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起前排：孙子、大女儿、善经、凌翔、大女婿、孙女

后排：小儿媳、小儿子、大儿媳、大儿子、二女婿、二女儿、三女婿、三女儿。

三、颠沛流离
    抗日战争时期，有亿万中国人被迫颠沛流离，爸爸妈妈也未能幸免。他们为时局所困，长期离别。各自经受磨难，无法相互扶持。
    测量学校是一所军事技术学校，隶属于军令部。新生入校后，首先要进行半年军训。当时，黄埔军校设有一个"五校入伍生营"，专门负责五个军事技术学校新生的军训，这个营的营部设在江西省南昌市望城岗。此地即是"文革"期间邓小平同志度过三年多时光的处所。测量学校的新生编为第二连，其他军需、兽医、海军、雷达四校新生混编为第一、三连。军训进行一个多月时，日军攻进浙江，逼近江西。五校入伍生营全营西迁，先乘汽车到长沙，再徒步行军经益阳、常德、转向北，到达湖北省沙市对岸的弥陀寺镇，分住民房，继续训练。
    1938年4月底，半年军训结束，测量学校派来汽车，将测校生接回长沙。此时，安徽省大半沦陷，不少安徽老乡逃到长沙。我二伯及其岳父一家，我外公、舅舅、舅妈一家，都来长沙。前述丁惠民一家也在长沙。爸爸都见到了他们。
在一次躲空袭警报的防空洞中，不期而遇，爸爸碰到了久违的宣家杰。宣家杰的外婆家也在丁成三村，宣家杰比爸爸大四岁，是爸爸童年时的伙伴。爸爸考入卢州中学高中时，宣家杰已从卢州中学毕业，考入中央大学农学院。此时中央大学已从南京迁往重庆。宣家杰告诉爸爸，他在进中央大学后不久，和一些进步同学一起去了延安，进了抗大。抗大毕业后，他从延安出来，准备继续中央大学的学业。
    家乡熟人，童年伙伴，让爸爸第一次听到在延安实地的生动感受，留下很深刻的印象：延安是抗日的、进步的、革命的；共产党比国民党好。
    不到半年，因日军逼近，测量学校整体由长沙迁到广西桂林七星崖。抗日战争时期的桂林，是不少大学、文化机关团体内迁暂避之地。这里文化气氛较浓，进步出版物大量涌现流传。不仅有巴金、茅盾、郭沫若等国内年轻进步作家的书，还有高尔基《我的大学》、奥斯特洛夫斯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车尔尼雪夫斯基《怎么办？》。这些进步书籍使爸爸在文化素养、精神境界和政治思想倾向上有了进一步的升华。
    当时，七星崖的卫生环境很差，蚊子成群。年底，受蚊子叮咬，爸爸染上恶性疟疾，一发病全身寒颤，不由自主，抖动不停，倍受折磨。看病的医生一周才来测量学校一次，来后给病人打针，若遇不上寒颤发作，就起不到治疗作用。眼看拖了一个多月，爸爸的病情日益加重，身体消瘦，脸面浮肿，卧床不起，不能听课，随时都有可能被病折磨而死。幸好，有一次医生来到，正赶上爸爸寒颤发作，适时打针，起到药效，扭转危势，算是死里逃生，熬过一劫。
    1939年初，战事逼近广西，测量学校继而又西迁往贵州。爸爸大病初愈，本可以得到照顾乘车，但他选择随队步行跋涉。行军一个多月到贵阳。再从贵阳到安顺以南的镇宁县。测量学校的新址离黄果树瀑布仅二、三十里。经过这一路的锻炼，他的体质得以恢复。
    途经贵阳时，爸爸登上空中摄影用的小型飞机，实习了一次航测，航测专业学习就此结束。
在毕业分配间隙，爸爸到安顺拜访了吴忠性一家，见到了吴忠性的寡母杨氏和夫人，还有一个男孩。这位测绘前辈，在抗日内迁中，日子也不轻松。他另有一个年幼的儿子染上重病，回天无力，被送到河边，还没有埋，又活过来，再抱回家，最终还是夭折了。
    测量学校的毕业生被送到贵阳测量局，分配工作中出了问题。首先是学航测专业的同学无用武之地：当时没有航测条件，被改做地面测量分配。有几位同学对此不能接受，开了小差。因为在入学简章上有明文规定：中途退学或毕业后不服从分配，要追赔在校培训期间的一切费用。因此，要改名换姓，以防被抓回受罚。适巧爸爸的一位同室姓厐的同学，有音乐天赋，决定到桂林进音乐学院。他到街上买了几张假中学毕业文凭，拟了一个 "凌彦"的名字。虽然爸爸暂时还没有出走之意，为有备无患，也顺便取了一张，写上"凌翔"的名字。此外，入学简章中曾明文许诺，学生毕业后，由测量局以少尉军衔待遇任用。这时测量局以国家经济困难为由，按准尉待遇下达委任书。同学们自然不能接受，集体退回委任书，拒不上班。经过谈判，测量局自知理亏，半个多月后，收回成命，改发少尉衔委任书。
    1939年10月，同学们开始工作，四人一组，由组长带队，执行地面测绘任务。爸爸的一组，被派到息烽县养龙司地区，四个多月完成测绘任务后，和其他组集中到桐梓镇待命。
    此前说到，爸爸是离妻别女，去长沙测量学校求学的。爸爸临走时，家里人没有想到会去多久。当时我出生才40天。爸爸走后，妈妈带着我过日子，一切都很寻常。过年时妈妈抱着我给爷爷拜年。爷爷给我们三吊压岁钱，其中就有爸爸一吊。
    1937年12月13日，日本侵略军攻占南京，进行了六个星期的血腥大屠杀。此后，它的侵略铁蹄，向内地纵深践踏，所到之处，烧杀掳掠，无所不为，野蛮气焰更为嚣张。次年2月，日寇侵占烔焬河镇，距长临河仅30里。为躲避战火，戴家丁家和耿姓三家结伴，向西往六安方向逃奔，日行80里。
    那个时候，我只有半岁，还不会走路。全靠妈妈背、抱。从六安直奔大别山，越过山巅，到达潜山。颠沛流离两个月才回到已沦陷的老家。在这两个月逃难的日子里，食不裹腹，奔波疲惫，有时露宿在草地上。返回到六安时，妈妈染上疟疾，只能靠中草药对付。妈妈病了，没有奶水，我没有吃的，瘦得皮包骨头，不停地哭闹。那个时候，真是苦愁到了极点。看到一路上都有失散的儿童，妈妈曾想"无可奈何，把小惠丢掉算了"。这个念头，被一起逃难的我的一个婶婶知道了。她劝妈妈："你把她丢了，活着还有啥意思？ 小水子(我爸爸的小名)回来咋交待哦？"妈妈泪流满面，只得咬紧牙关，硬挺下来。
    唉，国家遭受侵略者蹂躏，国人深受战祸苦难。在国弱民穷的年月里，爸爸和妈妈远隔千里，爱能莫助，只能各自经受折磨。
四、心向北斗，执着求索
    1940年秋，爸爸已在贵州桐梓工作半年。桐梓距当时的陪都重庆较近。在那里，爸爸又读到不少进步书籍。其中，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对爸爸有很大启迪。加之可以看到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眼界更为开阔，政治思想上进一步确定：国民党不行，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其时，测量局要在西安组建西北测量分局。这矛头显然是为了对付共产党。爸爸想：西安距抗战圣地延安较近，投奔延安的机会较多，就报了名，并获得批准。
    爸爸从桐梓北上到重庆后，就逛书店，会朋友，找亲戚。此时，我二伯及其岳父一家已在重庆。前述丁惠民，在重庆任后方勤务部少将人事处长。我的一位堂伯父戴荫培在少将人事处长身边任职。宣家杰也已回到中央大学继续学习。
    爸爸落脚在我堂伯父戴荫培工作单位的新桥宿舍里。十多天后，戴荫培替爸爸弄到一张开往西安的货运卡车免费车票。临开车前，一下上来二十多人。车上已装满物资，搭车的人们只能坐在物资上面。爸爸挤坐其中，两手抓住随身带的箱子和行李卷。车过歌乐山时，猛然一颠，把车上一些人抛向上方，跌落在地，有的当场摔死。幸运的是，爸爸手抓行李没放。他是连人带行李一起落地，行李卷刚好垫在他身下，只膝、肘和面部几处受到挫伤。摔伤的人被送进附近的医院，汽车自顾远去。爸爸经医院给伤处清洗、消毒、缝合之后，自己搭车回到新桥住处。
    此时爸爸所领路费，已不够去西安盘缠，决定在重庆另谋生路。在新桥后勤部卫生处的医务所换药的时候，结识了一位安徽老乡丁之斌。他告诉爸爸，在他供职的卫生处正有一个绘图员缺额。爸爸拿出测量学校的毕业证书，请丁惠民给卫生处长写了一封推荐信，当即被录用为上尉绘图员。
    爸爸在这个卫生处留下来，干得得心应手，单位也很满意。工作量不多，时间很宽裕，爸爸又可以游览书刊，星期天到中央大学找宣家杰聊天，海侃延安、重庆见闻，更添向往延安之心。以致爸爸给《新华日报》社写了一封自荐信。介绍自己是一个追求光明，仰慕延安的进步青年，希望能够投奔延安，请求报社给予指点和帮助。几天后，《新华日报》社用化名给爸爸写来回信：肯定他追求光明，仰慕延安的志向；说明现时投奔延安的危险和不便；告诉他，在全国各地都很需要进步青年参加抗日救国的工作，只要意志坚定，就能实现自己的理想。这封信给22岁的爸爸极大鼓舞，增强了他追求光明，投身革命的决心和信心。
这年10月，爸爸从报纸上看到大中煤气汽车公司的广告：招聘中学毕业生，由中央工业职业学校培训半年，毕业后从事该公司新发明的用无烟煤作燃料的汽车驾驶工作。爸爸想：到工人中去，会找到先进队伍；学开汽车，容易行动，便于找到参加革命的机会。于是想起保存的那张姓名叫凌翔的毕业证书，决定用它前往报考，避免测量局和卫生处追踪找事。爸爸经考试录取进入工业职业学校学习后，就不再使用戴荫淮的原名了。
    工业职业学校在重庆沙坪坝，与重庆大学、中央大学毗邻。在此，爸爸和宣家杰见面更多。经常从宣家杰手中借书看，借不公开的进步"小册子"看，还能听到报纸上看不到的一些消息。
    1941年1月上旬，蒋介石背信弃义，制造皖南事变，反诬新四军叛变。《新华日报》冲破新闻检控，刊出周恩来两条亲笔题词："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及"为江南死国难者致哀"。大量背景材料从大学里流向社会，激起社会各界人士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极大愤恨和抗议。为防备国民党反动派镇压，学校一些平时可能已暴露的中共地下党员必须疏散。宣家杰为他们募捐路费。爸爸把身上的钱都捐了出去。
    1941年夏，爸爸在职业学校培训班结业后，曾留在大中公司，跟汽车，当助手，用无烟煤作燃料，干了几个月。有一天，爸爸拜访在培训班教汽车驾驶和修理的王瑷老师。王告诉爸爸，在昆明有个同昌运输公司，经营从缅甸进口新汽车等物资，请王去当总工程师。王要爸爸跟他去当技术员。爸爸想在汽车技术上得到更多的学习和锻炼，就答应了。
    他们从重庆去了云南昆明，从昆明乘公司的车，到与缅甸一河之隔的畹町。那个时候，畹町是滇缅公路的一个通道，发展很快。公路两侧都是用竹材建造的房屋。爸爸在同昌公司的汽车修理场当技术员，带几个工人，搞进口新汽车验收和自用运输车辆捡修。当时，大量汽油从滇缅公路进口，几乎家家都有汽油存放。有一天，畹町一家着火，引起汽油桶爆炸，爆炸残物冲向天空，落到哪里，火就烧到哪里，满街的竹材房屋着火了，草地、山坡着火了，畹町成了火海，非常恐怖。爸爸所在公司的厂房和仓库都是用铁皮盖顶，对落下的火种，大家奋力扑灭，得以保全。因救火有功，公司给大家发了奖金。
    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同时把战火扩大到东南亚。缅甸被占，大批缅甸华人通过滇缅公路向畹町涌来。1942年夏，日军从滇缅公路向中国云南进攻，畹町吃紧。同昌公司决定后撤。爸爸乘坐的汽车上放着一套进口的汽车检修设备，为公司的车队殿后。一路上车流、人流挤满车道，行车非常缓慢困难。紧赶慢赶，车到惠通桥头，桥头张贴着当局的告示：为阻止日军进袭夺桥，准备炸桥。爸爸所乘汽车过桥不久，桥被引爆，炸塌。公司有几辆掉队的车没有来得及过桥，人、车都联系不上，丢了。从桥上过来的车队继续北上，到保山市境内，大家才喘过气来。把车开到枯柯河边，用河水冲奶粉充饥。之后，日夜兼程，赶到昆明。在昆明，老板给了爸爸一笔奖金和遣散费。爸爸就脱离了同昌公司。
    爸爸在中央工业职业学校学习时，有两个最要好的同学：梅树淇和陈炳生，直到现在近70年，仍亲如兄弟。爸爸从畹町回到昆明时，梅树淇正在永利化学公司昆明修车场工作。有一天，爸爸去看梅叔叔，两人到饭馆吃饭，巧遇职业学校教电工学的李炳甲老师和修车场赵场长。爸爸向李老师说了从畹町撤退的经过。赵场长知道爸爸是李老师的学生，这时没有工作，当场邀请爸爸到他的修车场当技术员。爸爸在永利修车场只工作了几个月，因以下事由离去。
    去过延安、进过抗大的宣家杰，到底是不是共产党员？爸爸不便问。宣家杰在老家有妻室、孩子，却还和教育学院的女生傅英棠热恋，是尽人皆知的事情。有一天，爸爸收到傅从已迁到乐山峨眉县的学校写来的信。信中说：宣家杰要从安徽回四川，需要盘缠。爸爸即把自己的奖金、遣散费等一大笔钱汇给傅，请她转汇给宣家杰。爸爸这样做，是因为一年前他在重庆时曾与宣家杰相约：宣家杰从中央大学毕业后，去当时新四军十分活跃的安徽老家"找机会"，一旦有"机会"，爸爸随后也去。这"机会"的含意，两人不言自明。
    不久，宣家杰回到四川。爸爸立即辞掉昆明的工作，赶到峨眉。与宣家杰见面后方知，宣在安徽没有找到"机会"，只是回到沦陷的家乡，办了和妻子的离婚手续，准备不久在傅英棠毕业后与傅结婚。爸爸大失所望，心里明白宣家杰"不是共产党人"。三人同游峨 眉山后分手。从此不再对他寄托希望，彼此联系也少了。
    爸爸回到重庆找工作，囊中羞涩，几个月食宿全靠好友陈炳生出钱安排。
    1943年春节后，经李炳甲老师推荐，爸爸受聘到甘肃油矿局天水修车场当技术员。
    那年夏天，爸爸在天水与思想进步的胡伯可相识。几个月后，爸爸调到广元段生产处工作，认识了胡伯可介绍的沈毅及其夫人任中妙。次年夏，沈毅介绍爸爸结识了在重庆中国工业原料公司工作的程若冰。

 1998年爸爸80岁，相约在南京的陈炳生(左二)同到徐州梅树琪(左三)家小聚， 在烈士陵园合影。
    一本革命回忆录中写道：程若冰，曾名程昌林，后名凌则之。他1920年生于江苏淮安，幼时家庭贫苦。进步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办新安小学，才使他有机会读书。陶行知办学的方针是：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1935年8月，新安小学师生组成"新安旅行团"，在社会各方面的支持下，他们蹬上蒲草鞋，打着兰底白布三角团旗，从大江南北，到塞北高原，坚持宣传抗日救亡。1938年5月，他们从兰州到西安，想去陕北边区。经林伯渠和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耐心说服，他们认识到"新旅"应该继续在国民党地区进行抗日宣传。为了培养干部，他们选派三名成员，到陕北学习。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的同志，让三名"新安"团员穿上八路军军装，乘坐军车，去了延安。程若冰就是这样进了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并在那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四个月后，他们从延安回到汉口，周恩来同志找他们谈话，意味深长地说："新安旅行团已经很红了，你们还要回去？"谈话后程若冰到了重庆。
    爸爸结识程若冰后，两人谈得相投。程谈了自己曾是新安旅行团成员，去过延安。爸爸也就把自己向往延安，曾给《新华日报》社写过信，并得到报社的理解和鼓励，和自己一直抱有的向往，告诉了程。
    程若冰当时到广元的具体业务是对设在陕西省眉县工厂生产运来的石墨粉验收，然后再装船从嘉陵江运到重庆销售。此后，爸爸经常帮助程办理业务，甚至有时货物到了，程没有来，爸爸就替他办理。这年秋末冬初，爸爸收到原昆明同昌公司副总工程师胡笃谅的来信，邀请爸爸到重庆下游几十里的长寿县的一家面粉厂任技术员。胡当时是该厂的总工程师。爸爸答应了。正好程若冰在广元办完业务要回重庆，还有程所在公司的一位同事任中衍，从四川省南江县过来，于是三人同乘汽车到重庆。他们留爸爸在他们公司小住。晚上，爸爸和他们一起在二楼办公室开地铺睡。爸爸看到这个公司工作的人都很年轻，显现出一派热气腾腾的势头。
    爸爸到长寿面粉厂工作不久，1945年春节来临。程若冰又邀请爸爸到他们公司过年。除夕之夜，该公司经理孙友余和公司的几个同事，为将去美国留学的朋友开茶话会送行。爸爸也一起参加。其间，孙友余找爸爸攀谈。他自我介绍，是安徽寿县人，问爸爸的情况。爸爸如实谈了自己的经历和家庭情况。孙友余笑着说："你们看，人家老凌多老实，不像你们老家有老婆还不承认。"就这样，他极其老练地掩饰了他对爸爸面对面的考察。
    春节后，爸爸回长寿面粉厂上班。不久，程若冰写信给爸爸，说是陕西省眉县石墨厂的设备有毛病，公司想请爸爸到石墨厂工作。爸爸当然愿意。随即向胡笃谅提出，要离开面粉厂去中国工业原料公司。胡非常痛快地同意了。
    爸爸在眉县石墨厂工作期间，曾给胡笃谅写过信，没有得到回音。此后断了与胡的联系。直到解放后，1953年在北京，第一机械工业部成立大会上，爸爸与胡笃谅不期而遇。此时，胡在一机部汽车局任处长，他妻子后来是财务司长。胡告诉爸爸：在爸爸离开长寿不久，他就和当时在重庆的未婚妻一起去了延安。他和爸爸两人当时都未言明，却是"人以群分，殊途同归"。
    1945年4月，爸爸到中国工业原料公司报到，参加工作。就这样，可以说爸爸是在不知不觉中走进了梦寐以求的革命工作之门。
    此后，在填写个人履历时，爸爸都是如实地写上：1945年4月参加革命。
    新中国成立不久，党和国家把参加革命工作，划出四个历史阶段：1937年7月7日前为革命初创及红军时期；1937年7月7日至1945年9月3日，为抗日战争时期；1945年9月3日至1949年10月1日，为解放战争时期；1949年10月1日以后，为建国后时期。
    爸爸是属于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工作的老干部。2005年获得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章。