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如虹(三)
岁月如虹(三)
五、参加革命的愿望实现
进中国工业原料公司工作，就是参加革命工作。这个中国工业原料公司是当时中国共产党中央南方局领导的庞大的斗争工作的一个枝干，是当时中共地下党在社会上公开经营的一个企业。这是1949年6月上海市解放的头一个月揭开的面纱。
中国原料公司的领导人是当时中共中央军委负责交通和情报工作的指挥员、中共中央南方局委员刘少文。1987年刘少文同志逝世时，新华社发布的电讯称："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党我军对敌隐蔽斗争战线杰出领导者刘少文同志因病于1987年4月10日在北京逝世，终年82岁。"
中国工业原料公司的公开注册经理是孙友余。孙友余同志逝世时，人民日报刊登了他的像片和生平："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生义战士，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咨询组成员，原国家机械委员会副主任、党组成员，第五届政协委员孙友余同志因心脏病医治无效，于1998年9月4日16时50分在北京逝世，享年83岁。"其中还说："孙友余同志出生于1915年10月，安徽省寿县人，1934年至1937年就读于上海交通大学。抗日战争爆发后奔赴延安，1938年1月参加革命，同年6月12日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8月奉命派往重庆中共南方局做统战工作，创建了青年科学技术协会。皖南事变后，负责秘密交通和情报工作，根据革命工作需要，参与开辟了川北至陕甘、川东到中原的交通线。1947年秋，组织派他携带重要军事情报，从上海突破国民党重重封锁，到大别山地区，寻找刘、邓大军，他完成了任务，为我军转入战略进攻的初战告捷做出了贡献......。"
1943年3月，中国工业原料公司在重庆市都邮街（即民权路）55号二楼挂牌经营。党组织为它确定的内部任务有三：一是保持从重庆到川陕边境的秘密交通线；二是负责执行秘密交通和情报工作；三是筹集党的秘密交通和情报工作的经费。这个公司的一部分公开业务是把四川南江和陕西眉县的石墨矿块，加工成合格的石墨粉末，运到重庆，卖给铅笔厂和电池厂。爸爸在没有参加这个党的秘密组织之前，并不知道这个公司的内情，只是与这个公司的有关业务人员，有些接触和交情，并经常给他们一些友好的帮助。
1945年4月，爸爸辞别长寿面粉厂来到重庆。孙友余见爸爸到来，自是高兴。他向爸爸介绍眉县石墨厂的情况，交待任务，还给爸爸一本英文版的《Ball grinding mill》(球磨机)，要爸爸参考这本书，对眉县厂的那台水力球磨机检修改进。几天后，爸爸跟着公司副经理张哲民去眉县，路经宝鸡，又会同马杰坡一起到厂。在厂里，张哲民把爸爸介绍给大家，而后离厂回公司去了。马杰坡则带着爸爸到县银行更换印鉴，把款项进出的事移交给爸爸，尔后回宝鸡，再转回重庆去了。就这样，公司把眉县石墨厂交给爸爸，由爸爸独挡一面，带着十几个工人完成生产和运出任务。爸爸对厂里的设备和工艺做了一些改进，石墨粉生产的产量和质量都有提高。
1945年8月，爸爸受领了一项临时送信任务。爸爸到西安，把信送给一家造纸厂的接头人，而后寻访了我舅舅一家。此时我舅舅在西安一个新兵师的团部当副官。爸爸在舅舅家小聚几天的时候，传来了8•15日本无条件投降的喜讯，整个西安敲锣打鼓，燃放鞭炮，一片欢腾。爸爸立即赶回眉县厂。
不久，收到重庆张哲民的来信，说是公司要迁往华东光复区，要爸爸负责办理关闭眉县石墨厂，遣散工人。办好收尾工作后，不要回重庆，直接从西安去华东，先到老家，而后再与重庆公司联系。
爸爸接信后，为难的是遣散工人，要发遣散费。十几个工人的遣散费，为数不少，把银行的存款全额取出，也不够用。爸爸只得找舅舅借钱垫付。处理完关厂后，爸爸到西安。此时，舅妈急于回安徽丁家分娩，要求与我爸爸同行。他们一起，从西安坐火车到潼关。出潼关以东火车不通，爸爸顺势而为：他们坐马车，坐简易平板轨道车，再坐汽车。进入安徽境内后，坐船到六安，在六安给舅妈雇了一乘轿子，爸爸步行，回到长临河镇丁成三村。在路上花了近一个月时间。
爸爸到家的那一天是1945年11月9日（农历十月初五），我已经长成8岁的小姑娘。距爸爸1937年10月15日离家，有8年零24天。在这段年月里，妈妈和我在老家的日子很不好过。
妈妈背着我躲避战火后，回到老家，算是保住了两条命。在自己家里，日常生活比起沦落异乡还算好点。可年景还是一年不如一年。1940年我三岁时，一大家子过不下去了，只得分家度日。妈妈和我分得三亩薄地，自耕自种。妈妈下地，就带着我去。我能干什么呢？拉场子（即翻地打拢），妈妈一个人不好干。我上去帮忙，弄不动，一拉就摔倒在地。妈妈望着我，一筹莫展。我对妈妈说："我长大了，就有力气了。"
我四岁的时候，在大门口看到别家的孩子吃梨，自己没有吃的，只能对妈妈说："我不想吃梨"。
1942年，我五岁了，出麻疹，更是雪上加霜。妈妈告诉我，那时我全身都紫了，奄奄一息。请妈妈娘家一位表兄医生看病开方子，吃中草药。二伯妈也接济点钱给我治病。能想的办法都用上，为了能让我活下来，妈妈每天给菩萨磕100个响头。苍天不负苦心人，妈妈把我从死神手里抢过来了！
妈妈和年幼的我
1943年，我六岁的那个中秋节，妈妈看到邻居、亲戚家，虽然都很穷苦，却是一家人在一起，相互照应，患难与共；只有我们家，不知爸爸到哪里去了，甚至有人说，他在外面死了。妈妈越想越难过，起了跳塘寻死的念头。她泪如雨下，向塘边走去......，忽然，在她身后传来我叫"妈妈！"的声音，这才转过身来。
有一天，我在大门外，捡到一张作废的邮票，马上跑回家交给妈妈。我高兴地嚷着："写信，叫爸爸回来。"
妈妈哭了。爸爸在哪里! 就是有邮票也无处可寄呀。
爸爸不在家的日子，只有1944年我七岁的时候过得较安稳。那一年，由妈妈娘家亲戚丁灵君推荐，妈妈带着我到三叉河小学当老师，教一年级。妈妈会弹风琴、吹口琴、吹笛子，教音乐、体育都可以，教语文板书写得不好，有些难堪。在那里，我们母女俩吃住不成问题，一学期还给100斤米的薪酬。
为了母女俩的生活，妈妈支撑一家，下地种麦子，种稻谷，摘棉花；农闲时到香烟厂包香烟，到肥皂厂包肥皂，到袜厂缝袜头，跟裁缝当下手，锁扣眼，钉纽扣。为了母女糊口，凡能找到的活都干。
妈妈带着我硬是挺下了八个春夏与秋冬。
爸爸回来了，这是我们家的大喜事。我跟着爸爸屋里屋外地转，寸步不离。
爸爸歇了两天后，就带着我下地，帮助妈妈干农活。
1945年抗日胜利后重聚，这也是爸爸妈妈的第一张合影。
六、一切听从党安排
爸爸在家写信给重庆汇报情况。为了顺应家乡亲友的环境，爸爸在凌翔前面加上戴字，从此就叫戴凌翔。
重庆公司汇来钱，写来信。张哲民在信上说："孙友余已到上海，你可以去上海莫干山路阜丰面粉厂找他。"爸爸向舅妈还清在西安所借遣散工人垫付款，就赶往上海。在上海，孙友余和爸爸在一个小酒馆里边吃边谈。爸爸汇报了眉县厂收尾的工作情况，并请示下一步的工作。孙友余说："现在只我一个人先来，过些时候，我还要回一趟重庆。你自己先找个事安身。"
爸爸回安徽找事做。他在芜湖我堂姑父高正钧家听说，高的表兄王懿原来在后方勤务部当科长，新近被任命为刚组建的辎重汽车24团二营营长，正在上海招聘驾驶兵和工作人员，准备接收从美国运来的新汽车。高正钧陪爸爸到上海找到王懿。王说，营部有个上尉器材管理员的缺，可以让爸爸干。
爸爸找到孙友余，谈了以上情况。孙友余同意爸爸去干，并告诉爸爸："任中衍已回上海。你以后同任保持联系。他家在慕尔鸣路。"这之后，爸爸再一次披上国民党军队上尉的"老虎皮"。
辎重团二营营部驻江湾。有一天晚上，他们到江边接收美国从海上运来的100多辆DOGE（道奇）军用新十轮卡车。爸爸有意显示他的能耐，开上一辆。王营长很赏识。此后，王营长准许爸爸驾车。辎重二营在上海驻扎一个多月。爸爸多次抽空驾车到任中衍家。这时任中衍已将中国工业原料公司在上海挂牌，开始做矿石营销业务，爸爸有时开车帮助公司运送货物。
1946年初，辎重二营开跋到南京，营部驻国府路。
经过八年的分离磨难，妈妈再也不肯和爸爸分开，不管爸爸说在外面多么的艰苦、动荡和危险，妈妈都强烈坚持要和爸爸在一起。1946年春节前，妈妈带着我走17里路，到桥头集上火车去南京。我们一家三口，第一次过了一个团圆的春节。从此，妈妈一直紧跟爸爸走南闯北。一直到1987年3月，爸爸离休后有探亲假。妈妈才和爸爸回老家看望亲友，时隔41年。
到南京后，我开始上学，这是我上的第一个小学，它是位于国民党总统府对面的国府路小学。
爸爸在辎重营，能知道不少国民党当局调动军队、装备的情况。他用朋友间写信的方式，即时向任中衍汇报。任也曾到南京我们家听取情况。收获最大的一次是，营部的书记官开小差跑了，营长要高正钧当书记官。在清理那个开小差的书记官丢下的资料时，爸爸和高正钧一起挑选了一些《军情》、部队动向，特别是有一批华东地区军用地图等极有价值的资料。随后，爸爸找个事由，去上海一趟，把那些资料，全部交给任中衍。
1946年秋，辎重团开到徐州，靠近前线，军事活动频繁，爸爸从下属班排领取器材的情况，也能了解很多动向。当时我和妈妈住在徐州，爸爸平时不回来。有一次孙友余约爸爸到上海任中衍家中见面。和孙同来的还有两位年龄较大的人。孙向爸爸介绍：一位叫张明，一位叫赵平，都是自己人。他们向爸爸很仔细地问了徐州地区国民党军队的很多情况。解放后才知道，张明是刘少文的化名。这是爸爸第一次见到刘少文。
1947年初，辎重营王懿营长，开车轧死了人，坐班房丢官，换了新营长。高正钧的书记官职务被免掉了。爸爸的职位也不能保。爸爸写信给任中衍，报告了这些动向。这个时候，上海正在筹划组建中华窑业公司。任中衍回信，要爸爸离开汽车营回上海。
有天晚上突然爸爸回来，匆忙带着妈妈和我，"开小差"离开辎重团，从徐州到了上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