经程若冰介绍，到厂隐蔽，后留厂任会计。张国权同志，原在重庆新华日报社做总务，当报社在南京被迫关闭后，转移到上海，经任中衍介绍，到厂隐蔽，协助厂里总务工作，解放大军过江后，去香港陪同民主人士由海路进京。候德才同志原在湘煤电厂做工运工作，被敌特注意了，来厂短期隐蔽后去长沙，后在长沙市总工会工作。刘德元同志在重庆地下党被破坏时逃出来，在厂短期隐蔽，后去邵阳，湖南省和平起义后，在邵阳报社工作。还有一些同志小住即走，爸爸凭介绍信接待食宿，走时给路费，绝不问从哪里来，到何处去，连他们用的姓名也尽快消除。
    1948年4月，孙友余胜利完成到大别山给刘、邓大军送重要情报任务后，刘少文要他到渌口看看。他在厂里住了两天，对渌口厂的作用和生产都很满意。并在长沙办事处召集程若冰、岳建中、陈崇基和爸爸，向大家简单说了大别山之行的情况，着重讲了战争形势。
    正当刘、邓大军在大别山首战告捷，渌口厂生产大有发展的时候，刘少文的得力助手赵平及其妻子沙平，在淅江余杭出事，被国民党特务抓住了。刘少文发现后，即向刘长胜、刘晓等发出出事信号，并布置有关人员迅速疏散、隐蔽。孙友余接到通知后决定：上海方面，原料公司和窑业公司的工作人员，留沈毅一人坚守，其他同志全部疏散隐蔽；湖南方面，由任中衍传达情况和决定，程若冰立即撤回北方解放区，戴凌翔坚守渌口，高正钧带家眷回芜湖老家；公司和渌口厂的生产经营不停。
    程若冰在长沙向爸爸传达了有关情况和决定。爸爸表示坚决执行，一定把渌口厂的工作做好。同时，向程若冰提出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程若冰对爸爸这种越是艰险越向前的要求给予肯定，答应到解放区后，一定把爸爸的入党要求向党组织汇报反映。
    这年12月上旬，爸爸在渌口厂收到一封化名来信，约爸爸到长沙见面。爸爸一眼看出是孙友余的笔迹，马上赶到长沙。在长沙，爸爸和孙友余串街走巷地谈。孙友余告诉爸爸：赵平一事已平息。赵平挺下来了。赵掌握的两处秘密电台和多处交通站，都没有出事。沙平没有挺住。她唯一接触的一个交通站-上海威海卫路的福民食品店，被捣毁，抓走了三个店员。当时刘少文正在福民食品店楼上，得以机智逃离，但在逃离时，摔伤了左脚。刘少文和孙友余到解放区后，都到了西柏坡，见到了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并领受了新任务。程若冰和任中衍等同志，也都到了解放区。程改名凌则之，任改名钟衍。
    最后，孙友余对爸爸说："凌则之汇报了你的入党要求，组织上已经讨论通过，予以批准。我代表党组织通知你：从今天起，你就是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没有候补期。"孙友余还告诉爸爸：现在在渌口厂的陈崇基同志是党员，有事可以和他商量着干。爸爸牢牢记住了这个入党时间：1948年12月16日。
八、中华窑业公司完成党的使命
    1949年元旦，新华社发表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解放大军捷报频传，蒋家王朝江河日下。中共中央指示隐蔽斗争战线的同志们，要积蓄力量，准备迎接和建设新社会，要防备反动派垂死前乱捕滥杀。爸爸与陈崇基研究决定，由陈解送最后一笔银元到上海上交公司。
    陈崇基到上海后，向孙友余、张哲民等同志汇报了湖南的情况。孙友余指示，要防止急躁，警惕敌人破坏，必要时停产疏散，保住同志和工厂不受损失。决定：戴凌翔驻长沙办事处，陈崇基留渌口厂。陈崇基回湖南不久，解放大军渡江，长江南岸战事激烈，隔断了湖南与上海的交通。生意无法做，经济没来源。爸爸与陈崇基决定：停产，疏散职工，向他们说明，战事过后，工厂复工时优先录用。
    1949年4月以后，渌口厂只留下陈崇基、穆荪尧、吴明三同志和三个工人看守。8月上旬，湖南省和平解放，工厂人员和财物，没有损失。不几天，收到凌则之从上海发到长沙的电报，要爸爸前往上海。
    爸爸到上海后，见到刘少文，才知道他就是以前见过的张明。这时，他已就任华东行政区轻工业部部长。中国工业原料公司和中华窑业公司的大多数同志也进轻工业部任职。两家公司已停止经营。在上海，爸爸补办入党手续，填写入党志愿书，介绍人由刘少文、孙友余、凌则之三人签名。
    孙友余指示，清理中华窑业公司的资产和账目，与任大张结账。经爸爸与原工作人员清理，与任大张清结，并达成协议：现有中华窑业公司在上海和湖南的不动产及所有存货，由戴凌翔代表中国共产党的地下组织接管，今后如继续经营，任大张可以以工程师身份在工厂工作。协议于1949年9月13日在上海签字。甲方产权代表人：孙友余，李文采、张哲民、任中衍、戴凌翔；乙方：任大张。
    这份《协议》和1946年12月的开业《合约》都完好无损的保存在现今醴陵电瓷厂档案里。
    为时近三年的中华窑业公司，就此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